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万岁建初六年造”砖实物及拓片

汉砖是汉代丧葬文化、建筑文化的产物。自清代以来，四川出土的汉砖（包括画像砖、文字砖）就蔚为大宗。迄今为止，已出土的汉画像砖有一千多种，其中载有汉代文字的铭文砖二百多种，另外还有近二百种纯文字砖、花纹砖。从全国范围来看，四川地区是中原之外的另一个汉砖宝库，相比河南、陕西、江苏等地出土的汉砖，四川汉砖不仅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且饶有地域特色。

汉砖在四川的分布极为广泛，几乎每个县市都有出土。四川汉砖之所以存量庞大且样式丰富，与汉代四川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繁荣的水平密切相关。四川自古有“天府之国”的美誉，《汉书·地理志下》写道：“巴、蜀、广汉……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南贾滇、棘僮，西近邛、莋马旄牛。民食稻鱼，亡凶年忧。”地理气候条件优越。四川自古以来就有着发达的工商经济，在汉代已有相当高的水平，西汉扬雄《蜀都赋》写道：“雕镂扣器，百伎千工。东西鳞集，南北并凑。驰逐相逢，周流往来，方辕齐毂，隐轸幽輵，埃尘拂。”此外，由于四川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自秦统一中国以来，四川就是全国性的战略要地和“大后方”，西汉末年，中原地区常年战乱，社会动荡，而相对安定的四川地区则成为中原富室理想的迁入地。如此一来，就大大推动了中原文化和巴蜀文化在四川的融合发展，对四川地区的建筑文化、丧葬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汉代中原的厚葬习俗也由此传入。而汉砖，正是建筑文化和丧葬文化的直接产物。

汉砖文是汉砖图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研究汉代的民俗、建筑、思想信仰和书法均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拟从书法图像的角度，对四川汉砖文的书法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进行初步研究。本文所依据的主要研究材料，则是我们近年陆续收集的一批汉砖实物和拓片资料。

汉“永平六年造”砖实物及拓片

关于汉代砖文的著录，始见于北宋赵明诚的《金石录》，该书第十四卷收录了一块西汉篆文砖：“右《汉阳朔篆字》云：‘尉府壶壁’，阳朔四年正朔始造设，已所行。字画奇古。西汉文字，世不多有，此字完好可喜，然所谓‘尉府壶壁’，又云‘已所行’者，莫晓其为何等语。”与《金石录》著作年代相近的是宋代洪适《隶续》，书中共收录东汉永初、建初砖文五件。

砖文大规模的搜集和著录是清代金石学大兴之后的事。道光时期，陆增祥所著的《八琼室金石补正》共收砖文一百七十种；1882年，孙诒让《温州古甓记》、戴氏增订本《东瓯金石志》刊行；1891年，陆心源《千甓亭古砖图录》则广收上自汉代下迄元朝的古砖一千三百二十余件，其中两汉砖约四十三件。此后，民国初年，著名学者罗振玉也出版了石印砖文专著，即《雪堂砖志四种》，分别是《恒农砖录》《楚州城砖录》《地券徵存》《砖志徵存》。

巴蜀地区最早发现并引起人们重视的第一批汉代画像砖，是“二十四字砖”。这批画像砖于清代光绪三年（1877）出土于距成都二十公里的新繁县（今属成都新都县），共出八方。《新繁县志·金石》卷三十一即提到“二十四字汉砖”，并记其事曰：“吾繁出土之吉语砖，文曰：‘富贵昌，宜宫堂；意气扬，乐未央；长相思，勿相忘；爵禄尊，寿万年。’共二十四字，全皆阳文，篆法方整。”砖文顺行有栏，横行每三字亦有栏。

汉“永元十六年”砖实物及拓片

对四川砖文进行较深入的研究是民国以后的事。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一大批学者和知识分子也随之迁居四川，大大地推动了四川地区的汉砖考古与研究。其中，郭沫若收集考证汉砖的活动是其中的典型事例。1940年4月7日，郭沫若与卫聚贤等人到重庆生生花园寻找汉砖未果，于是渡嘉陵江北去。在嘉陵江北岸的农家墙角，见到一块延光年间的“昌利”砖，又在碚新桥一带的路旁，拾到一块“富贵”砖，继而以此两块砖为线索，发现了一个汉代墓葬群。其后，郭沫若等人对其中几座已遭破坏的汉代墓葬进行了试掘和清理，从中取得了五铢钱、铁剑、陶鸡、陶猪、陶罐、陶盂等陪葬品。4月21日，郭沫若等人发现了“延光四年”汉砖墓。出土了“延光四年七月造作牢坚谨”年号砖，这是一块车轮矩纹砖。郭沫若另外还收集了一批延光汉砖，其中有“富贵”折线纹砖、钱币纹砖、联壁纹砖等，并亲自手拓，题诗纪事。郭沫若收集的这批汉砖砖体完整，图案精美，字口清晰。其后，郭沫若还举办了专门的展览。作为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和书法家，郭沫若对这批汉砖的历史文献价值和书法价值有敏锐的感受，其题延光四年砖有云：“巴人下里歌，犹和阳春弦。鸡鸾同罩食，石玉并头眠。”题富贵砖有云：“上有富贵字，古意何娟娟，文采朴以殊，委宛似流泉。”又云“富贵江上波，巧奇琴外弦。一旦逅知音，仿佛启冬眠。影来入我斋，壁上生云烟。”

在郭沫若等著名学者的推动下，汉砖的收藏、著录在四川地区蔚成风气。1948年，四川收藏家曾敏（字祐生）出版了《萃珍阁蜀砖集》，将其珍藏的四川汉代画像砖二十三方、文字砖三十五方的拓片分别贴于该集上下册。该集均为原拓，且大多是初拓，拓片上钤有原收藏者和集拓者的印章，并注明了砖的出土地点。

汉“永平十六年何君造”砖实物及拓片 

改革开放以后，四川地区文物考古事业获得了长足发展，而民间的收藏之风也迅速复兴。四川汉砖的出土陡然增多，单就画像砖而论，就较民国时期增加了一倍多，达到了一千多种。一个完整的汉砖世界浮出地面，其分布之广，品类之齐全，使四川堪称“汉砖之乡”。藉由新的考古发现，一批专家学者迅速投入了四川汉砖的著录和研究中。其中高文、王锦生编著的《中国巴蜀汉代画像砖大全》是最为系统地著录汉砖的著作。另外，高文还出版了《四川出土汉砖文书法选》，其中收录了“五凤二年”至“永汉二年”的汉砖三十九块。关于四川汉代砖文的书法史料价值，高文、王锦生的研究指出，砖文是汉代书法在碑版与简牍之外的另一大类别，而碑版多为书法名家所为，而砖文、瓦当则多为民间书手所为，前者是“书中之赋”，而后者是“书中之乐府”。而从书法史上书体演变的轨迹来看，汉砖上的书法遗迹反映了汉代这一书法史上承前启后时期的艺术特色。此外，李英宏的《巴蜀汉陶艺术》也对四川汉墓砖的分布状况、工艺和功能进行了相关研究。

在前代学者和当代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近年来，我们在四川地区对汉砖进行了进一步的收集整理，目前已获得汉砖实物及拓片三百多种，共分为五大类：1人名砖六十九种。主要是制砖人名、墓主名，并附有官职名等；2地名砖六十六种。主要记录墓砖制作或砖墓所在郡县名。3纪年砖一百零二种。主要是记录墓砖生产的时间，或墓主人死亡、埋葬的时间等等，多数仅为年号，部分则记有月份、日期和干支。4吉语砖七十七种。内容主要是祈求吉祥、延年益寿，为子孙祈福等。5记事、杂类砖二十七种。主要记述了与砖墓制造有关的情形，或某些社会事件。

从书法史和书法美学的角度出发，我们拟对这批四川汉砖在中国书法史上的价值及其艺术价值进行初步研究。

汉“富贵宜侯王”砖实物及拓片

目前，四川地区的汉砖，按文字内容分，主要有纪年砖、地名砖、人名砖、记事和其他杂类砖。每一类汉砖，都向我们呈现了一个丰富的民间书法世界。这些出自民间无名书者之手的砖文书法，与传统上出自士大夫之手的“名家书法”不同，民间书法呈现了书体演变动态过程的丰富性，因处于生发状态而富于生命力，民间书法“字体书风因时损益，始终处在量变过程中，就字体来说，有许多作品篆分兼备，分楷包容，章草与今草合一，旧意未离，新态萌生，稚拙朴茂中充满奇思妙想。就风格来说，因为创作时不做千秋之思，发乎情止乎礼，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以恣肆放逸为主要特征。”至于名家书法，则是已经定格的风格序列，并且有着成熟的书体范式。

汉朝国祚绵延422年之久，而在这个漫长的时期里，也正是中国书法的书体变化最为剧烈的时期。从篆书向隶书演变的所谓“隶变”主体时段就在此一时期。一种旧书体向新书体的演变是由日常实用推动的，旨在便捷以提高书写效率。而恰恰也是这一个演变过程，呈现出气象万千的书法世界。王国维曾说：“文字之形与势皆以渐变，凡既有文字之国，未能有一人之力创造者。”在简化的原则下，一种旧书体通过漫长的发展到产生约定俗成的新书体，这一过程是在社会全体书写者参与下完成的。由此，一部书法史也就不是一个静态的篆、隶、草、行、楷的书体系列，期间还存在着一些过渡性书体。就四川汉代砖文所囊括的书体而言，从大篆、小篆、缪篆、虫书、八分、隶书到章草、今草、行书、楷书，无所不有，这种丰富性，恰恰反映了书法史发展进程的本来面貌。王国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一文提出了一种实证主义的观点，认为古来的新学问都由新发现所催生。在另一篇文章《古史新证》中，王国维进一步阐述一个著名的方法论，即“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材料”两相结合，互为证据来展开历史研究。两汉砖文无疑属于这种新材料、新发现，作为继汉碑和简牍之后，数量最庞大的汉代书法资料，汉砖文为我们提供了重写汉代书法史的契机。

汉“永初三年八月造”砖实物及拓片 

前文已述，四川地区曾受来自西北的大秦文化影响，并在西汉末年出现了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大融合。这在四川汉砖中即可找到物证。在今四川什邡市出土的地名砖“十方世”是一块典型的小篆风格秦砖；另一块汉砖“五凤二年造”则是西汉宣帝时期（五凤二年为公元前56年）的墓砖。五凤二年砖在清代黄易《小蓬莱阁金石目》中曾有著录，康有为认为其为“汉隶之始”。但四川出土的这块“五凤二年造”与中原地区的同年砖皆为古隶或缪篆风格不同，这两块砖间乎小篆和缪篆之间，线条多圆势又兼方折用笔，上下饰有V字形斜纹，备极古雅。它表明，古巴蜀地区的汉砖风格深受外来影响，同时也与中原地区并不完全同步同调。

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对篆书的简省在秦时已经开始。西晋卫恒在《四体书势》中说，秦人程邈在云阳狱中改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损减，方者使圆，圆者使方。”后来秦始皇让他改定隶书。但秦代隶书是不同于东汉隶书的古隶，这在战国至秦汉的简牍中可以见其踪迹。王镛指出，篆书向隶书的演变（隶变），是通过两条途径来实现的。一条是草率化的途径，即篆书通过草篆演变成草隶，经整理成隶书，这可以证之于战国至秦汉简牍；另一条则是经由笔法的改易，即将小篆变圆转为方折，演成缪篆，进而定型为隶书。而这二者之间，又相互渗透、影响。只不过，在汉砖文中，相比于汉印中作为“正体”的缪篆，由于民间书手的快速使用的目的性和缺乏规范性，砖文中的文字错讹、笔画增减和结构随意的现象屡见不鲜。

汉“昌”砖实物及拓片

在四川地区的汉代砖文中，可以看到草篆书体的遗风。吉语砖“长生”“未央子孙昌”“千岁为期”，人名砖“李是”“张作里”“道官之墓”“张氏千金”，地名砖中的“今堂玉堂”等等，均可见到篆书在日常书写时的实际面貌，除“道官之墓”由于其仪式性地需要纯用篆势外，其他几种都萧散自由，方圆互用，气韵生动。

卫恒《四体书势》云：“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汉因用之，独符玺、幡信、题署用篆。”隶书虽顺应了社会性书写中简化字形的要求，但在不同的应用领域，其他书体各有其空间。“道官之墓”显然属于题署小篆。至于缪篆，在四川汉砖中也颇多见。地名砖中的“雒城”“雒官城墼”虽为颀长小篆书势，但变圆转为方折，已向缪篆过渡。著名的“富贵昌，宜宫堂；意气扬，宜弟兄；长相思，勿相忘；爵禄尊，寿万年”二十四字砖，及吉语砖中的“宜侯王”“后世未央，长乐大吉”“安宅”“常宜”“富贵”“富贵昌乐未央”“金室”等，以及纪年砖“永元十六年四月八日造万岁长宜子孙藏首”“元初五年造后子孙富贵寿”，建武二十六年的“持节使者北宫卫”则是典型的缪篆。

砖文的形制均为方形或长方形，书体又与汉印相同，是故缪篆汉砖均有印章的效果。从“二十四字砖”来看，每六字一组，有界栏，赫然是四方大印。同时，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是，砖文中的缪篆由于出自下层文人和工匠之手，有着极强的自然生动的书写性，与某些官方印文的端庄不苟大异其趣。至于“建武二十六年”砖在形式上犹如一个篆书中堂，正反相生，自然流畅；“永元十六年四月八日”砖则萧散奇逸，而“元初五年造”砖则卷舒自如。作为一种过渡性书体，砖文中的缪篆体现了富于生命力的个性化书写状态。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缪篆砖文中存在“古今杂形”现象，丛文俊指出：“改造字形的方式，通常是缺乏规范的缺省、变形和杂入隶书，使之协调地融为一体，这已成为汉代美化装饰性书体的普遍式样和风尚。”

汉“永平十四年造”砖实物及拓片

关于隶书，宋代陈槱《负暄野录》中曾有“西汉无碑”之说，在四川汉代砖文中，西汉砖文也极为罕见，但从我们所收集的“五凤二年造”来看，它还不是后世所公认的典型隶书。而在东汉砖文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介乎缪篆与隶书之间的砖文，如“永平元年造”“永平十七年”“建初三年长乐”“万岁建初八年造”“永利五年七月造”等，均在此列，这类砖文在四川汉砖中数量较多。

至于成熟的隶书形态，在四川汉砖中也比比皆是，且形态丰富。如纪年砖中的“建平五年”砖，隶书大体平直，其长横、平捺饶有隶书特点。另如“建武十六年”砖体势已近于《张迁碑》《好大王碑》。另如人名砖中的“宁属罗□”砖及“张公家后之墓”的隶法则俨然是《张迁碑》风格。

而“建武中元年”砖则又是另一种风格，和人名砖中的“杜令造多请作墼上”的刻画砖文，长画飘逸，姿态横生。至于“建初六年作”之“建”字有了东汉隶书的波磔，“永汉二年造，三月一日吉祥”的波磔更为夸张，与“元和二年巳，成就万年一书”“元和三年七月成长利父母弟兄”“永元二年五月作利子□□万□□大”同属俊逸一路的东汉隶书。而且，在多字砖中，章法和庙堂隶书迥然不同，有行无列，萧散自如。至于“延平元年”中“年”可见简牍中奇纵的长竖，有很强的书写性。

汉“日入八千万钱”砖实物及拓片

关于楷书，启功曾有诗云：“真书汉末已胚胎，锺体婴儿尚未孩。直至三唐方烂漫，万花红紫一齐开。”按《晋书·卫恒传》：“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王次仲的楷法无从得见。但在四川的东汉砖文中，我们确乎可以看到不少半楷半隶的书体。如纪年砖“永平八年八月十二三造”笔笔断开，有楷书特色；纪年砖中的“建初八年造”“建初八年二月”“永初三年八月造”用笔简练，已经饶有楷书意趣；至于“建宁元年八月十日造”“建安五年太岁在□□天墓”，以及人名砖中的“李四”，地名砖中的“广汉郪李”以及吉语砖中的“大吉羊（祥）”字势颀长，楷书意味则更为浓厚，尤其是“李四”砖，撇捺之法已是纯正楷法。

从上述四川汉代砖文可以看出，在砖文这一应用领域，各种不同书体同时并存，这种并存，一方面是不同的实用目的造成的；而在没有书体限制的情况下，书写者也可能任意选择其所熟悉的书体。

汉“永元十六年四月八日造万岁寿长宜子孙之藏兮”砖实物及拓片

艺术作品的艺术效果总是与其所使用媒介有关，砖文的制作方式，包括模印、雕画和直接书写，其中尤以模印最为常见。模印方式需要先将文字和装饰纹样刻在模具上，然后在未干的砖面压印，最后再行烧制（如果文字在模具上反书，在砖面上也会留下反字）。砖文作者由于媒介条件所限，十分重视空间结构，同时，砖文具有写意、变形、装饰、规范等突出的艺术特色，充分体现了砖文作为典型的民间书法形式的独特魅力。总体而言，四川砖文整体上无不呈现出线条自然酣畅，造型生动的特点。另外，再经过拓片的图像转译，砖文书法呈现了丰富的笔墨趣味。

康有为认为：“魏碑无不佳者，虽穷乡儿女造像，而骨血峻宕，拙厚中皆有异态，构字亦紧密非常，岂与晋世皆当书之会邪，何其工也？譬江、汉游女之风诗，汉、魏儿童之谣谚，自能蕴蓄古雅，有后世学士所不能为者，故能择魏世造像记学之，已自能书矣。”这种赞美，同样适合于砖文书法。当然，这种主张也有反对者，比如近人白蕉就批评康有为：“终欲以石匠陶工之字，并驾锺王。”在我们看来，白蕉的观点是不妥当的。

汉“永初五年九月造作享延年益寿利后子孙吉”砖实物及拓片

陈梦家认为：“官书是保守的、凝固的、繁复的、无地方性的；民书是创造的、流动的、省易的、地方性的。”四川汉砖文的一个特点就是饶于自然意趣，非常符合现代人对艺术个性的期待视野。就书法而言，但凡艺术性的书写，都包含了书写者的个性。书法史上一般认为，书法家强调个性始于魏晋时期。最迟在六朝时期，随着一种被称之为“文的自觉”的个性意识兴起，个性已经被视为书法作品的主要价值，而个性问题开始在书法领域得到讨论。这种个性体现在与人伦鉴识观念相关的风格品评中。

六朝人这种个性意识，实际上在汉代的砖文中已经存在。尽管当时的书手未必试图去创造一种风格，但他们的书写个性在砖文中已经流露出来，并呈现为一个丰富的精神世界。另外，在汉人关于书法的叙述中，也透露出汉人对书法个性的理解。东汉赵壹就注意到了生理、心理上的差异与其书法之“好丑”的关系，他在《非草书》中说：“凡人各殊气血，异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书之好丑，在心与手，可强为哉？若人颜有美恶，岂可以学以相若耶？”赵壹认为，一个人书法的好坏美丑是一个自然的结果，并不是通过模仿别人就能改变的，这个论点自有合理的一面。相比之下唐代的张怀瓘对书法个性的分析更为充分，他对于何以“诸家之法悉殊”问题上解释道：“夫古今人民，状貌各异，此皆自然妙有，万物莫比，惟书之不同，可庶几也。故得之者，先禀于天然，次资于功用，而善学者乃学之于造化，异类而求之，固不取乎原本，而各逞其自然。”这一解释承认了书法家之间的风格差异具有客观的、先天的性质，又强调了书法个人风格的形成离不开后天的修为，即所谓“勤于用功”。此外，他还提出了一种艺术创造的观念：好的书法家在学习古人范本的时候，不会去照搬前人的样式。

汉“永元三年造”砖实物及拓片 

关于这种“逞其自然”的个性表现，四川汉砖文提供了重要的启示。由于处在书体演变较为剧烈的阶段，民间书手虽然受到了传统与师承范式的约束，但在具体的表现形式上，却充分体现了书体演变过程中的变量因素，不受所谓“正体”的拘囿，而是充分体现了汉字字形在连续、缓慢、长期的自然流变过程中，民间书手在简化、草化、快写功能性驱动下，持有无拘无束的自由心态，从而也具有了一种天真烂漫、充满新奇与夸张的艺术气质。

在当代，很多人对书法传统的认识，往往有强烈的“正体”概念，将一些庙堂气的书法奉为传统正宗，如学篆则《峄山碑》《泰山刻石》，学隶则《曹全碑》《史晨碑》，实际上砖文中的篆隶书，由于并不为庙堂范式左右，在对字形结构的理解及笔意的表达上呈现出更大的灵活性和生动性，就其内在精神而论，反而更适合作为某种值得去认真领会的艺术范式。另外，汉砖中的书体混杂形象是屡见不鲜的，这种“古今杂形”在后来也成为了一种创作模式，所谓“破体书”自魏晋以来多有名作。但如砖文所见，一些过渡性的书体同样呈现出自然和谐的面貌，这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破体”是一种富于形式表现力的创作模式。

汉“建初八年作”砖实物及拓片 

同时，就民间书手书写技巧而言，也不宜低估。汉代书学发达，许慎《说文解字叙》：“尉律，学僮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这种对官方书史的严格要求，作为一种文化规范，势必影响到制作砖文的下层文人工匠。作为一种在汉代具有职业性的书写，砖文中自然不乏优秀的书手。只不过，由于书写的媒介不同，应用的场合不同，那种具有庙堂气的仪式性就在一种相对宽松自由的状态下，获得了某种解放。而这，同样也能给我们带来了启示：在天然与功夫之间，一定的功夫固然是必要的基础，但如果仅仅局限于功夫，而忽视个性的表达，则是一个艺术观念问题。

此外，对于当代篆刻的创作而言，汉砖文同样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由于砖文的制作与印章的铸、刻颇为类似，且有着同样丰富的书体表现（小篆、缪篆、虫篆、隶书等），加之由于自然的漫溃破损，砖文同样启示了当代篆刻，尤其是写意篆刻的创作方向。

汉“元和二年成就万年一书”砖实物及拓片

自西汉末期以来，随着中原文化与巴蜀文化的交融，四川汉砖文也呈现出了各种书体和风格争奇斗艳的局面，其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比之中原汉砖，实不遑多让。就考察中国书法史的书体演变而言，四川地区汉代砖文是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呈现出的从篆书（小篆、缪篆）、篆隶过渡书体、隶书、章草、隶楷过渡书体到行书、草书的丰富形态，对四川汉代砖文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修复传统书法史叙事中缺失的环节，同时也使一部“砖铭书法史”的叙述成为可能。

就研究汉代砖文的艺术特色而言，四川地区汉代砖文书法呈现出独特的内容与形式张力，在汉砖极其有限的媒介空间内，砖文具有丰富的艺术表现力和多样性的风格。构成中国书法形式丰富性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书体的多样性，而各个书体本身又具有一定的形式自律性，四川汉代砖文囊括诸体，为诸书体的艺术表现提供了丰富的艺术样式。

就砖文书法对当代书法创作的典范性与启示性而言，四川地区汉代砖文书法作为民间书法的代表，其所蕴含的审美意识和创作方法为当代书法和篆刻创作均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历史地看，当代书法是承晚清碑学革命之余绪的，碑帖结合也已逐渐成为当今书法创新的主流。砖文书法是广义的碑学书风的一种，由于砖文是在广泛的日常书写实践中渐变和自然生长的，相比于经典名家书法那个被提炼了的、静态的、成熟定格的风格序列，它具有变动不拘、自由生长的特征，充分体现了书法造型的种种可能性，并为书法创作中的笔墨表现带来了无穷启示。所谓“艺术可能是世界的游戏”，其所蕴含的向笔墨语言转换的巨大潜力，势必大大丰富当代书法、篆刻的创作思路，并拓宽其审美视界。理解四川汉砖书法审美意义，对于当代书法创作领域笔墨程式的更新有着重要的意义。（作者单位：四川省诗书画院）

汉“建平五年”砖实物及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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