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定七箭】杨艳伶| 植根本土，浅吟低唱 ——达真创作解析
（本文刊于《阿来研究》第12辑）
（本文作者：杨艳伶）
当人们不再想当然地仅将西藏看作是藏区时，广大藏区才会以完整清晰的面貌得以呈现。如果按照方言划分，藏区分为卫藏、安多以及康巴三个地区。其中，拉萨以西的高原大部被称为“卫藏”，卫藏又分为前藏（拉萨、山南地区）、后藏（日喀则地区）和阿里（整个藏北高原）三块；念青唐古拉山——横断山以北的藏北、青海、甘南和川西北大草原为“安多”，“安多”又称“阿垛”；横断山区的川西甘孜、阿坝两个藏族自治州、西藏的昌都地区和云南的迪庆地区被称为“康巴”。简言之，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地所属藏区构建起了完整意义上的藏区地理版图。
藏区自古就流传着“卫藏的宗教，安多的马，康巴出人才”以及“法域”卫藏、“马域”安多、“人域”康巴之说。康巴藏区因其厚重悠久的人文历史、雄奇壮美的自然山水和性格特点鲜明的人而受到广泛关注，这样的一片土地自然需要清晰深入的人文表达或文学书写，但“上千年流传的文学典籍中，几乎未见正面的书写与表达”[1]。及至两三百年前后，书写这片土地的还是清廷官员、外国传教士以及探险者等“他者”群体，本土书写者的缺位缺席无疑是一件颇为遗憾的事情。近年来崛起于中国文坛的“康巴作家群”因此被视为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乃至文化现象，甚至被看作是继上世纪80年代让整个文学界为之侧目的西藏新小说创作热潮后，又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藏族聚居区文学现象。与上世纪90年代的“陕军东征”有着诸多类似之处，这个作家群体的集体亮相与共同发力，无论是话题度、关注度，还是创作实绩，都让人看到了该区域文学勃兴的强劲势头和潜力。
“康巴作家群”是以中青年藏族作家为主体，同时也包括汉族、回族、彝族作家在内的多民族作家群体，作家们立足康巴高原，大都以汉语作为书面语言，状写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上所发生的一切的细微感知与敏锐洞察，展现藏地人与神、人与宗教、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离、和谐背反的复杂情状，进而呈现出“祛魅”后真实的康巴藏区、康巴精神和康巴人。这些作家就是益西泽仁、列美平措、格绒追美、达真、高旭帆、雍措、嘎子、亮炯·朗萨、旦文毛、贺先枣、胡庆和、赵敏、桑丹、尹向东、泽仁达娃、列美平措、洼西彭措、拥塔拉姆、泽仁康珠等。“康定七箭”的中坚力量，并以“康巴三部曲”（ 《康巴》《命定》，第三部尚在创作中）为人熟知的达真，其作品在主题意蕴、文化指向以及精神向度等层面，都提供了较大的阐释可能和解读空间。
一、
康定大地的深情歌者
严格来讲，出生于1962年的达真对家乡康定的书写之路起步较晚，从西南民族学院（现西南民族大学）毕业近20年后，方才真正将关注的目光投向自己的故土。与此同时，达真又是幸运的，报社记者、广播电视台制片人、纪录片导演等诸多身份或职业，夯实了他的写作功底，也让他能够以更为开阔的视野回视康定的风物人情与文化积淀。如何破除人们的惯常思维加诸于藏区的神秘、神奇、遥远、蛮荒等定义，如何将被很多人形容词化的藏区还原成具有实实在在内容的名词，呈现出一个真实可感的康巴高地，都是游历多地后“归依”家乡的达真着力要解答的文学命题。达真还曾设想过在某个正式论坛上与藏地解密类图书作者见面，而他自己的努力能够让后者汗颜或无地自容，他的底气自然来自于其笔下不伪饰、不猎奇、不偏狭的康巴。达真这样的创作诉求和目标又与阿来如出一辙，阿来任何时候都不讳言真实的西藏被误读被遮蔽被形容词化的问题，“一个形容词可以附会许多主观的东西，但名词却不能。名词就是它自己本身”，“我要记述的也该是一个明白的西藏，而非一个形容词化的神秘的西藏”[1]。达真的执着探索让阿来找到了志同道合者，“‘我写作的目的是要还原真实的西藏’。力图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向外界化解那些像藤蔓一样七缠八绕地绞在一起的那种‘雾障’，欣喜的是达真的小说也在作同样的努力”[2]。达真的康巴，阿来的嘉绒藏族，两位志趣相投的作家，共同丰富着日渐兴盛的藏区文学。
康定，系汉语名称，藏语称“打折多”，意为“打曲”（雅拉河）和“折曲”（折多河）两河交汇之处。曾被译作“打煎炉”，后来通译为“打箭炉”，简称“炉城。如果列出有关康定的关键词，川藏咽喉，茶马古道重镇，藏汉交汇中心，康巴藏区政治、经济、文化、商贸信息中心及交通枢纽，雅拉河、折多河两河交汇之地，《康定情歌》诞生地等等，任何一个词条都是可以深挖出文学富矿的重要存在，达真在这片自己熟悉的土地上不急不躁、深耕细作，“计划用20年时间创作百万字的长篇康巴三部曲——《康巴》《命定》《家园》”[3]。20年、3部长篇，这样的“慢”节奏与世俗化、大众化浪潮中普遍存在的浮躁喧嚣心态形成了鲜明对照，但满怀着对本民族文化和文字的敬畏之心，达真现已推出了主题上具有连贯性且逐级递进的《康巴》《命定》两部长篇小说。《康巴》以三个家族的故事诠释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康巴风骨与精神，《命定》通过小人物融入大历史的立意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以及人类和平的内涵和价值，尚未完成的第三部《家园》试图以更高的站位和更广的视野演绎“水之链”提供给人类的启悟与共鸣。
2012年，《康巴》荣膺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2015年底，《康巴》与亮炯·朗萨的《布隆德誓言》以及格绒追美的《隐蔽的脸》一起由中译出版社有限公司翻译成英文，《命定》也被翻译成韩语对外发行，达真的小说正式开启了面向海外的出版发行之路。无论是汉语、英文还是韩文版本，对于那些好奇地打量藏地的目光，以及那些从来都未曾消除的对于藏地的误解乃至偏见，都是恰到好处的回应与消解。
二、文化互融的别样呈示
我国是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1]，各民族经过频繁持久的流动、分合、混居、通商等，形成了自在的民族实体，又因西方殖民力量的强势入侵而形成了“一个休戚与共的自觉的民族实体”[2]。中华文明绚烂多姿，中华文化生机盎然，且是“诸地域、诸民族的共同创造，是文化的‘多’与‘一’互动的结果”[3]。自在的中华民族实体内部，各民族文化异彩纷呈，民族之间文化交流融合的步伐从来都不曾停歇，进而形成了开放、包容的文化质素与特征。尤其是文化全球化的当下，全世界各个区域文化之间能够建立起平等多元的共生秩序，成为了世界各地人民的共同心愿与诉求。作为人类文化形态之一的文学，始终将反映或表达人类的关切作为己任，而文学的文化意义本就“与人的生存状态、人的生存的意义、人与人的交往沟通境况以及人所憧憬的理想密切相关”[4]。达真阐述“康巴三部曲”总体构思时谈到：“在纷乱的充满希望和危局并存的新世纪，崛起的中国将以什么样的担当和世界观走向世界？回顾世界？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如何与世界有着真正的心理平视，这一平视的心理基础应该是自信和从容”[5]，而他所呈现的康巴文化样态正好可以为这份自信及从容找到依据与根基，《康巴》呈现出的正是不同文化共处互融的真切现实。
兴起于唐宋，连接川藏滇地区，延伸至不丹、锡金、尼泊尔、印度境内，绵延数千里并以茶马互市为主要贸易内容的茶马古道，对于西南地区各族人民的重要意义不亚于北方的丝绸之路。如果说丝绸之路犹如一条挽系于地球之上的光洁彩带，承载的是生活于广袤北方大地上的人民对和平、进步和发展的渴盼与向往，茶马古道“犹如一条吉祥的红绳，将大西南边地众多民族的生活乃至心灵世界，连接到了一起”[6]，尊重、理解、包容、共存是其不变的特质。康定是茶马古道上重要的货物集散交易中心，也是多种文化共存、多样文明交融的生动蓝本，《康巴》里的一段话就是最好的注解：“内地源源不断的藏民赖以生存的茶叶从康定运入藏地，藏地源源不断的牛皮、羊皮、麝香、鹿茸、黄金从康定转入内地、转入沿海、转入欧洲；于是，源源不断的财富使康定由最初的帐篷城逐渐演变为北方民居、川西民居，以及藏汉结合的下方垒石为墙、上方土木结构建筑的结合新兴商贸重镇，成为一个藏、汉、回等民族杂居的新城；于是，人们在宽容的佛教香火地修建了伊斯兰教圆形的清真寺，修建了欧洲拜占庭时期的尖形天主堂，修建了汉人供奉的伏羲、神农、轩辕的三圣寺，修建了关帝庙、娘娘庙、将军庙、财神庙……”[7]富有画面感的文字，勾勒出的正是是多民族融睦共处、货物琳琅丰富、各式民居林立、寺庙教堂同在、各路神袛相聚的和谐图景。
《康巴》以《大梦》《悲梦》和《醒梦》三大板块，交叉讲述云登格龙土司家族、回族军人郑云龙家族、商人尔金呷家族的成长故事，展现顽强坚毅生活于康定大地上的无数普通人令人感奋的生命力量，云登土司、郑云龙和尔金呷家族唯一的血脉泽央措三位主人公的人生际遇，更是将文明互渗的主题演绎得生动透彻。作为康定统治者的云登土司希冀用大智慧延续祖辈的荣耀，至死都计划着要修建一座比德格巴宫还要宏伟的“巴宫”——“康巴宗教博物馆”，从而“将康定变为一块没有仇视和血腥的大爱之地，让自己的名字同登巴泽仁一样，在康巴的天空与日月同辉，在广袤的藏地和汉地形成一个持久的标志——爱的吉祥地”[8]。各种宗教派别汇集的康定，实权拥有者能够拥有如此宏阔的视野与胸怀，即便未能真正付诸实践，对生活于此地的人来说已经是幸事一件。
与云登土司尚处于理论构想阶段的文化“大梦”不同，回回军人郑云龙对文化多元化的理解与领悟已经进入实践运行层面。为躲避追杀，郑云龙从成都逃亡之康定，从此开始了缝茶工、赵尔丰麾下士兵、眉心处有菩萨的奇人、营长、二十团团长等堪称传奇的人生。适时地藏起心中的真主安拉，以“运行不止，百无禁忌，随遇而安，适可而止”作为人生信条，跟随陕西商会会长冉登巴先生学习藏语和藏地民俗，迎娶大头人索兰达杰的女儿为妻，以及对各种文化不迎合、不拒斥的姿态等，成就了郑云龙在康南大地上的梦想与荣光。
泽央措是尔金呷家族与降央土司家族疯狂仇杀中尔家唯一的幸存者，被马帮驮脚娃送至娜坞的一个天主堂，取名“安妮”，后与来自陕西富县的军人王正西结婚，育有四个子女，并在康定经营着一家金店。正是在这个构成复杂的普通人家庭里，达真让人感知到了文化及信仰潜移默化的融合与渗透，一顿年夜饭似乎就是一次文化展示的“盛宴”，“ 王正西在年夜饭时要在自己的位置摆上几个用富县老家的面粉做的馒头，泽央措则要做一些布里科老家的酸菜馅包子，孩子们只要看见桌上摆着这两样面食，就知道是父母对各自家乡的一种怀念。……入夜，大家围坐在堂屋的大火盆烤财神火，王正西远方的侄儿来福操起胡琴，唱起了字正腔圆的秦腔，阔别多年的记忆唤醒了王老板的思乡之情，不时地插唱两句，一家人其乐融融。这时泽央措会悄悄叫上女儿到二楼的耶稣圣像前，点上圣蜡，念亡者经，以示对早已亡故的娘家亲人的追思”[9]。对藏族女子泽央措而言，无论是受洗成为天主教徒，还是嫁于汉族男子王正西为妻，在康定的日子无疑是她人生中最为幸福恣意的时光。泽央措不同于权高位重的云登土司，也不同于威震康南的郑云龙，她的平凡、普通和坚韧是无数寻梦康定的普通人最为真实的写照，正是大爱包容的康定接纳了这个信仰另外一种宗教的本族女性，也让她和她的家人拥有了殷实富足的生活。泽央措的苦难、坚毅、平和、淡然，都为整部小说增添了一抹温暖色彩。梦醒来，坦然迎接康定清晨的曙光，达真呈现出的正是上至土司枭雄下至普通百姓的多样人生，五方杂处的康定，承载起了他们每个人的向往与希冀。
三、家国大义的独到阐释
战争是人类一种非常态的生活情境与生存境遇，但战争却与人类如影随形，以文学的方式描写、阐释战争也就成为了经久不衰的艺术母题。不同时段的战争文学在艺术形态、主题意蕴、价值取向等层面都会有所不同，但能够被广泛认可并流传久远的战争文学作品，必然是对战争与民族命运、人道主义、个体生命价值以及战争本质等问题进行深度思考与探析，并将历史理性维度与人文关怀维度并置的经典文本。
达真将目光投向了一个特殊的群体——中国抗日远征军，尤其是呈现出了少数民族同胞为抗日战争所作出的努力与牺牲，“《命定》里的抗日英雄们是继上个世纪西藏人民江孜抗英之后又一保卫中华的伟大亮点”[1]。江孜抗英战争被汉族作家杨志军以长篇小说《西藏的战争》进行了详尽诠释，杨志军遵循的是其一贯的建设人类精神与信仰高地的创作主张，“以信仰拓展战争的含义，以战争诠释信仰的目的”是整部小说的总体基调，进而传递出“以信仰为背景的战争没有输赢。信仰的出发点是和平、善美和爱，信仰的目标是所有人都幸福”[2]的终极主题。与杨志军“他者”视野下的战争与信仰辩证关系阐述不同，达真是藏族“自我”群体的一员，当他站在本民族立场审视康巴男儿参与其中的战争时，首先要厘清的就是边地少数民族的文化认同以及家国情怀问题，小说封底上所引用的康巴抗日远征军老兵陶大瑄的动情话语就是最好的佐证：“不是《命定》的作家写出了我们的故事，而是我们的故事借助这位有缘人的手，道出了康巴男儿也曾肩负的保卫国家的神圣使命”。让神秘感十足的康巴人以抗日军人身份走向大众面前，无疑是达真对当代文学的独特贡献。达真的另一重贡献就在于以生动具体的方式阐明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化格局的坚不可摧，“这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版图上的任何一个民族无论用什么方式脱离这个大群体都是站不住脚的，中国是各民族组成的大家庭，这是命中注定的，就像本书的主人公义无反顾地走向抗日战场那样，是命中注定的”[3]。看似是在讲述一个带有“宿命”意味的主题，实则是对家国大义明白无误的肯定与昭示。小说主人公土尔吉兼具喇嘛、扎洛（冒犯戒律被逐出寺庙的僧人）、藏族远征军人、医疗兵、抗战老兵以及守灵人等多重身份，从被迫还俗的喇嘛到手握钢枪的军人再到几十年如一日守护阵亡战友并为他们诵经超度的守灵人，这位藏族汉子极致地演绎了“忠”“义”的最高境界。小说结尾处，老陈头对土尔吉的称赞就是最好的佐证：“老藏民，三营亡故的战友们真是有福啊，他们的在天之灵会为你‘惊天地泣鬼神’的举动而骄傲地向日军昂着头，中国军人的军魂不死！因为一个有信仰的人在为他们守灵。”[4]保家卫国，是为“忠”；重情知恩，是为“义”；忠义两全，成就大写的“人”。
范稳在其将远征军老兵与现代知识分子命运融合的长篇小说《吾血吾土》后记中写道：“‘国之重器非金非玉，是兵对国忠，是国对兵义，是兵不惧死，是国不敢忘。’……面对那些日渐‘凋零’的老兵，国不敢忘，国不能忘”[5]。达真也将“拒绝遗忘”“不敢遗忘”“不能遗忘”之意融入到了小说当中，这也是《命定》的另一重重要意蕴——敬奉给所有抗日远征军阵亡将士的安魂之作。没有人天生喜欢战争，“战争就是罪恶！战争时人类永恒的耻辱！”[6]但当自己的国家受到外敌入侵或威胁时，就连土尔吉这样曾经的佛门弟子都会在战场上奋勇向前，用血肉之躯筑起守卫家园的坚固堡垒。战场上的炮火硝烟被大树丛林“掩藏”，幸存的、作为历史证言的老兵们已进入耄耋之年甚至相继离世时，今天的我们能够做到的也只有铭记与感怀。如若遗忘，就意味着失信乃至背叛。
杨义先生在《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中说：“寻找文学的矿脉，应该从地理空间上入手”[7]，对达真创作的解读自然也离不开得天独厚的康巴根脉。地理、人文诸因素造就了具有海纳百川气质的康巴大地，这片土地滋养的作家自然也应该具备大气自信、从容稳健的襟怀与气质，诚如达真所说：“有了如此大起大合的天赐，我们的思考，以及我们手中的笔和键盘，不用自信和从容作为源泉岂不可惜”[8]。毋庸置疑，达真是自信的，他自如地写出了文化交融互摄的生动事实，印证了文化本就是“一种可以承袭、传播、分享和发展的动态体系”[9]的文明共识。达真也是真诚的，他以康巴籍战士参与其中的中国抗日远征军故事彰显其“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气魄与能力。期待“康巴三部曲”第三部尽快面世，再让人们看到一个曲折婉转、刚柔相济的故事。
（作者单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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