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正荣等 | 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创新路径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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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新时代中国新闻传播学界面临的一项重要使命。创新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要面向学科重要基础与重大前沿，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面向实践重大问题。同时，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要明确改革方向，以交叉、协同、融合思维优化学科体系，从基础、前沿、问题视角强化学术体系，用范畴、概念、普遍化活化话语体系，以实践、行业、治理为抓手深化社会贡献。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是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根本，要从历史范式、理论范式和实践范式入手，着力构建自主性知识体系。

原文刊登于《中国出版》2022年20期

原题为《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创新路径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1] 6年后，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2]这些都给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三大体系”指明了方向。面对国内外环境和媒介生态的大变局，我们需要进一步明确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的创新面向和改革方向，从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的视角入手，着力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自主性知识体系。

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的创新面向

在世界格局的大变局时代，中国正向第二个一百年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迈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促使媒体格局、舆论生态和传播方式发生巨变。无论是担负时代之责，还是回应实践之需，都需要加快建构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从时代赋予的使命来看，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的创新发展必须坚持“三个面向”。

面向学科重要基础与重大前沿

自新闻学进入中国以来，本土化一直是新闻学的重要议题。在经历100多年的发展之后，中国新闻学基于中国历史文化和新闻实践，不断吸收各个学科的理论，初步建构起一个较为系统的新闻学理论体系，并在本土化中探索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建构。而建构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核心是“三大体系”，这需要把学科重要基础理论和重大理论前沿作为抓手，扎牢学科发展的学术根基。

学科重要基础理论是学科发展的基础。在“三大体系”建构中，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是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的基础、核心和应然政治身份。目前学界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需要加强原创性，增强主体性身份，从哲学、历史学等多学科角度，深化和提高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生产有较大学术知识增量的精品，尤其是要总结区别于一般新闻学、西方新闻学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身份特质，对该领域争议的基本问题加以澄清，推动能形成逻辑自洽的、具有原创性和主体性的学术体系。同时，也需要创新中国特色传播学体系，在普遍性和共通性的基础上，基于中国本土建立中国特色传播学，强化概念和范畴、范式和理论的原创性以及知识生产的体系化、全球贡献和认同。要面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特色的传播思想、传播现象、传播媒介进行挖掘、阐释或知识考古，从中国经验出发探索新的阐释框架，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概念、范畴、话语，从而构建具有原创性的理论框架的中国本土传播学研究的重要任务。^[3]

重大前沿理论议题是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的时代要求和现实路径。随着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发展，新闻传播学面临新的理论逻辑，其核心概念与范畴、基础理论与研究范式、学科与专业体系等亟需反思和创新。尤其是新一代信息技术打造了网络社会，驱动了传播格局与媒体形态及其与外部环境关系的巨变，这种新格局、新形态、新关系要求新闻传播学要有系统性、本质性的重大革新。回应这样重大的革新，需要新闻传播学学术共同体基于数字社会逻辑展开广泛、深入、系统的研究，重视能够构建基本概念、基础理论的本土化、原创性、创新性基础研究。

面向国家重大战略

面对世界形势的新变化和国家发展的新目标，中国特色新闻学不能囿于自身理论圈子，而要面向国家重大战略，在国家发展中承担起新闻传播学的职责使命。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成为时代议题，国家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则成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战略目标。中国特色新闻学的“三大体系”建构要面向这些国家重大战略，在发挥新闻传播学社会功能的同时，筑牢新闻学作为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性作用学科的学科地位。

随着媒体融合的深度推进，媒体融合与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成为一个重要议题。在此进程中，信息既是重要基础，也是核心要素之一。作为信息的主要载体，强大的传媒业可以助推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在互联网新技术的倒逼之下，主流媒体把推进媒体深度融合、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作为转型发展的重要任务，打破了工业社会时期的媒体概念，塑造出的新型主流媒体成为社会治理的基本抓手，融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系统中。正因如此，媒体融合已成为一种强大的国家意志行为，嵌入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的进程中，成为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在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的进程中，需要主动回应这一战略议题，提升学科建设的认识层级和研究维度。

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综合国力提升的重要战略要素。在高度全球化的时代，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正走向世界舞台中央，面临的国际舆论态势日益复杂。然而，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还较为薄弱，国家形象塑造以“他塑”为主，如何塑造出“可信、可爱、可敬”的国际形象，成为新闻传播学助力国家迈向世界强国所面临的重大课题。这就需要加强国家传播能力建设。理念上，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国际传播观念的基础。作为一种“开放、包容、多样、平等”的文明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冲破了20世纪文明冲突论和历史终结论所构建的世界文明秩序。这种基于尊重和对话的文明间性将是打破西方国家历经数百年打造的主导性话语体系的突破口，在国际话语权的博弈中起到根本性作用。方式方法上，要丰富国际传播主体，打造国际传播平台，把握国际传播对象，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际传播效果。学术研究上，要突破新闻学与传播学之间狭隘的关系之争，把中国特色国际传播理论体系作为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的重要内容。尤其是面对西方主导的国际传播格局和国际传播理论体系，更需要加速构建融通中外的学术新概念、新范畴、新话语，赋予中国特色新闻学更广阔的国际视角。

面向实践重大问题

新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必须面向新闻实践、指导新闻实践。与医学、法学等学科相比，目前新闻学在新闻业界中的指导性不强，新闻业界与新闻学界存在一定的隔阂。特别是在互联网新媒体发展中，实践走在理论前面，理论未能及时跟进，导致互联网新媒体发展一度处于失序状态。这就要求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建设，要面向实践重大问题，回应新闻业界的困惑，并把新闻的社会功能纳入“三大体系”范畴，拓展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实践性。

互联网治理是当前实践面临的重要议题。无论是对党的治国理政还是新闻业的融合发展，互联网这一关都至关重要。在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时，要把互联网传播规律与善治作为重要研究议题：研究互联网传播规律，提出有助于互联网善治的理论依据与具体举措；研究重大突发事件的舆情传播、公众心理和应对模式；研究互联网空间的平台垄断、价值导向、网络谣言、隐私保护等新问题；研究智能传播、人机传播、元宇宙等新应用新趋势；研究国内互联网综合治理体系和全球互联网空间命运共同体建构等宏大命题。

中国是世界互联网应用大国，互联网对社会发展和日常生活产生深刻影响。在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时，要把数字技术与社会发展作为重要议题。从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到各类突发事件的积极响应，再到弱势群体保护、公平正义维护等，都是互联网带来的新议题，需要我们结合数字技术与社会系统进行深入思考。面向这些重大社会问题，中国特色新闻学才能做到面向中国国情，面向社会发展需要，面向人民群众切身福祉，拓宽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研究视野。

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的改革方向

在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的进程中，已有学科范式、研究方法、理论框架等既是基础也是制约因素。为此，我们必须在传承的基础上，推进学科建构的思维改革。笔者认为，优化学科体系、强化学术体系、活化话语体系、深化社会贡献这“四个化”是当前推进新闻学深化改革的重要抓手。

优化学科体系：交叉、协同、融合

中国特色新闻学现有学科体系中，总体学科设置思维较为落后。《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 （1997年颁布）中，文学大类下设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二级学科设有新闻学与传播学两个学科。《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中，新闻传播学在大类上仍属于文学。而2009年更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简表》（国家标准GBT_13745-2009）中，新闻学与传播学作为一级学科存在，下设新闻理论、新闻史、新闻业务、新闻事业经营管理、广播电视、传播学、新闻学与传播学其他学科等专业（见表1）。

表1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简表》中的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设置

这种学科设置把新闻学与传播学截然分开，突出广播电视学，忽视互联网新闻学的设置，显然是传统媒体时代的产物，带有工业化时代的烙印，不符合数字化时代的媒体生态，难以适应数字化、信息化环境中的新闻实践需求。尽管目前一些新闻院校已经开始增设网络与新媒体、数字新闻理论与实践等课程，但这种修补基于原有学科体系基础，并未起到重构作用，优化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体系仍然任务艰巨。在学科体系的优化中，要认识到新闻学的实践性很强、新闻实践潜入社会系统、新闻业态已然发生巨变等现实问题，为此，应把交叉、协同与融合作为优化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体系的关键。

交叉性，即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体系要吸纳不同学科理论成果，在学科交叉中寻求学科体系的突破。新闻学与政治、文学、哲学、艺术、历史等学科关系密切，新闻理论是多学科交叉的结果。尽管重构新闻学和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体系的研究成果多，但在教学体系、教材体系中并未得到很好体现，其原因主要在于学科布局较多采用新闻传播学的单一学科维度，运用传统报刊新闻学的框架设计学科体系。因此，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要在学科布局、理论框架和知识体系上体现交叉性和系统性，探索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的知识体系和教学体系。

协同性，即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体系要鼓励不同学科之间的协作，在跨学科合作研究中寻求学科体系的融合。新闻学作为一门科学，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部分，新闻舆论工作深入社会系统的方方面面，这是新闻学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性作用的重要原因。同时，新闻学的研究理论很多借鉴了其他学科，研究方法以其他学科研究方法为主，研究对象和其他学科有诸多交叉之处，需要跨学科的协同研究。为此，应鼓励新闻学与计算机科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多学科的学者合作，从而使相关研究结论形成学界共识，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作出知识贡献。

融合性，即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体系要打通不同媒体之间的边界，在数字化思维中寻求学科体系的重构。新闻学学科体系内部的二级学科、三级学科之间关系不清，且未能体现数字时代的新闻学范式变化。同时，融合媒体面临着各种新的问题，急需运用融合思维、融合文化，对学科体系再造予以回答。这既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三大体系”的内在需要，也是丰富数字时代新闻传播实践的理论基础，充分体现出新闻学研究中的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教材体系是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体系的重要动力。当前，新闻学的教材主体部分依然是新闻史论+新闻业务，而新闻业务则仍以传统的采写编评为主，数字媒体、融合新闻、数据新闻、视听传播、国际传播等重要议题或处于边缘化地位，未能进入学科体系设计之中。对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体系建设来说，教材体系不及时革新，学科体系就会失去后劲。为此，在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体系时，要把教材体系建设作为突破口，形成适应中国新闻实践要求、立足国际学术前沿、二级学科与三级学科布局合理的教材体系。

强化学术体系：基础、前沿、问题

中国特色新闻学学术体系是整个学科创新发展的核心部分，没有学术体系的支撑，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就会失去创新动力。目前，中国特色新闻学学术体系基础部分不够厚重，前沿部分不够深入，问题意识不够强烈，导致学术研究出现炒冷饭、追时髦的现象。为此，需要强化中国特色新闻学学术体系建设，围绕基础、前沿和问题对已有学术体系进行重组。^[4]

基础性研究是学术体系建设的根本所在。具体而言，中国特色新闻学学术体系建设应加大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历史研究、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实践研究以及中华优秀传播思想与历史研究等，加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新闻学中的指导与运用。同时，要加强新闻学基础理论研究，深入系统地研究新闻学的基本概念，深挖基础理论的规律性，夯实新闻理论研究方法，提升新闻理论的逻辑性和学理性，提高基础理论的适用性，为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大厦打下扎实基础。

前沿性研究是学术体系建设的发展空间。随着媒介生态和新闻业态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中国特色新闻学学术体系的研究对象和底层逻辑已发生改变，新闻学面临着理论体系再造的现实挑战。为此，必须加深对新闻传播的新现象新问题研究，探索学科的前沿理论，构建有别于工业时代的新时代新闻传播学学术逻辑和学术范式。具体来说，有必要加强数字新闻理论、传播与国家治理、国际传播、媒体融合与全媒体建设、互联网治理等前沿议题的研究，并从中探寻中国特色新闻学学术体系的发展空间。

问题意识是学术体系建设的创新之源。新闻业正处于社会环境与媒介环境大变化的时代，且新闻业嵌入社会系统的方方面面，因此新闻学研究对象十分广泛。无论是自身理论演进还是在与社会相联系时所引发的各类社会问题，都需要新闻学的介入，从新闻、传播、舆论、宣传等视角进行深度解读或提出对策建议。因此，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学术体系，要以问题为导向，着重聚焦基础问题、现实问题、重大问题，为新闻业以及整个社会的发展作出新闻学的学术贡献。

活化话语体系：范畴、概念、普遍化

话语体系是思想、理论、知识的外在形式，是一个学科是否具有深度和影响力的集中体现。话语体系是，“由交往主体通过语言符号建立起来的表达与接受、解释与理解、评价与认同等多重认知关系”，^[5]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因素制约。而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是集中反映基于中国国情的新闻实践所形成的范畴、概念，及其构成的新闻思想体系、新闻理论体系和新闻知识体系。目前，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囿于传统报刊新闻学思维，核心概念不足且相对陈旧，创新概念缺乏认同度，导致整个话语体系竞争力较弱。为此，有必要从范畴、概念以及话语的普遍性入手，重塑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

在范畴上，要重建新闻学研究范畴。传统新闻学以研究新闻传播活动和新闻传播规律为主，但对新闻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的关系缺乏足够的关注，研究范畴和研究视野有限，束缚话语体系创新，难以融入整个哲学社科学科阵营中。为此，在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过程中，要重建研究范畴，把新闻传播活动、新闻传播规律等作为基础部分，把新闻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互动纳入新闻学研究范畴，使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更加立体化，更好地发挥新闻学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支撑性作用。

在概念上，要打造新闻学的术语群。新闻学发展至今有一百余年，但学术术语非常有限，尚未形成一个系统完整的术语群。一方面，新闻学的核心术语仍停留在新闻事实、新闻真实、新闻价值等基本概念上，具有本学科特色的概念较少；另一方面，一些创新性的概念缺乏方法、理论和逻辑支撑，过于随意，难以得到学术界公认。在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时，要提高学术界的概念化水平，按照严密的逻辑和科学的方法就新闻活动的新现象新问题提出具有普遍性且能受到认可的学术概念，打造新闻学自身的术语群。

在普遍性上，要推动新闻学思想、理论、知识的普遍化。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普遍性和特殊性是无法逾越的一对关系。毫无疑问，“中国特色”是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底色，离开特殊性谈普遍性就是忘本，失去话语的自主性，被外来学术话语所主导，产生“南橘北枳”的理论移植误区。而如果只有特殊性没有普遍性，在与其他学科交流时，在与国外新闻学界交流时，新闻学话语体系的影响力也会受限。因此，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要不断推动新闻学思想、理论、知识的普遍化，以此提升话语体系的学术公认度和影响力。

深化社会贡献：实践、行业、治理

新闻舆论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事关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作为研究新闻舆论规律、指导新闻舆论工作和培养新闻舆论工作人才的新闻学，必须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建设中，要立足于时代需要和社会需要，深化社会贡献。这也是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的使命所在。

要提高对新闻实践的指导性，深化新闻学对新闻实践的贡献。新闻学基于新闻实践指导新闻实践，其社会贡献首先体现在对新闻实践的指导性上。一方面，要更新新闻学中新闻业务的内容。互联网融媒体时代的新闻业务不断产生各种新的业务形态，再也不是采写编评这么简单，新闻业务如果不及时跟进，就很难培养出新闻实践需要的人才，也很难回应新闻实践提出的问题。另一方面，要面向新闻实践研究新闻与社会的关系，为新闻实践提供丰富的理论指导和伦理约束。新闻实践与社会系统产生关系，会遇到各种不同的问题，这需要新闻学在理论上的探索。

要提升新闻学研究的前瞻性，深化新闻学对新闻行业的贡献。新闻业正面临着社会环境和媒介生态的巨变，互联网新媒体对新闻业带了巨大冲击。为此，新闻业积极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全力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但是，媒体融合是一个起点，不是终点；是阶段性的，不是一劳永逸的。媒体融合怎么融？最终实现什么？媒体融合的中国特色是什么？全媒体传播体系什么样？全媒体传播体系如何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媒体的未来图景是什么？这些都将随着媒介技术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这些命题将一直是中国特色新闻学作出行业贡献的重要命题。

要建构新闻与社会的连接体系，深化新闻学对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贡献。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构建社会综合治理体系是当前国家发展的重要目标。作为一门应用性和人文性很强的社会科学，新闻学不能停留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要扩大视野，建构起新闻与社会的连接体系，把社会系统中的新闻、舆论、宣传、传播作为研究对象。为此，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必须把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作为重要研究对象，如此才能把握全局、大局、大势，更好地作出社会贡献。

中国特色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范式

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创新发展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当前，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建构起自主知识体系，这是核心与根本所在。为此，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基础上，从历史、实践与理论等维度深入分析和把握，从不同的研究范式入手，探索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有效路径。

建构中国特色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范式

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世界历史发展也有其规律可循。一个学科的自主性知识体系建构，要基于本国历史文化传统和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因此，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自主性知识体系，需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创新知识体系，提高知识增量，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种基于历史文化传统的知识体系建构范式即历史范式，可以突出知识体系的自主性。

一方面，要基于中国历史，创新中国特色新闻学知识体系。中国特色新闻学的“中国特色”关键在于理论知识的主体性和原创性。当前新闻学的理论国外引进的较多，而且国外流行什么我们引进什么，很难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我们要回到中国历史和中国实际，以此作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和原创性的理论观点，真正形成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特色和优势，构建起中国特色新闻学自主性知识体系。这就需要从中国历史文化中寻找知识逻辑和文化支撑，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是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宝贵资源，无论是中国古代的舆论观念、传播观念，还是近现代史上的报刊观念、宣传观念以及中国革命历史和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新闻实践，都蕴含着丰富的新闻知识，需要系统性地总结、开发和运用。这些是中国独有的知识，既可以为中国特色新闻学自主性知识体系建构提供思想文化支撑，也可以对当下中国新闻实践起到有力的阐释。

另一方面，要遵循世界历史规律，面向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坚持自主性并非排斥国外理论，国外的新闻学、传播学乃至政治学、社会学等哲学社会科学中有丰富的理论资源，是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自主性知识体系的重要动力。当今世界历史发展已进入新的时代，迎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闻传播学“三大体系”需要融通中外新闻传播理论资源，推进新闻学的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在与世界的互动中创造出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向世界的新闻传播学贡献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我们要通过国际性的学术交流与学术合作，在学术互动和文明互鉴中丰富我们的知识体系，努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新闻传播学学科力量。

建构中国特色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范式

面对全球化、逆全球化与全球主义、新全球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代议制、协商制与参与制，工业革命4.0、全球治理模式4.0，平台经济、平台社会与平台媒体等现实变化，“三大体系”建设需要摆脱起源于工业时代的新闻传播理论框架束缚，建构符合国际新闻传播变局与中国新闻传播实践逻辑的自主性知识体系。

首先，要符合全球新闻传播的实践趋势。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思潮下，国际传播舆论日益复杂，国际新闻业受新技术影响凸显，全球传播生态正在转型之中。可以看到，世界各国普遍开始重视信息传播基础结构，5G商用在全球铺开，卫星互联网竞争白热化，云计算、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广泛运用，在线视听快速发展，新闻业愈发深入地融入社会系统，传播议题、新闻生产、平台治理、元宇宙等成为全球热点议题。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全球新闻业呈现不确定性、复杂性趋势，新闻业已深深嵌入人类社会和国际关系的变局之中。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要有全球视野，积极融入这种变动中的全球新闻传播实践，如此才能更好地推动我国新闻传播实践，使“三大体系”兼有普遍性和特殊性。

其次，要符合中国新闻传播的实践需要。中国新闻传播实践既有与全球新闻传播实践的一致性，也有因自身历史文化和实践传统而来的独特性，中国独特的新闻传播历史与实践经验以及新技术革命下的新闻传播实践，是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的基础所在，也是构建自主性知识体系最主要的范式。为此，要“以中国为方法”作为新闻理论范式转换的一种方法论，“倡导中国的新闻学研究共同体在基本的信念、价值与范例上建立共识，主张扎根中国经验、寻求中国新闻理论研究的主体性”。^[6]任何离开中国实践的理论架构都难以满足当下新闻业的现实需求，也无法构建起中国特色新闻学自主性的知识体系。

再次，要符合互联网新闻传播的实践要求。飞速发展与变化的数字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新闻业的基本生态，倒逼新闻学开始探索改革或重构。面对数字技术已渗进新闻生产、新闻分发、新闻消费各个链条的新闻业，新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理念、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等都在随之而变，涌现出互联网新闻学、数字新闻学、融合新闻学、算法新闻学等新概念新领域。学界或“偏向坚守传统新闻理论研究基本内核、不断扩展新闻理论研究领域”，或“根据新闻活动实际变化，积极探索转换新闻理论研究范式”，或“侧重新兴媒介环境根本特征，试图彻底改变传统新闻理论研究方向”，这些都是有益尝试。对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来说，一个根本遵循是要在“从传统新闻理论研究范式向新兴媒介环境中的新闻理论研究范式转换”，^[7]在互联网思维下构建“三大体系”，要能概括互联网新闻传播规律，阐释互联网新闻传播现象，指导互联网新闻传播实践，指明互联网新闻传播方向。

建构中国特色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范式

当前，新闻传播生态整体面临着价值转移与力量转移、关系重塑、秩序重构、格局重组、底层逻辑等新变化新现象，要求新闻学必须重整逻辑，基于上述逻辑基础，加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概念化、范畴化、框架化与普遍化，夯实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的学术根基。

基于价值转移和力量转移，从数字化中打造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的理论基础。数字化推动新闻生产与新闻传播的全面转型，受众因主动性参与性的增强而演变为用户，个性化、情感化成为新闻业的新课题，公共性与非公共性同时存在于新闻业。数字技术对新闻生产和新闻业转型的驱动，被视为一种“复杂的循环、交叠和新旧机制的协商”^[8]，而不再是单向的报道和传播。这其中既有世界互联网传播的普遍性，也有基于中国互联网实践的特殊性。这些变化和特征，要求我们在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自主性知识体系时，要充分把握这种趋势以及趋势下的中国数字化实践特点，用数字逻辑贯穿新的新闻学知识生产，构建起系统性的自主性知识体系。

基于格局重组和秩序重构，从融合文化中寻求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的理论突破。当今世界格局和媒体格局都处于大变局时代，传统的世界秩序和媒介秩序正在重构。对新闻业来说，新格局新秩序要求有新方法新手段，只有融入并适应变化中的媒介生态，才能更好地实现新闻业的转型发展。在此背景下，媒体融合成为时代命题，融合文化因此而生。新闻学和新闻教育不能像以往那样局限于单一媒介形态，甚至把报刊、广播、电视分开，而是要基于融合平台、融合产品打造新型融合媒体。新闻学的学科体系建设要有融合思维，学术体系要加强融合理论研究，话语体系要增强融合内容，基于中国的媒体融合实践创造出自主性的融合理论和知识。

基于关系重塑和底层逻辑，从传受关系中重构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的理论。在互联网新媒体环境下，大众传播模式正向公共传播模式转型，传受关系出现去中心化和扁平化现象，公众以普通网民身份参与到新闻生产、信息传播和意见表达中，话语权得到前所未有的释放。尤其是在中国，互联网为公众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参与窗口，所带来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意义深远。为此，要基于中国新媒体实践，重视关系与连接、底层与参与，在“中心化”与“去中心化”中探索中国特色新闻学自主性知识体系的建构。

结语

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自主性知识体系，除了理论上重视思维逻辑之外，还要注重方法路径。要在坚守正确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方向的基础上，善于对新闻业发展中的新现象以及新媒介与社会、新媒介与人的关系理论化，遵循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新闻实践经验，结合新闻业的新变化，在新闻学“三大体系”内进行范畴化、框架化、概念化和普遍化，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自主性知识体系，推动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三大体系”建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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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华社.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N].人民日报，2022-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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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涂凌波.“以中国为方法”：新闻学理论范式转换的逻辑、知识与方法论[J].新闻与写作，20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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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常江，何仁亿.数字新闻生产简史：媒介逻辑与生态变革[J].新闻大学，2021(11)

作者简介

胡正荣，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兼任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传播学会（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传播学分会）会长等。历任第六届、第七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2013-2017年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传播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传媒大学校长、中国教育电视台总编辑、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第八届理事会理事、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第十一届理事会理事等。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舒伦斯坦媒介、政治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等。主要研究领域：新媒介与媒体融合、国际传播、文化产业等。主要著作：《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 传播学》（主编）、《中国国际传播发展报告（国际传播蓝皮书）2017》、《全球传媒产业发展报告2017》、《新媒体前沿2017》、《中国文化发展1978-2018》、《世界主要媒体的国际传播战略》等。2001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6年获人社部“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2011年英国威敏大学荣誉博士。中宣部、中组部2017年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际传播人选。

叶俊，新闻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媒介传播与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从事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与中国特新闻学、媒介与社会发展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央交办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工程项目多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及中央部委委托项目等十余项。发表论文70余篇。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对策信息奖，全国新闻学青年学者优秀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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