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光明、刘艳 | 关于颜水生
《南方文坛》
2022年第3期
毕光明 | 湖湘性格 学者素质——颜水生印象
刘 艳 | 文学史与理论视阈中打开的智性批评——论颜水生的文学批评
湖湘性格 学者素质
——颜水生印象
文 | 毕光明
自2003年取得硕士学位授予权以来，海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走出了几位湖南籍青年学者，依毕业时间列名，他们是颜水生、廖述务、张冀和罗长青。这四个人在海南师范大学读完硕士后，都考回内地读博，毕业后都在高校任教，称得上是学术湘军里的新秀，令人欣慰的是，他们每个人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里取得了可观的成绩。这四个人在海南师范大学读硕期间，颜水生和罗长青是由我指导的，我同他俩接触更多，从他俩身上看到了湖湘学子身上特有的地域文化性格和由这种性格决定的为学修业的毅力与造诣，感觉湖湘子弟在读书治学上也能“扎硬寨，打死仗”，他们在专业道路上有较快的发展也就不奇怪。这里我要专门说说颜水生。
颜水生是2004年从湖南考来海南师范大学的，考上硕士之前是一名中学语文教师。在今日高校里的文科学者，有一批人有类似的经历，这是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有着更高人生追求的一批人。20世纪80至90年代，中等师范的录取分数线高于普通高中，有一批农家子弟从家庭境况考虑，听从家长的意见，为了尽早跳出“农”门，得到一个铁饭碗，而选择了报考中等师范学校。由于他们的基本素质和学习能力本来就高于那些考上普高的同学，在师范学校里又没有被应试教育限制全面发展，因此，他们中的佼佼者后来几乎都被选拔到了师范大学深造，在大学里表现照样突出，读完本科接着读研、考博、留校任教的大有人在。更有一些没有从中师保送上大学的，毕业后分配在中学教书，但他们不甘心命运的安排而自学外语，考研、读博，只用六年时间，就完成了由中学教员到大学教师的华丽转身（将来的人写中国高等教育史和学术发展史，应该把这批人拎出来狠狠记上一笔，因为他们在一个时期几乎占了人文学界的半壁江山）。颜水生走的就是这样一条人生奋进之路，在当了五年中学语文教师后，发奋考上研究生，开始了他的学者生涯。要说像他这样的生源，从事学术研究的起点并不高，但是“吃得苦，耐得劳，霸得蛮”的湖湘性格，让他在读研的三年里，焚膏继晷地博览群书，身手矫健地参加学术实践活动，以至在读硕期间就开始收获研究性写作的成果，展现出从事学术研究的良好素质。
▲颜水生：《现代中国文学的叙事诗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在海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三年，为颜水生日后读博和从事当代文学评论研究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他对文学研究的浓厚兴趣。海南岛孤悬海外，建立于民国时期的海南师范大学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省属高校，从人文积淀深厚的湖湘之地考来这里读研深造，也许会让颜水生失望。然而事实上，颜水生读硕的三年，正是海南师范大学得到国内高校一大批学者提携和支持因而赢得了较为丰富的学术资源的时期。海南建省搞大特区，一度给海南的高校带来过人文飞扬的景象。海南大学聚集了“哲学三剑客”的陈家琪、张志扬和萌萌，以及文学学的鲁枢元、叶舒宪、张三夕、余虹、周伟民、孙绍先等一批知名学者，海南师范大学（原海南师范学院）学术力量也不薄弱，文艺学美学有杨春时、黄保真、方汉文、单正平，古代文学有阮忠、易闻晓，现当代文学有陈剑晖、宋剑华、喻大翔、王晖，语言学有张辉英、张宝胜，俨然成一时之盛。颜水生考来海南读研究生时，上述学者为各地兴起的博士点所吸引而纷纷回流内地，但是他们的余响还在。而海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也恰恰在这个时候开始了一个新的上升期。2001年，经学术带头人宋剑华教授的努力，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被评为省重点学科，成为海南省唯一的文学专业省重点学科，接着在海南高校里率先拿到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为海南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培养高层次人才奠定了基础。2004年，由喻大翔教授兼任学报主编的《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因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为主打栏目而成为教育部首批全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名栏建设栏目，得到学校的大力支持，学报名正言顺地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平台，也成为研究生发表论文的园地。2005年，宋剑华和喻大翔教授先后调回内地高校，学校让我接替他俩担任学科负责人和学报主编，同时负责硕士点，正是利用学科建设和学报名栏建设的条件，颜水生所在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与国内高校开展了广泛的学术交流。除每年举办两次全国性和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外，每个学期都要邀请数位知名乃至著名学者来校讲学，这些活动成了研究生培养的重要学术资源，颜水生他们在这些活动中得以与学术前辈、学界名家有了广泛的接触，转益多师，知识、文化和学术视野得以开阔，认识水平得以提高，对文学史问题和学术问题的判断力得以增强。颜水生本就是一个积极进取的人，在学科所营造的浓郁的学术氛围里，更懂得珍惜宝贵的学习和历练机会，因而充分摄取了开放的专业教育环境里一切有益的学术影响，充实和改造自己，逐步明确了研究方向，开始撰写评论文章。2006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十四届学术年会在成都举行，我带他参加了研讨会，根据“从新时期文学到新世纪文学”的大会议题，他提交了论文《历史的寓言性——莫言小说“种的退化”主题新解》，并在分组讨论时做了发言，主持讨论的山东师范大学王万森教授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海南师范大学的研究生有水平。这次学术年会上的求教，或许正是他后来考入山东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契机。
说实话，颜水生在海南师范大学读研三年，我并没有给他什么指导和帮助，相反，他和其他同学一起，除参加我所组织的学术研讨和学术交流活动之外，还替我分担了学科建设方面的许多事务性的工作，承担了科研课题的研究和写作任务。2006年，为了迎接建省二十周年，海南省委宣传部部长周文彰博士发起编写一百卷的“海南历史文化大系”，文艺类的丛书由文联主席韩少功总负责，韩主席把《海南当代文学史》的编写任务分配给了我，而我当时被省重点学科的建设和学报名栏的建设工作缠得焦头烂额，只好把全面查阅1950年以来的海南文学历史资料的工作分摊给了我名下的十几名研究生，而正式撰稿时，则由颜水生、罗长青和廖述务等几位同学承担了较大篇幅的写作任务。虽然我个人关于海南当代文学史编写的构想并未能完全实现，但是，从这几位同学撰写的章节里，都可以看出他们把握文学现象和分析作家作品的能力，以及从事文学研究的特点。颜水生这次参与地方文学史的编写，最让我感到惊喜的是他分析研究对象的艺术特质时的敏锐，和对文学事实进行理论提升的诉求。他写作的速度之快也让我吃惊，这大概也是他湖湘性格的一种体现，只争朝夕，有事就及时做，不拖拉，在勤奋里出事功。
▲毕光明等：《海南当代文学史》，海南出版社/南方出版社，2008
自然，颜水生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是他不停顿地学习，刻苦钻研，勇于登攀的结果。水生读博的山东师范大学，其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是国家级重点学科，是闻名全国的文学研究的重镇，在这里他得到了能够独立从事文学史和作家作品研究的学术训练。毕业后进入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任教，地理上的偏远并没有阻挡住他向学术开阔地迈进的脚步，他先后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做了客座研究员和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做了博士后，在学术中心的锻炼与见识，使得他的眼光更敏锐，思想更沉潜，笔锋更锐利，自此文章更见成熟。老话说，宁做鸡头，不做凤尾。颜水生并非有意去一个文化欠发达的地方好出人头地，而是随缘自适，以能有生存保障，有个安静之处可以从事专业教学和研究，发挥自己的专长为满足。以偏处西南、山穷水恶的地理特点，黔地容易被视为学术文化的伧荒之地，然而若果真如此，荒莽之地岂非更值得开垦？水生入黔十年，得到的回报是丰硕的。在贵州，他发现了值得研究的作家欧阳黔森，写了一系列文章对他的创作进行阐释，把这个西南作家推上了应有的文学史位置，使之不再边缘。在贵州民族大学，水生得到了领导的器重和前辈的培护，发展很顺利，破格评上了教授。在同龄人里，颜水生的学术步伐甚是稳健，他的作家作品研究，都以文学史为背景，对他所擅长的小说和散文的评论研究，都透出整体视野，而对于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他也不断地反省，出版了这方面的专著，显示出有根基的学术抱负。
在今天，当代文学研究越来越学术化，对文献史料的重视和考据、版本、校勘、辑佚等古典文学研究方法的运用，都在加强着研究的科学性。作为当代文学研究界的少壮派学者，颜水生对这样的学术追求不可能没有反应，因此他对当代文学研究的知识化和历史化最早撰文予以肯定，并在从事评论研究中保持着学术的自觉，这体现了他作为一名学者的素质。学者的素质包含多个方面，比如要坐得冷板凳，要有明确的研究目标，要有求真的精神，要有从材料出发的诚实，要有敢于突破成见的勇气，要有坚韧不拔的意志……这些，在湖湘子弟颜水生身上大略都能找到。不仅如此，在他身上还能看到他治当代文学的一种优秀品质，那就是对理论学习的注重。当代文学是时代精神的呈现，永远处在进行时态，各种精神现象需要专业研究人员对其进行分析和概括，而研究者掌握的理论越丰富，越有可能对特定精神现象的性质作出准确的界定。颜水生在读研时就酷爱理论阅读，对各种有利于解释文学现象的理论来者不拒，不偏食而杂取，这使得他的理论结构更具有适应性，在运用于当代文学评论与研究时，这些理论使观照对象产生出更多的批评维度并消除作品隐含意义的盲点。比如用空间理论阐释当代小说，许多作品中从别的角度不易发现的隐喻义，也能得到揭示。现代文学、美学、哲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传播学和文化研究等各种理论，皆是颜水生的所好，啃理论就好比啃硬骨头，这对勇于挑战、不服输的湘人来说，算不上什么。所以说，尽可能掌握文学研究所需的各种理论知识，以提高洞见力，也应该算是当代文学研究者必备的一种素质。
（毕光明，莆田学院人文学院“闽江学者”讲座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本一般项目“中国当代文学问题史”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9BZW095）
文学史与理论视阈中打开的智性批评
——论颜水生的文学批评
文 | 刘 艳
颜水生是我在学术上比较熟悉的学者，他的成果我陆续也看过不少，但当我一一阅览他近些年的学术成果，还是颇为震惊。1980年出生的学者能够有如此丰硕的成果，研究成果能够在广阔俯瞰且收放自如的文学史视阈当中，深入浅出地作史料材料的抉析研判，在理论维度和文本分析层面皆顺畅打开，既能深入开掘也能探幽烛微，这种文学研究的深广度和感性智性兼具的文学批评能力，让人叹佩。迟迟不能动笔，也是觉得不能辜负了这份信任。在阅读他丰赡的学术成果的日子里，我恰巧在赶《美文》杂志所开设的“严歌苓访谈”专栏的第十九篇访谈文章——《〈第九个寡妇〉：中国民间大地内蕴的生命能量与贴着大地的民间视角——严歌苓访谈（之十九）》。也是有趣，于此之前严歌苓作品似乎从未有外人作跋，但偏偏出版于2006年的这部严歌苓的长篇小说代表作《第九个寡妇》，就有了陈思和先生2005年2月14日写毕的《跋语》。当代文学长篇新作频出、产出量巨大，不被阅读者不在少数。严歌苓这部长篇小说，陈思和先生不仅自言读过三遍，而且直称自己也很奇怪会被作者要求做一篇跋：“何况其文名早远及海外，何至于需要佛头着粪？”①
如果不做这期访谈，恐怕我也会对陈思和先生为严歌苓此部长篇写作跋语感到讶异。从严歌苓的回答当中，我才明白为什么会有了这篇跋语②。而且这篇跋语去掉开头和结尾的段落，还曾作为对该部长篇小说的文学评论，发表于《名作欣赏》，题目为《自己的书架：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在笔者心目当中，这是迄今笔者目及所见的关于严歌苓这部长篇小说写得最好的一篇评论。陈思和先生敏锐地发现了这部长篇小说的灵魂：葡萄是严歌苓“贡献于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个独创的艺术形象”。陈思和先生认为葡萄所具有的“浑然不分”“包容一切”的性格特征，是“隐喻了一种自我完善的力量，不需要拯救，不需要怜悯，她能够凭着生命的自身能力，吸收各种各样的外来的营养，转腐朽为神奇”③。陈思和将这种奇异的能力谓之为“藏污纳垢的能力，它能够将天下污垢转化为营养和生命的再生能力，使生命立于不死的状态”④。其实，好的文学评论，也是文学研究者借作品抒己胸臆。所以当某位现代文学研究大家将凤凰网推送的《“萧红不很聪明，有点粗糙，但生命的丰富性和深刻性远在张爱玲之上”》（陈思和）⑤发给我时，我会心一笑，回道，这其中的关于将污垢化为生命能量、什么才是“民间的美”等，在陈思和为严歌苓写作的那篇跋语中已经先行表达过——文学批评者也在借文学作品持续生发着自己的思考。
▲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话题有点扯远了。我的本意其实是想说，颜水生的文名和学术声名，断不是我这样的尚算年轻之辈所能够研判和任意评说的。由我来发言，岂不也是有“佛头着粪”之嫌？陈思和先生那样讲，是自谦。在我，倒是有许多真实和真切的惴惴不安了。对于文学批评来说，不仅是不再有20世纪80年代那样的文学批评的“黄金时代”——文学批评可以深度影响着写作本身，文学批评甚至直接影响和导致了一些当代文学作品的经典化过程。比如阿城的《棋王》，作家本身未必有着先行拟定的宣扬道家文化或者一定彪炳传统文化的写作意图，但是文学批评却是逐渐将其从现实主义和知青题材的这些写作角度，过渡到堪为寻根代表作的文学样本来看待；作家也自觉顺应潮流，在文学批评的召唤下，完成了自己系寻根文学作家的自我认知和自我形塑的过程⑥。文学批评在日益碎片化阅读和碎片化批评的人文环境中，在被讨论为文学批评可以拥有各种各样的形态的情形当中，面目似乎越来越变得人人可以操之习之；却越来越让我们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越来越希望文学批评能够真正既回到文学本体，又兼具文学史视阈和理论深度与维度，能够真正启发我们思考和发挥影响写作的作用。颜水生的文学批评无疑就是在作着这样的努力，而且成效卓然。
如果以时下常见的“文学批评”（即时的、以短平快特点著称的类型）的概念及形态，来理解颜水生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就拉低了颜水生文学批评的水准和深度。颜水生的文学批评是更接近于文学研究意义和维度的批评样式，正如陈晓明教授所言“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经常难以区分，尤其注重当下的创作的研究，与文学批评几乎是可以等同，不妨称之为深度的文学批评”⑦。而笔者在此前的撰文中，也曾专门阐析过当代文学史研究、问题研究和对当下创作的研究这些批评样式之间的关系，“无论当代文学史研究，还是理论化的当代文学研究（问题的研究），抑或是带有时效性的对于当下文学的批评……目的都是阐释当代中国文学的价值，发现、讨论优秀的当代文学作品并使之经典化，从作品、文学现象、文学思潮等的‘问题研究’来探讨、反思和解决当代文学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并给当下文学创作乃至批评实践本身以启示思考”，“‘学理性’差不多是所有优秀学院批评文章共同具备的典型特征和显著特色”⑧。颜水生的文学批评是更具文学研究意义与维度的、学理性的，属于优秀的学院批评的学术研究与文学批评的成果。笔者在读他的一些学术成果时，是时时激荡着自己的学术思考，并感到获益良深的。
与中国高等学校文科教育和教学尤重对于文学史的讲授一致，研究并不断重新书写文学史，是文学研究的重中之重。代表一位学者的学术能力和学术地位的，常常是这位学者在文学史书写方面所显现出的学术造诣和话语能力。颜水生的文学批评，尤擅在文学史视阈和理论视阈双方面维度的打开，在一种堪谓为“智性”研究和智性批评的层面，不断提升和显现出独属于他自己的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的能力。他最新的成果便是《中国文学史写作话语研究》，这部2021年5月首版、由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予以资助出版的三十五万多字的学术著作，是将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史写作话语的历史变迁及其所显示的学术特征作为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当许多人在执着地对文学史尤其是“未完成”状态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该如何书写众说纷纭难以有效说服彼此之时，不乏人认为已有的文学史书写问题多多，但又鲜有人条分缕析其问题、困惑和缺憾到底在哪里？虽然呼吁当代文学学科建设和发展亟须新路径、新方法，但对文学史书写已经达到的层面、成果和问题所在却语焉不详，甚至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来详析其问题所在——在学界面对文学史教学、科研与如何书写、如何完善、如何建构、如何重构莫衷一是的种种情况下，颜水生直接将20世纪以来的文学史写作话语作为他的研究对象，分析其修辞结构的时代转换。在较为扎实的史料与材料的收集整理为己所用当中，将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史写作分为“科学共同体、进化论哲学、政治无意识、国家共同体、审美乌托邦、文学地理学、现代性追求和后现代幻象等话语范型”，直接对文学史思想体系的历史变迁作出分析和研判，认为这些话语范型“表现了文学史写作的修辞模式由神话体、喜剧体、传奇体、寓言体、浪漫体到空间化、时间化和历史化的时代转换”。这样的著作，无论是对著者史料搜集与爬梳剔抉的能力，还是作者学术方法的合理运用等方面，都是真真切切的考察和考验；而理论视阈的纵深度和打开能力，理论分析的深入扎实与有效，也让著作对于我们思考中国文学史尤其当代文学史该如何书写、如何建构与重构，有着颇具价值和较为深远的启示与启迪作用。中国文学学科极其重视文学史教学与科研，但普遍只能就某一段的文学史书写作出简单归纳总结或者提出疑问、构想的学科现状之下，该著直接在扎实的材料基础上，构建起了中国“文学史”的知识谱系，从史料建设、学术史研究、文学史学建构等方面所辨析和总结出的这些中国“文学史”的学术状况，夯实起了自己文学史话语研究的坚实基础和逻辑起点。该著思路绵密，充满着智性的思考，所显示出的对于相关问题的总结、反思，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无疑会助益著者对“文学史写作”这一问题作出长期的跟进研究与思考。
▲颜水生：《中国文学史写作话语研究》，科学出版社，2021
能够结撰出《中国文学史写作话语研究》这样的研究成果，不是一日而成。千里之行，积于跬步。如果了解颜水生的学术成长道路，能够遍观他一路走来的学术成果，可知这一切皆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文学批评的“智性”当然不是一日养成的。颜水生硕士研究生求学时就教于毕光明教授，毕光明教授在文学批评、文学研究等方面的成就与执着度，或许也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了颜水生。见过颜水生本人的人，都会感受到他为人的淡定、沉静和慎思，等等。很显然，他把这些性情以及如毕光明教授执着于学术追求那样的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的精神和毅力，全部都带进了自己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当中去。知弟子莫若老师，毕光明作序的《现代中国文学的叙事诗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著作里面，指出理论不仅是颜水生思考问题的方法，还是他直接进入所思考问题的路径。他对于普鲁斯特为代表的重视时间在文学叙事中的本体作用、突出时间诗学价值的小说时间诗学建构，对于利科为代表的时间叙事研究，以及经典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也都还是更为强调时间在小说叙事当中的重要作用——这样的小说时间诗学建构作出反思。在他看来，时间性困境和现代性悖论也是扭结在一起的。所以，他在总结了时间诗学、时间意识、时间形式乃至时间政治与叙述结构、创作追求、主体精神以及叙事形式等的繁复关系之后，重点提出和阐析了“空间与叙事”的关系问题，并在这一切的梳理和思考的基础上，再对现代性悖论作出质询。
正是由于结合笔者自己的研究，在阅读颜水生这部著作的时候，感到格外津津有味，或认同，或进一步思考他提出的问题和他的充满智性的理论思考与问题思考。对于小说叙事的研究，不重视空间叙事的维度，会导致对于很多作品不能作更深度层面的研究，甚至完全无法把握尤为重视空间叙事的小说在文体和叙事上的独异之处。同是小说家的范迁在与好友严歌苓吃老酒畅谈时，严歌苓曾专门聊及作为小说家最起码应该理顺三度空间和四度空间，“否则就要回炉去了”，但严歌苓认为好的小说还有五度空间甚至六度空间，范迁自言初始自己不明白其中深意，当他读过严歌苓的长篇小说《舞男》，才明白“空间”为何物？范迁将空间形容为一道“没扎紧的篱笆”，里厢和外面的人可以彼此相看，甚或有点像佛经上讲过的“此身非身，此界非界，此境非境”⑨。《舞男》这部小说，如果不是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石乃瑛和阿绿的故事，与发生在八十多年后、21世纪的舞男杨东和张蓓蓓的故事，所形成的不同的叙事序列，系通过上海同一个老舞厅以及一些同样的地方比如建筑、咖啡馆等“空间”——借由“空间”来发生彼此嵌套与绾合的这样一个角度⑩，来看取其在叙事上的独特性，根本无法对这部小说作出恰如其分的论说。
颜水生在《现代中国文学的叙事诗学》当中尤为提出和强调了空间叙事诗学研究的价值和重要性，并提出了空间叙事研究的一些角度和维度。哪怕是对时间叙事诗学的论析，也是充满智性、别有会心与发现的。在我个人的阅读体验里，沈从文的《萧萧》不只是经典作品，而且其实要比大家普遍更为关注和剖析研究的《边城》，要更加具有叙事的魅力和言犹未尽的可阐释性。颜水生认为《萧萧》的叙事转化，显示了现实秩序和精神秩序的循环。现实秩序里，是小说的情节在一个封闭的圈子里发生转化，萧萧初做童养媳时的平衡状态——萧萧被诱怀孕而造成的失衡状态——家人发现了失衡——家人惩罚萧萧——萧萧生了男孩，重新建立了平衡状态。在颜水生看来，精神秩序在叙事转化层面其实更为复杂，也更具有独特的艺术效果：萧萧初做童养媳的心理平衡状态——萧萧听爷爷和花狗讲女学生的故事的心理波动——萧萧受诱怀孕后心理平衡被打破——萧萧怀孕被公开后的害怕与恐惧——萧萧生了儿子后心理平衡重新建立⑪。颜水生直接道出了这也正是小说为什么明明叙述的是一个悲剧，但是谁也找不到悲剧的承担者，萧萧和所有的人依然在一个封闭的圈子里乐在其中地活着。所以颜水生得出结论：“小说没有铺张华丽的感情宣泄，只是把一种淡淡的忧郁隐藏在字里行间，却同样撞击着人的灵魂。”⑫从时间、空间和现代性角度来思考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的叙事诗学特征，曾经在一个较为长期的时段里，是颜水生思考问题的角度、维度，借之可以有效切入所研究对象和他的文学批评对象，这些方面几乎对颜水生的文学批评发挥着方法论的作用。
颜水生的一系列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都与这部著作所提出的一些论点与思考问题的逻辑起点，发生着或多或少的关联度。比如空间叙事诗学的思考，启发着他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作出更为深层和别致维度的论说、评论、研究和思考。《论扎西达娃小说的风景叙事类型及意义》《论张承志的风景话语及意义》《听觉话语与“70后”小说的抒情形式》《视觉想象与抒情现代性——论20世纪50—60年代小说的风景话语》等论文和文学批评的力作，都是在此基础上持续、继续思考所形成的一系列的研究成果。颜水生认为，风景叙事不仅在扎西达娃小说里是作为一种美学象征存在着，也体现了扎西达娃的理想与矛盾心理；风景叙事不仅体现了扎西达娃对人类家园的深邃思考，也是当时文学对人类生存空间的一种表现⑬。《论张承志的风景话语及意义》，则把张承志作品中的风景蕴含的话语及意义，与叙事策略挂钩，认为“风景”堪谓张承志内心存在的认识性装置，可以从“美丽的牧歌”“穷苦的绝境”“神圣的风景”等方面，表达和诉述他自己的革命理想主义激情，这其中蕴含着批判西方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写作旨归，而风景话语当中也自然蕴含着张承志的现代性反思⑭。风景话语、空间叙事、现代性反思等，一直贯穿在颜水生对于一些重要作家作品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当中。其实，研究张承志的评论文章有很多，但是能够出新意的，较为少见甚至罕见。这与研究对象本身的一些气质和文学写作特点不无关系，也与文学批评者看取研究对象的角度和维度其实更加有关。无论从心灵史还是什么角度，对于张承志作品的评说，更容易在纯粹感性的层面呈现，或者是被作家的革命理想与革命激情式书写“拐带”，理论层面的开掘是比较具有难度的。颜水生迎难而上，并且提出了很多言之成理、具有启示意义和思考价值的文学批评的观点与结论。
柄谷行人说“所谓风景乃是一种认识性的装置”，即便“风景是和孤独的内心状态紧密联接在一起的”，写风景的人“对眼前的他者表示的是冷淡”，因为“只有在对周围外部的东西没有关心的‘内在的人’（inner man）那里，风景才得以发现”⑮。在中国现代作家那里，风景往往是“客体”，是“他者”，是作为与作家主体关系不大的被观照的对象而存在的。或许在当代作家这里，风景对于作家主体的不同寻常的意义，被颜水生在风景话语研究和空间叙事研究的一系列研究当中，作了全方位的、各个角度和维度的立体呈现。颜水生把当代文学尤其近四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的时代称为“史诗时代”，而作为史诗时代的有力见证与表现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有着引录诗词、叠化歌曲以及风景描摹等的表现，颜水生明确提出：“小说中的风景是社会历史和人类情感的假定和隐喻，风景作为一种认识性装置，它既是一种现代性思想，又是一种情感结构。”⑯这些方面，被颜水生视为茅盾文学奖一些获奖作品所共有的特征之一——以诗词、歌曲、风景来展现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的“抒情话语”的一种表现形式，二者具有深在的同构性。
▲［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而与风景话语、空间叙事相关的论题研究，还令颜水生在听觉、视觉方面的思考和研究，也被触类旁通地贯通和予以立体呈现与多维度打开。在《听觉话语与“70后”小说的抒情形式》一文当中，颜水生明确提出了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当中，小说接受的跨媒介影响里，除了音乐和戏剧这两样形式，其他的声音景观也同样可以看作是一种听觉话语。而70后作家似乎对音乐、戏剧和声音景观这些听觉话语，有着自己格外独到的认识和重视，表现民众日常的声音当中能够显现生活的内容与生命的基调，而歌曲唱词、复调形式以及声音景观所形成的复调叙事，可以让70后小说尤其显现一种抒情特征⑰。这种角度不可谓不新颖。
只是听觉被打开和被重视，来对文学加以研究吗？视觉的角度和维度或许更加不能被忽视。文学本就是一种不拘一格来书写的文体样式，而研究文学的文学批评如果拘泥于某种特定的角度，比如驻足于作品的外部研究而无法有效地进入作品内部加以深度开掘，那么文学批评或许就无法与文学创作发生共振和产生反作用的影响力。在《视觉想象与抒情现代性——论20世纪50—60年代小说的风景话语》当中，风景话语作为陈述意义、修辞价值之外的思维形式和情感结构也被深度开掘。说实话，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小说，不乏优秀之作，但是近些年来，很多的批评和研究，都流于了社会学、文化学意义上的讨论，甚至单纯作经济学角度的考量也是可以见到的。对于这一时段的小说的文学性价值的重新发现，恐怕不仅是可以从其中所内蕴的中国文学传统的“潜结构”角度进行讨论，更多的曾经被我们所忽视的方面，借助有效的理论手段和理论所提供的方法，回到文学本身和文本本身，或许会如颜水生一样也有着不一样的发现：20世纪50—60年代小说那随处可见的风景描写，“这些风景话语使小说呈现了鲜明的视觉美学和抒情特征”，这些小说中融合了视觉想象的风景话语，“蕴含了宏大崇高的感情，表达了对祖国、劳动人民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歌颂，也表达了对幸福生活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欢唱”，“这些风景话语不仅构成了一种视觉秩序，而且展现了抒情与中国现代性的复杂关系”⑱。
▲颜水生等：《欧阳黔森创作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颜水生：《中国散文理论的现代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如果草率地以为颜水生的文学批评仅有以上这些，那就太以偏概全了。且不说颜水生一直对当下的创作保持着高度关注度，具备身在文学现场的同构性，与此同时，他又难能可贵地祛除了因身在文学现场（文学现场自带零时差、零距离特征）而导致的学理性不够的弊病和嫌疑。像《欧阳黔森创作研究》等作家作品的研究和文学批评，就显示了颜水生非同一般的对于文学现场关注并加以学理性研究、学院批评以及智性思考的能力。而除了那部《中国文学史写作话语研究》，我最为看重和认为尤其显现治文学批评者在文学史和理论视阈能够自如打开自己的智性思考，又呈现出令人佩服的史料功力的，当属《中国散文理论的现代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不久之前，学者兼散文作家耿立曾经与我诉说散文文体一直不被当代文学研究者足够重视，属于受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所忽视的文体，“为这个文体发声的评论家少”，“有的是偏见，有的阅读视野不宽博，有的找不到所闻西方理论支撑”⑲。其实，颜水生教授的大著《中国散文理论的现代转型》，解决了前者所提出的所有的遗憾与研究者自身容易罹患的缺憾和弊病。个人认为这是所看过和读过的对于中国散文以及散文理论的现代转型，作出的极为详析的考辨。该著对作品文本、史料材料及各种不同的散文理论阐发与变化包括彼此辩论驳诘等，作了十分周详的考究，并内蕴了著者自己的智性思考和文学批评的识见。此处不赘述此著的价值、意义与可贵之处，但是笔者几乎可以毫不迟疑地确信所有读过该书的人，都会赞同笔者的这个观点：窃以为，这是散文文体研究的必读书目之一。
茨威格说：“一个喜欢自由而独立阅读的人，是最难被征服的，这才是阅读的真正意义——精神自治。”熟悉颜水生的研究成果，与他接触过的人，都能感觉到他与自己的恩师毕光明教授一样有着对于文学与研究的一种执着与顽强思考的能力。与同龄人相比，他又显得格外沉静、淡定，多少年如一日心无旁骛地做着自己的研究和文学批评的事业。或许，能够做到对于文学和研究有着近乎痴迷心态的文学批评者，他是最能够专注、刻苦和勤勉不已的。颜水生教授在比我们很多人尤其是比我尚年轻的年龄，就结出了一系列让人震撼的研究成果。是不是可以说，颜水生在他的文学批评当中，这经年累月的坚持不懈和深入开掘，努力、刻苦、勤奋、执着而不休歇、不为尘世纷扰所牵系，等等，令他在文学批评和学术研究领域，获得了一名学者所能够拥有的真正的精神上的自由与游刃有余。这也是文学批评和文学的一个重要收获。
（刘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
【注释】
①③④陈思和：《跋语》，载严歌苓《第九个寡妇》，作家出版社，2006，第305、307、307页。
②刘艳、严歌苓：《〈第九个寡妇〉：中国民间大地内蕴的生命能量与贴着大地的民间视角——严歌苓访谈（之十九）》，《美文》2022年第2期。
⑤陈思和：《“萧红不很聪明，有点粗糙，但生命的丰富性和深刻性远在张爱玲之上”》，见“凤凰网读书”微信公众号2022年1月10日。文章节选自《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链接地址：https：//mp.weixin.qq.com/s/HIZf5WyIzuaaq3zNWko2cg。
⑥杨晓帆：《知青小说如何“寻根”——〈棋王〉的经典化与寻根文学的剥离式批评》，《南方文坛》2010年第6期。见刘艳《经典重释：“寻根”与寻找民族文化精神——以阿城、韩少功、王安忆等作家的几篇小说为例》，《东吴学术》2021年第5期。
⑦陈晓明：《她能回到文学本身——漫议刘艳的文学评论》，《南方文坛》2018年第3期。
⑧刘艳：《学理性批评之于当下的价值与意义——结合〈文学评论〉对文学批评文章的刊用标准和风格来谈》，《文艺争鸣》2016年第6期。
⑨范迁：《严歌苓〈舞男〉：五度空间的上海霓裳曲》，上海文艺出版社微信公众号2017年2月27日。链接地址：https：//mp.weixin.qq.com/s/GeZ2X3dtLQjso8Pt9H11zQ。
⑩刘艳：《叙事结构的嵌套与“绾合”面向——对严歌苓〈上海舞男〉的一种解读》，《文艺争鸣》2017年第5期。
⑪⑫颜水生：《现代中国文学的叙事诗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第24-29、29页。
⑬颜水生：《论扎西达娃小说的风景叙事类型及意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12期。
⑭颜水生：《论张承志的风景话语及意义》，《文学评论》2016年第5期。
⑮［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第12-15页。
⑯颜水生：《史诗时代的抒情话语——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的诗词、歌曲与风景》，《文学评论》2020年第4期。
⑰颜水生：《听觉话语与“70后”小说的抒情形式》，《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⑱颜水生：《视觉想象与抒情现代性——论20世纪50—60年代小说的风景话语》，《文学评论》2022年第2期。
⑲耿立语。耿立与笔者2022年1月6日的微信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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