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的戾气
01
还是从张巡守睢阳说起。
这件事以前我在文章里提到过，相当惨烈的一件事。当时睢阳被安禄山的叛军包围，粮食吃光了，就开始吃马，马吃光了，就抓老鼠吃。老鼠也吃光了，张巡就把他的小妾杀了，给士兵吃。小妾吃掉了，就开始“括城中妇人食之”，女人吃光了，就“继以男子老弱”。最后城破的时候，睢阳城里只剩下了四百多人。
这样的残酷也并非没有意义。张巡在睢阳把叛军拖住了将近一年，叛军才没能够进攻江淮，算是屏障了东南地带的安全。而城破后张巡自己也慷慨赴死，毫无难色。叛军首领用刀撬开他的嘴，发现里面的牙齿只剩下三四颗，应该也是长期营养不良的结果。
我提到这件事，主要是关注人们对此的评价。这件事的是非对错，确实有难言者。从不同角度去看，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也正因为这样，如何看待这件事也就更能反映出人们的心理状态。
总的来说，历代对张巡的评价都很高。最有名的称赞者当然是韩愈，但其他人也很多。比如宋祁在《新唐书》里就称张巡是“烈丈夫”，甚至说他“与夷齐饿踣西山，孔子称仁，何以异云”，上升到了孔子的高度。明朝的敖英在《东谷赘言》里说张巡是“孤忠大节无可间然者”，小人们拿他杀妾食人之类的事情做文章，纯属妖言惑众。诗人徐钧甚至还写过一首诗：“析骸易子守孤城，六万惟馀四百人。生道杀民民不怨，千年庙食尚如新。”
但是也有反对者。
金末的王若虚对此就很不以为然。他说张巡确实忠，但不仁。用吃人的办法来守城，是不对的。敌人破城杀人是一回事，自己吃人又是一回事。所以，“其死节之名固千古不可磨，而食人之罪亦万劫不能灭也”。
有人反驳王若虚说：“为了自己活命吃人当然不对，但是为了国家的生存而吃人，有什么不对的？”
王若虚说：为自己还是为国家没有区别，因为“天下只有一个是”。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反对得更坚决。王夫之说：凡事都有界限，情况危急时，作为君子，应该和孤城共存亡，但也仅限于此，张巡超过了这个界限，所作所为就是贼仁戕义。人不能吃人，这都不用讲什么大道理，只要是个人，想到这种事情就会心悸神惊。能干出这种事的，就不是人。
“无论城之存亡也，无论身之生死也，所必不可者，人相食也。”在王夫之看来，什么“生道杀民民不怨”，都是接近禽兽的反人类言论。
当然，我们可以找到反驳王夫之的理由。你不吃人，城破后这些人也许都会死啊，有什么区别呢？可是在王夫之眼里，这个区别可就大了。
睢阳军民为什么要替唐朝守城？因为唐朝代表文明，叛军代表野蛮。哪怕城破了，国亡了，文明也只是中断，并没有死亡。但如果文明体都可以吃自己的子民，那么它和叛军有什么区别？文明又有什么意义？忠臣烈子们捍卫的东西又是什么？如果大家都认可为了朝廷可以吃人，我们就失去了文明的目标。
所以王夫之的结论是：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我们只能尽人事听天命。城破也只能由它去破，国亡也只能由它去亡，但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吃人。
这是不爱国吗？肯定不是。无论用任何标准衡量，王夫之都是一个极其热诚的爱国者，也是个顽固的民族主义者，用现在的眼光看，态度甚至有点过于极端了。他把入侵者都说成“夷狄禽兽”，不肯把他们归属于人类。但这样一个强烈的爱国者，也还是坚定地认为：有些事情的价值更加重要。
02
王夫之、王若虚的道理虽然高尚，但听上去有点迂阔，像是书斋里的书呆子想法，而韩愈、宋祁他们的说法似乎更接近现实。可如果考察史实，就会发现其实并非如此。宋祁、敖英他们生活在相对安全的时代，并没有亲身经历过围城，更不要说关起城门杀人吃的事情了。他们议论张巡，才真是书斋里的议论，而王夫之、王若虚反倒有比较切实的经验。
王若虚生活在金朝末年。蒙古灭金的时候，发动过开封围城战，整个城市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死者累累，数量难以估计。王若虚当时就在开封城内，担任直学士。他目睹过围城的全过程，肯定了解“人相食”是怎么回事。
王夫之也生活在乱世。他积极参加抗清活动，不仅随过永历朝廷，还和朋友组织过“衡山举义”，扯旗反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王夫之都颠沛流离，被人追捕。他曾绝粮四日，几乎全家集体饿死。乱世的种种惨剧他当然是知晓的。至于食人之事，清军守新会，南明金声桓守南昌，都曾大规模发生过。王夫之即便不曾目睹，至少也有所耳闻。按照他交游的广阔，甚至很可能听过亲历者的讲述。
把谁对谁错放在一边，单就贴近现实的程度来说，韩愈、宋祁他们的看法，更像是隔岸观花的书生式议论；而王若虚、王夫之的观点，看似迂阔，其实倒是基于个人体验的真实感受。他们如此强烈地批评张巡，恐怕倒是因为近距离体验过那种恐怖，知道有些事情不是用轻飘飘的“忠义”二字就能打发的。
王夫之特别重视“仁暴之辩”。他对自我的道德期许很高，但同时又极其厌恶以道德名义，做杀人诛心的事情。在他看来，“嗜杀”是最大的邪恶，“暴戾”是最坏的品德。我觉得他这种想法也不是天然产生，还是受现实刺激的结果。
明朝后期，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暴戾的气息。这件事其实也很奇怪。至少在江南一带，当时的经济是前所未有的繁荣，文化也是极其昌盛。但即便是江南的知识分子，思想也越来越极端，行事越来越过激，有种难以捉摸的戾气。
拿阉党和东林党的斗争来说，也并不全是魏忠贤他们单方面的暴虐（当然，现在为魏忠贤他们洗白的言论也是极其荒谬的，那些家伙行事的恶毒更远在东林党之上），东林党人也确实有责人过苛，不留余地的习惯。在他们看来，正邪不两立，坏人几乎没有存活于天地之间的价值，必须加以扑灭。
就像东林党的祁佳彪，一旦当了按察御史，一天之内就用棍棒活活打死数名囚徒，理由是这些人都是奸恶的“大憝”。后来他想起此事，也颇为后悔。但当时他可觉得自己是在伸张正义，甚至很自豪地向朋友夸耀。这就是王夫之所说的“贼仁戕义”，中了戾气之毒。
他们对人的评价，也往往过于苛刻。明末文人对于君子小人、正人邪人之分格外敏感。赵园专门研究过晚明史，他就说宋朝文人喜谈抽象义理，明末文人则喜谈具体人事，对他人的道德锱铢必较，进行全方位审视。一旦把某人划入“小人”行列，就一片喊打喊杀，动不动就说要“膏斧锧“，”投魑魅”，恨不得把对方置之于死地而后快。
时过境迁后，王夫之对这种风气进行了反思。他说：吹毛求疵地窥察隐私，听到揭发指责就兴奋，为自己那点猜度人心的小聪明沾沾自喜，为自己居高临下的批判态度而自豪，这都是病——惨刻暴戾之病。
由于亲身经历过那样的时代，王夫之对戾气极其敏感，甚至有点过于敏感了。他对历史上的包拯、海瑞评价都很低，认为“弗足道”。为什么呢？因为王夫之觉得他们两个人都“褊躁”，做的事情短期内看着很有效，但天长日久，就会让人们濡染暴戾之气。
就像海瑞曾提议恢复朱元璋“贪官剥皮”之刑，王夫之只会觉得这是丧心病狂的禽兽之论。在他看来，贪官当然要处理，但是如果用“剥皮囊草”这样残暴的手段去处理，那比贪官横行还可怕，会把整个社会推到非人的境地。
当然，海瑞他们是有道德的君子。但是王夫之认为，道德不是用来诛心杀人的。世上必然有君子，有小人，他们都有存活的权利。想要“除恶务尽”，就只会带来一片血雨腥风，让整个社会堕落入残暴的深渊。他说过这样一段话：
恶不仁者，不使不仁加于其身，未闻恶不仁者，不使不仁者之留遗种于天下也。悲夫！画之以一定之法，申之以繁重之科，督之以违心之奔走，迫之以畏死之忧患，如是以使之仁不忘亲，义不背长。不率，则毅然以委之霜刃之锋曰：吾以使人履仁而戴义也！何患乎无名？
简单地说就是：拿着刀剑架到人脖子上，说“你要学好”！这不是正义，这是邪恶。不管打着什么旗号，这都是邪恶。
04
王夫之并非宽容敦厚的老好好，谈人论事也很凌厉。他对牵涉到“暴戾”的事情如此敏感，还是因为现实的驱动。在明朝后期，确实涌动着一股嗜杀的潜流。这种潜流明面上和道德有关，其实更多的是审美心态。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暴力美学”。
不独儒门君子们如此，就连那些特立独行的异端也是这样。就像李贽，他心里就有嗜杀独断的暴戾根苗。李贽本人是个文弱书生，却对秦始皇、武则天这样的人物赞不绝口，夸奖他们“掀翻一个世界”。至于“掀翻”这个世界的过程里，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对于李贽来说并不重要。身为草鸡，却欣赏霸王龙的肌肉之美，用王夫之的话说，也是中了“戾气”的毒。
也正因为这样，李贽才会如此欣赏李逵这样的嗜血狂魔。李贽称赞李逵是梁山泊里“第一尊活佛”。读到李逵灭扈家庄满门时，李贽就评点说“妙人妙人，超然物外，真是活佛转世！”为什么呢？就是那种痛快的杀戮里，有种让李贽怦然心动的魅力，他称之为天真烂漫的“真性情”。
所以说，别看是儒门异端，李贽和那些诛心杀人的道德家们其实有共同的底色，那就是嗜血。
读书人如此，老百姓也并不例外。他们也喜欢见血，看到有人流血就兴奋。袁崇焕被凌迟的时候，京城的老百姓几乎是一片狂欢，争着去吃他的肉。熊廷弼被捕下狱，每次遇到朝审，行道之人都会恶狠狠地朝他投掷石头瓦块，熊廷弼到地方以后，总是满脸鲜血淋漓。
这是因为老百姓憎恶汉奸吗？也并不是这样。他们只是单纯的亢奋。在袁崇焕之前，郑鄤被人诬陷为“杖母奸妹”，被凌迟处死，人们也争着去买他的肉，说是能治疮疖。《明季北略》的作者就感慨说：“二十年之文章气节，功名显宦，竟与参术甘皮同奏肤功”。
被这种暴戾之气吓着的，不仅仅是王夫之。钱谦益在《牧斋有学集》里也描述过这种恐怖气象：
但谓此人杀彼人，不知自心杀自心。劫末之后，怨对相寻。拈草树为刀兵，指骨肉为仇敌。虫以二口自啮，鸟以两首相残……
钱谦益
阉党暴戾，东林党也暴戾；正人君子暴戾，异端另类也暴戾；精英们暴戾，草根们也暴戾。当整个社会弥漫着暴戾之气时，已露出末世的征兆了。一呼一吸，必有相应。文字上的血终究会流到现实里，菜市口的血也终究会流到围城里。
05
王夫之到了晚年时，天地间早已尘埃落定，他对反清复明大业也绝望了。王夫之关起门来，开始著书立说。他居住的地方，“其冈童，其溪渴，其靳有之木不给于荣，其草癯靡纷披而恒若凋”，也是一副劫后的萧条景象。而他在书斋里写了一个堂联：
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
他就坐在这幅堂联下，思索着这个世界何以至此。
王夫之总结了很多道理，很多经验，但是他在《读通鉴论》、《宋论》里反复强调最多的，还是“仁暴之辩”。他似乎相信，世界总是会出问题，各种各样的灾难也总是会降临，但是只要人们不被戾气淹没，守住基本的人性，那么情况再坏也终究有个底线。只要大家想到吃人还知道心悸神惊，看到有人倒霉还知道不赶尽杀绝，那么人间总也还不至于变成地狱。
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王夫之也不知道，但应该还是怀有希望。他在《姜斋文集》里说：
阳禽回翼，地远天孤。一线斜阳，疑非疑是。
你看，他还是想象着天上有一只大雁，在地远天孤间疲惫地飞翔，虽然天地渐渐陷入黑暗，但它看着前方那点光亮，虽然充满怀疑却终于不忍放弃，还是挣扎着要飞过去。
这只大雁就是王夫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