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地处中国黄土高原中心部位，包括陕西省的榆林市和延安市。这是一块储藏着丰富矿物的土地，基本地貌类型是黄土高原经过现代沟壑分割后留存下来的高原面，沟壑纵横，丘陵起伏、梁峁相嵌。

陕北靠近内蒙古的市县，是汉蒙民族错居杂处的地区，在历史岁月中孕育着神秘而深厚的文化底蕴，大部分乡镇、村落、居民点、自然地理实体地名，受蒙古族影响较为明显，从地名用字来看，地方色彩极为浓郁，留下了独特的自然地理地貌、方言文化、边塞文化等方面的信息，并反映出当地的地情与民风乡俗。从这些地名中，可以透视其特有的文化内涵。

“圈”是个多音多义字，读音有juàn、quān。在陕北，不少的村镇地名用“圈”时，当地人读juàn，作名词，即四周用墙围起来的区域、范围。

这种地名用字现象，与陕北地理气候以及人们形成的生活习惯有关。因为常有风沙袭扰，陕北当地人想了个办法，将居住区域或田地果园修建围墙围起来，用以阻拦风沙施虐。了解了陕北人这样生产生活习惯以后，用“圈”作村镇名，也就不难理解了。

此类地名，有多种组合形式。

一种是，村民姓氏＋“圈”。

例如：定边县地处陕甘宁蒙四省区交界处，地处鄂尔多斯草原向陕北黄土高原过渡地带，为典型的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定边县有砖井镇任圈、石圈、王圈，贺圈镇郑圈、梁圈、张圈、辛圈，红柳沟镇贺圈、高圈、蔡圈，盐场集镇马圈、贾圈、王圈，横山区石洞沟镇薛圈等。

也有以两个姓氏＋“圈”组成的村名，例如：田倪圈、许连圈。

另一种组合形式是：村民姓氏＋“圈”＋自然地理地形特征。

例如：王圈梁、范圈梁、赵圈梁、牛圈塘、牛圈沟等。

用“圈”作地名通名，反映了陕北自然地理环境，沙碛弥漫的气候特点，也记录了陕北群众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

“则”，普通话读音zé，在陕北，作村镇地名用字时，读轻声。

“则”是词缀“子”的音变用字。“子”字经常附加在名词、动词、形容词后，作词缀，具有名词性，读轻声zi。陕北方言也是将词缀“子”读轻声，读轻声后引起韵母的促化，增加了一个喉塞音，韵母的变化，反过来引起声调的变化，将上声调读同入声调，音变后的“子”读音同“则”。

字随音变，“则”既然是“子”的方言音，作地名时读轻声，也就无实意。这种现象与陕北方言有极大关系。

在陕北方言中，“子”常被用来做尾缀音，在陕北一些村落地名中这些方言的特征也被保留下来，“子”字也成了地名的常用字，而书写时就写作“则”。

这些村落名的组合方式有多种：

“村民姓氏＋园（庄）等名词＋则”组合成村名。

例如：党街则、徐庄则、庞寨则、苏庄则、温庄则、石窑则、王梁则、贾窑则、樊庄则。

陕北把有水浇的地方称“园则”或“园子”，例如：杨园则、孙园则。

“村民姓氏＋家＋园（庄）等名词＋则”组合成村名。

例如：榆林市榆阳区鱼河镇米家园则，神木市栏杆堡镇武家园则，靖边县方家窑则，绥德县薛家峁镇贺家园则，佳县朱官寨镇杨家园则，清涧县宽州镇韩家坪则、高家峁则，子洲县宋家窑则，宝塔区桥沟镇高家园则，延川县曹家园则、子长市白家园则，府谷县府谷镇高家窨则。

“地理实体＋则”组合成村名。

例如：四道河则、岔河则、闹牛海则、黑山则、黑河则、石山则、小口则、桑坪则、榆湾则、长城则、堡则、酸梨海则、草海则。

“蒙古语＋海则”组合成村名。这时，“海则”为通名。蒙古语中，把“湖”称为“海则”。

例如：在榆林市榆阳区马合镇脑冒海则、红石桥镇闹牛海则、芹河镇思家海则、天娥海则，横山区白界镇黑河则、土地海则。

子洲县位于陕北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腹地，榆林市南缘，境内沟壑纵横，梁峁起伏，地势西高东低。在1222个自然村中，以“则”字作通名的村落就有55个。

据新版《榆林市志》统计，榆阳区的村镇名，尾坠和中嵌的“zi”字地名，有119个之多，其中71个写作“则”，48个写作“子”。定边县安边镇的罗峁子、王寨子，堆子梁镇的王滩子、白土岗子、小滩子等。吴起县王洼子、李台子、贾台子等。可见，有些地名已经改“则”为“子”了。可见，语言也是在发展，改“则”为“子”，以适应普通话的推广及各地群众的用语习惯。

陕北地名用字作为人文环境的物化代号，具有相对稳定性，能反映当地群众语言习惯，也能反映出当地的地形地貌特征。

“兔”，读音tù，用作地名，是蒙古语形容词后缀的音译，无实义。在陕北个别地名中译作“塌”，内蒙古自治区多译作“图”。

如果从汉语的角度，把由蒙语单词后缀成分音译而来的“兔”看作通名，那末，“兔”可以理解为“有……的地方。”

陕北，与内蒙古毗邻，历史上长期的各民族交融、互动，北方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在这里相融，在至今保留的少数民族地名中，蒙古语地名占多数。以“兔”作通名的村落名，就陕北而言，榆林市比延安市多，榆林市榆阳区和神木市出现了很多有趣的“兔”村。

榆林地处边塞，和内蒙临近，这些地名分布在榆阳区、神木市、府谷县长城线以北，靠近内蒙古自治区的地域内。

这些地名的组合形式一种是：“蒙古语专名＋（通名）兔”的形式，蒙语直接音译的。以“兔”作通名的村落名，都是用专名表意。

例如：榆林市榆阳区马合镇有“补兔”，意为“积水潭”。巴拉素镇“讨忽兔”，有锅形地的地方。“忽惊兔”，有碱的地方。“马家兔”，种麻子的地方。小壕兔镇，意为“不大的有水草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载：小壕兔镇，以“小而好的水草地”之意得名。“掌高兔”，意为芭黎坑。因本地生长一种草本植物芭黎子，故名。“刀兔（多图）”，有响声的地方。包兔，有野猪的地方。公合补兔，有积水潭的地方。

尔林兔镇位于神木市西北端，北邻内蒙古伊金霍洛旗，“尔林兔”，蒙语意为生长灌木草丛的地方。《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载：“蒙语称多生长竹管的地方为尔林兔”，汉语又称“竹管滩”。尔林兔，也表示“容易使人迷路的地方”。

神木市尔林兔镇“阿包兔”，有敖包的地方，同”“敖包塌”。敖包也叫“阿包”“脑包”、“鄂博”，是蒙古语的音译，汉意是“石堆”或“鼓包”。“木独兔”，有树的地方。

锦界镇“活力害兔（浩日浩图）”，虫子很多的地方，寓意有小偷的地方。神木市“纳林皋兔”，纳林意为狭窄、细，皋兔意为有沟的地方。“纳林皋兔”，有狭窄沟壕的地方。中鸡镇“活鸡兔”，出碱土的地方。大柳塔镇“敏盖兔”，有蛇的地方。府谷县老高川镇“小巴兔”，意为年轻的医生。

另一种形式：形容面积、方位的汉语语素+蒙古语地名。

例如：榆林市榆阳区小壕免镇有小壕免、大壕免。“小壕兔”,原名“巴汗壕兔”，“巴汗”是蒙语，在汉语中是“小”的意思。“大壕兔”，原名“依肯壕兔”，“依肯”为汉语“大”的意思。

神木市尔林兔镇有前尔林兔、后尔林兔。

还有一种形式：蒙古语地名+所处地形的汉语语素。

例如：榆阳区皋兔滩、海流兔河、刀兔海子。神木市锦界镇彩兔沟、横山区雷龙湾乡哈兔湾。

在榆林市，地名“大兔兔”，意思是较大的放牧骆驼的地方。其中“兔”是蒙古语词语本身的音节，非后缀成分，不能视为通名。

源自蒙语又夹杂陕北方言的地名：圐圙兔，意为有围墙或栅栏圈牲口的地方，圐圙兔即“库伦兔”。

地名是一个地区文化交融最直接的见证。从这些地名中，可以探究蒙古族与汉民族迁徙、融合关系、蒙古语地名汉化等历史轨迹。榆林市现存的大量蒙古语地名，即是这一历史的见证。

陕北民谚“柳树栽河湾，杨树栽崾崄”，“崾崄”，读音yào xiǎn，是陕北的方言用词。目前书写极不规范，也有人写作崾岘、崾险、崾先、要先等。《中国地名辞源》载：“崾崄，同崾岘，用作村落名。分布于陕西省。”

崾岘，是指在山峁两侧降雨径流长期作用下，山凹处不断溯源侵蚀，几乎把梁脊切穿而形成的一种地形。也指山上或平川地势险要地段，为连接两黄土峁(塬)之间的一条狭窄地段，这一狭窄地段,其形如马鞍子一般。这是黄土高原的一种特殊地貌。例如：在延安市宝塔区和黄龙县，就有直接用“崾崄”作名的村镇。

在陕北黄土高原上，主要在南部白于山区，也就是黄土地质学中的“黄土崾岘”，“崾崄”一词，现多用来作地名通名。

有以下几种组合形式：

“村民姓氏＋崾崄”的形式。

例如：定边县姬塬镇郭崾崄、柳崾崄、孙崾崄、张崾岘、李崾崄，杨井镇贺崾崄、新安边镇徐崾崄，志丹县贺崾崄、孙克崾崄。新安边镇徐崾崄、樊学镇乔崾崄、靖边县东坑镇曹崾先、吴旗县长城镇孙崾崄、张崾崄、李崾崄。延安市安塞区王崾崄、志丹县王崾崄。

左崾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载：“左崾崄，定边县白马崾岘乡人民政府驻地。因左姓建村于两山分水鞍部，俗称崾崄，故名。”“张崾崄，定边县张崾崄乡人民政府驻地。张姓建村于两山分水鞍部，俗称崾崄，故名。”

“地理方位＋村民姓氏＋崾崄”的形式。

例如：“上张崾崄，张姓建村于两山分水鞍部，且位于张崾崄之北，故名。”陕北当地人以北为上。新安边镇后崾崄。

“物产或建筑物＋崾崄”的形式。

例如：志丹县的柳树崾岘、马莲崾岘，安塞区的佛道崾岘。黄龙县的崾崄镇三皇崾先村等，延安市安区县沿河湾镇峙崾崄、招安镇寺崾崄，志丹县寺崾崄、庙崾崄。

地理环境对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陕北水土流失严重，地形地貌复杂，丘陵沟壑纵横，川梁峁涧台坡相连，生态环境脆弱。“崾崄”这一地名通名，是对此地域环境的地势特点的概括，也是地名文化的历史遗存。这些“崾崄”通名反应记录出陕北沟壑峁梁的山地居住背景，山地之间的紧密关系，区域地形地貌的自然环境特征。

陕北有的地名使用“伙场”，读音huǒchǎng，也称“伙盘（huǒpán）”作地名，这是古代民族交流对陕北地名的影响，有着深刻的边塞印记。

榆林有历代长城遗址，魏国、秦始皇、隋王朝、明代都曾在这里修筑过长城，作为历代军事要塞，长城外原有禁垦地，政府是不许蒙汉群众居留和开垦的，但为生活所迫，总有黎民私自开发。

清代“边禁”政策开始放宽后，清政府允许汉人移民迁入蒙古族住地，《榆林府志》载：清康熙六年准许内地汉民与蒙人合伙种地。乾隆年又规定蒙古王公愿招汉民入界种地收租取利者，听其自便。蒙古族活动范围逐渐向“边墙”（明长城）靠近，汉民族的耕植范围也突破长城，深入到毛乌素沙漠蒙古族游牧区。

汉族与蒙古族人合伙垦殖“伙场”地，三五搭伙居住，久之，形成村庄，叫作“伙场”或“伙盘”，这些地名来源于“结伙盘场”、“伙聚盘居”的典故，意思是“搭伙揪柴”、临时取火栖居安顿的场所。《怀远县志》（怀远即今之横山区）载：“所谓伙盘者，民人出口种地，定例春出冬归，暂时伙聚盘居，故名之，犹内地之村庄也。”

这些地方都在长城以北的沙漠草滩区域，是当时边塞地区的一种特殊现象。

正因为历史上有汉蒙人在此地共同生产生活，尽管蒙古族人已退出陕北，现居民以汉族人为主。但历史上民族的融合史实，让地名纪录下来了。

陕北就有1500多个用“伙场”或“伙盘”作通名的地名，其结构形式可分为以下几种：

村民姓氏＋伙场的形式。

靖边有韩伙场、张伙场、胡伙场、王伙场、高伙场。

定边县黄伙场、刘伙场、付伙场、黄伙场、高伙场。

形容词＋伙场的形式。

例如：大伙场、双伙场、新伙场。

村民姓氏＋家＋伙场的形式。

榆阳区有高家伙场、谢家伙场、贺家伙场、张家伙场、刘家伙场、潘家伙场、卜家伙场、李家伙场、党家伙场、薛家伙场、许家伙场、纪家伙场、蒋家伙场、段家伙场、曹家伙场、杜家伙场、郝家伙场、白家伙场、郭家伙场、周纪伙场等数十个。

靖边县有张家伙场、任家伙场。

定边县有望家伙场、康家伙场、张家伙场。

榆阳区、靖边县、定边县叫伙场，而在神木市、府谷县称伙盘。

神木市有杨伙盘、曹伙盘、尚伙盘、辛伙盘、杨伙盘、任伙盘、武伙盘，神木市店塔镇李六伙盘，孙家岔镇王才伙盘。

府谷县有丁伙盘、高伙盘、新伙盘、兴伙盘、大伙盘。府谷古城镇周家伙盘，庙沟门镇余家伙盘，老高川镇有高二伙盘村，大昌汗镇有林家伙盘。

伙场（伙盘）＋地形的形式。

例如：定边县张要先乡伙场塬、伙场坬，府谷县伙盘沟。

陕北，自然条件恶劣，加之地广人稀，这就需要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相互照应，共同应对各种困难。因而有些村落籍以“伙盘”或“伙场”命名。

前面所列举的这些地名，反映了汉蒙交往的史实。通过关注这些地名形成的历史、人文和自然环境，以地名的来历，可以追溯各民族的相互交融和迁徙的历史过程。

圐圙，音kūlüè，蒙古语音译词，又译作“囫囵”“胡阑”“库伦”。常用于方言。意思是指土围墙。

“圐圙”，读kūlüè，《现代汉语词典》：“蒙语指围起来的草场，现多用于村镇名称。也译作库伦。”《辞海》：“北方方言，四周有墙而无房屋的空场，多用于地名。”据了解，“圐圙”一词在蒙元时已流播。

“圐圙”两个字的字型由“□”框住的“四方八面”，形象地表示其意为“城圈”，即特指牧民为了保护草场不被他人的牲畜破坏而用铁丝网围住的一片草原，也称为“草圐圙”。

“圐圙”或“库伦”更多地是出现在内蒙古以及邻近省份的地名中。

北边近邻内蒙古，故学习借鉴了蒙语。“圐圙”一词现多用作村镇名。

“圐圙”作自然地理通名。形成“专名＋圐圙”的形式

例如，榆林市榆阳区马合镇麻生圐圙，佳县螅镇牛草圐圙，米脂县古城中一条“小巷则”里，就套有两个“圐圙”，一个是打防空洞的胶泥高崖下，留有一块宽敞空地，称“大圐圙”；一个是戏剧大家马健翎的家宅，人们都叫它“马家圐圙”。

圐圙是音译词，也表意。如“麻生圐圙”，蒙民麻生的地方。

作地名时，较灵活，可作通名，也可作专名，如“圐圙兔”。子洲县老君殿镇有圐圙山村，府谷县庙沟门镇庙沟门村有高圐圙渠村。

地名的产生，记录着文化交流的结果，地名的背后，隐含着历史的发展变迁。

陕北独特地名的构词方式、命名规律、遣词取向、文化内涵等，折射出所在地的地理地貌特征、民众生活习俗、生产方式以及历史、方言等方面的丰富信息。

作者 | 权伦 | 陕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