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log新闻： 社交媒体时代的新闻创新与观念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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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Vlog新闻”是将社交网络平台上的Vlog形态运用于新闻报道领域的创新方式。它具备了与生俱来的网络化和社交化的基因，能够赋予新闻以体验式的细节、共情共鸣的吸引力和鲜明的形式感，体现了Vlog新闻在当下传播场域中的独特价值。Vlog新闻激发了主流媒体对自我专业性和权威性的重新审视。在平台逻辑和媒体逻辑之间的角力下，Vlog新闻代表着受众正在从传统的对于专业新闻机构的信任转向针对记者个人层面的信任，原先以“信息的传播”为核心的新闻文本如今也更偏向于“情感的传播”和“体验的传播”。

原文刊登于《中国出版》2022年04期

原题为《Vlog新闻：社交媒体时代的新闻创新与观念挑战》

近年来，“Vlog新闻”逐渐成为主流媒体展开新闻报道的新形态。在数字技术和社交平台的推动下，逐渐流行的Vlog（Video Blog）被引入新闻实践领域不仅让主流媒体的Vlog新闻频频成为网络热点，而且也推动了一批传统记者转型为新晋“网红”和新闻机构的优质IP。当下的诸多文献都从主流媒体的新闻实践层面出发，聚焦于Vlog在新闻报道中的叙事特征和优势^[1]、传播路径和效果^[2]，以及在特定新闻类型（如党政新闻）中的报道价值^[3]。但相比之下，鲜有研究对Vlog与新闻结合的发展历程与特征进行梳理和分析，对Vlog给新闻业带来何种变化与挑战的反思性研究也较为缺乏。为了更好地理解Vlog新闻这一微观新闻创新给新闻业在实践层面和观念层面带来何种革新与挑战，本文以文献批评和案例分析的方式，尝试回答以下三个问题：Vlog是如何与新闻报道产生关联的？Vlog新闻作为一种新型的报道形态，其核心特征与传播特点是什么？对于新闻业及整个社会的信息传播带来了哪些影响？

Vlog新闻：技术情境中的

新闻创新

Vlog是视听技术与社交媒介不断发展中的产物，是用户生成内容（UGC）中的一个类别。Vlog与新闻报道之间发生关联，在国内外呈现出迥然不同的过程，背后体现的是新闻机构对待互联网的态度和对于专业领域的认知，同时也受到总体社会环境和相关政策的影响。因而，Vlog新闻在中国的兴起，可以视为全球性数字技术情境下的一种地方性新闻创新。

社交媒体时代的视听新样态

尽管目前业界普遍认为2012年是“Vlog元年”，但Vlog的“史前史”能够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Vlog特指以视听和图文形式来分享生活与观点的“博客”（Blog），是博客在视听技术成为当下社会叙事主流媒介的情况下而出现的改变和演进。博客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末，当时已有少数人开始尝试将互联网作为自己记录生活的工具和分享日常的平台。1999年后，“日记体”式的博客成为流行风尚。Vlog具有标志性的第一人称的叙事风格也并非是互联网时代特有的产物，在电影史中有着更加悠久的历史。在故事片中的独白、旁白和第一视角镜头之外，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艺术家纳尔逊·沙利文（Nelson Sullivan）的实验更加接近于今天Vlog的形态。他尝试用手持摄像机以第一人称视角记录他在曼哈顿艺术馆和俱乐部的所见所闻；在他录制的上百个视频中，我们不仅能够了解到纳尔逊的日常生活，还可以借助他的镜头想象出当时纽约市的城市生活图景。

在图文博客和第一人称的视听风格基础上，Vlog正式出现于本世纪初。2000年1月，一位名叫亚当·康特拉斯（Adam Kontras）的美国网友在其博客中发布了一则时长为15秒的视频，记录了他将一只猫偷偷带入公寓大楼的过程。这条视频被公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Vlog。而作为Video Blog缩写的“Vlog”一词则在2002年首次被荷兰籍的电影制作人和音乐创作人卢克·鲍曼（Luuk Bouwman）用来称呼自己在大学期间记录旅行的系列视频。在此之前，Video Blog还曾有过“Vog”等简称。2004年，美国电影制作人史蒂夫·加菲尔德 （Steve Garfiled） 也创办了自己的视频博客，并将 2004 年称为“The Year of Vlog”。但受限于博客在视频上传和发布方面的技术还不够完善，本世纪初的几年中视频博客仍旧仅为小部分人所知。

视频分享网站优兔（YouTube）的诞生极大地推动了Vlog的创作和流行。作为典型的用户生成内容（UGC）平台，YouTube为用户的视频观看、上传、分享等行为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技术支持。建立仅6个月，YouTube便达到了每日1亿次的视频播放量和6.5万次的视频上传量，^[4]诸多知名的Vlog博主（Vlogger）都是在2006年就开设了自己的YouTube频道。2012年，随着智能拍照手机的普及，Vlog在YouTube上出现了新一波的流行浪潮，越来越多的年轻用户开始用相机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其中，在校大学生、美妆类博主和穿搭类博主是Vlog视频的主要创作群体。也正是在这一年，Vlog开始成为一个被广泛接受和使用的概念。伯吉斯（Burgess）和格林（Green）在研究YouTube视频时，根据其自身内容逻辑将Vlog视作与音乐视频、直播片段、信息、表演并列的类型；^[5] YouTube对Vlog的官方定义则认为这类视频最大的特征是“有人对着镜头说话”。^[6] 2016年，Vlog不仅在YouTube上如火如荼发展，也引起了中国“网红”的关注。他们成为了国内最早一批的Vlog创作者，这种充满个人风格的动态视频迅速地在微博和哔哩哔哩等平台吸引了大量年轻受众。

从Vlog到Vlog新闻

对中国而言，Vlog是一个从YouTube漂洋过海而来的舶来品。但有趣的是，在新闻行业，国内的主流媒体似乎比外国同行对Vlog的潜力有着更为敏锐的觉察。2018年，国内多家媒体纷纷开始尝试用Vlog的形式进行新闻报道。首个尝试这种报道方式的媒体是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在2018年4月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CGTN发布了系列视频《CGTN博鳌行Vlog》，通过记者掌镜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将论坛年会场内外的情况展现给观众。2019年，Vlog被更多的主流媒体运用于全国“两会”、国庆阅兵等时政类新闻的报道之中。全国“两会”期间，包括人民日报、中国日报、人民网、环球网在内的多家主流媒体纷纷从参会记者的视角出发，记录记者在两会期间的采访工作日常，并在新浪微博、哔哩哔哩等进行多平台分发。^[7]同年11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康辉的《大国外交最前线》系列Vlog连更7期，每期以两分钟的竖版视频方式向观众介绍自己出差前的准备工作和出差期间的所见所闻，引发全网热烈关注与讨论。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Vlog在国内的新闻报道中愈发常见，并进一步渗入其他节目类型。2月初，央视纪录片频道联合快手等短视频平台，以普通百姓拍摄的抗疫生活记录素材为基础，经过专业的剪辑后形成34集系列视频。从内容和形式上看，这些视频皆从抗疫工作者的第一视角进行叙事，与Vlog的形态十分类似；同时，央视新闻抖音号也推出了“战疫Vlog”系列视频，充分发挥Vlog在下沉式报道和平民化视角上的天然优势，展开新闻报道实践，同样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8]

相比之下，Vlog新闻在西方国家一直不温不火，不仅新闻机构和从业者较少进行这方面的尝试，关注新闻实践领域的学者也很少关注。以《新闻研究》（Journalism Studies）等9个新闻学SSCI期刊为例，2011年到2021年所发表论文中以“Video Blog”“Vlog News”“Journalistic YouTuber”等为关键词的文献数量仅有个位数，其中还有两篇是中国学者所撰写的针对疫情期间中国媒体的“抗疫Vlog”的研究。^[9][10]目前所见的对于Vlog新闻展开学术性思考的是一位西方新闻从业者，《纽约》（New York）杂志的编辑马克斯·里德（Max Read）。他认为，一些知名YouTube视频博主创作的Vlog视频的流行，代表了一种新的“闲话新闻学”（Busybody Journalism）的崛起，它是与以往的“体验式新闻”（Experiential Journalism）不尽相同的一种全新的新闻形态。^[11]

通过Vlog新闻在不同国家的发展脉络可以看出，Vlog作为当下最流行的视频样态之一，其与新闻实践的结合有着不同的具体情况。在中国，Vlog从单纯的UGC内容迅速地成为媒体进行新闻报道时的信息来源和内容形态，成了近年来引人瞩目的新闻创新方式。

体验、情感与互动仪式：

Vlog新闻的社交属性

Vlog新闻具备与生俱来的网络化和社交化的基因，能够赋予新闻以鲜活的细节、共情共鸣的吸引力和鲜明的形式感，将社交元素对受众的吸引力嫁接到传统新闻报道中。Vlog新闻的直观特征包括了第一人称叙述、主观拍摄视角等视听要素。在此基础上，本文主要探讨其在体验、情感和互动方面所体现出的与社交媒体时代息息相关的特点，正是这些特点赋予了Vlog新闻在当下传播场域中的活力和价值。

微观场景中的体验式报道

Vlog新闻的第一个特征是场景与体验的结合，是一种基于微观场景的体验驱动式的报道方式。在移动社交时代，场景的定义既包括了特定的物理空间，也包括了在这一物理空间中的行动、体验及其带来的心理氛围。^[12]而体验则是一种区别于单纯信息传播的活动，它带来的首先是具身性和即时性的主观感受与认知，然后才是基于体验的信息组织和传递。

从场景和体验的角度来看，Vlog新闻之所以会被新闻媒体运用到报道实践当中，恰恰是借助了Vlog的独特优势：借助YouTube、微博、哔哩哔哩等社交媒体平台，Vlog的创作者（Vlogger）用视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以共享生活体验为目的的线上场景，并在视频中分享了自己的主观感受和认知，邀请观众加入到这一微观场景中共同体验。在视频中，观众和创作者之间更像是朋友的关系，让观众产生了“就像是我的朋友在跟我分享他的经历”的感觉。这也体现了新闻传播业从“观众”到“用户”的观念转变，提供场景、注重体验，体现了对于用户在获取信息和形成认知方面的主动性的认可与尊重。^[13]

亲密性推动下的情感传播

当短视频逐渐成为新兴主流传播形态后，其社交化、碎片化和移动化的传播逻辑也在很大程度上放大了情感的传播力和感染力，这与国内外各大社交媒体平台的崛起一并，使得情感成为影响人们的交际方式和传播行为选择的重要因素。^[14] YouTube对创作者的激励模式就鼓励在创作者和受众之间建立“类社会亲密性”（Intimate Parasociality）。这种“类社会亲密性”是受众通过想象构建出来的存在于自己和Vlog视频博主之间的亲密关系，“他也许并不是我真正的朋友，但观看他的Vlog能让我觉得他在和我像朋友一样分享生活、交流观点”。^[15]正是在这种假想亲密关系的驱动下，Vlog视频博主常常能够在激发受众情感方面拥有比传统新闻媒体机构更强大的力量。

在上述传播情境下，如何发挥情感的力量引发公众的共鸣也成为新闻媒体所面临的重要任务，而Vlog新闻则有助于新闻媒体“通过技术调试与模式创新等方法适应更趋情感化的传播模式”。^[16]借助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记者通过录制Vlog的方式将某一新闻事件变为从个人视角出发讲述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进而赋予新闻事件以个人情感。Vlog发布后，观众通过视听影像跟随出镜记者进入到其所呈现的日常生活和新闻事件中，产生自己和记者“共同经历过”的拟亲密感。由此，Vlog在记者和观众之间形成了双方共有的“情感能量”（Emotional Energy）。以康辉在2019年11月发布的《大国外交最前线系列Vlog》为例，他通过自拍的形式记录并分享了自己出国报道前的准备工作、出国期间的所见所闻，从而将原本对“习近平主席前往巴西、希腊进行外事访问”这一新闻事件的信息传播转变为第一人称的叙事，并在其中赋予了个人情感。借助Vlog所营造的虚拟在场感，观众体会到了康辉个人视角的观点和感受，由此形成了双方共有的“情感能量”，从而促成观众对康辉Vlog产生高度好评。实际上，通过视听媒介传播情感能量并非是社交媒体时代的独有发明，当电视成为上个世纪下半叶主要的媒体形态之后，政治传播领域就已经开始借助视觉媒介去谋求人格形象的塑造和感性认同的建立。^[17]

互动仪式中的虚拟交往

“情感能量”不仅提升了观众对于Vlog新闻的积极态度，而且还能够促进互动仪式的生成。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认为，当人们的内心有了共同的关注焦点后就会产生一种“情感冲动”，这构成了互动仪式发生的前提条件。^[18]柯林斯的观点来源于涂尔干和戈夫曼对“仪式”在社会整合方面的巨大意义的有关论述。戈夫曼认为，互动仪式即“表达意义的程序化活动”；更为传播学界熟知的詹姆斯·凯瑞提出了“传播的仪式观”，更加重视我们同他人通过传播获得“内在联系和对现实的共同理解”的过程。^[19]

与传统的电视新闻报道强调传递新闻事件相关信息的目的相比，Vlog新闻则明显更重视让记者和观众达成某一共同理解的过程。这套互动仪式由一整套形式上的要素所共同保证。在Vlog新闻中，记者以记录人的第一视角，常常选择亲自掌镜的自拍方式，让自己的视线透过镜头和屏幕与观众展开对话；同时，他们还利用“我—你”之间对话式的语态分享个人体验。最终，记者与观众在共建的社交空间里实现一种虚拟的“面对面沟通”。^[20]以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在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发布的《两会Vlog|人民日报新媒体记者带你体验两会的一天》为例：在这则Vlog新闻中，记者通过镜头在前置和后置视角之间的切换，和场景在家、人民日报社和两会现场等之间的切换，不仅以个人视角为观众提供可被直接感知的现场体验感，更通过向观众进行内心感受的“袒露性表演”而在自己和观众之间营造了一种虚拟交往情境，进而激发出一种更为深层的“具身真实”。这种“我在说”和“对你说”的语态[21]组成了Vlog新闻的互动仪式，提升了记者与观众之间的虚拟交往水平，也赋予了Vlog新闻以互动性的特征。

作为革新者与挑战者的

Vlog新闻

Vlog新闻的上述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为传统媒体呈现新闻的方式带来了革新。然而，围绕Vlog新闻也出现了一系列的讨论与反思：以生活纪实和自我展示为核心特征的Vlog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满足行业对于客观准确报道的需求？传统媒体机构对于Vlog新闻的运用体现了当下新闻业怎样的趋势？这种极具社交媒体属性的新闻形态又为新闻观念带来了怎样的改变和挑战？围绕上述问题，新闻业界与学界主要形成了以下三个方面的观点与论争。

内容偏向：Vlog让新闻更加娱乐化了吗？

无论是在以图文表达为主的报刊新闻时代，还是在以视听技术为主的广电新闻时代，将新闻按照报道主题、生产过程、关注焦点、报道风格以及接受程度的不同大致可分为硬新闻和软新闻两个类别。“硬新闻”通常指同政治、经济相关的新闻，软新闻则通常指的是那些和政治话题几乎无关的新闻，它们通常更加娱乐化，也经常以视觉主导的风格呈现。^[22]在国外， YouTube上出自媒体机构的Vlog新闻报道作品大多是体育类、娱乐类和文化教育类等的软新闻。而大多数西方记者在YouTube平台上使用Vlog的方式同其他普通视频博主一样，主要是用来记录日常生活，“记者”仅仅是他们打造网红人设的一种身份，大多数时候他们也并不会选择用Vlog的方式进行新闻报道。

然而，中国主流媒体的Vlog新闻却体现出对“硬新闻”的偏好。从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会议期间CGTN的《CGTN博鳌行Vlog》，到2019年的全国“两会”Vlog、国庆阅兵Vlog，再到2020年一系列的抗击新冠疫情Vlog，这些走红的Vlog新闻无一例外都是时政类的硬新闻。而主流媒体从业人员开设于哔哩哔哩等社交网络平台上的个人视频账号中上传的许多Vlog也是硬新闻的报道，如新华社记者张扬的《这是你没见过，我更没见过的复兴路4号》等Vlog。

那么，国内外Vlog新闻在内容偏好方面呈现出的上述差异，是否意味着Vlog作为一种特定的视听形态对于内容和题材方面具有结构性的偏向，甚至将新闻报道导向娱乐化呢？一种观点认为， Vlog与新闻的结合事实上是主流媒体对自我专业性和权威性的一次解构，日常化的亲和语态很难在内容上达到传统的调查性报道或时政类硬新闻所要求的深度，因而软性报道是不可避免的。从近年的案例来看，国内的Vlog新闻对于国际会议、重要庆典等国家层面的“大事”常常选择从记者的个人视角作为“小切口”展开报道，将后台内容“前置化”、把幕后的故事搬到摄像机前展现给观众。^[23]

另外一些案例则意味着，如果运用恰当，Vlog新闻也可以提升内容的纵深。Vlog形态的视听语言是对于在场目击的“第一人称”的视觉记录，承担了类似于以往记者调查式采访的任务，只是在语态上更加轻松和个体化，有助于及时、快速、直接地回应重大问题，是传统新闻记者利用新型的视听形式对“走访调查式”报道的形式革新。^[24]例如，2020年2月2日“央视新闻”发布了一条超过4分钟的Vlog，是记者围绕公众对武汉协和医院物资方面的关注和关心而进行的采访。画面中，记者记录了自己一路进入医院库房后所看到的相关物资情况的过程。正在记者拍摄物资的时候，一位女医务人员从远处走来并询问记者来历，得知是记者后不但没有阻止拍摄，反而在记者的邀请下详细介绍了一线防疫物资的实际情况，并与记者一同清点了仓库中防护服的数量。上述的整个相遇和交谈的完整过程都被记录和呈现在这条Vlog中，不仅展现了记者自身的采访工作，也容纳了生动丰富的一手信息。

平台逻辑：Vlog新闻是新闻业转型重建的预兆吗？

对于Vlog新闻的第二类讨论主要是关注这类微观的新闻创新对于传统新闻业转型所具有的标志性意义。在传统新闻观念持续受到社交媒体、短视频等数字技术的显著冲击的时代，“转型”成为传统媒体的首要任务。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激励和要求下，未来传统主流媒体需要实现“采编播”重构，持续打通“网端微屏”，在推进优质内容建设的同时以移动优先战略为出发点。^[25]在融合转型的总体趋势下，Vlog新闻标志着平台逻辑和媒体逻辑之间的角力，为我们思考新闻业的未来提供了重要样本。

从平台逻辑的角度来看，Vlog新闻体现了传统新闻机构对社交媒体平台受众的文化习惯和接收喜好的尊重和迎合。当传统电视媒体机构的视听经验已经不能满足社交平台的需求时，Vlog体现的是对于内容为王、渠道为王和用户为王的辩证关系新的认识与尝试。^[26] Vlog新闻不仅充实了大屏端的内容形态，而且也成为传统媒体转战社交网络平台的先头兵。根据CTR的数据，截至2021年6月底，38家省级以上广电机构共有40个千万级粉丝量头部短视频账号，超370个粉丝量百万级账号，其中百万级以上粉丝账号数量较2020年同期增长78%。面对社交网络平台，Vlog新闻体现了广电机构的新媒体内容IP化和记者主持人网红化的趋势，是采编播人员的一次主动转型。例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王冰冰频繁出现在全国两会、航空航天、“七一”、奥运等各大主题报道，相关作品在哔哩哔哩平台播放量均突破百万；内蒙古广电记者海燕率先成为快手百万粉丝量广电记者，累计关注360万，发布寻亲主题内容累计观看量超2亿。在展开上述探索的过程中，新闻机构也从传统的以创作为中心的内容生产观念，转变为尊重平台规律、以互联网思维为中心的运营观念。

从媒体逻辑的角度来看，很多人担心当平台逻辑过多地影响媒体逻辑时，主流新闻媒体的社交媒体化会带来新闻业的消失。^[27]事实上，在Vlog成为时下流行的热门视频类型之前，新闻业尤其是新闻从业人员早已开始受到社交媒体崛起所带来的冲击。在这个过程中，为了应对从受众到用户的转变，记者需要重新定位自己在新闻生产的角色，重建自己与用户之间的关系。^[28]但是，这种记者的重新定位对于媒体逻辑来说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2019年，一项研究在对记者在Twitter上的自我展现^[29]进行分析后认为，将记者在社交媒体上受欢迎程度作为评判记者业务能力的新指标缺乏一定的合理性，因为记者在社交媒体上的受欢迎程度无规律可循，也并非是记者本人能够决定的。在美国记者蒂姆（Tim Pool）看来，社交媒体时代，作为新闻核心基础的“信任”（Trust）渐渐成为对于所有机构类新闻媒体而言颇为“奢侈”的事物。当观众发现所谓权威的新闻机构越来越无法保持立场的中立性与客观性时，与机构相比，他们开始更倾向于去和某一个体的人建立一种个人层面的信任，而这正是YouTube等的社交平台逻辑给媒体逻辑带来的最大挑战。

认知模式：个体与世界的关系被改变了吗？

Vlog新闻的情感传播偏向还带来了针对当下社会总体话语形态的思考。随着技术的发展，由微博、微信等微媒介构成的传播环境改变了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30]国外学者也更偏向于在传播学而非新闻学的框架下思考Vlog。在具体分析Vlog是如何被娱乐^[31]、体育^[32]、文化教育^[33]等不同领域的记者使用的基础上，这些讨论更倾向于回答Vlog的强社交属性给新闻报道带来何种变化这类问题。而由于新闻业是公众展开社会认知的主要渠道，这类新型的视听形式究竟会如何改变人们的社会认知方式，成为了重要话题。

作为Vlog讲述者的记者通过第一人称叙述个人体验和感受，身为Vlog观看者的受众产生了情感共鸣和虚拟交往：在这种新型话语形态中，原先偏向于“信息的传播”的新闻文本，如今更偏向于“情感的传播”和“体验的传播”。个体对于周围环境和整个社会的认知模式也随之出现变化：正如很多其他领域的研究所指出的，社交网络时代的总体认知范式出现了情感转向。不少学者指出，当具有社交属性的短视频成为社会事件的主要呈现形态后，这种“非逻辑”的社会表达方式会给传播效果带来重大影响。^[34]但新型话语形态究竟带来了哪些社会影响，还有待进一步观察。虽然理性主义的传统认知框架倾向于将情感视作认知水平和公正性的负面因素，但一些情感研究的学者已经指出，情感对于认知具有积极的意义，它能够激发公众对于事务的关切，鼓励展开讨论。^[35]

结语：从实践创新到观念变革

本文梳理了Vlog新闻在国内外具体实践中呈现出的显著差异，将Vlog新闻视作特定的政策、产业、技术等因素推动下出现的微观新闻创新。相比于西方从业者倾向于发挥Vlog在软新闻报道上的优势，中国的主流媒体记者制作的Vlog新闻更多被用于时政等硬新闻报道中。从形态特征上看，Vlog能够在新闻媒体和受众之间创造一个更为平等的体验场景，形成传统电视新闻所缺乏的情感传播和虚拟交往。Vlog新闻也引起了针对新闻报道偏向、新闻业发展方向和新型社会认知模式等更为宏观问题的多方面思考。对于新闻业来说这些话题中最重要的是， Vlog新闻具有改变新闻观念的潜在趋势。在Vlog新闻的具体操作中，对于“如何讲故事”的思考常常超越了“应当报道什么样的事实和信息”的思考，新闻业的媒体逻辑和报道范式因此慢慢发生着改变。Vlog新闻同其他新出现的新闻实践一起，对传统的新闻理念提出了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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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君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人类学系访问学者（2015-2016）。主要从事影视传播、影视艺术、影视人类学等方向的研究。出版专著《现代中国与革命中国：《人民画报》的图像建构研究》（民族出版社2020）《表意实践与文化认同：当代影像人类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在《新闻与传播研究》《传播与社会学刊》《民族艺术》《当代电影》等刊物发表研究论文50余篇，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等权威媒体发表影视与文化评论3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国家广电总局部级社科研究项目、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青年项目等课题，担任负责人的在线课程《影视制作》和《新闻摄影》被认定为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

杜珂，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影视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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