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焰：做强教育出版 建设一流大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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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长简介
王焰，编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董事长、社长，从事图书出版工作30余年，策划重点图书数百种，其中《中国文字发展史》《中古汉字流变》等多种图书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等国家级大奖。2019年，荣获第十三届韬奋出版奖，同年入选中宣部2019年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
原文刊登于2021年9期
原题为《做强教育出版 建设一流大学社》
2021年，是王焰掌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华东师大社”）的第十个年头。十年间，华东师大社立足以“大教育”为出版宗旨的定位，不断巩固学术出版特色，努力实践“上海文化”品牌战略，加强传统出版和新型出版的融合发展，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特别是“十三五”时期，华东师大社斩获颇丰：荣获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先进出版单位奖、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等荣誉；《中国文字发展史（五卷本）》等获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等国家级奖项；在2019年中宣部组织的首次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中等级为优秀，在沪上大学出版社中名列第一；销售码洋连续多年以每年一个亿的速度增长，回款码洋超过13亿元，净利润过亿元……
在带领华东师大社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同时，王焰也以卓越贡献获得第十三届韬奋出版奖，是30位杰出出版人中为数不多的女性领军人。聚焦“十四五”，迈向新征程，大学出版社如何开创新局面？王焰与本刊记者分享了她对于做强教育出版，建设一流大学出版社的思考。
主打“教”字牌
走专业化发展之路
《中国出版》：高远的立意是大学出版社安身立命之本。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创建的两家大学出版社之一，华东师大社如何定位自己？
王焰：华东师大社的发展愿景是引领中国教育出版，建设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大学出版社。因此，多年来我们专注于教育出版，围绕“大教育”走专业化发展之路。特别是近年来，围绕学前、小学、中学、大学等各阶段读者开发教材、教辅，旨在打造教育出版的生态圈。
具体来说，比如基础教材方面，出版了《初中数学》《高中体育与健康》《高中信息技术》等教育部教材局审查通过的教材，小学、初中、高中《信息科技》（6+2）等上海市教委审查通过的教材，及其他省市地方教材教辅；基于国家对教材建设的重视，结合出版社的发展需要，将高教分社与中职分社进行合并重组，实现了人员、产品、渠道、销售政策的整合，同时紧跟国际国内教育动态，在师范教育、职业教育、教师职后培训等方面出版了一系列经典教材和精品教材等；在教辅图书方面，着力于“一课一练”品牌以及“百题大过关”“挑战压轴题”等传统产品的维护，持续开发优秀教辅种类。
《中国出版》：处理好与母体大学之间的关系是大学社繁荣发展的关键，您对此有何思考？
王焰：大学社要跟学校母体保持紧密的联系，通过紧密的合作、服务支持，为学校的“双一流”建设作出贡献；同时应充分发挥母体大学的学科优势与办学特色，打造学术出版高地。
依托高校深厚的学术底蕴以及优秀的作者资源，华东师大社坚持弘扬学术文化，出版了一大批学术含量高、文化品位上乘的社科类图书，在教育学、心理学等领域的出版多年保持行业领先优势。早年出版《非洲通史》（三卷本）、《朱子哲学研究》《中国教育史研究》《中古汉字流变》《领导教育学大系》、“当代心理科学名著译丛书”等诸多口碑图书，曾获得过中国图书奖等国家级大奖。近年来尤其注重学术出版的“大项目”布局，持续推出《杜威全集》《中国文字发展史》《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料编年》《中国近代经济地理》、“中外语言学文库”、《雅斯贝尔斯著作集》等一系列具有思想价值和文化价值的重量级图书，受到学术界和文化界的瞩目。
此外，我们注重结合学校的办学特色，布局包括职业教育、教师教育、教育理论、教育心理等在内的核心教育产品，从而保持华东师大社在行业内的领先优势。比如基于华东师大创办国际一流教师教育高校的办学特色，华东师大社本着服务教育、服务教师的市场定位，开发大量针对国家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进行科学解说的教师用书；充分利用国内外教师教育的学者资源，凝聚教育专家、优秀教师和优秀校长的专业智慧和实践经验，量身打造如“大夏书系”等各类教师教育系列丛书，近年来出版了《教学勇气——漫步教师心灵》 《人民教育》精品文丛、《做中国立德树人好教师》等，均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中国出版》：建设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大学出版社，在提高自身竞争力的同时还要注重深耕国际市场，能否分享一下华东师大社走出去的情况？
王焰：立足于教育出版，聚焦“建设国际知名大学出版社”的目标，华东师大社在出版走出去领域持续发力，以“扎根中国教育出版，讲好中国教育故事”为理念，取得了显著成果。
我们在走出去方面的具体做法，可以概括为4个“1+1”战略，即“走出去+引进来”“传统文化+当代中国”“西方主流市场+‘一带一路’及周边国家”“纸质版权+数字版权”。
华东师大社非常注重利用国际书展特别是中国主宾国的机会，接洽海外出版机构，推广品牌和产品。比如古巴哈瓦那国际书展、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等，都曾留下华东师大社版权输出签约仪式、外版新书发布仪式的印记。此外，还通过参与“大教育”相关的国际学术会议，加强与国内外一流学者、研究机构和出版商的接触和互动。
通过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十三五”期间，华东师大社共实现版权输出550项，版权引进输出比从2016年的1：2.79缩小为2020年的1：1.19。《中国近代经济地理》（英文版）等57个项目获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等国家级走出去项目立项；《风调雨顺》（尼泊尔语）等38个项目获得上海市级走出去项目立项，国际辐射力不断提高。
值得一提的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讴歌共和国教育公平的巨大成就的《共和国教育公平之路》，通过总结中国教育公平的历史经验，为世界教育公平提供了成功范例，已成功实现走出去，多语种版本在全球发行。
目前，我们已经与五大洲39个国家和地区超过500家海外出版社建立了版权贸易合作关系，出版的图书被翻译成32种语言，行销45个国家和地区。迄今，华东师大社连续7年入围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TOP100出版社。
用好产品说话
舍得力气做“慢”出版
《中国出版》：出版经得起历史和市场检验的精品，是大学社发展的永恒主题。在打造精品上有何经验和思考？
王焰：出版最终还是要用产品说话。“十三五”期间，我们共有《中国现代学术编年（1911—1949）》 《王献唐年谱长编》《世界通史（第三版）》《保罗·策兰诗全集》《当代中国心理科学文库》《核心素养与课程发展丛书》等12个项目入选“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后面还要推出的《牛津西方音乐史》《雅斯贝尔斯著作集》、“教育治理与领导力丛书”等项目，都是我们着力打造的“硬菜”。
华东师大社的机制比较有活力，小规模的优秀选题和创意从来不缺。但具有文化积累、传承、创新价值的重要图书项目，投资大，周期长，必须在整个出版社的层面上进行规划并调动资源。获得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的《中国文字发展史》，正是在这样的选题思路下打磨而出，从立项到出版历时5年；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杜威全集》（39卷），从立项到出版用了十余年之久。
“快”的我们也要做，像教材教辅，就是根据师生的实际需求持续修订、常出常新；但那些具有文化传承意义和创新价值的图书项目，就要慢慢做。我觉得出版社应该有一批人没有任何指标，踏踏实实好好做书，像我们的社项目部、社科事业部、六点分社就是如此。
在这样的思路下，近年来，我们打磨出了一批优秀的主题出版物和精品图书，如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推出的教育理论类图书《共和国教育公平之路》，献礼人民海军成立70周年的图书“走进中国战舰丛书”，入选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改革开放研究重点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优秀成果的《教育现代化的中国之路——纪念教育改革开放40年丛书 》，以及《红色弄堂》《大陈岛垦荒精神》等入选“全国高校主题出版”的项目。
《中国出版》：您对好书的定义是什么？
王焰：好书的标准应该是在专业领域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学术价值、社会影响力和专业水准。如果是一本学术书，要能够入得了学者的眼睛，上得了学者的书架；如果是一本通俗读物，要能对读者产生心灵的滋养。
比如我们做心理学图书，就要从专业角度出发，做心理学的译丛、学术专著，或是心理的家庭治疗。我们从科学的角度做心理图书，要让读者认为这个社的书很可靠，绝不能为了赚钱降低品位。如果一本书语言粗糙、结构混乱、水平低下、趣味粗俗，除了浪费资源、浪费时间，毫无意义。比如市场上一度流行的一些品位低下的成功学、厚黑学、毒鸡汤、伪心理学等图书，我常常跟编辑们讲，我们不挣这个钱。即使是做面向市场的教辅书，我们社也提出像做教材一样做教辅，做“学术型教辅”，提高教辅书的出版门槛，把教育专业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当出版社具备一定的实力和条件之后，多做好书是责无旁贷的。在这方面，华东师大社设立项目部作为重点书和长线产品的保障。做重点书的编辑不做经济效益的考核，不受短期经济效益的制约，而重点考虑的是图书的社会效益，因此，好书是靠“养”出来的。
《中国出版》：如果理解“养”好书与品牌建设的关系？
王焰：对于出版社而言，没有品牌就立不住，有品牌才能有认知。因此，品牌化一直是我们的重要战略。
我从一名普通的编辑做起，在多年的实践中深刻体会到，卖产品还是卖品牌，大有不同。华东师大社教材教辅中的品牌产品，《大学语文》至今已销售过千万册；《英语听力入门》畅销30多年，仍在不断重印；《奥数教程》系列问世至今，销售突破1000万册；《一课一练》销量近亿册……这就是品牌的力量。
因此，我提出把出版社所有品牌产品都拿去注册，希望读者一看到我们的书立即会联想到“华东师大出版社”这个品牌。在出版社整体品牌的架构之下，我们又进一步挖掘了一系列子品牌，比如“六点”“轻与重”“经典与解释”“薄荷实验”“谜文库”“独角兽文库”等，通过品牌的打造，精品图书的价值得以进一步凸显。
比如，在学术出版领域，围绕“杜威思想”出版项目，从2004年就开始布局和谋略，在时任复旦大学杜威中心主任刘放桐教授等国内专家的全力支持下，至今，《杜威全集》中文版39卷的翻译和出版工作已经全部完成。这是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对单个哲学家著作最大规模的整体翻译，也是《杜威全集》的第一个外文译本。在此基础上，华东师大社还在继续深挖资源，打造了《杜威在华学谱》《杜威著作精选》（12种）、《杜威选集》（6卷）等更多维度的“杜威”学术精品。
此外，我们还狠抓品牌营销，通过整合内外部资源，每年策划和组织百场文化活动，提升影响力，带动品牌深入人心。营销品牌“普鲁斯特下午茶”，策划至今已举办12场，因吸聚高端学者名家以及媒体的高度关注，而享誉沪上；活动品牌“大夏读书会”，现已推出七大系列，颇具影响力，与文汇讲堂、上海博物馆、浦东图书馆等单位合作实现了品牌输出，还与北京分社、青少读物事业部共同推出了“大夏教育·高端论坛”。
当然，品牌建构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化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打破注重单本图书的局限性思维，将品牌建设提升到出版社整体战略的高度上来。
积极开拓
构建融合服务体系
《中国出版》：面对数字化浪潮，在出版机构纷纷布局“线上”的背景下，华东师大社的发展思路是什么？
王焰：华东师大社自2019年开始，就尝试推出各种线上“云阅读”，积极开拓、建设自有新媒体渠道，充分利用新媒体资源，提升传播效果。一方面，加大自建新媒体的力度，在微博、微信、网易号、企鹅号、今日头条、趣头条、抖音等平台积极开展运营，进行立体化营销宣传；另一方面，注重内容策划，积极创新营销话题，以创意营销事件触动社会关注，如2017年“寻找《大学语文》”活动获得了“全国书业2017年度营销金案”，2019年的大夏读书会、大夏教育·高端论坛、“人文社科好书年度评选”等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公众关注热度，有效提升了出版社的社会影响力。
2020年，全行业受到疫情冲击，我们新成立了智慧教育出版部，把原来数字出版部改成智慧融合出版，重点打造科创教育、人工智能、机器人这一类的图书；针对此前线上内容缺少服务和运营的问题，成立数字运营部。同时，打破传统推广模式，编辑“组团出道”开直播，上海书展期间，“大夏主播团”平均每场直播平台人气值达到10万。
在新媒体渠道，多种新书、重点图书得到充分展示，直接带动了销量。同时我们也注重社群建设，通过线上提供优质内容资源，线下举办各类文化活动，增加用户黏性。
《中国出版》：出版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数字化转型机遇与风险并存，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王焰：数字化转型，有为才有位。出版业要抢占发展先机，还要在融合出版上进行超前布局。
早在2017年，我们就拿下了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版融合发展重点实验室，以教育资源整合开发为核心，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深度融合，全力构建“教育出版生态圈”。作为首批以“推动新闻出版产业拓展新业务、建立新业态、产生新效能”为目的，也是目前上海市唯一一个国家级融合发展重点实验室，目前实验室已完成“‘智慧树’教育出版云平台”（以下简称“云平台”）的基本建设，并基于云平台打造了一系列融合出版产品线，建成了包括APP、微网站、WEB网站等渠道共存的产品矩阵。从底层技术架构入手，改变现有产品的生产模式，将融合发展理念真正融入到整体出版流程之中，初步实现了“教育出版生态圈”的构建。
截至2020年，该平台衍生产品的用户累计达到近200万人，总访问量5000多万次，涵盖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领域，有效扩大了教育出版内容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在此基础上，我们还积极与高等院校、技术公司及其他重点实验室合作进行产学研一体化发展，形成以开放课题形式共同进行技术攻关的模块化建设模式，取得了多项成果。
夯实人才战略
为持续发展续航
《中国出版》：掌舵大学出版社十年，您最深的感触是什么？
王焰：稳中求进，稳健发展对于企业发展而言是很重要的。
我上任时出版社销售码洋是6个多亿，利润四五千万，近年来每年保持10%左右的增长，到去年码洋超过13亿，利润做到了1.1亿元。复盘华东师大社的发展，最重要的还是紧抓教育出版这条主线，在人、财、物力等方面给予充分保障，坐稳了基本盘。
我们始终以“大教育”为出版宗旨，关注读者多元需求，深耕行业细分领域。以教育理论和教师教育为特色，横向覆盖教育理论、教师教育、家庭教育、职业教育四大板块，纵向覆盖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等阶段，兼顾教辅、人文社科、通俗心理等板块图书出版，提升内涵，出版了大批教育学方面的精品力作，如“大夏书系”“教育教师精品教材”“学校课程发展精品丛书”等等，均在相关领域形成了品牌效应，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未来，我们有信心引领中国教育学专业领域图书的出版，建设上海乃至全国的教育学图书出版高地。
《中国出版》：能否介绍一下华东师大社人力资源的整体情况，如何最大程度释放人才活力？
王焰：“十三五”期间，出版社员工从2016年年初的306人发展到现在的346人，净增40人，主要集中在业务岗位。在人才培养与发展方面，我认为，必须要建立一支高水平的人才队伍，充分发挥领军人才的作用，打造骨干队伍，形成梯队建设。
为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我们持续打造学习型组织氛围，组织了多场满足不同需求的各类培训，比如侧重团队领导力、项目管理的管理类培训，数字营销、视频编辑、业财融合等业务培训，举办法务及税务知识专题讲座等，此外还有“新编辑培训班”及“新员工培训”，共计33场、1235人次。
对于人才发展，我们一直鼓励青年编辑在钻研选题、审稿的同时将经验总结成文字发表，引导他们在专业化发展上能更进一步，同时积极吸纳优秀人才进入编辑团队中；鼓励销售业务员在自己的专业上不断提升，通过参加与之专业相匹配的经济师考试，系统学习经济学理论知识。
如上所说，我们还通过设立部门，对有创意的项目进行孵化，鼓励年轻人大胆探索。比如“薄荷实验”就是编辑部一个很有想法的80后提出来的，我们就让他独立出去，成立社科事业部，做一些人类学、社会学的图书，如《末日松茸：资本主义废墟上的生活可能》《感情研究指南：情感史的框架》等，包括“谜文库”系列，现在都成了出版社的品牌。
近年来，我们布局、运作了一些项目，希望为后来人攒些“家底儿”，就像30年前我刚进出版社时做的那些书，这些年来一直在不断修订、完善，不断往前走、产生效益。希望这些项目可以支撑出版社的长远发展，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项目锻炼队伍，让年轻编辑们接触到好作者、好团队，实现成长，也是在为出版社做好人才储备。
《中国出版》：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您对于华东师大社未来五年、十年的发展是如何规划的？
王焰：面向未来，我认为首先要关注几个变化：网络进一步发展，线上销售持续扩大，促销形式越来越多，以直播为例，快手、抖音等平台形成了巨大影响；原创作品的融合出版趋势更加明显，传统出版模式只是获益方式中收益很低的一种，影视开发、课程开发等模式将带来更高的收益；进一步提质增效，以用户为导向的定价策略，将在图书定价上表现得更加明显；长销图书将越来越成为稳定的经济来源。同时要处理好几个关系，即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发展与安全、数量与质量、原创与引进的关系。
华东师大社的“十四五”规划，将突出使命、发展和情怀三个关键词。我们将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坚持理想信念，坚持出版精品的情怀，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创新驱动发展。
具体而言，一是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断增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能力；二是“坚持内容第一，提高质量多出好书”的要求，不断做大文化影响力、传播力；三是坚持深化改革，坚持社会效益优先，确保两个效益相统一，不断完善文化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四是坚持融合发展，形成出版发展新格局；五是坚持严格管理，提高编辑力，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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