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西安限行出台细节：“权力的傲慢”是如何产生的
上周四午夜，西安限行通告发出两小时后，我在微信里问一个在整个过程中没有决定权但却部分参与其中的交警：为什么这么仓促？对方很简练地回答我两句话：“都是眼泪”、“明眼人第一段一看都明白”。
2015年12月8日至22日，关中地区两次发生重度雾霾天气过程。环保部组织西北环保督查中心开展了专项督查，发现西安市政府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启动迟缓，对环保部的预警通报“置之不理”，响应机制不健全，相关部门动作慢、措施少……
环保部12月30日就此对西安进行了通报批评，语气严厉，甚至可以说是愤怒，没有给13朝古都留一点面子。
但面对批评，西安市响应的倒是挺快。第二天下午，西安市治污减霾办主任陈松林出面向全市市民致歉，他说：
“由于我们在此次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中，敏锐性不强、预判不足、反应不快，造成了不良影响，我们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此市治污减霾办向广大市民诚恳道歉。”
西安市治污减霾办Ⅲ级应急响应启动的具体时间是3日中午的11点，距离晚间交警发布禁限行通告，这中间有11个小时。
但实际上在应急响应启动之前还有一个应急预警，启动时间是更早的2号晚上的6点，预警通知也在2日晚间下发，这样算来给交警的时间就足够充裕了吧？
NO！《新京报》披露，交通管理宣传科一个负责人说局里接到通知（预警通知）时已经是3日晚8点——也就是说，当治霾办更进一步的应急响应都已经启动9个小时之后，交管部门才收到之前一天、26个小时之前的应急预警通知。
让我们假定这位负责人是一位诚实的人民警察，没有撒谎，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份国际化大都市历史上的第一份面向全行政辖区的禁限行通告是在两个小时内决定并起草然后完成发布的。
不得不说，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一份预警通知从治霾办走到交警支队，走了26个小时。
西安市治霾办设在环保局，在大学东路，西安市交警支队在太白南路，即便按我走路的速度，一个小时也绝对到了。然而现在是21世纪，他们之间到底是用什么沟通的呢？
那么交警支队有无可能推迟发布时间，在细节上多做商榷、留足给市民的反应时间呢？
答案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环保部通报批评和治霾办主任道歉在前，应急预案也已两次修订，这个时候再掉链子就是“敏锐性不强、预判不足、反应不快”，这个锅没有人愿意背，交警也当然不愿意背，谁背锅谁就在政治上too naive。
研究一下交警发布的通告用词，其中一句“根据市治污减霾办《关于启动我市重污染Ⅲ级应急响应的通知》（西安市治污减霾办【2016】70号）要求，我局决定……”
请注意“要求”这两个字，它实际暗含的正是“明眼人第一段一看就明白”的玄机，表达的正是“如此仓促非我本意”的潜台词。
如此，禁限行通告细节的粗糙几乎是注定的，看上去从应急预警到应急响应再到通告限行，各方都在尽力避免三个“不”，但实际效果却大相径庭。在绝大多数人都已经钻进被窝之后才在手机上收到推送，也就只有让大家在被窝里骂娘了。
插个题外话，写这段的时候，难产的地铁三号线终于开通试运行。华商网曾总结说，自规划建设开始，三号线通车消息已反复出现15次，单今年官方就辟谣了3次。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地铁运营方和决策方是割裂的，吃饭的不做饭，做饭的不上饭。和治霾限行一样的异曲同工。
这一切或许都不是政府部门的本意，他们甚至战战兢兢，“都是眼泪”，却在公共事件中总是造成随意、任性和敷衍了事的实际效果——所谓权力的傲慢。
限三环还是限全市，直到牌子立起来还没有定论
西安市治霾领导小组成立于2013年5月，由市长、副市长为分别担任组长副组长，成员包括市政府秘书长、副秘书长，宣传部、组织部、发改委等20多个部门一把手，以及九区四县、八个新区管委会行政一把手，办公室设在环保局，负责日常事务，主任由环保局局长兼任。
这个庞然大物一般的领导小组它究竟是如何工作的呢？这是一件让人十分好奇的事，比如主任如何主导并给平行单位下发通知？特别一提的是，名单里没有气象部门的负责人。
这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6号从傍晚就开始下雨，直到两个小时后八点多治霾办才下发了解除应急响应通知单。更让人不解的是，在西安市气象局网站上，11月5日就已经预报11月6日到8日，西安市将有一次降温、降水天气过程。
也就是说，市民原本可以免于被半夜砸门所惊吓的，但实际上居然被砸了两次。
简单归纳原因，一个是行政能力，另一个就是出发点。在这些部门眼里，行政上它只需对上负责，平级协调不背锅，然后才是政策的可操作性、受众感受这些本该首先考虑的问题。这个时候，作为这种典型的中国特色行政机制的衍生品，傲慢就不可避免了。
深夜十一点，冷空气已成功救场，但两次半夜砸门，已足够让我们看清当下这个城市的行政品质。大西安就是这么魔幻，如是。
作者：酒547 媒体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