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69届初中生，我一直摆脱不了“69届人”的情结。目前有关“69届”的阐述，“文革”研究文献几乎没有涉及。当“老三届”这一名词载入红卫兵运动或知青运动史册时，“69届初中生”或“69届现象”这些特有名词却一次次被人忽略。69届人是“文革”时期最为失落的一代学生，如果评价“老三届”人是“苦难与风流”，那么我们69届人仅存“苦难”一说；“老三届”分别有初中和高中的六届之分，而我们没有，我们69届是清一色的一届初中生。疯狂的“文革”祸起时我们仅仅是6年级小学生。1966年6月小学停课，我们受的所谓正规教育就此为止。小学不再管辖我们，“文革”乱世中的中学也没有及时接纳我们。一时，我们成为动乱年代的“流浪儿”。直到1967年10月我们才被就近的大境中学收编。我们在中学几乎没有上过一整天的正经课程，却经历了疯狂年代的种种荒唐。1970年后，我们竟然一律被戴上“知青”帽子，全体发配到各地农村接受“再教育”，“一片红”式地上山下乡，几无幸免。风雨凄凄，赤日炎炎，岁月蹉跎，人生迷茫，近十年的磨练，激情燃烧已尽，青春慢慢褪色……

星移斗转，风云变幻，历史却翻开戏剧性的一页。上海变了，昔日的民办大境中学冠上“上海外国语大学”头衔，变身为一所市级重点高中。与此同时，我们69届人却身心疲惫，两手空空，陆陆续续地从穷山僻壤返回繁华喧闹的上海。没有人关注我们的起点和成长过程，市场竞争只承认结果。当年叱咤风云的前知青名人销声匿迹，曾经高唱入云的豪言壮语清寂无声，蹉跎岁月的历史画面更是过眼烟云；取而代之的是光怪陆离的新概念：“勤劳致富”、“能赚会花”、“自学成才”、“下海创业”、“知本家”或“洋插队”。价值交错，青春耗竭，生不逢时，机遇擦肩，部分69届人在社会转型，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时，因学历劣势成为企业大刀阔斧裁员对象，沦为新时期社会的弱势群体。

由此可知，69届人是受害于“文革”灾难最深重的一届中学生，是在共和国历史夹缝中生存的特殊群体。当年，我们没学到什么知识，对母校似乎也没多少感情；今天，我们头顶上没光环，母校大概也不会认同我们作为校友。我们唯一值得自豪的是我们基本读完小学课程，在下几届人面前，我们往往自诩是正宗的“小学本科”。但更多的时候，我们只能在某些特定场合怀着自卑和遗憾无限辛酸地说，“我是69届的”。不过，这是一句许多人听不懂的话。

那一年起，没有了中考，我们69届就近进入大境中学。大境中学原是一所妇产科医院，场地极为狭小，校舍破烂，设施陈旧。“文革”初期的大境中学处于混乱无序状态。当时校门口迎接我们的是触目惊心的对联：“庙小妖风大，水浅王八多”，校园墙上贴满标语：“打倒×××”、“砸烂×××”……。学校的阳台是武斗时的中心“堡垒”，阳台墙边堆着许许多多类似手榴弹功能的石灰包和石块以及系有红缨的长矛等“武器”。学校基本不上课，许多老教师靠边，校园气氛和场景是激情愚昧，荒唐恐怖。后来工宣队来了，军宣队也来了，整个学校以红卫兵团编制，年级为连，班级为排，班干部重新调整为“军事化头衔”。学校似乎复课了，阶级斗争却成为主课。每天的语录背诵、口号呼喊、标语张贴或大批判运动，浪费着我们的花季时光。当时学校的阶级斗争有三种：一种是批斗生造出来的阶级敌人——旧时代培养的优秀老教师；一种是参加社会阶级斗争，比如配合“文攻武卫”的“红色台风”运动；还有一种阶级斗争是虚拟形式的，即所谓搞大批判。

我们69届学生既不像老三届人多少上过一点名副其实的中学文化课程，也不像后几届学生“复”了“文革”改编教材的“课”；我们几乎没有上过一整天的文化课。69届的所谓课程大致有三类：学习毛著、大批判运动、到工厂或上海郊县参加劳动。真正上文化知识课的时间少之又少。我记得，教语文的张燮文老师偶尔借题发挥传授点语文知识，比如借读“语录”之机讲修辞，借读“诗词”之机讲古汉语；教英语的黄健良老师有时也会教点英语油印教材；教数学的郁维益老师在下乡时指着工厂的烟囱，教我们如何通过测量距离和角度，得到烟囱的高度。唯一有一次说是数学摸底测验，我用自学的因式分解简化运算了一道需要繁杂计算的数学题，受到刘惠林老师高调表扬，当时的快乐心情，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学校图书室封闭多年，但是木板隔断不高，翻过隔断就可以进入。记得有几次，我与同学乘黄昏时分翻身而入，“偷”出了一些书籍，印象最深的是一些60年代初出版的书，如《奔向明天的科学》、《苦斗》、《神秘岛》和《牛虻》之类的书。

学校不上课，我就开始自学。读英语，学数学，背古诗，无目的地浏览各种书籍和文章（包括判为“毒草”的反面教材）。记得在一次批判张燮文老师时，批判者揭发他写在日记中的“反动诗”：“满城风雨论海公，诸君刀笔实太凶。除霸退田竟有罪，清官污吏一律同？城门失火是吴晗，池鱼殃及害乃翁。早知今日定是非，不学孔孟学雷锋。”我在旁听了觉得真是一首好诗，就默默地念诵着牢记在心。这种非功利学习的方法和自由，对于养成我后来的自学能力有着间接的影响。当时处于边缘化的我，只能参与学校写画大批判专栏，我以此为机会，开始学习绘画和书法。我从叶明老师那里学到绘画的技能，特别是绘制大幅宣传画的技能（这为我下乡增加了生存能力和生存空间）。

就是这样极少的所谓初中课程学习，69届也是断断续续，反复无常的。到1970年大规模上山下乡为止，我们69届学生在中学的逗留时间仅仅2年3个月。69届真是空前绝后的一届！

1970年3月25日，我随大境中学的部分69届同学到赣西北修水农村插队。插队落户的那个小村庄山明水秀，风光旖旎，还有诗一般的名字——琵琶潭。农村的贫困和愚昧是难以想象的，农民的纯朴和善良也让我终身难忘。插队7年中，我与其它知青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犁田、插秧、除草、收割、挑担、护林，成为不太正宗的农民。我还当过几年民办教师，在一座破旧的祠堂里对着一大批贫困农家孩子讲课。下乡期间，我一度流离失所，四处游荡，先后当过电站民工和矿场民工，属于当年的知青“盲流”。

我带了整整两箱书下乡，利用劳动空余时间自学。花大部分休息时间自学英语，7年间自学了许国璋英语四册、俞大絪英语两册（当时，我竟然不知道俞大絪先生是曾国藩的曾外孙女、陈寅恪先生的表妹、著名化学家和教育家曾昭抡先生的夫人，更不知道她已在“文革”初期含冤逝世。），读了其他英语读物，坚持收听美国之音（VOA）的“ENGLISH 900”和“Special English”的广播；学完了初中和高一数学，学完了初中理化知识，浏览了“文革”前中学各种科目的教材，还读了许多名著和文学作品（农村中学和农舍竟然保留了许多“禁书”）。我经常悄悄独自外出，访问老红军、老兵、老人和农村知识分子（其实是受难人群，其中还有“胡风集团”的人物），了解有关民国时期战争和农村社会的事实，这些都是在学校里得不到的知识。

为了回避田间劳动，赢得时间休息和学习，我参与公社和大队的宣传栏目的写、画，临摹放大许多有关农业学大寨的政治宣传画（主要是水粉画或油画）。我练习起了素描，为农民画素描头像。后来在一位上海画家的指导下，我的素描技能提高很快，许多农村老人在生命最后时期，都请我去给他们画遗像（农村穷，农民没钱拍照）。

经历现实生活的磨难，我真正体验到绝望要比贫困更可怕。尽管生活乏味，前程渺茫，但我的自学始终没有中断过。知识给予我生存信心，读书让我生活充实，我从学习中得到希望。我深知，家庭没有背景，只有付出更多努力才有出路，机会总会眷顾有准备的人。我记得自己每每心情郁闷，或者体力疲倦时，会独自躺在原野草丛中，凝视蓝天白云的瞬息万变，或仰望夜空繁星的璀璨壮观，想象着未来时空的深邃莫测……。

果然，VOA最早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与此同时，我也病退返回上海，分配在里弄加工厂做搬运工。几个月后，我通过上海市统考，考取了南市区英语代课老师资质，派到一所中学当英语代课老师。我感到欣慰的是这几年的精力没有白花，自学的英语终于派上了用处。

我开始准备迎接高考，并考虑选择报考的专业。我的画家老师劝我放弃美术，一是因为我的美术功底还不过硬，二是当时的美术人才太多而美院招生数却极少。父亲坚持要我报考理工科专业，他认为文科危险。我对理工科没底，但还是听从了父亲的话，放弃报考文科。69届的我毕竟文化底子薄，书到用时方恨少。我开始复习和续学数学、物理和化学，利用业余时间拼命看书，做习题，还到中学旁听数理化课程。迎考前，我请假在上海图书馆突击复习了一个多月时间（我在上图结识了不少同命运的69届伙伴）。1978年我终于考上了大学，读的是机械专业。

四年学习毕业后，我被分配在一家汽车零部件工厂从事技术和产品研发。又过了十年，我调往上海的一家汽车研发机构，从事技术研发、技术经济研究和技术管理。20多年来，我在物欲横流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忍受清贫，享受着研究和工作的寂寞。我从底层干起，先后负责汽车产品和技术的研发，完成许多重大项目和课题研究报告，发表专著、论文数百篇，获奖多项。时代变了，在实践和工作中，我深刻体会到“知识改变人生”。

回顾人生的轨迹变化，我深感69届群体人生道路的坎坷和艰辛。在现实奋斗中，我也深知由于自己人生底色上的沧桑烙印与先天不足，这包括综合素质的不足和知识结构的不完整。在上世纪末，我们返城就业后，其实与后辈起跑线虽同而底子大不同。我们前有海归和高学历强者阻截，后有年轻追兵（60后大学生）追逼，旁有国企职工先发优势的制衡。我们只有持续学习，不断更新知识，才能保持优势或者至少不落伍，才能适应“后知青时代”的生存与竞争。

时光流逝，岁月如梭。上海这个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革。全球化、市场化、城市化、信息化、后工业化风起云涌，惊涛拍岸。与此同时，知识竞争，文凭至上，经济拼争，物欲横流，迫使69届群体卷入过度的社会博弈。如今69届人大都已年过半百，开始“奔六”，逐渐淡出社会主旋律。尽管通过“前知青”和“后知青”时代不同历练，69届人表现出不同的人生百态和两极分化：有喋喋不休“蹉跎岁月”；有唠唠叨叨“大有作为”；有耿耿于怀“苦难人生”；也有强颜欢笑“青春无悔”。由于共同生活经历和相近生命感受，昔日大境69届人无论理念如何，纷纷从分散的社会角落汇入“大境中学校友会”这个共享平台，互相寻求共同的回忆和关怀，通过诉说和倾听，在感情交流和互动中释解“69届人”的独特情结。

我们熬过了苦难，但决不会赞美苦难！回顾疯狂年代，并不是要对苦难泄骚，而是为了理性地反思过去和反省自身，更好地前瞻新时期的社会变革和转型。我怀念当年的老师和同学，因为我们毕竟共度了那段荒唐的岁月；我感谢当年的知青同伴和当地知识农民，是他们支持我在逆境中提高生存能力，争得读书时间和持续学习。想起他们，我不敢有丝毫的停顿和懈怠，要更加地努力和谦卑。因此作为69届人，我特别关注69届或知青群体的生存状况。我经常抽出业余时间参加有关知青的社会活动（例如69届校友会、江西修水知青联谊会、其他知青联谊会)。我还出席了复旦大学等联办的“2008知青学术研讨会”，宣读论文《新时期知青文化资源初探——以上海地区为例》。

以上文字是我作为“69届人”通过人生轨迹和心路旅程的阐述，抒发自己的感悟以及有关“69届”情结的杂感。希望能得到知青朋友们的指正。

来源：华夏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