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十娘｜熊景明：有缘千里来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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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立,

在云南长大﹐没见过海﹐来到四围环海的香港﹐发现这里的大海并不似照片上、电影中一般白浪翻滚。只有被群山环绕的一湾水，或者被城市割据的港湾。你还记得1988年夏天我们一道去西贡大浪湾吗？第一次看到与天相连，一望无际的大海，白沙在阳光下闪烁的海滩。终于看到我想象中，令人心旷神怡的大海。

踏入海水﹐仿佛回到童年﹐浪声盖过众人的呼叫。我从未在大浪中游过泳﹐很快明白只能顺从﹐明白什么叫做随波逐流。你还记得在胖胖的法国神父Nalet带你在沙滩上抓螃蟹﹐牵着你登上冉蛇尖主峰吗? 神父送你的贝壳还在呢。

从中文大学去大浪湾颇费周折，虽然心向往之，一年也只约上中心的访问学者去两、三趟。事先得确定同行者都爱好翻山越岭，并有足够体力。上周的访问学者，恰好都是行山爱好者，来自斯坦福的魏昂德教授, Andrew Walder, 来自耶鲁的戴慧思教授, Deborah Davis，上海社科院的曹锦清，中国社科院的。。。，在中大念人类学博士的张小军。这么巧，都是社会学家。

攀过浪茄湾一端的山坡﹐大浪湾印入眼底﹐高处眺望，月芽形的海滩迎来一波又一波的水浪。绿波追逐白浪﹐轻轻在白得耀眼的沙滩上散开，形成变幻无穷的图案。海湾一端耸立的岩石挡住海浪的去处，让它在此显示威力，不折不挠地撞击过去﹐浪花高高溅起﹐腾空片刻﹐再回归大海﹐凝聚力量重新冲过来Andy和Debbie中文流利﹐和他们的大陆同行一路聊天，看来只有我一人专注美景，不问学术。

奇怪，相同兴趣的学者，往往不约而同地来到中心。今天的几位同行者之间大都素昧平生﹐三言两语便彼此结识了﹐其中有的久仰大名﹐拜读过大作，更有无穷话题。一日同游登山涉水﹐能显出各人性情﹐这一天带来的缘分，也许会促成未来的交往，甚至友谊。我的家乡昆明，陌生人容易变熟朋友。有位北京学者说去昆明做调查，当地与他打交道的人，都会邀请他去家中吃饭，并将自己的朋友介绍给他认识。他笑道，多年下来，我的朋友大部分都是云南人了。

中心访客来到，通常先聊他们的研究兴趣所在，除了向他们推荐中心相关的馆藏，我最乐意向学者提及研究内容相似的本港、大陆或海外学者。大学笑称我为学术媒人，殊不知这是昆明人的本性。乐此不疲。

在中心遇到的西方人，大多数和昆明人一样，都是自来熟。尤其美国人，交谈半小时后，你也许连他的婚姻史都知道了。香港人则不同，初相识，谨慎地保持着距离。即便做了同事许久，也不会随便谈到自己的家庭。初到香港，对人之间的隔膜颇不习惯。家家户户在木门外装上铁闸门。当啷一声﹐把世界关在门外﹐一家大人小孩锁进屋内。

你还记得我们住月华街时，走廊对面那家的小妹妹吗？她常常坐在铁闸后对外张望﹐你有时抬张小板凳坐在她家门外﹐拿玩具和她一道玩﹐她母亲既不邀你进去﹐也不让她到我家来玩。她终于获准来参加你四岁的生日会﹐我算是第一次看清楚她的模样。

你去培正小学面试的那天﹐我在教室门外焦急地等待。你走出来有点难为情地对我说﹐有一题答错了。先生问我，如果你独自在家﹐一个陌生人来敲门﹐你应该怎么办？我说会开门请他进来坐下﹐然后倒杯水给他喝。你看到老师摇头，但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我不禁大笑，说你答得很好﹐对你解释为什么老师不期待这样答案。当然也自我纠正一下，告诉你香港和昆明不一样。对陌生人的防范和友善之间如何做出判断，对成年人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

人类学家Charlotte在波士顿长大﹐她先生，大名鼎鼎的傅高义则来自小镇。两人早上去跑步﹐先生虽是哈佛的名教授﹐逢人便微笑点头﹑问候。Charlotte觉得他的友好态度很可取﹐但自己则无法强装笑容，浪费时间去与陌生人寒暄。随着生活的社区从村庄变为城市，再从小城市变成大都市，彼此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在所难免，将来昆明成为大城市，“村落文化”也就会消失。何况流动性越来越大，邻居还来不及成为相熟相知的比邻，就搬开了。

内地来的一位朋友对我说，自己做人很失败，到香港来了几十年，没有一次被邀请到本地人家中去做客。这其实是常态。1983年我来到中文大学工作，除了一位园丁，好像没什么大陆人。我明白自己是个异类，但乐观地以为一定有办法和同事接近起来。果然，一道打兵兵球，我和系里的女秘成了朋友。突然有一天，她非常生气地告诉我，不再和我去打兵兵球了。原因是我对别的同事提到，她在英国念书的儿子复活节要回香港。待过些时候她平息下来，我忍不住问她，为什么不可以说她儿子回来（又不是情人要来），她说这样别人会认为她很有钱，说我不应当泄露她的隐私。

以此推测，我猜想香港人不愿意邀请别人去家中，也许因为住的地方大的话，会引起别人嫉妒；家小，会被人看不起。以商业为主的社会，家底便是隐私。当然，还有语言，身份认同，内地和香港长期分离形成的偏见等等原因，待社会学家去研究吧。你小时候不明白为何人与人之间彼此不理睬﹐曾经设想将来有钱的话，捐赠一辆校车给中文大学﹐规定坐车的人一定要与身边乘客打招呼﹐自我介绍，你说这辆车叫“友谊号”专车。

我们长大的年代﹐门虽设而常开。邻家孩子﹑同学﹑表兄弟姐妹结党成群﹐不上学的日子﹐东家串到西家。小学五年级到初中二年级上学期，我家住在父亲的工作单位，昆明自来水厂宿舍，大绿水河19号。相连的两所中式二层楼四合院，住着大约十多家人。外面有一个大场院。当中一棵高大的桉树，昆明人叫杨草果树，乃是我们玩“打死救活”游戏的“囚柱”。那时没有篮球、排球，这些你追我跑，大呼小叫的游戏令我们“癫狂”，永远玩不够。吃饭的时间到了﹐大人来喝呼﹕“小老三﹐回来吃饭了!”  分手前念一句：“扁担开花，各回各家”。

此刻想到，住在同一院子里的有不同级别的员工，我父亲是厂长，黄大爹的职务是守卫工厂大门。那真是个人人平等的时代，孩子们更没有级别的观念。黄大爹家有个儿子比我们大，说话含糊不清，都叫他做“哑巴“，但他很幽默，和我们玩到一起。家庭主妇在一个水龙头下洗衣服，洗菜，一边摆家常。1950年代初，社会重新洗牌，新的等级仍未建立起来，这只是一种过渡，不可能长久。

初中二年级下学期，父亲调到昆明市建设局工作，我们搬到他的单位宿舍，城郊唐家营。这里原来是民国一位军长的私宅，花园当中土坡上一丛竹子，围墙上爬满蔷薇花，门前一条小溪。院子里七、八家人﹐约二十来个小孩。孩子成群处领袖自然产生﹐不须经过争霸﹐也用不着民主选举﹐只因为他是高中生，学历最高。有一回玩捉迷藏﹐规定不能到大门外﹐他弟弟不听指挥﹐当领袖的哥哥把全体人马召到我家厨房里开会批判他﹐这些斗争方式恐怕是电影里看来的。他励声道﹕“不遵守纪律……你就是典型!”上小学的弟弟哭着驳嘴道﹕“点心!点心你拿刀切来吃吧。”儿时游戏﹐极少如此严肃的场面﹐故而记忆颇深。这位哥哥后在文革中做了造反派的头目﹐顺理成章。

那年假期﹐我和弟弟迷上“电影制作”。景泰上小学五年级﹐善长动脑动手﹐照书上的说明﹐自己制作了一架幻灯机。不知从哪里找来些玻璃片﹐我照着小人书上的动物故事绘制幻灯片﹐两人投入得废寝忘食。我想起小学的教室墙上贴着一组苏联画家画的动物，等到星期天，和弟弟一道长途跋涉，去到城市另一端的双塔小学，打算去临摹墙上的卡通。好不容易来到，教室门锁着。我翻窗子爬进去，将课桌推到墙边，站上去“写生”，弟弟在门外放哨。末了，不忘记清理“犯罪现场”，将桌椅搬回原位。

不记得当时怎么对外宣传的﹐本院的玩伴自然都出席，周围不认识的小孩也来了，他们多半来自附近农家。景泰掌管放映机﹐我做讲解员﹐景和守门。门票也是景泰制作的，一分钱一张。今天的昆明已经不会让陌生人随便进家，随着电视普及﹐居住条件改变﹐村落式的邻里关系已不复存在。

俗话说，有缘千里来相逢，无缘对面不相识。远在天边之人会来到眼前；身边的邻里、同事，也可能相遇不相知，看缘分，也视乎文化。

Love,

Mom

1999年5月

本文作者熊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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