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俊 | 近思录（二）：翻译文学与文学史“重构”——从现代文学“起点”谈起
《南方文坛》
2022年第6期
吴 俊
近思录（二）：翻译文学与文学史“重构”
——从现代文学“起点”谈起
文 | 吴 俊
我在上一篇①里说到，要从“四维”视阈来看新文学、现当代文学史的重构，即将旧体文学、俗文学、翻译文学纳入传统的（相对狭义的）新文学史中，拓展现当代文学的历史空间，构建一个与传统中国文学史贯通相契的结构体系。限于篇幅和写作时间、精力心情等，有关翻译文学的论述未及展开。而且写作过程中，不仅没涉及如何处理海外和世界华文文学的问题，还有就是根本没提及网络写作、网络文学的文学史地位问题。合而论之，我的现当代文学史重构之说，早就不限于四维，其实是六维。惭愧！想法总是不成熟。只能挣扎着奋力以今日之我战昨日之我；期待少犯些思想浮泛、史识和现实都不能圆满自洽的错误。深感水平提升无法一蹴而就，错误仍难免，实在受限于能力。本篇仍不能都说全，一时也真说不完。姑且补点儿上篇提到却未完成的翻译文学部分。简言之，如何理解现代翻译文学重构同时代的文学史？
翻译文学一般说是在现代文学历史中才生成的概念和领域②，先用一句话简说它在文学史重构上与旧体文学、俗文学的不同角色、地位和功能。假如说旧体文学、俗文学的形式和内容有助于现代文学直接构建、重构一个与传统中国文学史贯通、链接相契的有机结构体系，它们具有原生的亲缘和血缘关系，那么，翻译文学基本上就是文学史古今演变中的“现代文学”阶段的结构性生成、更新的历史内容。对应着看，在古代文学史范畴中，虽有近似“翻译”的现象（文贵良教授提醒我，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将佛教译经也看作中国白话文学作品），但我们一般不专门讨论，也不太考虑所谓翻译文学的问题。此其一。其二是如果展开有关翻译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关系的讨论，提出问题的方法或策略就很重要了。如我上篇所提的，汉译/中译的外国文学、翻译文学可以算作现代中国文学吗？一时语塞，不好回答③。换个问法，汉译/中译的外国文学、翻译文学参与了现代中国文学吗？立即可以肯定回答，参与了。那就好，既然参与了，汉译/中译的外国文学、翻译文学也就获得了构建、重构现代中国文学的资格。我们完全有理由，首先是有事实可以支持讨论翻译文学如何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问题了。这在逻辑上应该没毛病。
▲阿英编《晚清戏曲小说目》，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
只是我们长期以来确实并不充分自觉地认为现代翻译文学属于中国文学的范畴，而且隐隐约约地总想着翻译文学更像是外国文学。这就具体影响到了翻译文学研究生态的历史和现状。其实，翻译文学当然不再是外国文学了。没人会以为傅雷翻译的巴尔扎克作品还仍是法国文学吧？“林译小说”不该是中国文学吗？翻译文学的身份和定位看来就是个有点儿暧昧的问题。我现在直截了当地把翻译文学看作国别文学、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咋看貌似是在熟视无睹之间硬生生找出了一个强制阐释的话题。但刚才说了，看问题、提问题的逻辑方式和观察角度确实很重要。合适的路径和方法设计可以打开问题讨论的释义空间。否则会显得无事生非。
那么，接下来就讨论翻译文学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事实基础和技术支持问题，以及广义理解中的翻译文学重构文学史的意义体现。
我想从现代文学的“起点”（或近谓之起源、肇始、发生等）问题谈起。起点及其内容与历史的构成、构建直接相关，起点是历史构成、构建的核心。现代文学的起点及其内容就是现代文学史构成、构建的核心要素。也许因此，起点论常就成为专业学者的聚焦点。并且同样能够理解，为何起点论常出歧议和歧义。
▲杨义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
中国现代文学起点问题的最新被聚焦，应该是由于严家炎先生的新观点。我留待后面再说。从我个人的资讯说，因2022年3月上海疫情开始封控，直到年中，我都没法线下教学，于是组织了每周一次的专家线上讲座，话题都是当下前沿领域的专论。讲座专家请自国内外大学的著名学者，受众基本以我的博士生为主。我也全程听讲。其中有一讲是文贵良教授主讲，我竟得到了意外的丰硕收获，因为我正想着要续写这篇文章，文兄讲座恰巧就帮了我的大忙。据文贵良教授的归纳、整理，大致理清了历来有九种中国现代文学起点的主要看法。依照时序先后，它们分别是：（1）1919年说（政治的文学观念），（2）1917年说（文学以及语言的文学观念），（3）1912年说（政治制度变化），（4）1898年说（翻译小说/翻译学术著作/《马氏文通》），（5）1895年说（制度改革），（6）1892年说（文学以及语言的变化/韩邦庆《海上花列传》），（7）1880年代说（文学的以及语言的变化/陈季同《黄衫客传奇》），（8）19世纪中期说（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9）17世纪说（Literature——“文学”）④。文教授对此九种说法都有扼要解说。源于问题意识引导的路径不同——文教授着眼于语言实践的形态和方式及政治文化制度对文学生成的影响，我则主要聚焦在文学生产中的具体方式、写作及作品定位，尤其是文学价值观的表达。我们相通的是都注重了文学生产体制机制的宏观作用，但问题意识各异，彼此强调和论述的侧重倾向有所不同。缘此，我在这九种起点看法中，归纳它们的一个共同点是：每种起点看法的着眼点和依据都与中外跨文化的沟通、互动、融汇及新创的具体成果直接相关，甚至说就与文学及文化学术的翻译和跨文化作品直接有关。也就是说，在学术视野的共识中，翻译和跨文化活动及作品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起点的具体背景、事实和内容等的最早标志。
在论述、论证黄遵宪何以比王韬更有资格堪当晚清民初中国传统文学衰微而现代文学发生早期的“第一位轴心作家”时，文教授给出了这样三个主要理由：第一，黄遵宪既大胆地提出了“我手写我口”的诗学主张，又敏锐地看到了日本俗语文体的实用价值。第二，黄遵宪既保持着对汉语的自信，又有意识地采纳日译新名词，丰富着汉语的表达。《日本杂事诗》以“本文+注释”的方式形成独特的汉语造型，开启了新名词在汉语家族中打开意义空间的方式。第三，黄遵宪的“新世界诗”在空间和时间上表达了中国人前所未有的现代性体验⑤。我略加变通的说法，在技术操作、思想涵义表达、文化实践体验、文学价值观的综合作用影响下，黄遵宪获得了、奠定了文教授所谓“第一位轴心作家”的地位。而溯源其成功和成就的路径，则可以发现就是黄遵宪的跨文化实践及所使用的方法和诞生的具体作品。只不过黄遵宪的创制还不能视为正式的跨文化语际翻译。他是直接“借用”了日语行文和文体的长处，“改进”和丰富了中文的文学表达方式，并非以作品文本为基础的翻译——翻译是将作品进行语言语际转化的一种再创，从一种语言或母语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是文本语言的整体转换而生成一种新的语言文本。黄遵宪的动机在于改良自新，包括未能贯彻到底的俗语使用等，而非“林译小说”式的对外语母本的中文再创再造。这种“借用”的现实背景就是西学东渐的世界大势、东亚邻国日本近代变法维新的成功示范，以及最直接的黄遵宪本人近水楼台的外交生涯经验。黄遵宪在文学体制上虽有个别或局部的突破，大体终究仍在传统文体的藩篱之内。脱胎换骨的中文再造新生仍需经历从形式到内容的凤凰涅槃过程。在此意义上，可以特别理解后来鲁迅主张和坚持的“硬译”的翻译观及其一生翻译实践。从历史轨迹看，一般而言，翻译的前身多是暧昧的、间接的甚至无意识的语际实践经验，包括黄遵宪式的借用之类。翻译形成自觉之后，则围绕“信达雅”的基础三义会各有侧重，由此歧义纷呈，包括极端之论。就实践成效而论，已经不太可能为翻译建立统一的理论标准了。翻译是一种动态且具体的实践，本身具有合理、合情、合法的不确定性和特殊性，只能用经验性的相对标准予以判断。这也就是同一母本、同一作家作品会有、也可以有另一语种内不同译本且往往难分高下的合理原因。比如村上春树的中文译本就是近年的显例（有关村上作品中译的争议，甚至连日本学者都介入了）。不过，这在我或也是一种偏颇之论，说多了怕犯规出界成笑话。
▲黄遵宪：《日本杂事诗》，朝华出版社，2017
文教授给出的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期的十位“轴心作家”名单是：黄遵宪（1848—1905）、梁启超（1873—1929）、林纾（1852—1924）、严复（1854—1921）、王国维（1877—1927）、章太炎（1868—1936）、吴稚晖（1865—1953）、胡适（1891—1962）、鲁迅（1881—1936）、周作人（1885—1967）。所论在我看来堪称周洽，自成一家之言。文教授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既指中国现代文学这一发生品的诞生，同时也指这一发生品得以形成并诞生的过程。我的理解就是，文教授的研究重在这些轴心作家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过程的作用和贡献，并非完全或单独地意指他们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及其起点。正是与此相关，文教授归纳、理清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九个起点之说，认为起点“与发生问题密切”关联，而起点不是发生的“过程”。代表过程的是轴心作家的贡献⑥。现在，我就再回到相对狭义的起点，翻译文学与现代文学起点的关系问题讨论。
历史是不断建构而成的。历史的起点也如此。建构逻辑上的关键是得有说得通的理由。应该是理由支持结论和结果。但事实上多是先有了结论和结果，这才去找理由来支撑的。于是，也产生了学术。因此，表面上是考验学术水平，实质上考验的是思想和经验的洞察力。因为凡事在自觉层面上，皆以特定的利益动机为先。但也不要将这利益动机狭隘化、单一化或绝对化，包括物化功利化。宏观面和基本面的价值观取向也构成利益动机的内涵，否则就不会有所谓人类的精神价值观了。
中国现代文学史及其起点当然也是不断建构的结果。准确点说，在学术层面上，这种建构所体现的就是学术思想的一种演变或推进，背后有着时代和现实的动因。之所以起点至少有九个之多，主要是因为“结果”一直受到建构力量的撼动而不断产生出新的结果，并形成了新的历史叙事。由此要说历史是动态的建构，不外是一句老生常谈的正确的废话。应该主要关注起点建构的理由即动机是什么。这会决定历史叙事的面貌、方式、方向和真实目的，体现学术研究的创新性。我在本文的关注重心就是从现代文学“起点”的建构意义上，阐释和论述现代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构作用。同时也含有这样的意思或设问：翻译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占有何种地位？翻译文学是否具有合理合法的中国现代文学的身份？
我对技术手段上论证某种起点的合理性不感兴趣，觉得没啥价值，甚至还陷于无聊。原因很简单，在晚清民初这样一个大时代转换、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任何一年都会发生重大意义上的标志性事件或现象。包括政治的、文化的，国内的、国际的，或者就是相对单纯的所谓现象级的文学事件。我相信对于宏大历史而言，这些不过是诸多故事中的碎片而已。只是一般学术的惯技，上流也多在小题大做，得意于别出心裁，标榜独异。同情于他人，也就原谅了自己。
▲陈思和：《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九种起点说中，我前面已经说了，都有跨文化互动及新创成果的内涵因素。这使表面的观点歧异（或歧义）显出了无限的同义性。这也可以证明一种有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起点的学术思维方式，即中国现代文学是在现代世界文学的有机共同体中诞生的。所有的起点之说，无一不在证明世界文学共同体的存在及其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学意义。当然，这并不是一个新看法，最多只是用了较新的措辞表达了一个老观点而已⑦。
不过并非就此一笔带过，有的说法仍可以提供新的释义可能。如果最后两种（第八、第九）看法有点儿强拉生扯的勉强——顺便说，我对周作人将新文学发生源流拉扯到和晚明的关系（如《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也实在无力恭维，感觉在历史阐释上有点为我所用的任性（冒犯了，惶恐中）——那么其他七种、包括最传统的1919年“五四”起点说，都能言之成理。但我想以最新之说及相关争议为例来展开讨论更适宜。
如上所说，最新之说因严家炎先生持论而起。我想用转引陈思和教授文章的办法来个一举两得：既转述了严先生的主要观点，又引用了陈老师的评价意见。不亦快哉。陈老师在《他在重写文学史——读〈严家炎全集〉》⑧中与本文主旨相关的文字主要有：
后来认真阅读严先生的著作，觉得严先生作为我们学科的领军人物，他始终是站在“重写文学史”的立场上，他把自己巨大的创新能力，投放在不断冲破人为设置的条条框框，不断开拓学科的边界上。……对传统的新文学史观念作出了革命性的突破。
……
最后我想说说严先生主编的三卷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这部文学史包含了很多新颖的学术见解，其中最让人感到震惊的是，严家炎先生在确定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起点问题上，作了大胆的推论：在1890年前后，中国现代文学已经有了它的“起点”。黄遵宪、陈季同是第一代，梁启超、裘廷梁、曾朴等是第二代，胡适以降的理论家和作家属于第三代，陈独秀、鲁迅等是介乎第二代与第三代之间。中国现代文学是在这两三代人的共同参与下发展起来的。而之所以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被确定在1890年，重要原因是因为那一年出版了晚清外交官陈季同创作的法语小说《黄衫客传奇》。把一部用法语写的中国传奇故事作为现代文学起点的标志，这个观点，较之范伯群先生以《海上花列传》为现代文学的起点，更加石破天惊，也更加离经叛道。这里面隐藏了太多的与传统文学观念不一样的内涵。严先生很重视这个发现，他把讨论这一观点的《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一文，放在《全集》的第一卷第一篇，提纲挈领，展示了严家炎学术思想的总纲领。
陈季同的法语小说《黄衫客传奇》究竟能否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点之作，我觉得还可以深入讨论。但是我完全赞同严先生关于“现代文学的起点始于晚清”的观点及其陈述的理由。严先生说：“甲午前后的文学已经形成了这样三座标志性的界碑：一是文学理论上提出了以白话（俗语）取代文言的重要主张，并且付诸实践；二是开始了与‘世界文学’的双向交流，既将外国的好作品翻译介绍进来，也将中国的好作品向西方推介出去；三是伴随着小说戏剧由边缘向中心移位，创作上出现了一些比较优秀的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作品。这就意味着，当时的倡导人本身已经开始具有世界性的眼光。”严家炎先生在论证现代文学起点问题时，使用一个新的标准：“世界性”，并由“世界性”论述到中国文学与当时的“世界文学”的关系。《黄衫客传奇》是第一部中国作家用法语创作、并在法国出版的文学作品，它不仅仅是中国文学与“世界”之间的桥梁，而且理所当然就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再进一步推论，正因为这部作品属于“世界文学”的一部分，那么，随之而来的，在外来影响下形成全新审美意识的中国现代文学，理所当然也属于世界文学的一部分。“现代”就是这样开始的。文学史分期的讨论，产生于对文学史性质的不同理解。如果坚持现代文学的性质特征是新民主主义，那么它的起点就只能是“五四”；如果认为现代文学的性质特征主要是现代性，它的起点就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晚清（一般追溯到甲午前后）；如果认为现代文学的性质特征是具有了世界性，那么，可以界定1898年《天演论》的中译本出版为其起点。现在严家炎先生第一次把世界性的特征与现代性的特征合二为一，并且举出《黄衫客传奇》来取代《天演论》为高标，把现代文学的起点往前推到了1890年，当然，中国作家用法语写作要比中国作家把西方著作译成中文更富有中国现代文学的“世界性”特征。
我想说的是，用“世界性”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性质特征，用“世界文学”的视角来考察中国文学史的发展，不仅仅包括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和理论的自然发展，也涵盖了大量中国作家（移民作家）在海外用所在地语言的创作，以及大量优秀外国文学被译成中文出版，这一切都体现在中国现代文学的“世界性”特征范围以内。这是严家炎先生的首创。我也常常思考这个问题：在“现代”与“古代”的诸多文化区别中，什么才是古代文化不具备、又是现代文化所特有的标志性特征？是语言吗？是人性吗？是制度吗？似乎都不是，唯有“世界性”才是现代世界所共同拥有，古代国家所不具备的。西方殖民主义的产生，才把世界联结成一个整体：一方是靠侵略和掠夺获得发展的殖民主义宗主国；另一方是被侵略被掠夺同时也被迫朝着现代性发展的殖民地，这是互为因果、紧紧结合在一起的世界整体的两面。清王朝作为封闭的老大封建帝国，自然被排除在这个“世界”以外自成格局，做他自己的白日帝国梦，但一旦被西方殖民者的洋枪洋炮轰毁大门，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包括一部分完全殖民地）的国家，那就没有自己的白日梦可做了，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也不管主动还是被动，它已经成为“世界”的一部分，随着“世界”的步伐一步步被推动着发展。这就是中国现代性的开始。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文学的诸种现代性特征，“世界性”是其中最显要也是最鲜明的特征。严先生所强调的与“世界文学”的双向交流，就是把新文学放在与“世界”的关系上进行考察，如果我们把“世界性”“世界文学”看作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主要特征，那么，以此梳理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一定会有许多崭新的发现和崭新的理解，在更高层面上再一次“重写文学史”。尽管严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并没有自觉地贯彻“世界性”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书写，但是严先生已经为我们开创了一个广阔的探索空间，以后的探索道路，就该由后来者们一步步地去实现。
陈老师论述严先生观点的行文太精彩，原谅我不能割爱引文如此之长。且容我后续讨论。陈老师说严先生的“《黄衫客传奇》起点”论不仅“石破天惊”，而且“离经叛道”。我看了不由会心一笑，又肃然起敬。严先生离的是哪条经、叛的是哪条道？至少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学术和学科意义上，我们的“道”就是由严先生亲身参与和他的前辈共同开拓的（有关现代文学研究学者代际的划分，严先生都被视为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对此早有多位学者论及。在我看来，第二代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在于，既参与并巩固了现代文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开创，又拓展和创新了现代文学学术学科的发展与提升，尤其后者，主要是指他们在“文革”后、新时期以来的引领和全面的贡献，包括直接培养的第三、四代学者，大多是他们的学生），那他就是叛了自己的道。这是在颠覆自己。只有年轻人才会有如此热血沸腾的冲创意志（这是借用了陈鼓应教授论尼采思想的说法），才敢于不惜与自己决绝一战。但在编出《严家炎全集》的年龄，不惜爆出如此一战，不能不使我视《严家炎全集》为严先生学术少年生命力的复活。这就是我会心和起敬的原因。
▲李今主编《汉译文学序跋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黄衫客传奇》起点”论一出，可谓反响强烈且普遍，其间的争议、歧义也格外明显。陈思和教授对严先生所论的创新性和学术意义及相关阐释的评价之高，只是众多褒义表彰之一，其他各代学者也都有基本面相同、角度或视点有所不同的具体看法发表，如范伯群先生（《新文学的先驱——论〈黄衫客传奇〉》）、孟繁华教授（《民族传统与“文学的世界性”——以陈季同的〈黄衫客传奇〉为中心》）、年轻学者李彦姝教授（《从〈霍小玉传〉到〈黄衫客传奇〉：兼论中国小说近代转型》）等，高论不一而足。同时也能看出，不少学者对于“《黄衫客传奇》起点”论的具体成立与否，还是不敢、不便明确断言的，或持商榷甚至反对意见的。如黄修己先生就不同意现代文学起点的“甲午论”，基本坚守“五四”论。他对“甲午论”的三个主要支撑黄遵宪《日本国志》所谓“言文合一”、陈季同法文小说《黄衫客传奇》、韩邦庆《海上花列传》，都予以了析论，断言其都不足以成为现代文学（新文学）的起点标志⑨。我相信“五四”论在很多人眼里会是陈旧过时之论，但在坚守者看来仍不失为守正持中之论。学术之论还以切磋琢磨、兼容并蓄、砥砺前行为正道。最近，《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做了“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专题，李怡教授在专题导语⑩中认为：
严家炎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通过发掘旅法华人陈季同的思想与创作，将现代文学的发生推进到了1890年。一方面，我充分肯定这种视野扩大的启发性意义，不过，细细思之，我还不得不说，心中的疑虑尚未完全消除：作为“中国人”的陈季同当然已经发生了一系列思想和文学观念的改变，不过，思想观念的改变和文学艺术上的创造还是不能直接划（画）上等号的事情。《黄衫客传奇》究竟是以法文写就的作品，华人文学与华文文学之间的差异还是不容忽视的。作为“历史的先声”，这部小说究竟对后来的五四新文学创作产生了哪些可以“实际求证”的影响，对文学史的梳理来说肯定是必不可少的，仅仅是归纳出小说的一些特点，进而与五四新文学的选择两相比较，严格说来还不具备十足的说服力，因为，这不过是“历史已成定局”的我们后设的观察和认定。《黄衫客传奇》如果真的参与了现代文学的构建，还应该有更多语言艺术的细节，在历史演变的蛛丝马迹中发掘更多的实证性连接可能依旧重要。
类似李怡教授的质疑和追问并不在少数，历史逻辑的认定需要事实、文献、学理的多重求证和研究，单面、单向的立论常难令人接受，而且很难稳固成立。学术论辩是必须的。严先生的“《黄衫客传奇》起点”论可谓触发了学术论辩的机制运行，十多年过去了，这一机制仍在运行。这已经证明了严先生此论的学术意义和价值。某种程度上说，如果对于“《黄衫客传奇》起点”论的正面评价已经差不多到位了的话，那么，所有的质疑和追问就会成为学术推进的更大动力，而不仅在论辩形式的表面。这也是学术论辩机制的真正作用。
在陈思和教授的高度评价的文章里，他对于“《黄衫客传奇》起点”论的保留态度，其实也是相当明显的：“陈季同的法语小说《黄衫客传奇》究竟能否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点之作，我觉得还可以深入讨论。”上举的范伯群先生文章，称《黄衫客传奇》是“新文学的先驱”，潜台词应该是倾向于对具体的“起点论”的不愿苟同吧。最有意思的是，北京大学的同仁“大多数”也不认同、不赞成严先生的“《黄衫客传奇》起点”论。
2011年秋冬之际，北大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召开了一次讨论严家炎先生提出的重论中国现代文学“起点”的座谈会，这是我和严先生最早的接触。严先生主张将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前溯到晚清黄遵宪的“言文合一”主张、陈季同的《黄衫客传奇》和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这是严先生近年最重要的论述，他将阐述这一观点的文章《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置于《严家炎全集》之首，可见其重视程度。在那次讨论会上，对于严先生的观点，教研室大部分老师都表示不能认同，其中尤其引起争议的是陈季同用法文写的《黄衫客传奇》（Le roman de l’homme Jaune）。
该文⑪作者张丽华是北京大学年轻学者，我看过她的多篇论文，令人折服。有关她的看法稍后再论，这里只先说严先生所论在北大自家圈子里的“不幸”遭遇。连比我还年轻许多的王风教授这样的后辈，当时竟也公然发表异议。可见北大容量之“大”，还是有深厚传统、有学术公义为共同体伦理支撑的。行文中还能看出，就具体观点论，张丽华也是不能认同“《黄衫客传奇》起点”论的；只是她的说法有点委婉，而且重点是在讨论由此引发的“反思文学史的民族国家框架”问题，这也是她此文的新见处和深刻处。作为印证，北大学者的看法也许可以温儒敏教授为代表。温老师最近就有文章说，“我不太赞成严老师把晚清陈季同用法文写的《黄衫客传奇》当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开端”⑫。这话说得很直白了。此前，温老师还有《再谈现代文学史写作的“边界”与“价值尺度”——由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所引发的研讨》，缘起主要还是严先生的新创起点论。或许很多学者既高度评价严先生的新创之论激活了文学史重释重构的理论思考和学术机制，同时对于具体的“《黄衫客传奇》起点”论却仍不能不持有怀疑的态度。
在严家炎先生自己的著述，已经有了集大成的十卷本《严家炎全集》（新星出版社，2021），《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一文，就在《严家炎全集》的第一卷第一篇。严先生主编的三卷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该书第一章‘甲午前夕的文学’，将黄遵宪1887年定稿的《日本国志》、陈季同1890年用法语写作出版的小说《黄衫客传奇》，以及韩邦庆1892年开始在申报连载《海上花列传》这三件事作为现代文学的源头，全书就从这里写起”（温儒敏）。还有《黄衫客传奇》中译本序《一部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晚清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论者聚焦议论的严先生新创起点论，主要就着眼于这些著述。现在重拾这个话题，宏观面上恐怕已经无可多说。倒是在严先生和各家的议论、着眼处，透出了一些可能是学术逻辑、经验常识方面的问题，可供伸发追究。但我也没啥把握，试着用提问的方式来进行下去吧。
▲严家炎：《严家炎全集》，新星出版社，2021
把《黄衫客传奇》称为“一部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晚清小说”，显然首先指的是该小说的法文版（1890年），否则何来“晚清”小说的时间定位。既称“晚清小说”，“晚清”又同时成为《黄衫客传奇》法文版的国别文学归属——该小说是晚清（中国清代）小说，即中国小说。那么，按此逻辑就产生了问题：《黄衫客传奇》法文版可以算是中国小说吗？法文、外文作品是否可以视同为中国、本国文学？如果以作者论，陈季同的法文作品可以视为中国文学的话，是否中国籍作家的非中文、外文作品都可被视为中国文学？后者如果成立，则中国文学史必须包括外文作品了。显然尚难成立。这是在国别文学、民族国家文学范畴中的讨论逻辑。在当代，围绕着类似话题领域，有华人文学、华裔文学、（海外或世界）华文文学、华语语系文学等概念，相关学术操作已经不在少数，某种程度上就规避了国别文学、民族国家文学的传统难题，而且开辟出了新的学术论域。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及其起点问题上，强调和限制性的前提恰是国别文学、民族国家文学的范畴，也就是只能在中文文学、中国文学的范畴内定义、定位中国现代文学史及其起点。因此，如何才能在逻辑上说通《黄衫客传奇》法文版也是中国文学呢？说通了这个逻辑后，该小说的意义包括“现代意义”才可能和中国文学有关，并进入中国文学（史）的讨论范畴。——如前引李怡教授文章提到的他的“疑虑”：“作为‘历史的先声’，这部小说究竟对后来的五四新文学创作产生了哪些可以‘实际求证’的影响，对文学史的梳理来说肯定是必不可少的……《黄衫客传奇》如果真的参与了现代文学的构建，还应该有更多语言艺术的细节，在历史演变的蛛丝马迹中发掘更多的实证性连接可能依旧重要。”针对这些“疑虑”的释疑，显然要在逻辑前提成立后才有必要或可能去进行，当然也不会是本文需要面对的问题。
但问题之疑及解决方案也并不仅此简单或直接。《黄衫客传奇》法文版毕竟彰显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个案或现象，广义上仍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及起点可能有关。严家炎先生的相关论述甚详，而且也是持论的主要论据和论证内容。但我这里仍仅用陈思和教授文章里的一句话，简明提出《黄衫客传奇》法文版对于中国文学的核心要义。陈老师说：“当然，中国作家用法语写作要比中国作家把西方著作译成中文更富有中国现代文学的‘世界性’特征。”这一观点和严先生提出的主要论据及理由之一相关，严先生认为，甲午前后的中国文学，“开始了与‘世界文学’的双向交流，既将外国的好作品翻译介绍进来，也将中国的好作品向西方推介出去”。
我用心体会两位老师所论，想到的是还需要针对案例或现象问题进行具体辨析回应。《黄衫客传奇》法文版能否代表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双向交流？能否代表“将中国的好作品向西方推介出去”的案例？我看都有些勉强。《黄衫客传奇》法文版是原创作品，并非唐传奇《霍小玉传》的翻译版。《黄衫客传奇》法文版具有中国文学的背景、内容和要素，但素材和取材的自由是文学写作的一般通则，作为法文原创作品，该小说并没有、不可能，也无法承担“双向交流”的使命。也就是说，《黄衫客传奇》法文版并非是一部“将中国的好作品向西方推介出去”的小说。即便主要从文学传播的客观方面看，《黄衫客传奇》法文版具备“双向交流”，或“向西方推介出去”的“中国的好作品”的资格吗？我看也并不具备。特别是在陈季同的已知相关作品中，恰恰就是这一部《黄衫客传奇》法文版，既缺乏“双向交流”和“向西方推介”“中国的好作品”的预期设计，又不能具备客观效果的充分验证。倒是他的其他作品，包括翻译作品（译进、译出），都有着明显自觉动机上的“双向交流”或“将中国的好作品向西方推介出去”的实际诉求，并也都有了显著的传播效果⑬。两者区别的根源，其实就在于：其他作品的主观动机就是“双向交流”等，而《黄衫客传奇》法文版的旨趣是在文学创作，并因此成就了一部中国人原创的法文小说（而非中国作品）。在此意义上，《黄衫客传奇》法文版和晚清时期的中国文学无关。
▲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至于说到“中国作家用法语写作要比中国作家把西方著作译成中文更富有中国现代文学的‘世界性’特征”，我的看法可能还主要是相反观察的。正面地说，这个论断的成立需要探究几个前提：中国作家外文写作的自觉性体现或动机诉求，中国作家外文写作的传播效果，还有极为重要的是，中国作家外文写作的内容品质和价值观取向。如果以上诸项都比较消极，不具有时代文明发展的进步性及价值观，中国（文学）的世界形象只能成为落后愚昧或猎奇赏玩的对象，谈何现代文学的特征品质。然而，相比之下的“中国作家把西方著作译成中文”，在晚清民初乃至更长时间，则能够使整个中国——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更富有世界性的特征。这也就是所谓现代启蒙的基本意义和价值体现。（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如《共产党宣言》、苏俄社会主义理论等的汉译传播，也是最为有力的证明：世界从此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革命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对此，不妨体会鲁迅的“偏颇之论”：不读、或少读中国书，多读外国书。鲁迅是把中国（现代文学）的世界性希望和生路，寄托在“把西方著作译成中文”上面的。为此甚至不惜“直译”和“硬译”以致被讥为“死译”，彻底实行“拿来主义”。鲁迅的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同样是“拿来主义”的成果。这种“极端”案例其实就是时代发展的进步特征的反映——将中国置于现代的世界之中⑭。所以，宏观面上的“世界性”和“世界文学的双向交流”之类，在历史释义、理论阐释的合理性、有效性方面，须得贴合、针对具体问题和案例现象的辨析，有所限度地予以使用。
至此，这个话题的讨论结束了吗？还没有。沿着《黄衫客传奇》法文版流变的历史路径，文学史出乎意料、令人惊讶地发生了一个陡然的转返，这一转返产生了改写历史、改写作品地位和性质的作用。这就是2010年《黄衫客传奇》中文译本的出版。从《黄衫客传奇》中译本出版所引发的现代文学起点论议的巨大影响来看，该中译本出版名副其实地堪称现象级事件。
我用的一个词和说法是文学史的“转返”。本来几乎没人知道曾有《黄衫客传奇》法文版的存在，或者，知道的人也不会将之与中国文学、现代文学起点勾连起来评说，至多就在跨文化交流史上作为偶见的先例之一，予以一般意义上的评价吧。简言之，《黄衫客传奇》法文版的历史地位并不高，也不特殊。但2010年《黄衫客传奇》中译本的出版，特别是严家炎先生由此新创起点论的广泛影响，一下子直接改写了《黄衫客传奇》法文版的历史地位和文学史地位。历史的评价由2010年转身返回到了1890年——须知最近十几年来《黄衫客传奇》（Le roman de l’homme jaune）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起点）的讨论影响，直接和表面的原因是中译本引起的，但实际上讨论的真实对象和时间应该是1890年出版后的法文版。否则，会和现代文学起点何干呢？这就是我所谓的文学史转返现象及其学术后果。且在我看来，这一现象的问题或值得探讨的复杂性，也就是在这转返关联的逻辑认识上。
▲陈季同：《黄衫客传奇》法文版，巴黎Charpentier出版社，1891
▼陈季同：《黄衫客传奇》，李华川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文学史的转返评价现象并不是孤例个案。就现当代文学来看，非常著名、典型的转返“追认”就有“九叶诗派”“白洋淀诗派”等，而像“七月派”这样的，其形成、命名、流变的轨迹，比一般的单纯追认程序还都要复杂一些。它们都能、且已经成立，得到公认。我的意思是，情况其实类同，不能仅是以后世的“追认”为充分理由来否定《黄衫客传奇》的历史“起点”资格和地位。关键在哪里？
关键在翻译。因为一部法文小说“Le roman de l’homme jaune”（中译名《黄衫客传奇》）的翻译，使得1890—2010年的世界文学建构动态过程呈现复活在中国文学的生态场域中。我们知道了、明白了：原来在这一百多年里，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一直处在一种互动建构的文学共同体中。《黄衫客传奇》中译本唤醒和证明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融为一体的一百多年历史事实。何必纠结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具体时间起点呢？应该重视的是“Le roman de l’homme jaune”的世界文学、国别文学、文化语际的旅行。——这是一个中国作者主要依赖中国素材而创作的一部文学作品的世界和语际的旅行。1890年11月，“Le roman de l’homme jaune”由巴黎Charpentier出版社出版；1900年，该小说被译成意大利文在罗马出版；2010年，中译本《黄衫客传奇》在原创作者的母语祖国出版。这还不够吗？这可以无关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但直接关乎到中国参与了世界文学的现代建构。假如像陈思和教授说的那样——用“世界性”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性质特征，用“世界文学”的视角来考察中国文学史的发展，不仅包括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和理论的自然发展，也涵盖了大量中国作家（移民作家）在海外用所在地语言的创作，以及大量优秀外国文学被译成中文出版，这一切都体现在中国现代文学的“世界性”特征范围以内。这是严家炎先生的首创。——那么，将此世界性和世界文学的意义及价值落定、限制在具体的文学起点层面上，并且因此遭遇事实和逻辑的论证障碍，无疑是因中国现代文学的局部利益而小瞧、贬低了中国整体利益参与世界文学建构的历史事实和人类文化价值创造的显著贡献。简言之，法文版、意文版、中文版等的中国作者陈季同的作品，标志、代表了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学参与和贡献了世界文学的建构事实。这和具体作品如何标志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并无必然关系。但越过了一百多年的《黄衫客传奇》中译本的出版，连带激活了包括有关中国现代文学起点的文学史思考。起点之思的学术意义在于，寻求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包括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史上的确凿轨迹。学术研究需要完成的是其中的事实考定和逻辑阐释。也许强调某个时间点的起点标志甚而形成固化观念，并不有益于历史研究。我们只需明白，从长时段历史流程看，世界文学史早已经汇入了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就在世界文学史之中。《黄衫客传奇》中译本的出版，再次证明了翻译和翻译文学在此融汇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因为狭义地说，没有2010年的《黄衫客传奇》中译本，就不会有中国现代文学以该作为标志的起点论。这是最简明的翻译和翻译文学所做出的贡献。而最重要的是，翻译和翻译文学、《黄衫客传奇》的翻译，使世界文学的建构、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和世界性成为一种活生生的事实。这意味着翻译和翻译文学才是国别文学、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历史建构机制和历史建构内容。
如何理解翻译和翻译文学？用我的话语方式说，第一语言即母语作品是国别文学产品，也是世界文学形成的必要前提。翻译及翻译文学是世界文学形成和体现的主要载体与必经途径，翻译文学使得母语作品完成了跨语际的异文化再造与新创，即翻译文学是世界文学的充分条件和实践及完成形式。换言之，世界文学是从翻译中获得存在性和真实性的，并以翻译文学的方式动态地建构起自身的文学形态系统，也由此支撑了独特的世界文学的历史内容和理论观念。从“Le roman de l’homme jaune”到《黄衫客传奇》，这部作品延伸和拓展了、不能说全部完成了自身的世界文学旅程。与中国文学密切关联的是，这部作品的原创作者是中国人，它的世界文学之旅的最新一站的跨际语言是中文翻译。由此，它成为一部中文作品，甚至就是一部完整意义上的中国作品了。这部作品从创作出版，经翻译传播，越百余年，达成了跨语际的世界文学建构目标。这同时支持了这样一个观点：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是由翻译文学参与建构的，而且翻译文学仍在参与重构中国现代文学史，最后，翻译文学就构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内容。这就是世界文学视阈中看到的翻译文学重构中国现代文学史之义。尽管具体的现代文学起点论会遭到质疑乃至被颠覆，但无碍于跨语际、跨文化创造，以及翻译文学在支撑世界文学的同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构内容和重构方式。
▲《新青年》第6卷第3号
此时此刻，我一下子明白了，胡适把《关不住了》称作自己的“新诗成立的新纪元”这句话的深刻而悠长的意义。《关不住了》是一首中文译诗，原诗作者是美国女诗人Sara Trevor Teasdale（1884—1933），诗人译名为莎拉·特雷弗·蒂斯黛尔（又译蒂丝黛儿）。诗歌原名Over The Roofs，直译可为《在屋顶上》。胡适选译了该组诗的末首，发表在1919年3月出版的《新青年》第6卷第3期。当然，胡适的翻译就是明显的语际跨文化再造与再创——《关不住了》既是一首译诗，也是一首中国现代新诗。而且至少，因为胡适的翻译，从Over The Roofs到《关不住了》，这首诗实现了自己的世界文学之旅。在世界文学的建构意义上，《关不住了》体现和标志的是中文和中国文学的贡献。于今来看，《黄衫客传奇》中译本也就是胡适的《关不住了》。胡适所谓“新纪元”并非就指自己新诗的确定起点；作为《文学改良刍议》和《尝试集》的作者，他很清楚，新诗和中国新文学早在《关不住了》出世前就开始了“文学革命”之旅。历史书写未必一定要从“起点”开始。本文主旨就想强调：翻译文学不仅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建构，更重要的是，翻译文学重构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此前因为翻译文学的身份悬疑，一直无法，也没有实际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史著的观念系统和书写实践，从今而后，翻译文学应该全面参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构书写。
结尾前，回到前面引用张丽华文章时想要谈的话题。她认为，法文版《黄衫客传奇》“这部小说其实可以看作对唐传奇《霍小玉传》的一个跨文化翻译和改写”。她从《黄衫客传奇》讨论中获得的是“反思我们习以为常的文学阐释框架的契机，确切地说，就是反思19世纪以来以民族国家为框架的‘文学史’的合法性”。我想这是对她相对最重要的一点。她提到陈平原教授的《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描述的“20世纪中国学者对于文学史的执念和迷思”。她的批判性的看法是，“学者们对于断代问题有着持续的辨析，但对于背后的民族国家视野，却鲜有质疑”。真是一针见血。近年我也在讨论当代文学的断代和下限问题，确实有待完善阐释框架，须从容思量。在她看来，问题的症结表现是“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悖谬：‘法文书写’与‘中国作家’，无法在我们熟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这一阐释框架中共存”。她认为更需要“反思我们习以为常的阐释框架是否合理：文学史是否一定要在一个民族国家的框架中才能得到阐明？”“文学史是否一定要在时间的发展线上从‘起点’到‘终点’地展开？”由此，她提出的解决思路是建立“一种‘去民族国家’的学术视野”；认为“陈季同用法文书写的《黄衫客传奇》，或可纳入‘华裔文学’的研究框架”。她对陈季同的思想资源和观点说法略加分析后，沿着他的看法延伸，指出文学史“还可以置于翻译或者说跨文化改写的波浪式传播的空间场域中来探讨”，“陈季同的法文书写，正是一个跨越了民族国家的阻隔、在地理上具有连续性的‘世界文学’实践场所”⑮。我感觉张丽华的这篇文章主要还只是提出了一些想法和思路，一时没能展开详论。但她的问题意识和阐释框架已经拓展了这个话题讨论的新生面，预示了文学史未来的新形态。对我启发尤大，很愿承教对话一下。
首先，一个区别就是，她认为法文版《黄衫客传奇》是对唐传奇《霍小玉传》的跨文化翻译和改写，我以为恐怕文本证据不足。但这一点的证实或证伪都很难得到共识认同，因为晚清民初的所谓翻译和改写几乎没有定则，结果一定是谁也说不服谁。好比我说法文版《黄衫客传奇》是原创，你要证伪我的说法恐怕对我难以奏效。所以我也不想费力花文字来论证两者不是翻译和改写的关系。（我在前文已经对该作的原创性有过一点说明，故不再做深辨了。）张丽华的最重要观点和思路是，反思民族国家框架的文学史阐释；具体操作方法就是把法文版《黄衫客传奇》纳入“华裔文学”的研究框架。我以为，这是张丽华由个案而提供的一种具有普遍性应用前景的研究思路和理论构想。这一思路和构想的展开当然还需要实践的尝试和验证。同时，我想说的是，“去民族国家”的学术视野与民族国家框架的阐释视野，两者并不截然对立，完全可以共存。两者只是研究路径和理论框架的不同；或者说，两者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需要学术实践的验证。本文的努力就是在民族国家框架的文学史阐释中，通过内涵扩展达到民族国家文学边界的扩展，即把翻译文学纳入民族国家框架的文学系统中，进而有可能促成民族国家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同构，并建立两者间的阐释逻辑。至于如何把法文版《黄衫客传奇》纳入“华裔文学”的研究框架，在我目前还难以想象或具体操作。
▲吴俊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料编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其次，严家炎先生的问题生成及解决方案的阐释，是有具体限定和限制条件的，即讨论的是晚清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这意味着他的论域就是特定的民族国家框架内的文学史。如果将问题和案例引向华人、华裔、华文或华语语系文学之类的不同程度的“去民族国家”框架的学术视阈，那就会是另一种问题意识和学术方案，不能针对并回答严先生提出的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除非你能证明民族国家框架内的文学史阐释是不必要、难成立、无理由、没效用或直接就是错误的一种理论框架。因此，解决问题的关键路径仍回到了如何在“去民族国家”框架的“华裔文学”的研究论域中合理、有效地阐释法文版《黄衫客传奇》的意义和价值地位问题。但这并不构成对于民族国家框架内文学史阐释的学术威胁或观点对立。只能说我们有了更为丰富的观察和评价对象的思维方式及历史观与世界观。
再次，是一个既具体又抽象的问题，为了突破传统的民族国家框架视阈的阐释，近十几年里确有不少替代方案或新见的出现，其中影响最大的或许就是华语语系文学的倡导及争议⑯。不过陈季同的首创作品是法文“Le roman de l’homme jaune”，因此和华语语系文学完全无关。张丽华给出的建议是纳入“华裔文学”。这个建议的现实性是因为“Le roman de l’homme jaune”确实不能纳入民族国家文学的范畴中。于是，“‘去民族国家’的学术视野”呼之而出。但是，把一个中国外交官、一个主权国家的驻外使节视同为“华裔”，是否有点儿古怪呢？华裔的通识是入籍外国而非中国籍的旅居国华人后代，可陈季同明明就是中国人，还是中国政府的现任公职人员，怎么能称华裔呢？在这里，“‘去民族国家’的学术视野”支持的倒是法语语系文学的概念，即“Le roman de l’homme jaune”是法语语系文学作品。也就是，一个中国作者创作了一部法语语系文学作品。这才是“‘去民族国家’的学术视野”后看到的“Le roman de l’homme jaune”的文学和历史的身份与定位。显然，其中天然地就具有了世界文学的内涵。这是中国作者创造的一种世界文学的现象和贡献。大乎哉，莫此为甚也。感谢张丽华文章对我的这一启示。由此，也才能贴合张丽华所说的“陈季同的法文书写，正是一个跨越了民族国家的阻隔、在地理上具有连续性的‘世界文学’实践场所”。但如前述，我对她所说的文学史“还可以置于翻译或者说跨文化改写的波浪式传播的空间场域中来探讨”，是否适用于陈季同的这一创作现象，保持质疑的态度。
最后，是一个直接无关但间接有关的问题，即“‘去民族国家’的学术视野”和民族国家框架阐释的对冲。在学术理论和研究方法上，两者完全可以并行不悖，但需要注意的是，具体问题和案例的生成语境是一种限制性、制约性，甚至决定性的前提。这会影响、决定理论和方法在解决具体问题和案例时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的程度，并因此影响和决定所获结论的合理性、正确性。也就是说，如果民族国家的语境或其制约性力量过于强大、形成了决定性影响的话，采用“‘去民族国家’的学术视野”是否明智、是否会是一种为学术操作而操作的强制阐释呢？比如，参照华语语系文学的理论，且不说其中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类似华语华文中文汉语文学的概念，能够有效阐释和解决民族国家“中国”生成的文学问题吗？何况民族国家“中国”的政治性几乎天然地就和诸如华语语系文学中可能含有的政治性相抵触、相对立。顺便一说，也是常识吧，世界华文文学和中国文学之间的矛盾张力的复杂性和歧义性，恐怕是永恒的。两者难以达到对立统一的整合。这也许就会是我这个系列文章（近思录）的下一篇内容——怎样建立一种海外和世界华文文学、中国文学的互动性与参照性的研究框架，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重构实现合理协调。按我的“国家文学”观来看，中国现当代文学可谓典型的民族国家文学。这从我的国家文学定义上可见大概：国家文学是指由国家权利刚性支配的文学制度及实践机制中的文学生产生态。文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主要表征之一⑰。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国家文学或即民族国家文学的典型。但也因此，我很期待“‘去民族国家’的学术视野”的成立，这一视野将引导我们看向远方，越过藩篱，想象着无穷之远。赵稀方教授还提醒我，须注意到民族国家观念认知的歧义现象。我的基本理解是，这种认知歧义意味着、也会影响到对于有关的文学现象或问题特性的研判方向，进而导向显著不同的学术论述场域。现实中，我以为这就是翻译文学支撑和显示着的世界文学的建构生态。只是我们必须首先同时要将翻译文学纳入国别文学的框架，用翻译文学将国别文学与世界文学贯通为文学的共同体。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应该在中国文学、翻译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同构关系中重构自己的史著体系。学术操作的枢纽和轴心就是翻译文学。⑱
（吴俊，南京大学文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中的古典传统重释重构及其互动关系史研究”的中期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21＆ZD267）
【注释】
①《近思录（一）——旧体文学、通俗文学、翻译文学“重构”新文学史刍议》，《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2年第2期。发表后被《人大复印资料》2022年第7期青睐提携转载，这对我是个很大鼓励。本来我对这种写法仍有犹豫，拖延多时没有续写第二篇。这个转载使我立即动笔开始写本文。没有本文，则第一篇的题旨也会缺失和落空。而这个《近思录》系列或许就此夭折了。感恩诸位给我的鼓励，我的文字因你们而存在。
②有关翻译文学和翻译理论的研究，在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包括比较文学、翻译学等学科专业方向上，都有各自特点的研究，而且不乏造诣极高的大家。翻译和翻译文学的研究论域早已经相对独立，学科发展上更与跨文化潮流相契合，并具有强烈的跨学科性，足称显学。这里只引述与本文主旨直接相关的一部集大成著作，即杨义教授主编的六卷本《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杨义《总序》提到：在19世纪中期后的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翻译高潮中，“相当长的历史时段里尚未得到文学性的或审美精神的充实”。“十九世纪的大半时间里，文学方面只有传教士附带翻译的《伊索寓言》《圣经》故事、个别宗教文学和其他零碎作品。规模性的文学翻译，是19世纪最后几年以降的事情。”在20世纪初“林译小说”流行之后的20年间，“中国的翻译文学作品已逾两千种了”。有关的文献研究贡献，国内最早且著名的系统著录可能是阿英编著的《晚清戏曲小说目》有翻译卷目，国外学者也许以日本的樽本照雄教授为最著，笔者有幸收到过他的赠书。接触过的国内师友中，如王宏志教授、陈平原教授、张中良教授、李今教授、赵稀方教授诸位，都有幸受教获益。各家著述均易见，请恕不详列。
③其实这个问题早就有不少学者作出了肯定性的回答。如杨义教授就明确指出：“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是20世纪中国总体文学的一个独特的组成部分。它是外来文学，但它已获得中国生存的身份，是生存于中国文化土壤上的外来文学，具有混合型或混血型的双重文化基因。”同文中，杨义教授的另一句话，更是直截了当地说明了与本文主旨相关联的一个看法：“没有翻译，何来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形成？”（《〈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总序：文学翻译与百年中国精神谱系》）。赵稀方教授也说：“在我看来，翻译文学不仅仅是外国文学，更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部分。”（《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新时期卷》第一章《绪论：新时期翻译文学概观》）。可见不完全是观念障碍，或仅惯性使然。融通整合性的历史重构研究，也许需要一两代学者的不懈努力才可望实行和完成。本文的缘起也与此有关。
④文贵良：“从文学汉语实践的角度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2022年6月2日腾讯视频讲座，腾讯会议号码：336-678-200。因文教授的讲座内容尚未形成正式文章发表，经他同意，上述“起点九说”及括号内文字，均抄录自文教授垂教的讲座PPT。
⑤除我邀请的讲座赐教外，文贵良教授的相关文章还可参见：《晚清民初汉语实践的复杂形态及其意义》，《文艺争鸣》2019年第2期；《文学汉语实践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学术月刊》2021年第12期；《文学汉语实践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即出。
⑥以上所引均据文贵良教授PPT所录，他的观点的准确表述应以文教授本人以后的正式发表文章为准。
⑦著名学者中，本文后续的严家炎先生新创起点论，影响最大、也最具代表性。近年论及此说者还有陈思和教授的著作《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该书序言明确把“世界性因素”视为“文学关系研究范畴”，书中重点讨论的就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即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中外关系研究。早在世纪之交，由陈思和教授倡议、《中国比较文学》2000年第1期就开设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专栏。另从文献上看，李今教授主编的一大套《汉译文学序跋集》（上海人民出版社）足以显示百余年间中外文学关系，尤其是翻译文学的宏观面貌。相关专论不胜枚举。
⑧陈思和：《他在重写文学史——读〈严家炎全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2年第1期。
⑨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在何时？》，《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⑩李怡：《谁是“第一”：一个超越了时间刻度的问题》，《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⑪张丽华：《从陈季同〈黄衫客传奇〉入史反思文学史的民族国家框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1期。
⑫温儒敏：《文学史家的境界高格》，《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1期。
⑬本文并非陈季同作品和翻译的专论，恕不就此展开讨论。一般资料大致在公共平台如百度上就能看到资源概貌。陈季同的法文、翻译（外译）作品大致有7、8种，其中几乎仅有《黄衫客传奇》法文版（Le roman de l’homme jaune）才是原创文学作品。
⑭请继续参看鲁迅论及陶元庆绘画艺术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特征的几篇文章。鲁迅：《〈陶元庆氏西洋绘画展览会目录〉序》《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鲁迅致陈烟桥信（1934年4月19日）等。并见拙作《再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从鲁迅的信说到跨文化传播》，《文艺争鸣》2020年第6期。
⑮上述引文均见张丽华：《从陈季同〈黄衫客传奇〉入史反思文学史的民族国家框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1期。
⑯史书美教授、石静远教授、王德威教授等国外学者有过关于华语语系文学的讨论，并有相关著作、论文汇集出版。王德威教授还提出过“华夷风”的概念。他在“21大学生世界华语文学人物盛典”（2017年6月7日）上的演讲，很值得参看。可见异议间既有政治和国族意识形态的冲突或对抗的潜台词，也有意在消弭这种冲突或对抗的学术阐释策略，进而提升理论概念的普适性。国内学者尤其在世界华文文学领域，讨论该话题的文章数量应该更多，不妨另行参阅，本文不展开这个话题。
⑰近十几年间，我多次使用、修订国家文学的概念及理论运用的方法，仍有待于完善。参见拙作《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的多维视野考察》，《文学评论》2020年第6期。
⑱致谢：本文写作过程中、完成后，得到了文贵良教授、赵稀方教授、王风教授的重要指教，对于本文及后续写作都有极大帮助，衷心铭感。同时铭感燕玲女史的一直关心鼓励，促使我终于写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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