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当社会机制在结构上出现难以治愈的病症，大面积的腐败是不可避免的。作为社会和政治“晴雨表”的文艺自然难逃这种命运，而那些混迹于市场与体制之间的“文艺工作者”——作家们，很自然地选择顺应这一形势，借助权力分一杯羹也好，谄媚读者名利双收也罢，只要降低身段、不设底线，利益的回报与付出就可以成正比。同时，在潜规则和犬儒主义盛行的当下中国，坚守底线者、拒不合作者、特立独行者、拒绝腐败者必然都是利益受损者。

不过，还能让人心存希望的是，社会总也有这么一些人，尽管是凤毛麟角，却顽强地傲然挺立，那么孤单而又那么有力。凭借《夹边沟记事》一举成名的作家杨显惠，就是这其中的一个。

1、严肃的写作态度

显然，杨显惠不是紧跟主流的阐释型、歌颂型作家，也不是迎合市场和大众的码字型、时尚型作家，更与那种“小骂大帮忙”的“二丑”（鲁迅语）型作家不同。或者说，杨显惠在新世纪的横空出世与脱颖而出，与其坚定而严肃的写作态度有着直接的关系。他曾说：“我的写作还是选择了文以载道的传统道路，选择了重大题材的写作，这是因为我的写作开始于文革结束后平反冤假错案和改革开放的时代，和许多那时候开始写作的同行一样，心里有许多有关国家、民族的重大问题的反思和诉说。”1“我觉得应该去反思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进而去审视、批判我们国家曾经走错的路，从而使悲剧不再重演。”2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创作理念，所以杨显惠的创作过程便自然容不得半点含糊，严肃而认真，甚至诚实而准确就成为他创作的必然选择。对此，杨显惠自己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我的主要作品写的都是重大题材，但重大题材又都不是我熟悉的生活，要想写好就要深入生活。《定西孤儿院纪事》调查了三年。不光是去那个连队访问孤儿，我还往定西地区跑了三四趟，每一趟都是两三个月，访问了孤儿、孤儿亲属和孤儿院工作人员一百四五十人。写《夹边沟记事》之前也是跑了三年访问了近百人。”3

对于大陆中国作家和读者来说，作为“一位有着伦理责任的人道主义者”4，杨显惠的举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产生于1940年代延安整风、后来成为社会主义文艺图腾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那里面有“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深入工农兵”等内容，然而几十年下来，所谓“红色经典”制造了一大推，“高大全”——“假大空”成为那个时代文学的共性，经得住考验的经典作品却没剩下一部。这不免让人怀疑，当年那些真诚的革命作家们，是思想改造得不好，还是没有真正深入生活？为何独立自主的杨显惠深入生活后，那么不熟悉的题材也能写得如此荡气回肠、感天动地呢？这真是个问题。

在主旋律日益高扬的时代，在快餐文化和娱乐至死盛行（或说傻乐至死更贴切）的社会，如此执着、坚定而又质朴、厚重、严肃的写作态度和理想化人生，显然是不合时宜的。然而，杨显惠就这样默默地投入、坚守着，他的写作速度缓慢，十几年下来的显性收获也不过是总字数不足百万的“三个记（纪）事”，与文坛那些高产、多产作家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稿费或版税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在作品带给读者（当然是优质的读者）的冲击、震撼和审美力，在未来作品的经典化、生命力和传播史等方面——如果社会和文学能够常态化、常识化，也许结局同样不可同日而语。对此，邵燕君确凿地说：“杨显惠在当今文坛上也算不上是一位很著名的作家。但在未来的文学史上，他却很可能是一位令同时期人感到骄傲并羞愧的作家。”5《上海文学》的主编陈思和说：“随着历史的推移，许多把肉麻当有趣的文坛泡沫都会销声匿迹，但这样的文字，将会永久地流传下去。”6事实究竟会如何，不妨拭目以待吧！

2、有良知的写作动力

曾几何时，文以载道的文学功利观一直备受诟病，不过有一个前提若干年来未引起重视，那就是文学所载之道是什么？如果是王道、霸道和非人道，莫说是文学，莫说是精致的形式和技巧，都应该大加挞伐，但如果是人道、正道和善道，并且文学不因载道而失去自我，或不唯载道论的话，为什么不可以名正言顺、大张旗鼓地予以提倡呢？特别是在一个书写尚存在羁绊的社会中，作为知识分子（Intellectual）的一员，一个严肃的作家，有责任也有义务充当社会良知的角色。正如索尔仁尼琴说：“每一位作家对人类的罪恶都有普遍的道德责任。”7涅克拉索夫说：“你可以不做一个诗人，但必须做一个公民。”8木心也说：“专制独裁的王国中，有了一个伟大的作家，就等于有了两个国王。”9无疑，杨显惠就是这样给自己定位的。

应该承认，对于大陆中国来说，“反右”和“大饥荒”是绕不过去的民族创伤和人类灾难，然而这样一个离当下并不遥远的过去，习惯自诩为勤劳勇敢的民族却未能很好地清理历史教训和遗产，甚至还出现了掩盖和涂抹历史真相、混淆视听愚弄民众等奇怪现象，而大行其道的犬儒主义者们则摆出一副习惯性的顺民形象，并以逆来顺受或者“斯德哥尔摩情节”构成典型性奴隶人格，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特殊国情和国民劣根性的体现。

反观杨显惠，他不但拒绝同流合污，而且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毅然走上一条艰难的还原和反思历史之路。须知，在现实中国，杨显惠的选择本身不但彰显其拒绝合作的态度，而且还带有某种“揭人伤疤”、“伤口撒盐”的性质，写作风险可想而知，用评论者的话说就是“带着镣铐的舞蹈”10，但正如帕斯捷尔纳克所说：“没有风险和自我牺牲，艺术是不可想象的。”11

正是在杨显惠的努力之下，那堪称中国的古拉格群岛——夹边沟、定西孤儿院被重新发现，那近三千个“被历史遗忘的受难者”12——“小右派”们被打捞出来，那些在和平时期被无情遗弃的经受饥饿折磨和屈辱的幼稚儿——孤儿们被历史见证。

再次重温一下那些值得回味的镜头吧：生前不吃脏东西饿死后被人吃食的右派医生董建义和为爱千里寻夫的执拗的上海女人；由劳教升级为劳改的李祥年和俞淑敏那一场被终止和扭曲的恋爱悲剧；由工商管理科长、劳动工资科长变成无时不偷的贼骨头俞兆远，即便平反回家后仍然习惯性地偷吃生粮食而终于导致离婚；憎恨月亮的席宗祥，接连打死农场的猪和羊想因此获罪做劳改犯而不得，计划留守农场后却意外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的罪名被判5年劳改；为了救助“冻零干”的弟弟一命，出门要饭的姐姐被迫与趁人之危的放羊人发生性关系；独庄子的展家八口人中，爷爷、父亲、大妹妹先后饿死，无人帮忙掩埋以致于尸体腐烂在炕上，饿死的小妹妹被胡麻草烧成黑蛋蛋，出门要饭的二大杳无音信、母亲生死未明，只剩下被新姑父救活展金元和奶奶……

面对这些沁透着历史真实的记述，陈思和说：“我愿意把它称作为信史，称作为纪录文学。”13陶东风在评价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威赛尔时说：“写作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义务。正是这种道义和责任担当，意味着见证文学是一种高度自觉的创伤记忆书写。没有这种自觉，幸存者就无法把个人经验的灾难事件上升为普遍性的人类灾难，更不可能把创伤记忆的书写视作修复公共世界的道德责任。”14杨显惠自己说：“我没有多么伟大的理想，但我想做一件事：用我的笔记录自己视野中的那个时代，给未来的历史研究者留下几页并非无用的资料。这也是我从事写作的动力。”15可见，无论评论家还是作家，都存有一份知识分子的良知，而杨显惠无疑正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兑现着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