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结束，李行得知了自己被西安某中学成功预录的消息。

作为榆林市第一中学的尖子生，将近一年半的时间里都在为了这个目标而努力。然而愿望真正实现的瞬间，他却没有想象中那样如释重负。

李行在中考中取得了榆林市第十几名的优秀成绩，倘若留在家乡，他可以选择榆林市的任何一所高中。榆林市第一中学的校长曾经给李行的母亲曹琳打过一通电话，为了争夺生源，校长提出了所有市一中能够提供的优待条件。譬如，为李行提供单人宿舍，三年学费全免，李行拥有自己挑选老师的权力等。

曹琳拒绝了，宁愿付出高昂的学费让李行来到西安就读。她与丈夫一致认为：南下西安读高中，可以使儿子拥有更高的平台，眺望未来的视野将更加辽阔，距离双一流高校的高考目标自然也会更近一步。

西安市与榆林市，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可否认的教育资源位差，而在其中流转挣扎的家庭，如曹琳一般选择逆流而上的不在少数。根据榆林市政务大厅教育窗口所提供的数据，2019年中考成绩在六百分以上的一百多名榆林籍考生，有六十多名流入了西安五大名校，选择留在家乡的高分考生不足半数。

高新一中与西安铁一中学、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陕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一同构成了西安市五大名校。校际之间既是对手亦为盟友，剑指高考，它们共同坐拥着西北地区顶尖的硬件设施与师资力量，聚合辐射着周边城市，持续吸收其他地区优质生源。

面对如此强势的影响力，其他区县的普通高中根本无力抵抗。它们为当地中考选拔出的尖子生所能提供的优待条件，似乎并不足以吸引那些为五大名校巨大影响力所震撼的家长们。

仿佛只要能进入五大名校，半只脚就已经进入了清北的校门，没有一位对子女教育充满雄心壮志的家长可以无视这样的诱惑。

李行的家庭情况在榆林只能算作普通。父亲李明在榆林市鱼河镇上做着摩托车配件批发的生意，母亲曹琳则在榆林市一中附近的街区开办一所小学生课后作业辅导班。

他担心自己此行西安会辜负父母给予的期望，自己对于未来学习生活的想法也尚不明朗，倘若下去以后成绩反而下滑，最终高考失利又该如何是好？

现实却没有给他留下任何犹豫不定的时间，母亲已经替他做出了决定：去西安。

超前学习，对于西安市五大名校的孩子们来说，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李行也在初升高的暑假里学习了高一课程。距离开学还有一个月时，曹琳提前带领儿子到达西安，在一所辅导机构补习了物理和数学。虽然那次补课并没有在李行后期的学习中体现出什么效果，但曹琳还是寻求到了一些心理安慰。为了迎接新的学习环境，她为儿子已经尽自己所能做足了最充分的准备。

然而，李行的第一次考试成绩，给了曹琳一家一次结结实实的打击。从小到大都是家长们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模范优等生李行中考时英语成绩与满分仅仅差了六分。而在这次考试中，他的各科总分全班倒数第二。

坐在同一个教室里的同学，从幼儿园起便一直接受着双语教育。有些同学甚至已经开始准备托福雅思考试的刷分，李行却仅仅依赖课本上的知识，对于考试中超纲的内容一窍不通。

落差的形成，是在书本之外的。九年义务教育制度推行至今硕果累累，它固然为我国中小学生提供了平等的教育权利，却受种种现实因素的影响，实现的仅仅是教育平权，而并非理想中的教育平机。

事实证明，中产往上的家庭对于孩子的教育问题往往更加措置裕如。他们接受过良好的教育，眼界开阔，同时拥有相对殷实的家产以及丰富的人脉资源，从一开始就能为自己的孩子轻松提供最好的学习生活条件。

为了争夺更优质的教育资源而展开的这场激烈角逐，那些社会地位相对弱势的家庭，面对这种不平等的教育环境，通常有两种选择。一则放任自由，学习的主动权在于孩子的自身意识。二则向上进取，在父母有意识的引导下，带领孩子向上追逐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

曹琳便属于第二类。

自己的人生经历使然，曹琳才会选择以这样的方式“孟母三迁”。

曹琳的学习成绩一向很好，常常是班上的前十。中考前的晚上，同班好友的爸爸带她见了监考老师，一阵谈话的结果是次日考试时，自己的卷子被好友拿去抄袭，而监考老师则视若无睹。曹琳没能写完语文卷子，最后只考了五十多分，以四分之差与中专失之交臂。

中考的失利让她一直耿耿于怀，曹琳曾想过去甘肃打工，也曾考虑过当裁缝，总觉得不适合自己，最终都放弃了。这时父亲忽然提议，村里的小学正缺老师，而曹琳上学时成绩优异，不如就留在村子里做一名民办教师？她同意了。

一年半后，曹琳与现在的丈夫李明结婚了。

李明同她一样，是一位有高中文凭的民办教师。他学美术，是班上学得最好的。去西安考试那天，因为二百块钱的考试费，公婆断送了丈夫的升学之路。家里穷。丈夫作为长子，只能最先挑起养家糊口的担子。

婚后李明去榆林的家具店给沙发刻花，她则一边教书一边种地。

“我这个人其实一直很有远见，但我的老公就没办法，他的家庭环境把他局限了，农民思维，不敢往远想”，曹琳这样评价道。李明满足于当下，认为种地教书的生活平稳踏实。而曹琳则与他产生了分歧。

曹琳一整个假期，都在李明在榆林的租屋里料理家务。她说，“我不回老家了”。丈夫拗不过她，终于妥协，在鱼河镇上给曹琳租了一间房子。到了第二年，就有了现在的儿子李行。

奥地利个体心理学派创始人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在《儿童的人格教育》里写道，“教育家或老师不应该认为自己是孩子的唯一教育者。外界的影响源源不断地流入儿童的心理世界，直接或间接地塑造着这个孩子”。

李行天生聪颖，上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已经拿到了年级第一的成绩。曹琳和李明整日忙碌于门店里的生意，而他们生活的街道也满是各种做小本生意的商贩。一到时间，卖豆腐碗托之类的小贩便出摊叫卖。那些缺少父母管束的孩子，他们的聚集地则是网吧或者附近的大河，每天泡到手指发皱、月上柳梢头的时候再嬉闹着回家。受这种环境的影响，李行每天写着作业就找不见人了。

当时曹琳的生意做得不错，每到年底能有十多万的收入。起初提到转学的时候，曹琳受到了全家人的强烈反对，尤其是公婆与丈夫的弟弟妹妹。他们的态度出奇一致，家里的生意蒸蒸日上，正是离不开人的时候。而孩子在哪里上学都一样，鱼河的小学也不错，为什么偏要转学去市里的小学？面对这样的数落，曹琳仍旧选择带领儿子搬去榆林。

尽管在某些问题上，曹琳与李明的想法存在分歧，但由于年轻时相似的求学经历，他们比谁都更加清楚学习环境的重要性以及教育之于人的意义。

与妻子一样，李明也相当重视孩子的教育问题。他认为，文化知识是一个人在社会上立足的前提。读高中时，李明是班上的第一名。其他同学倘若取得好成绩，都会迫不及待地给家人分享。李明却生怕父母知道自己考好的消息。因为考好便意味着他有机会继续接受教育，家里孩子太多，温饱都是问题，根本无法支撑他继续画下去。没有经济支撑何来更好的教育。也是因此，他从来不想苦了自己的孩子。

经过讨论，夫妻二人从那时起便决定家里的教育问题由曹琳主导，李明则留在鱼河继续经营门店的生意。

李行要上四年级的时候，曹琳将他转入了榆林市区的星元小学。

为了寻找新的生计，李行考入星元小学不久后，曹琳便在儿子的学校附近开了一家课后作业辅导班。

考虑有二，其一，就自己而言有近八年的民办教师经历，具备辅导小学家庭作业的能力。其二，就儿子而言，家里的学习氛围一经改变，他也会慢慢树立以学习为先的意识。这样一来，母亲有了自己新的事业，而孩子则在最需要言传身教的年纪里得到了最好的家庭教育。

周内，曹琳留在榆林忙碌于辅导班的工作，周末，便带着孩子回鱼河镇上与丈夫团聚。

面对人生中的第一次转学，李行则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刚去榆林时，除了母亲，李行的交际圈别无他人。他习惯于鱼河镇上松散自由的学习方式，对于星元小学年级班级评比等一系列的新鲜事物，显得有些无所适从。

但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之后，李行每天放学回家后在辅导班里与同学们一起做功课，并结交到了同龄的朋友。渐渐因此改变了从前的学习态度。学习成绩也在稳步提升，最后能够在年级前十这个区间内保持上下浮动。

在小升初考试中，李行以入学考试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榆林市第一中学。曹琳也紧随着孩子的脚步，在市一中附近租了房子继续开办辅导班。

起初曹琳并没有让儿子去西安念书的打算。她担忧西安过高的生活成本，也不确定自己的孩子是否真的突出到了那般程度。

李行念初三时，同班好友向他推荐了一家数学竞赛辅导班。辅导老师的两个孩子曾分别在西安市高新一中与西工大附中就读，最终在高考时成功进入了清华北大。曹琳抱着向优秀家长学习经验的想法，将李行送去补习了一段时间。谁想辅导班老师竟开始劝说曹琳也将孩子送去西安读书。

不可否认，西安拥有相对于榆林来说无法逾越的优质教育资源。但与此同时，对于成长在那个年纪的孩子们来说，正是个体追求自我完善与发展的高峰期。留在榆林读书，因为失去驱动前进的竞争力，孩子很有可能贪图安逸，从此固步自封。然而真正决定人生结局的不是学习成绩的优秀与否，而是人的格局。换一个城市生活，很有可能会成为他们开拓视野认识世界的第一步。

一番谈话使得曹琳豁然开朗，丈夫李明也觉得这是一个不可错过的机遇。最重要的是，他们从这件事中看到了孩子身上关于未来的希望。此前李明觉得，儿子大学毕业后只要能在鱼河镇上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他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然而，面对父母的鼓动，李行原本是拒绝的。

在榆林他有熟识的朋友，学习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是班里同学们口中的“学霸”。倘若南下西安求学，便意味着一切都将从头开始。与此同时，他又无比憧憬外面的世界，在榆林这座小城里生活了整整十六个年头，李行从未真正意义上踏出过这座城市去别的地方生活。他陷入了一种两头抉择的困顿之中。

见到李行如此难下抉择，曹琳便拜托了补习班的辅导老师给他做了心理工作。他们聊了整整一个下午，老师们甚至替他规划了一番关于未来的蓝图，李行永远也忘不了那天归途时激动且澎湃的心情。

那年李行刚满十六岁。每天放学之后，他先在辅导班吃过晚饭，再赶回租屋学习。九点辅导班的工作结束，曹琳会在这时去李行那边给他送一些食物还有一杯牛奶，怕打扰到儿子学习，她从来不敢多留。

租屋的房东曾对曹琳说：“你的孩子真的太用功了，每天学到一两点钟才肯睡觉。”

那年的开学季，李行终于如愿以偿踏入了西安那所高中的校门，穿着崭新的蓝白校服，坐在陌生的教室里。

而曹琳的亲戚们都认为将孩子送去西安读书是一个疯狂又愚蠢的决定。

公婆曾说过她好面子，虚荣心强，爱显摆自己。别人的孩子都在鱼河上小学，她偏要孩子在榆林上小学，别人的孩子都在榆林上高中，她又偏要孩子在西安上高中。

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要为了孩子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两地奔波？为什么要抛下原有的一切，舍弃一中校长提供的优渥条件，为什么要交付那样高昂的学费，走一条稍有不慎就会血本无归的荆棘路？

刚去西安时，面对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李行显得有些束手无策。

高一的第一个学期，李行独自留在西安住校。从小到大，在家有母亲无微不至的照顾，在校又是老师喜爱、同学钦佩的尖子生，突如其来的落差感让李行很长一段时间都没能调整过来。

李行曾经经历过一次转学，对于磨合期的痛苦他本该并不陌生。然而，这次来得却更加汹涌澎湃。相较于从镇上转学到市区来说，西安是一个更大的环境。面对成绩的断崖式下跌，他耗费了更多的时间来适应新的学习生活。

榆林市的中小学大多都是方言教学。由于换了全新的语言环境，不会说普通话的李行曾经沉默过一段时间。他不敢开口讲话，只是聆听，也不与班里的其他同学交流。

但沉默毕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遭遇上课时老师要求发言的窘境，他总不能闭口不言。只好先尝试着与宿舍的舍友慢慢沟通，自己在心中默默纠正口音，在平时的日常对话中反复纠正与练习，这样的过程几乎伴随了他高中读书的整个三年。

更深层次的困难则源于他所感受到的，自己与同班同学之间无形中的竞争压力。尤其是班里的学霸在学习过程中无意展露出的压迫，使他感受到了强烈的落差。来西安之前，李行觉得自己也不差，如今他却成了排名倒数的孩子。

在榆林他是班里最受欢迎的“学霸”。初中时语文老师曾经布置过一篇命题作文，题为《我们班的牛人》，结果全班有三十多位同学都写了李行。来到西安，他却在电话里几近崩溃的对妈妈说：“我觉得自己现在就是班里最差劲的孩子。”

从来没有因为儿子的学习成绩或性格养成而担忧的曹琳，此时却因为短短几个月中儿子的巨大转变，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苦闷之中。

她不敢把这样的情绪带给原本就心情低落的孩子，无奈之下向高中时的好友高园求助。虽然年龄相仿，但高园的儿子已经工作，毕业于西安理工大学，女儿则在北京读研究生。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优秀家长，高园建议曹琳前往西安全职陪读，既方便照顾儿子的生活起居，缓解他的孤独情绪，又能在他遭遇困难的时候第一时间给予帮助。

曹琳便于第二学期开始了自己的陪读之路。

西安的房租一年几万元，加上孩子的学费，曹琳在三年的时间里总共花费了接近三十万元。

租屋楼下正好是一家辅导班。曹琳索性在那里找了份工作，其余时间全职照料儿子的生活起居。

因为天生外向，曹琳结识到了许多同在西安陪读的家长。如她一般经历着“双城生活”的普通家庭，模式相对固定，大多都是母亲全职陪读，父亲则留在家乡供养家庭。

父母心怀期许，动用一切物力与财力，将孩子千里迢迢送去西安。而那些正值年少便外出求学的孩子们，出发前也曾向往过一个发光的崭新未来。但现实却往往不能如愿。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内压与外压共同作用下的孩子，只能把话咽进肚子里。

然而对于李行而言，高中三年，最痛苦的还是成绩公布的瞬间。成绩单分为两页，第一页打印了三十多位同学的成绩，第二页则只剩下了十多位同学。李行从来只能在第二页中找到自己的名字。

在这个不允许智能手机进教室的重点中学里，只能在宿舍中使用智能手机。与李行同宿舍的同学仿佛天赋异禀，根本不像传统观念里的好学生，他们会在放学时偷溜进附近的网吧，或者在学习空闲时玩几局手机游戏，并且游刃有余地保持着班级排名中等偏上的优秀成绩。

李行则深知自己与他们之间的差别。父母含辛茹苦地将他送入这所学校，希望他能取得更优秀的学习成绩。为了保持目前的分数，他已经付出了最大的努力。倘若再放纵自我，只怕连现在的成绩都无法达到，更会使父母失望伤心。

学校的宿舍规定每晚到点熄灯，唯一留有光源的地方只剩下厕所。午夜时分李行便躲在空无一人的厕所里学。他从来不敢玩游戏，听歌是他唯一缓解压力的方式。在QQ音乐里他建立了一个歌单，名为“耳朵沉沦”，用来收集自己高中时的音乐回忆。

或许因为成长过程中母亲无断层的陪伴，李行与曹琳的性格有些相似。做事有毅力，颇有几分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意思。曹琳对此这样评价道：“一个人应该能屈能伸，他就是犟。”也是因为足够了解儿子的性格，曹琳和李明夫妻二人从来不会给予儿子任何多余的压力。

五大名校的孩子，时间观念特别强，吃饭如厕都把时间利用到了极致。如果你在放学的时间乘坐五大名校附近的公共交通工具，你一定可以在地铁上公车里甚至沿途中，看到各种手捧习题笔尖划动的学生，头靠在窗边，或者手撑扶栏，表情认真地盯着手下的题目。

高三那年，原本就寡言少语的李行变得越发沉默，这种紧张的情绪无疑直接影响到了身边的母亲。曹琳从来不会过问儿子的学习成绩，全靠儿子回家时的脸色来判断这次考试成绩如何，同时尽可能地将儿子的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

第二年的年末，曹琳和儿子回家过了一次年，才发现原来这个传统节日是这样琐碎嘈杂。期间不断有亲朋好友串门聊天，还要拜访各种亲戚。环境吵闹不说，繁冗的社交礼节浪费了太多的时间。

中午十二点，下课铃声响了。李行扣上笔帽，随着教室走廊里拥挤攒动的蓝白校服一路下行。踏出教学楼的瞬间，他跃过重重人潮，向校门旁的围栏跑去。

曹琳一早便等候在这里。她手里拿着餐盒，随着黑色栏杆外一同等候孩子的家长们站在一起。李行没有喘息的时间，只用眼快速扫视一遍围栏外的家长们的脸。曹琳叫他的名字，通过狭窄的栏杆缝隙将餐盒递进去，又顺带补充了几句“学习用功”的叮嘱。李行接过餐盒，对于母亲的教育他早听得耳闻则诵，只点头胡乱答应着，紧着回身奔向学校餐厅。

同是送饭的家长尚敏，每次过来时都会牵着家中的宠物狗。女儿跑来取饭之前，总要先将手伸出去摸摸小狗的头。也有家长因为带来的午餐过于丰盛，姿势不算优雅地踩在水泥砖墙上，甚是艰难地将一个体积庞大的餐包递进去。

这便是学校围墙外每天都在发生的日常。高三学生的午餐时间被压缩得只剩下这般短暂仓促的十分钟。与李行一起吃饭的朋友，可以在六分钟内解决一顿饭。

饭后没有休息的时间，李行需要将空掉的餐盒再次送回到母亲手里。他又奔跑在向着墙外黑色围栏的路上，接力似地把餐盒交给母亲，然后忙不迭地赶回教学楼，准备迎接学校安排的午自习。

午自习结束以后，高三学生才得以喘息，捱过了时间紧得严丝合缝的六个小时，终于获得了短暂的四十分钟午休时间。然而漫长的一天也只过去了一半，接踵而至的下午课程要一直上到六点三十分。七点的上课铃声响起，象征着李行正式开始夜晚长征，十一点半的晚自习上完后，为了不被班里的同学落下，他还要熬夜一直学到凌晨两三点才肯上床休息。

然而对于这所学校的学生而言，这仅是外界所窥探到的他们稀松平常的生活一角。与高考捆绑在一起的高三，称得上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普通家庭对于教育的追求，从一开始就被注定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得以实现。李行成功考上了西安一所双一流大学，填报专业时他听从了别人的推荐，选择了智能制造专业，并且被录入了该专业的精品班。

而曹琳在镇上的邻居的孩子们，那些曾经与李行一同下水上树、追逐打闹的童年玩伴，学习生涯大多都以榆林技术学校、林校之类的中专学校画上句号。曹琳说，其实那些孩子聪明伶俐，倘若父母有心培养，他们的学习能力肯定不差。

鱼河的同学们，如今与李行保持联系的只剩下一人。转学去星元小学之前，小胡与李行分别占据着班里的前两名。小胡也没有继续留在鱼河镇，他转学去了榆林市的市一中。高考结束后李行问了小胡的成绩，他的总分排名陕西省第一千名左右，可以进入西北大学这样的院校。

全班剩下的四十多位同学，李行后来得知，有些同学没能完成学业，甚至上到初中就辍学了。

李行并不是天生好学，他觉得年幼时的自己特别贪玩。如果母亲当年没有不顾全家人的反对将他转学到榆林，单凭他的个人意志，根本无法达到现在的成绩。只是为了求学，成长过程中与父亲的分离使他觉得非常遗憾。尤其是高中三年，一年只有一次机会与父亲团聚。

大学以后，李行与李明的沟通变得越来越多了。当家人问起他有没有心仪的女孩子，他只讲给父亲与舅舅听。曹琳留在榆林继续开辅导班，李行则更愿意花费一整个假期的时间陪在父亲身边，学习之余同他一起照料门店的生意。

李行在鱼河读小学时，父亲每天忙于外出送货，根本没有时间陪在儿子身边。后来李行转学去了星元小学，李明只有在周末才能与妻儿见面。至于儿子去了西安读书之后，相聚的时间变得更加宝贵，甚至一年才能见到儿子一面。在电话里他总担心讲得太多会耽误儿子学习的时间，只能笨拙地组织语言，说上几句“照顾身体、好好学习”的叮嘱，以此传达自己最朴素的情感。

对于父亲角色的缺失，他已经错过了太多关于儿子的第一次。在那些独自一人留在鱼河镇上料理生意的日子里，他每天按时开店，骑着摩托，肩扛货物，为了家庭向前跨出犹如复制粘贴一般的每一步。不知不觉中回头看去，才发现时间原来是个小偷，偷走了当年那个调皮贪玩的小豆丁，还给了他一个长得比他还要高的成年儿子。

夏目漱石在《心》中写道：“之所以忍耐今天的寂寞，是为了明天不忍耐更大的寂寞。生活在充满自由、独立、自我的现代的我们，作为代价恐怕人人都必须品尝这种寂寞。”

为了追求更高的教育平台，父母倾尽所有托举起孩子，使他们向上攀升。这样赌上一切的付出是否值得，是一件值得讨论的事。倘若李明是一位严厉强势的父亲，倘若曹琳是一位内心脆弱的母亲，李行的结局或许是另外一种样子。

好在，无论是当年中考时曹琳没能写完的那张语文试卷，亦或是艺考时李明站在田垄之间望着同学远去的背影，都变成了后来岁月里夫妻二人坚持努力的动力。李行则将这一切全数望在眼里，无论是午夜无人的宿舍厕所，亦或是凭借两只耳机所隔绝出的一方天地、手下不停旋动的笔尖、旧到卷页的习题集，还有三年来无间断的自我鞭策，最终换来了全家人满怀希望的崭新生活。

2020年新冠疫情趋缓的五月末，在家足足上了三个多月网课的李行终于迎来了开学的消息。

在火车上辗转整整一夜的他坐在学校对面的肯德基里。对桌的母子引起了他的注意。母亲紧紧盯着对面的孩子，脸上愁云满布。背对李行的孩子身上则穿着西安一所高中的校服，只能看到手中忙碌的笔杆。

走出肯德基的时候，他的目光仍然锁定在那对母子身上。李行忽然想起自己高三时的午饭时间，右手不断地往嘴里送入食物，眼睛忙于则看着左手上抄写的英语单词。回忆在脑海里胡乱冲撞，那样的场景恍如隔世。

离开这个有些破旧的卖场，他望着对面的学校，沿着脚下的台阶拾级而下。初夏，阳光透过树荫将细碎的光斑撒了他一身。

■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作者 | 孙佩 

指导老师 | 王潇、苏晓暹

注：本文系榆林学院文学院2020届新闻专业学生毕业设计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