特殊的历史造就特殊的阶层，在“文革”开始之后，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出生的“黑五类”后代有了一个统一的称谓——“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需要教育，是因为他们的政治血统不够纯洁。可以教育，是因为教育者自信能够改造他们的世界观。

相对于“黑五类”而存在的，是革命的依靠对象——“红五类”。他们由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贫农和下中农组成，其子女也天然地被归为左派。“黑五类”子女和“红五类”子女不是同类，但和自己的父辈也不是同类。多年的革命化正统教育，成功地让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背离了父辈的政治立场，渴望着社会认同自己对执政党及其主导事业的忠诚。

应届毕业生的集体下乡，把一大批这样的不左不右的知青搬到了兵团。

对于兵团现役军人而言，管理几十万知青和管理部队的战士大不相同。在部队征兵的对象中不包括“黑五类”子女，战士的政治血统纯正，对他们只需要提高无产阶级觉悟。而知青在政治出身上则要复杂得多，其中很多人都面临着是否愿意和自己的剥削阶级家庭或反动家庭决裂的政治考验。兵团的对策是执行党的“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政策。其中，“有成分论”是管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基本前提，这一点在对敌斗争形势十分严峻的边境地区尤其不能忽视。

在对知青的使用和培养上，兵团的基本方针是优先考虑家庭出身好的知青，同时避免对出身不好的知青采取歧视态度，对其中工作表现突出者，还要给予“适当”的发展机会。“适当”的含义，是指可赋予他们一定的荣誉和责任，比如说可以被评选五好战士，可以被发展入团，可以走上技术、医疗、宣传、教育等业务岗位，有的甚至能得到推荐上大学的机会。但在他们中间很难出现党员和英模，政工岗位也基本上和他们无缘。我接触到的所有承担这类职务的知青干部，无一不是家庭出身响当当的人。“红五类”子女在兵团的干部使用和党员发展上是优先的，而在把枪杆子交到谁手中的原则问题上，“优先”就变成了“必须”。

1969 年1 月1 日，兵团在《请示组建战备值班分队问题》的报告中建议：“兵员在兵团战士的知识青年中按现役军人的政治、身体条件选征。”在当年3 月30 日的兵团《关于落实政策、组建战备值班分队工作会议纪要》中，把选拔值班分队战士的政治标准明确为：“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不得编入战备值班分队；直系亲属被我政府判处死刑，或在政治运动中畏罪自杀的，现在押和被管制者，不得编入战备值班分队；直系亲属或对本人影响较大的旁系亲属在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国家和香港、澳门、台湾等地担任反动职务，或从事反革命活动者，不得编入战备值班分队。”

在发不发枪的问题上，出身政策中的“有成分论”被兵团充分彰显，这就向家庭出身不好的知青明白无误地传递了一个信息：你们不受信赖！仅此一项，已足以让这些年轻人意识到，自己身处左、右之间的政治处境在北大荒依然无可更改。

5 师50 团16 连的“小六九”北京知青张振娅的父亲是职员，但爷爷的成分太“高”，解放前是“京城四大名医”之一，有过自己的中医诊所。在建国后定成分时，老头儿被定为资本家，张振娅自然就成了剥削阶级的后代，履历表上填写的出身是资本家。

“资本家”这三个字带给她的压力体验，最早出现在“文革”初期的“抄家”。那时她还在小学6 年级。看见那些比她大两三岁的孩子拿着派出所提供的“黑五类”名单冲进她家时，在北京享有“金针王”之称的爷爷长期治病救人带给她的那种骄傲在瞬间破灭了，她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作原罪、什么叫作耻辱。为了洗刷这种耻辱，她决定以投身屯垦戍边来证明自己能够和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在边疆能拿枪保卫祖国，是她报名上兵团的强劲动力。但在连队选拔武装战士时，她彻底失望了。

她说：“我们这帮‘小北京’到连队不久，连里开始组建武装排。领导一翻我们这帮人的档案材料，没有几个红五类（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出身的。那时定出身特别损，查你祖宗三代，谁的成分最不好，你的出身就跟谁。我的出身要跟爷爷，算是资本家的孩子。兵团的枪杆子不能交到资本家子女的手上，我只能每天看着武装排的女战士扛着枪出操训练，下地干活时那些枪被架在一起，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我羡慕得哈喇子都快流下来了，真想上去摸一摸。

“武装排是知青中的精神贵族，她们出身好、受信任，有参战的权利，住宿也不和我们安排在一起，连里专门有两个房子让男女战士住。但是时间一长就不一样了，她们仗没有的打，麻烦事倒是一直不少，下地除了要带农具，还得扛上一根挺沉的‘烧火棍’。收工后，我们回宿舍后的时间是自己的，又玩又闹的，她们还得擦枪。最后她们自己也没有了兴趣，扛着枪挺重不说，搞不好枪油还会把黄棉袄弄脏了。这让我们这些政治异类得到了一点儿心理上的平衡感，觉得大家都有得有失，扯平了。”张振娅后来办了到山西插队的手续，从兵团到了我所在的村子。至今我还记得她那时和我说过的一句话：“真羡慕你们这些家庭出身好的人，你这样的要是去了兵团，肯定能扛枪！”

在北大荒背负过出身包袱的，还有一批其父母由“革干”变“黑帮”的知青，他们为自己的家庭出身既感到过骄傲，又体验过耻辱。来自北京28 中的女知青郑田芬就有过这样的经历。她的名字本意是“正分田”，代表了父母“均贫富”的那一段干革命的经历。父母的政治身份的变迁，直接影响过她的政治待遇。在她于1967 年11 月21 日乘坐知青专列前往北大荒时，这种变化还没有开始。她说：

“1968 年4 月下旬，我突然收到大妹妹从北京寄来的信，信中居然直呼母亲的名字，说她已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关押起来，父亲也被当作走资派关进‘牛棚’。她还很革命地告诫我：要站稳立场，与那两个人划清界限。信的笔迹是亲人的，口气却是陌生的，让我不寒而栗。我一下子被打懵了，头晕目眩不知所措。当天下午我请了病假，躺在炕上反复思考这件事，绞尽脑汁地回忆妈妈有什么反革命言行，结果什么都没想出来。

“要说我父亲是走资派还算擦点边儿，他是1937 年从汕头经香港奔赴延安的老八路，解放后长期主管全国农业机械化的工作，在八机部拖拉机局当副局长。可母亲是1944 年在惠州参加的东江纵队，在八机部不过是个普通的科级干部，长期从事后勤和文秘工作。她办事认真、做人低调，人缘好得很，还被评过部机关的优秀党员。运动来了以后，她没有参加过任何派系斗争，怎么会突然就‘反’了呢？我百思不解，心里一片迷茫。

“兵团成立后，我们和平农场3 队被改名为4 师35 团3 连，大家都为成为准军事化单位的一员欢呼雀跃，我也暗暗庆幸自己早一步来到这里，要是晚半年来，兵团也许不会收我这样的人。我把痛苦埋在心底，白天拼命干活，夜晚偷偷掉泪。黑帮父亲、反革命母亲，在那个年代是天大的政治压力，是奇耻大辱，我不知道未来的路该怎样走了。

“我以为只要自己不说，连队里谁都也不会知道我家出了什么事。没想到，父母机关里的造反派把情况通报给了连队。当时只要父母中的一方有政治问题，孩子就要倒霉，何况我的双亲都‘反动’了，我感到了连队对我的监督。那时，我收到的信件的信封一侧常常是开着口的，而其他人收到的信件都封得好好的。

“1969 年兵团组建6 师，35 团负责为6 师62 团组建6 连。我被分配到了6 连。随着边境局势的日益紧张，位于反修前哨的兵团加强了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管理。那会儿连队开会传达报告都是内外有别，听重要文件时，有些人是不能参加的，我就享受过这种待遇。当然，忆苦思甜这样的会是少不了我的。

“有一次我在忆苦思甜会上打了盹儿，当晚成了排务会上的众矢之的。在座的排长、班长和文书都知道，当天白天我早上3 点多就起来脱砖坯，干完活才吃早饭，饭后别人回宿舍补觉，我又奉命帮助文书为下午开会做准备，又是贴标语，又是布置会场，到开会时实在是太困了。尽管在会上悄悄打盹儿的人不止我一个，但就是我被盯上了，我打盹打出了一个‘立场问题’，怎样辩解也无济于事。

“会后，我成了孤家寡人，连平时与我最要好的朋友也不和我说话了。长时间的苦闷，此刻变得越发沉重，我在夜间走出宿舍，望着在星空下发光的水泡子发呆。一个从未有过的念头冒了出来：我要是一头扎进去，不就一了百了了吗？但是，我的家人会怎样想？我被自己的这个想法吓了一大跳，全身开始颤抖，好一阵才冷静下来，我赶紧转身回到了宿舍。

“我是一个思想正统、不甘落后的人，眼下的这种歧视、屈辱和孤独，让我难受得常常落泪。直觉告诉我，我必须尽快摆脱这种压抑状态下的绝望感。恰好这时父亲来信说，他和大妹妹已经到了依兰县的五七干校，离我不远，希望能见我一面。

“1970 年1 月，我请假去了依兰。父亲向我讲述了家里的变故。原来，母亲是遭人诬陷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文革’前夕，母亲在一次科里开会时和别人讨论过江青的历史经历。运动开始后，造反派组织据此把我母亲打成‘反革命’并送进了监狱。父亲告诉我，母亲讲的是事实，她不是‘反革命’。

“母亲在北京的监狱里被关了一年半后，又被转到山西的监狱，直到身患重病快不行了，才又被送回北京公安医院治疗。1971 年8 月，母亲终于被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宣告无罪释放，而且被恢复了党籍。但三年半的监狱生活对她的身心折磨摧毁了她的健康。1973 年下半年，她因腹痛和反复呕吐住进医院，经检查发现已是胃癌晚期，3 个月后她离开了人世。

“父母在政治上的翻身，在那个年代是对儿女的最大恩惠。我在兵团的处境改善了。母亲被平反的那年我入了团，1974 年我又入了党，还被安排在了教学、文书、出纳等重要岗位上。后来我又被调到团部小学，并在那里被推荐上了大学。我一直是我，但我的生活却是随着父母政治身份的变化而起落的。从此之后，我再也不会以家庭出身来识别一个人的善恶。”

3 师21 团3 营的北京知青周光宇的家庭出身也是到兵团后开始恶化的。他的父亲是化工部从事橡胶研究的知识分子，历史上参加过国民党。在他下乡以后，父亲的政治面貌进一步恶化。这样的家庭背景，注定了兵团对他无法重用。

他说：“我是北京师院附中‘老初三’的。毕业时，同学们最好的出路是当兵，其次是去‘大三线’工厂，再往后是去黑龙江农场，最后是插队。我们学校的干部子弟多，有后门的人都当兵了，青海五六钢厂也去了一批人。这些好事轮不到我，只能报名去农场。我在1968 年6月30 日到了853 农场，被分在了3 分场3 队。去后没过几天，宣布成立兵团了，生产队更名为3 师21 团3 营27 连。我们连是改制的试点单位，连长和指导员由军人指定，选出身好、没有历史问题的人担任，后来又提拔了几个能说能干的知青当副连职干部。

“兵团时期对家庭出身不好的知青的使用，‘有成分论’是前提，这就决定了我们和出身好的人在政治待遇上注定要有差别。就在我到兵团半年多后，父亲在北京被揪出来了，被定为‘逃亡地主’，被赶回了老家湖南。1969 年我们团修简易飞机场，本来就是体力劳动，但事关战备，连队不敢让我上。推荐上大学时，我已经被推上去了，但到了团里政审时，又把我给刷下来了。直到父亲平反后，我在兵团才得到正常使用，当上了生产统计，1975 年我被调到3 分场6 队当农业技术员。出身带来的歧视给我留下了太深的印象，把我整得心里发凉。我在工作上一直努力，但再也无心靠近组织了。直到后来当了副场长，我还是不再想入团入党的事，伤心了。

文章来源：《生命中的兵团》作者：朱维毅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转自：同期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