郜元宝 | “某君昆仲”及其他——《狂人日记》文言小序人物原型考论
《南方文坛》
2022年第5期
郜元宝
“某君昆仲”及其他
——《狂人日记》文言小序人物原型考论
文 | 郜元宝
20世纪50年代初，周作人最早披露“狂人”原型乃鲁迅姨表弟阮久荪①，从此阮久荪的身影便在许多《狂人日记》的读者心目中萦绕不去。然而阮久荪除了1916年犯病时与鲁迅在北京有过接触，他与《狂人日记》直接有关的材料并不多。1910年鲁迅所编《越社丛刊》第一集曾登载阮久荪四首五言诗，这大概也算是“余”为“狂人”编纂文稿的一点“本事”吧②。
若“某君昆仲”原型是阮氏兄弟，“余”的原型自然就是鲁迅本人。具体而言，“狂人”原型是老四阮久荪，“大哥”原型可能是有资格告诉鲁迅久荪愈后情形的大表兄阮罗荪，阮久荪到家后，阮罗荪即让鲁迅安排的工友蓝德给鲁迅捎回便函，鲁迅由此得知真实生活中的“狂人”归家之后的情形。当然“大哥”也可能是跟鲁迅在北京比邻而居的三表兄阮和荪，或者老四阮久荪之外的阮罗荪、阮康荪、阮和荪三兄弟的捏合。
▲周作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
鲁迅塑造人物，偏爱“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③。在《狂人日记》文言小序中登场的“余”和“某君昆仲”自然也不例外，因此“余”及“某君昆仲”的原型取材，实际情况并非即如上述那么简单。
七十多年来，围绕绍兴啸唫阮氏兄弟的材料发掘基本告一段落④，但“余”及“某君昆仲”的其他生活原型，仍可作进一步探讨。只有这样，后世读者才能更生动地想象《狂人日记》横空出世的现实基础，更深切地理解鲁迅创作《狂人日记》的内驱力，更真实地感知他对话新文化提倡者们的热诚，以及他此前十数年刻骨铭心的生活记忆的复活。
因惯性作用，小说第一人称叙述者总是很容易跟作者本人挂钩。长期以来，《狂人日记》文言小序中的“我”一直被大多数读者视为作者鲁迅的替身，而“狂人”原型阮久荪的“发见”，无疑又进一步强化了“余”和鲁迅本人的角色重叠。然而倘若换一个现实生活中真实人物站在“余”的地位，局面当会发生根本改观。
可以代替鲁迅站在“余”之地位，首选人物便是因《〈呐喊〉自序》而被赋予传奇色彩的“金心异”（钱玄同）。
钱玄同二十年前在东京跟鲁迅一同听章太炎讲《说文解字》《楚辞》，拜读过鲁迅当时的翻译与创作。1936年鲁迅逝世，钱玄同撰文悼念旧友，还清楚地记得“周氏兄弟”合作“纂译”的《域外小说集》，以及鲁迅发表于《河南》杂志上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文。尽管鲁迅、钱玄同后来颇多误会，关系由亲近而渐趋疏远，但钱氏对鲁迅一直极表钦佩⑤。
▲鲁迅：《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912年5月，鲁迅随教育部转至北京，1913年，钱玄同也来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即今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等院校任教。从1913年9月27日至1917年5月13日，近四年的鲁迅日记关于钱玄同的记录只有15条⑥，主要涉及他们同为“章门弟子”招待来京的章太炎，以及钱玄同应鲁迅之请为《会稽郡故书杂集》题签封面等事⑦。从1917年8月起，钱玄同开始频繁造访“周氏兄弟”于绍兴会馆，反复动员老同学为他当时正参与编辑的《新青年》写稿，并最终拿到《狂人日记》和新诗《梦》《爱之神》《桃花》，亲自编辑，很快发表⑧。让钱玄同居于“余”的地位实在很合适。“余”不也是这样发表了“某君昆仲”之一的《狂人日记》吗？
这一时期钱玄同及“周氏兄弟”的日记与通信显示他们都喜欢杂用文言和白话来玩弄各种有趣的文字游戏，乐此不疲。钱玄同充当《狂人日记》文言小序中的“余”，在同时擅长文言白话这一点上，也十分够格。
在《狂人日记》文言小序诸角色（“余”及“某君昆仲”）原型取材上，相对而立的鲁迅和阮氏兄弟、钱玄同和“周氏兄弟”，从年龄上看都可谓广义的“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但钱玄同和“周氏兄弟”皆“章门弟子”，在《狂人日记》创作前后的一段时间，钱玄同给鲁迅写信，落款常自称“同研弟”“同砚弟”。相对于阮氏兄弟，钱玄同跟站在“某君昆仲”地位的“周氏兄弟”，更可谓“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
迄今为止，研究者还不甚清楚，啸唫阮氏四兄弟是否经常互相替对方接待访客、通报行踪、处理文稿，但众所周知，从留日时期“提倡文艺运动”直至1923年“兄弟失和”，鲁迅和周作人始终保持着这种密切关系。在周作人1917年5月患病期间，鲁迅更是经常将其二弟的译与作“献诸旧友”。这不仅见于鲁迅书信日记，还被直接写入小说《弟兄》。周作人在1918年3月15日发行的《新青年》四卷二号上率先发表《古诗今译》，鲁迅还按惯例对二弟译作和题记做了许多编辑和修改工作。周作人在南京求学时就给《女子世界》寄去“索子”（鲁迅）所译《造人术》，并以“萍云”为笔名撰写跋语予以介绍⑨。从日本归国后，周作人不仅帮助鲁迅编纂《古小说钩沉》《会稽郡故书杂集》，还曾将鲁迅作品（如文言小说《怀旧》、旧体诗《哀范君三章》等）代为发表于上海《小说月报》和绍兴《民兴日报》。“兄弟怡怡”数十年，两人的思想都具有太多相通的“狂”气。如果让钱玄同化身为“余”，“周氏兄弟”实可交叉共享“某君昆仲”的角色位置，即兄弟二人任何一方都既可是“大哥”，也可是“狂人”。
▲钱玄同：《钱玄同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有论者从《狂人日记》“私人动机”角度指出，1917年4月1日周作人从绍兴到北大教书，与鲁迅同住绍兴会馆，身为长兄的鲁迅因此不得不考虑将绍兴老家的鲁母、妻子朱安以及周作人、周建人家眷一起迁移北京，这就促使以前大部分时间一直单身在外的鲁迅更加严肃地审视大家庭内部的复杂关系与“吃人”本质，从而直接触发一年之后《狂人日记》的创作。周氏三兄弟与“某君昆仲”之关系，小说结尾“救救孩子——”的呐喊跟当时尚在绍兴的周作人、周建人的孩子们之因缘，都被纳入《狂人日记》的整体构思⑩。这种推测未免有几分大胆，但其合理性也很难完全抹杀。
将鲁迅或钱玄同放在“余”的位置，将“阮氏兄弟”或“周氏兄弟”放在“某君昆仲”的位置，这都并非简单坐实鲁迅或钱玄同就是“余”，“阮氏兄弟”或“周氏兄弟”就是“某君昆仲”，而是借此更真切地设想鲁迅“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艺术手法，也更真切地体贴鲁迅创作《狂人日记》时所涉及其本人生活环境与生活遭际之一斑。
有资格居于“某君昆仲”位置的原型自然不止上述诸人，比如《狂人日记》研究史上公认的另一个“狂人”原型章太炎也不改被忽视。但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多，兹不赘论。
另据《鲁迅日记》，1918年1月5日鲁迅代周作人将其所著《欧洲文学史》讲义寄给远在江西教育厅工作的许寿裳。4月1日又寄。若文言小序“七年四月二日识”属于写实笔法，这就已经是鲁迅执笔写作《狂人日记》的头一日了，而所寄《欧洲文学史》照例也经鲁迅校对与编辑，就像“余”为“狂人日记”加以必要的编辑一样。在此场合，“大哥”原型可以设想为鲁迅，“狂人”乃周作人，而许寿裳就被推到“余”的地位了。
▲上海鲁迅纪念馆：《上海鲁迅研究·〈狂人日记〉100年（总第80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跟钱玄同一样，若许寿裳站在“余”的地位，某种意义上他也参与了《狂人日记》的酝酿。《狂人日记》发表四个月之后，鲁迅致信许寿裳说——
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见，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⑪
谁与谁“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在哪个范围“此说近颇广行”？关于“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哪些人算得上“寥寥”的“知者”？抓住鲁迅本人提供的《狂人日记》酝酿与创作这一重要线索，不仅牵出其挚友许寿裳，1918年前后讨论“道教”与“吃人”问题的周作人、钱玄同、陈独秀等《新青年》团体重要成员⑫，作为人物原型所属的特殊群体，也都站到了“余”及“某君昆仲”的身后。
由于材料匮乏，后人已很难完整重建鲁迅写《狂人日记》之前跟《新青年》团体其他成员交往的具体情境，但可以肯定当时《新青年》团体经常到绍兴会馆跟“周氏兄弟”谈天说地的并非仅钱玄同一人，钱玄同来绍兴会馆动员鲁迅写稿也并非只以他个人名义，而完全不涉及《新青年》其他同仁。
与《狂人日记》横空出世有关之人，除钱玄同、周作人、许寿裳之外，至少还必须提到刘半农。刘半农有时单独来绍兴会馆，有时跟钱玄同联袂而至。无事不登三宝殿，他到访绍兴会馆，当然也会动员鲁迅为《新青年》写稿。鲁迅日记1918年2月10日（夏历丁巳年除夕）记“晚刘半农来”，不知是否刘半农首次登门。为这次拜访，刘半农专门写了一首新诗《除夕》：“除夕是寻常事，做诗做甚么？/不当他除夕，当作平常日子过。/这天我在绍兴会馆里；馆里大树甚多。/风来树动，声如大海生波，/静听风声，把长夜消磨。/主人周氏兄弟，与我谈天：——/欲招缪撒，欲造‘蒲鞭’。/说今年已尽，这等事，待来年。”最迟1918年2月10日鲁迅已答应给《新青年》写稿，写稿范围还很大，“欲招缪撒，欲造‘蒲鞭’”，并不限于“做诗”而已。
▲《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1918年3月15日刊行
跟刘半农《除夕》同时发表于《新青年》四卷三号“诗”专栏（1918年3月15日刊行）的还有沈尹默、胡适、陈独秀三人同题新诗（独秀诗题作《丁巳除夕歌》）。胡适《除夕》开头说：“除夕过了六七日/忽然有人来讨除夕诗！”这“有人”应指本期《新青年》编者。《新青年》六卷一号目录之后有《本志第六卷分期编辑表》，一般认为《新青年》从那时才开始执行“分期编辑”，之前陈独秀主编，1917年迁至北京后则采取几位主要编者集体议决，四卷三号并无某个单独负责的编辑，因此胡适所谓“有人”很难确定为谁，但刘半农的可能性无疑最大。
沈尹默、陈独秀的“除夕诗”皆未提及别人，胡适则说除夕那天他在《新青年》一位重要作者陶孟和家吃“海参银鱼下饺子”，“饭后浓茶水果助谈天”，“若问谈的什么事，/这个更不容易记/像是易卜生和百里欧（Ibsen and Brieux）/这本戏和那本戏”，最后说“回家写了一封除夕信，/预备明天寄与‘他’！”此“他”或许即开头的“有人”。胡适《除夕》不仅涉及《新青年》编辑活动（“有人”组稿，稿子将寄给相当于“有人”的“他”），也涉及他和《新青年》重要作者陶孟和有关《新青年》内容的谈话，即酝酿《新青年》四卷六号的“易卜生号”（其中胡适本人有名文《易卜生主义》并与罗家伦合译的《娜拉》，陶孟和则承担了《国民之敌》的翻译）。
无独有偶，1917年除夕胡适在陶孟和家吃饭，刘半农则在绍兴会馆跟“周氏兄弟”一起“把长夜消磨”。胡适《除夕》提到他在陶家吃饺子、喝浓茶，刘半农《除夕》未涉及饮食，却详细描述了“绍兴县馆里”的“树”与“风”，其高度叙事性完全可以跟五年后的鲁迅《〈呐喊〉自序》对读。胡适《除夕》涉及他和陶孟和关于《新青年》编辑内容的谈论以及“诗”专栏组稿和交稿情况，刘半农《除夕》则写他如何跟“主人”谈“做诗”，谈“欲招缪撒，欲造‘蒲鞭’”。他在该诗注释里解释了何谓希腊文艺女神“缪撒”，何谓日本杂志专栏“蒲鞭”，并预告“周氏兄弟（豫才、启明）均有在《新青年》增设此栏之意；惟一时恐有窒碍，未易实行耳”，“说今年已尽，这等事，待来年”。
此前周作人已在《新青年》四卷二号发表《古诗今译》，四卷三号又有其译作《童子Lin之奇迹》。《古诗今译》的翻译和题记“都经过鲁迅的修改，题记中第二节的第二段由他添改了两句”⑬，但此时鲁迅毕竟只是站在周作人后面的无名英雄，因此刘半农《除夕》诗最关键处乃是向《新青年》编者和读者隆重推出“周氏兄弟”中的大哥“豫才”，后者隔了一期就在《新青年》四卷五号以“唐俟”为笔名发表了新诗《梦》《爱之神》《桃花》，又以“鲁迅”为笔名发表了《狂人日记》。1917年除夕，承诺终于兑现！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
不知道钱玄同、刘半农与“周氏兄弟”谈话，是否包括“吃人”或“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之类，是否触动鲁迅灵感而构思《狂人日记》，但胡适1922年8月11日的日记或许可以帮助我们逆推1918年4月之前“周氏兄弟”和钱玄同、刘半农的某些交谈内容。这天胡适赴小学女教员讲习会作演讲，“讲演后，去看启明，久谈，在他家吃饭；饭后，豫才回来，又久谈”，“启明说，他的祖父是一个翰林，滑稽似豫才；一日，他谈及一个负恩的朋友，说他死后忽然梦中来见，身穿大毛的皮外套，对他说：‘今生不能报答你了，只好来生再图报答。’他接着谈下去：‘我自从那回梦中见他以后，每回吃肉，总有点疑心。’这种滑稽，确有点像豫才”。《狂人日记》最后提到“大哥说爷娘生病，做儿子的须割下一片肉来，煮熟了请他吃，才算好人”，这个为“报答”而“吃（人）肉”的细节或许正是胡适赞同周作人所谓鲁迅之“滑稽”酷似其祖父的主要根据吧？在《狂人日记》发表四年之后，周作人当着鲁迅的面向胡适转述其祖父周福清“滑稽似豫才”的“吃（人）肉”故事，四年前“周氏兄弟”跟钱玄同、刘半农的谈话中是否也曾涉及？他们会不会因为这个话题而广泛讨论过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的“吃人”现象？鲁迅是否因为这个由周作人转述的祖父故事触发了创作《狂人日记》的灵感？
不管怎么说，鲁迅创作《狂人日记》之前的谈话良伴和文学上的同志，绝非如《呐喊自序》所说仅“金心异”一人，周作人、许寿裳和刘半农以及更多《新青年》同仁都早已成为鲁迅的知音。鲁迅以《狂人日记》正式加入新文化阵营，已经不想再如过去那样“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而愿意跟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展开热烈对话，尽管他也并未完全抛弃对如此“叫喊”可能依旧无用的“确信”⑭。
在文言小序中一同登场的“余”及“某君昆仲”，主要关系乃“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但“余”之“良友”应该不止于“某君昆仲”，而可能檃栝更多人物原型。
在鲁迅创作《狂人日记》的时代，何为“中学校”？1912年1月19日，教育总长蔡元培颁布《中华民国教育部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从前各项学堂，均改为学校。监督、堂长，应一律统称校长。”《狂人日记》文言小序既然提到“中学校”，有学者便据此推断小说背景应在1912年之后。但鲁迅本人1925年和1930年撰写自传，都混用“学堂”“学校”两种说法，足见他并不太在意是否应该按上述通令严格措辞。何况小说毕竟是艺术虚构，非历史实录，所以更多论者认为，仅就“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而言，小说时代背景不妨“放得广泛一些”，即应该理解为是在“辛亥革命前后到‘五四’前夕”⑮。
▲《鲁迅研究资料》1-24辑
将《狂人日记》历史背景“放得广泛一些”，反过来也可以更灵活地理解何谓“中学校”。在“周氏兄弟”交游圈中，“昔日中学校时良友”绝不止于上述1908年在东京一起听章太炎讲《说文》《楚辞》的“同砚”学友钱玄同、龚宝铨、许寿裳、朱希祖等人，还应该包括绍兴东湖通艺学堂（1905年）以及绍兴大通师范学堂（1905—1907）时期的绍兴籍光复会骨干，以及1909年鲁迅归国后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绍兴府中学堂（原名“绍郡中西学堂”，蔡元培曾任该校总理，徐锡麟曾任该校“副办”）、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的诸多同事与学生。
1896年初，清政府总理衙门议覆御史陈其璋推广学堂奏折，准令官绅集资兴办学堂，严复将筹划中的北京中西学堂定名为“通艺学堂”，该学堂在严复、张元济通力协作下于1897年初正式开办，轰动一时⑯。影响所及，1904年2月徐锡麟在绍兴东湖也创办了一所“东湖通艺学堂”（又名“东浦热诚学堂”）⑰。1905年周作人赴日留学前夕，曾从南京回绍兴，在该学堂教授英语两个月。东湖通艺学堂是徐锡麟、陈子英、陶成章等密谋以捐官“候补”进行革命“计画（划）的原始地”。周作人说他幸而只在“东湖通艺学堂”教了两个月的书，便回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否则将“于未来生活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⑱，亦即很可能加入以徐锡麟、陶成章、陈子英等绍兴同乡为骨干的光复会，走上《狂人日记》所隐指的徐锡麟式以“候补”之名行暗杀之实的激进革命之路⑲。
周作人和徐锡麟、陈子英及其“军师”陶成章最初相识于东湖通艺学堂，这些人后来又都因留学或游学之关系跟鲁迅相识于日本，彼此都可算广义的“中学校时良友”或“旧友”（《狂人日记》文言小序并未明言“良友”“旧友”究竟是同学抑或同事）。
1905年6月，陶成章、徐锡麟、秋瑾、龚宝铨、竺绍康、王金发、陈子英等申办绍兴大通武备学堂（后更名为大通师范学堂），以扩展浙江各地反清会党的秘密聚集之所（该校创立之后，光复会本部也由上海转移至此）。陶成章为此亲赴杭州，运动“三司”，声称“西洋各国尽征民兵，号曰国民军，然皆系中学校及高等小学校卒业者”，“清吏信为然，可其请”。在此背景下所创“草泽英雄聚会之渊薮”的大通师范学堂，名义上也是“中学校”⑳，而与“周氏兄弟”关系密切的该校上述创办者和主持者们也都可谓“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辛亥革命前后，徐锡麟学生范爱农（留日时期跟鲁迅相识）先后在绍兴府中学堂和山会初级师范学堂跟鲁迅同事，“中学校时良友”的范围因此愈加扩大。
▲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
这一特殊的“中学校时良友”群体直接或间接檃栝于《狂人日记》小说中，但具名的只有徐锡麟（小说故意误写为“徐锡林”），以及“去年城里杀了犯人，还有一个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血舐”一句所影射的秋瑾。这两个细节（包括文言小序中“候补”一语）足以说明，鲁迅创作《狂人日记》乃至加入新文化运动阵营，根本动因之一就是在怀念徐锡麟、秋瑾代表的“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的心理基调中审视中国文化的历史与现实。
1912年初，上海都督府及绍兴旅沪同乡会聚集于“永锡堂”，隆重追悼1907年7月6日“丁未皖案”主角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以及不久前惨遭暗杀的陶成章这四位绍兴籍光复会骨干。从安庆迎回的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三人及陶成章灵柩当天“特开花车运杭，安葬西湖”㉑，同时归葬的还有从湖南夫家迎回的秋瑾烈士灵柩。杭州、绍兴两地也举办了一系列追悼与祭奠活动。鲁迅杂文提到陶成章“神主入祠的时候，捧香恭送的士绅和商人尚有五六百”的盛况㉒。1912年2月下旬鲁迅从绍兴赴南京接受临时政府教育部工作，4月中旬回绍安排家务，5月初又随教育部迁至北京，这段时间上海、杭、绍三地举行的追悼祭奠上述五位光复会旧友，鲁迅自然有所闻见或亲身参与。这是鲁迅离开绍兴前感触最深的头等大事，他是带着对这些同乡先烈（广义的“中学校时良友”）深深的哀悼之情离开绍兴赴南京再转迁北京的。
1912年9月，光复会首任会长蔡元培撰写《徐锡麟墓表》，高度赞誉光复会领袖章太炎的宣传鼓吹之力，以及“实力准备者”徐锡麟、陶成章的盖世奇功。蔡元培为章太炎、陶成章二人尚能看到清帝逊位与民国告成而倍感欣慰，惋惜徐锡麟五年前“赍志以没”，但他认为徐锡麟的慷慨就义乃“光复史中构成一最重大之纪念，此后死者所以尤凭吊流连而不能已者也”㉓。这段时间鲁迅追随蔡元培左右，蔡氏所谓“后死者”对徐锡麟等应该怀有“凭吊流连而不能已”的感情，不也一直萦回于鲁迅胸间吗？
▲徐乃常编：《徐锡麟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
从鲁迅带着缅怀先烈的心情离开绍兴直至在北京创作《狂人日记》的六年多时间，诚如他自己后来所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㉔。鲁迅的“失望”与“颓唐”首先固然跟他所提及的这些重大历史事件有关，但贯穿其中的一条红线，则是他越来越痛感“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了，“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很像住在德法等国里的犹太人，他们的意中别有一个国度。/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们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我觉得什么都要从（重）新做过。/退一万步说罢，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因为我觉得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㉕。这段话写于1925年初，类似想法却在1912年之后“看来看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在这种心情驱使下，作为光复会秘密会员之一的鲁迅执笔创作《狂人日记》，以徐锡麟、秋瑾为代表的同乡先烈化身为“中学校时良友”形象纷纷奔至笔下，不也十分自然吗？
除上述革命先烈，鲁迅1909—1912年先后任职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杭州）、绍兴府中学堂、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的诸多同事与学生，既然同在杭州、绍兴两地的教育界，当然就更加属于“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的范畴。
这些人中，以学生论，日后与鲁迅关系密切的有王文灏（字铎中）、胡愈之、商契衡（字颐芗）、孙伏园、孙福熙、宋知方等。鲁迅1917年1月25日致信蔡元培，为商契衡谋事，就称其“在中学校时颇能作论文”，此“中学校”即绍兴府中学堂也。
以同事论，鲁迅在这三所学校交谊甚厚的有沈钧儒、朱渭侠、许寿裳、夏丏尊、杨莘士、张宗祥、陈子英、范爱农、刘楫先、章景鄂（鲁瞻）、叶谱人、钱锦江、周子和、经泰来、冯季铭等。也有曾是鲁迅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学生，很快转为绍兴府中学堂或山会初级师范学堂同事的李霞卿、蒋庸生、宋琳（字紫佩）等。
▲郜元宝：《鲁迅六讲》（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20
▼郜元宝：《鲁迅六讲（二集）》，商务印书馆，2020
1912年5月，鲁迅随教育部迁至北京以后，一直跟上述“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保持通信联系，其基调诚如《哀范君三章》所说，乃是“海草国门碧，多年老异乡”“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的漂泊怀旧之苦情悲绪。在鲁迅后来的追记中，“故人”亦作“旧朋”，“我”亦作“余”。两造相对，岂不正是《狂人日记》文言小序中“余”“我”跟“某君昆仲”“中学校时良友”之关系的写照吗？
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不仅神驰于北京、绍兴两地，还先后三次奔波于小说《故乡》所谓“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与“谋食的异地”之间。其中头两次，即1913年夏和1916年冬，鲁迅从北京回绍兴处理家事，日记中都留下他跟“昔日在中学校之良友”互相拜访的记录。
1913年6月24日至7月27日是鲁迅离绍一年后首次归乡，与“昔日在中学校之良友”互访相当频繁。先看六月所记——
二十四日晴。晨七时半到家。午后伍仲文来。
二十五日。上午陈子英来。午后子英以名刺邀至成章女学校。少顷伍仲文至，冯季铭、张月楼从焉，同览学校一周。夜招仲文饭。
二十八日晴。上午同三弟往大街闲步，又往第五中学校访旧同事——午后刘楫先来。
三十日晴。上午钱锦江、周子和、章景鄂、叶谱人、经泰来、蒋庸生来。
再看七月所记——
一日晴。——上午得伍仲文信，二十九日杭州发。
二日午前陈子英来。夜不能睡，坐至晓。
五日昙。——道经蒋庸生家，往看之。
十六日晴。——上午宋知方来。
十七日小雨。上午李霞卿来。
二十一日晴。——上午孙福源来。
1916年12月7日至1917年正月初三，鲁迅第二次回绍兴“为母亲六十生辰”，在频繁会见亲戚的同时，也不忘与“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时相过从——
八日昙。午后同二弟至中学校访章鲁瞻、刘楫先。
十四日晴。晚邵明之来，饭后去。
十六日晴。中学校开会追悼朱渭侠，致挽联一副。
十八日晴。上午得季上信，十四日发。下午雨。寄龚未生信。晚张伯焘来访。
二十一日晴。午前张伯焘来。
二十二日雾。上午张伯焘来约至东浦访陈子英，晚同入城，至大路别。
二十八日昙。上午得季上信，廿四日发。宋知方、蒋庸生来。——夜陈子英来。
上述两次回乡日记所载“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除江苏人伍仲文（字崇学）系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和日本弘文学院的同学，彼时恰好为教育部视学，到浙江检查学务，特来绍兴与鲁迅相会，其余均为绍兴及其附近的诸暨、上虞、余姚人。邵明之（文熔）为鲁迅留日时期同学，其余皆鲁迅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绍兴府中学堂（民国后更名为浙江第五中学）或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的同事，个别如张伯焘乃鲁迅离开绍兴后加入府中学堂，李霞卿、蒋庸生则先为鲁迅学生，后转校成为同事（宋紫佩已离开绍兴，辗转上海、天津，最后由鲁迅举荐担任京师图书分馆管理员）。
▲鲁迅：《鲁迅日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
1917年正月初一又记“上午阮立夫来”。阮立夫乃鲁迅江南水师学堂同学，绍兴府中学堂同事，跟鲁迅的啸唫四位姨表兄弟是同曾祖的堂兄弟。1916年11月6日鲁迅派工友护送阮久荪离京返绍，阮到家后不久即病愈，并未“赴某地候补”，而在私塾教书。1916年底（阮久荪回绍兴一个月之后）鲁迅也回到绍兴，日记未见他和阮氏兄弟互访的信息，但鲁迅12月5日路过上海时，曾专程“往东京制药会社为久荪买药三种，量杯一具”，回家后这些应该都设法交给了阮久荪。鲁母六荀大寿，贺客中也许就有阮氏兄弟。即或不然，1917年正月初一阮立夫来访，也会跟鲁迅谈起“狂人”原型之一阮久荪事。
鲁迅1916年12月9日（回家第三天）给许寿裳写信，颇见其归乡感触。信中提到蔡元培当年11月底在绍演说不被人理解（蔡演说内容与孙中山在绍演说略同），以及他如何在沪杭列车上巧遇光复会会员、章太炎女婿龚未生，说起刊印《章氏丛书》一事在浙江省议会竟被质疑，两人“相向三叹”，还有原绍兴府中学堂校长朱渭侠生病去世。信中所谓“于所见事状，时不惬意”㉖的一句概括，自然不限于这三件事，至少还应该包括1916年8月19日至22日在绍兴发生的一件大事，即时任全国铁路督办孙中山以中华革命党总理身份偕夫人宋庆龄及胡汉民、朱卓文、周佩箴、邓家彦、陈去病访游绍兴。
孙中山此行在袁世凯去世两个月、黎元洪继任总统、政局暂得稳定之时，除了游览稽山镜水风光，主要是隆重致祭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辛亥烈士，抚恤其亲属。绍兴当地招待和陪同者中有跟鲁迅一起创办《越铎日报》的老同盟会员孙德卿，孙中山特地为《越铎日报》题词“博爱”，为社长孙德卿题写“大同”二字，落款为“上亭公园孙德卿老友逸仙孙文”㉗。但鲁迅两次回绍，日记皆未见孙德卿名，这可能因为孙德卿在鲁迅1912年4月离绍之际制造《越铎日报》内部分裂，排挤陈去病、陈子英、宋紫佩、马可兴等，另外支持王铎中、张心斋、陈瘦崖等把持《越铎日报》，并频频发表亲袁世凯而反孙中山、倒王金发的文章，致使鲁迅与他渐渐疏远。1912年8月王金发被迫解除绍兴军政分府，遣散卫兵（多为其嵊县同乡），后者为泄愤捣毁《越铎日报》，刺伤孙德卿，鲁迅在散文《范爱农》中对孙氏的滑稽反应有所讥刺。鲁迅1913年1月13日日记“收五日《越铎报》（《越铎日报》），有孙德卿写真，与徐伯荪、陶焕卿等遗象相杂厕，可笑，然近人之妄亦可怖也”，显然不满孙氏狂妄之举。《越铎日报》社遭王金发卫兵捣毁，孙德卿曾写信向孙中山告状，故孙中山访游绍兴期间对《越铎日报》与孙德卿本人特致慰问，这势必会引起知悉当年内情而与孙德卿不和的《越铎日报》其他成员的不满。鲁迅作为《越铎日报》主要发起人之一和初期“名誉总理”，对其中复杂的人事纠葛都有所了解㉘。鲁迅1913、1917年两次返乡期间，均多次会晤陈子英，他是光复会会员，鲁迅、周作人旧友，《越铎日报》创始者之一，成章女学校长。1916年8月20日下午孙中山参观成章女学，在陶成章遗像前默哀致敬，摄影留念，身为校长的陈子英似乎并未陪同接待，这很可能由于他和孙德卿的矛盾所致。
▲郜元宝：《不如忘破绽：郜元宝文学批评自选集》，作家出版社，2021
陶成章与孙中山有合作也有矛盾。陶被刺身亡，便是他与同盟会矛盾激化的结果。孙中山专程来绍祭奠光复会烈士，可说他是与光复会旧人及其遗族的一次和解。但历史恩怨并不能就此完全消除。孙中山访游绍兴，曾经反对孙中山的孙德卿居然成了主要陪同者，而以陈子英为代表的鲁迅其他“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不得不有所回避（时任第五中学教员暨绍兴教育会长的周作人回忆录也始终不曾道及孙中山此次绍兴之行）。
尽管如此，当鲁迅与“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们会晤之时，此事即或不是谈话焦点，也不会不有所触及。当鲁迅在《狂人日记》文言小序中写下“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数字时，不仅会忆及自己跟这些“良友”们在辛亥前共事的经历，应该也会想到他们在民国建立之后的复杂关系与各不相同的境遇吧。
1919年底鲁迅回乡搬家，直接触发小说《故乡》的创作。1913年和1916年两次回乡，虽不能说直接催生了《狂人日记》，但至少强化了他对一大群尚在故乡的“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的感念，从而部分地激活了创作《狂人日记》的灵感。创作《狂人日记》之前，鲁迅不仅跟“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鸿雁往来，1913年夏和1916年冬两次回乡探亲，还跟其中许多人频繁会晤，抚今追昔，共话契阔，感慨存殁（首次回乡在范爱农“独沉清冽”一年之后，再度回乡又值朱渭侠生病去世），并最终将他们檃栝为《狂人日记》文言小序的“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而浑然莫辨孰为“余”孰为“某君昆仲”矣。
▲刘运峰编：《鲁迅全集补遗》（第三版），天津人民出版社，2022
最后再补充一点。鲁迅1909年秋至1910年7月任教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期间，曾据日本医学士宫岛满志所著《解剖生理及卫生》、马岛永德所译《生理学讲本》编纂生理学讲义《人生象斅》。虽是编译，却显示了鲁迅作为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肄业生的医学修养，并与《狂人日记》颇有渊源。该讲义第六章“神经系之摄卫”论人体神经系统之保养，涉及大脑“过度之撄（如思虑感动，永日不已，或则过强等），终易常度，是成神经衰弱，或为神经过敏，遇事易激，或则易忘，一切精神官能，无不减退”。除“思虑感动”，还讲了可能导致“脑之受撄”的其他“介达者”，以及失眠诸问题㉙。《人生象斅》没有正面论及“迫害狂”，但该讲义介绍的“神经衰弱”“神经过敏”及失眠诸病症，不也都在狂人身上有所表现吗？《人生象斅》自然属于鲁迅创作《狂人日记》时所仰仗的“一点医学上的知识”㉚，且该讲义恰恰正是“余昔日在中学校时”所印行。
把《狂人日记》文言小序诸角色的原型从过去几乎视为定谳的鲁迅和“阮氏兄弟”扩张开去，由此将“周氏兄弟”从东京时代“提倡文艺运动”直至钱玄同拿到《狂人日记》手稿的全部历史语境也考虑在内，这不仅有助于说明文言小序或许确如某些论者所说，与白话正文具有“反讽”关系，但更可以看出二者无论在小说文本内部叙述信息抑或小说文本外部人物原型方面又都息息相通、浑然一体。
正如《阿Q正传》“第一章序”作为鲁迅所偏爱的游戏笔墨，绝非可有可无，《狂人日记》文言小序也很重要。小序并非仅仅为了满足当时文言读者的阅读趣味，也是写给同样习惯文言如今却大胆提倡白话文的《新青年》同仁及其广大读者们看的。《阿Q正传》“第一章序”明确提到“陈独秀办了《新青年》提倡洋字”以及“有‘历史癖与考据癖’的胡适之先生的门人们”，《狂人日记》文言小序则一律将同时代人物原型檃栝于身份模糊的“余”及“某君昆仲”的角色中，统称之为“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
▲郜元宝：《鲁迅精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有学者说鲁迅的新文学创作正式开始于《狂人日记》第一句“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㉛，倘若专就鲁迅首度向世人展现其现代白话文写作独特风姿而言（姑不论跟《狂人日记》同时发表于《新青年》的三首白话诗），这个说法固然没错，但倘就《狂人日记》整体而言，首先映入读者眼帘、给读者第一次阅读撞击的，还是“某君昆仲”四字！
“某君昆仲”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占据小说开篇位置，更在于通过“某君昆仲”四字（包括“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以至全篇小序），鲁迅几乎檃栝了当时尚属少数派的全体新文化运动提倡者，以及1909—1912年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绍兴府中学堂、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的诸多同事与学生，还有更早的绍兴籍光复会骨干陶成章、龚未生、徐锡麟、秋瑾、王金发、陈子英等，包括《狂人日记》创作前后寓居北京的光复会前后两任会长蔡元培和章太炎（一为顶头上司，一为毕生执弟子礼甚恭的“本师”）。
《狂人日记》将上述人物悉数召唤出来，小说虚构世界叠映着作者1906—1909年留学时代后期以及1909年归国直至创作《狂人日记》的两个生活年代，仅以文言小序而言，其泠然超脱的笔调中激烈跳跃着的乃是作者此前十数年刻骨铭心的复杂生活记忆，而“某君昆仲”及“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则包含了太多故人的身影。
（郜元宝，复旦大学中文系）
【注释】
①周作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第15-16页。
②谷兴云：《关于鲁迅的二表兄阮康荪和表弟阮久荪》，载《鲁迅研究资料》第16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第184-185页。
③《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538页。
④裘士雄：《鲁迅与啸唫阮家》，载《鲁迅研究资料》第11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谷兴云：《关于鲁迅的二表兄阮康荪和表弟阮久荪》，载《鲁迅研究资料》第16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
⑤钱玄同：《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先后发表于1936年《师大月刊》30期，《文化与教育》半月刊106期，此处引自《钱玄同文集》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第306页。
⑥包子衍：《〈鲁迅日记〉札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第21页。
⑦据钱玄同1915年4月9日致周氏兄弟信，参见周海婴编、北京鲁迅博物馆注释《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第12页；另参见《钱玄同文集》第六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第1页。
⑧陈漱渝《钱玄同日记中的鲁迅》（《鲁迅研究动态》1985年3期）、陈子善《鲁迅的〈狂人日记〉与钱玄同日记》（原刊2015年3月6日《文汇报·文汇学人》）、施晓燕《从〈钱玄同日记〉看新青年时代钱氏对鲁迅的影响》（收入上海文化出版社2019年12月版《鲁迅及同时代人研究》），及前揭包子衍《〈鲁迅日记〉札记》。
⑨熊融（陈梦熊）：《关于〈哀尘〉〈造人术〉的说明》，《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
⑩乔丽华：《背负起“真实的重担”——析〈狂人日记〉中的“私人动机”》，载上海鲁迅纪念馆编《上海鲁迅研究·〈狂人日记〉100年（总第80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第25-26页。
⑪㉖《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365、353页。
⑫钱玄同在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4卷5号上与《狂人日记》同时发表的《随感录》中引吴稚晖、陈独秀等为同志，猛烈抨击“‘生殖器崇拜’的混账道士”，认为“那最野蛮的道教，实在是一种‘生殖器崇拜’的邪教；竟欲腼然自命为‘人’，绝不该再信这种邪教”。见《钱玄同文集》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第1、11页。
⑬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第384页。
⑭《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439页。
⑮冯光廉、刘增人：《〈狂人日记〉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鲁迅研究资料》第11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该文定稿于1981年4月），第289-290页。
⑯皮后锋：《严复大传》，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第130页。
⑰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称这所学校为“东湖通艺学堂”，创办者陶心云。徐乃常编《徐锡麟集》所附《徐锡麟年谱》则认为是徐锡麟于1904年（甲辰）2月创办，校名为“东浦热诚学堂”。未知孰是，尚望知者有以教我。
⑱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第153、157-158页。
⑲狂人“候补”乃影射徐锡麟，本文采杨兆丰君之说，参见杨兆丰：《“候补”之谜——拓展〈狂人日记〉中狂人结局的读解空间》，该文收入王纪人主编《2015—2020青年学子品读文学经典大赛获奖作品集》，上海作协·华语文学网2021年9月出版，第266-273页。
⑳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第343-345页。
㉑《永锡堂追悼大会》，原载1912年1月22日《民立报》，此处引自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第460-461页。
㉒㉕《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109、16-17页。
㉓蔡元培：《徐锡麟墓表》，载徐乃常编《徐锡麟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第154页。
㉔㉚《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468、526页。
㉗谢德铣：《孙中山先生一九一六年绍兴之行述略——纪念孙中山先生诞生一百二十周年》，《浙江学刊》1986年第6期。
㉘关于《越铎日报》办报始末及鲁迅与该报之关系，可参阅张能耿：《〈越铎日报〉的创办及其分裂》，载《鲁迅研究资料》第15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
㉙刘运峰编：《鲁迅全集补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第209-210页。
㉛王彬彬：《月夜里的鲁迅》，载《应知天命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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