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特殊的男权叫“草鸡版男权”

01

前一段网上到处都在谈论刀郎的《罗刹海市》，《聊斋》也跟着小小的热闹了一把。不过我今天说的内容跟刀郎没关系，就是单纯地说《聊斋志异》。

明清时代的小说，单就文学而论有八部可以算成经典。除了四大名著以外，就是《金瓶梅》、《儒林外史》、《聊斋志异》、《三言二拍》。如果勉强还要加一部的话，就是《老残游记》。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不说《封神演义》呢？《封神演义》的架构设定确实相当优秀，但是内容和文笔实在是提不起来。整本书就像一个黄金马桶，壳子漂亮，但里面结结实实都是便便。

在这八部小说里，《聊斋志异》的才子气是最重的。也正因为这样，我对它的感觉相当复杂。一方面，我觉得它的文字真是好，可以说是文言体小说的巅峰之作，甚至超过了唐传奇。但是另一方面，它的很多篇目又让我读起来很不舒服。钱钟书说《聊斋志异》“小家子气”，我觉得还是说客气了，有些故事气质上真是有点猥琐。

《聊斋志异》的猥琐之处，主要表现在对女人的态度上。这里当然有男权社会的影响，但是《聊斋志异》里的男权颇为独特，豪横不足猥琐有余，可以说是一种草鸡式的男权。

一般的男权是男强女弱，男人占有强势资源，所以产生特权感，吆五喝六，自命不凡。可是《聊斋志异》不是这样。它里面的男主人公几乎个个都很弱，不但穷，而且处理事情的能力也很差，碰到事情总是“大惧”、“计无所出”、“泣听命”。这个时候，女主人公不是是人是狐，总是挺身而出，帮他挣钱，帮他脱困，帮他报仇，让他过上小康生活。

从这里看，《聊斋志异》似乎是反男权的。可是，一旦事情解决了，男草鸡的生活小康了，男权主义马上就回来了。女主人公要么忙着在家辛勤操作（当然，干活归干活，还是“严冬自苦，而手腻如脂“，不能影响男人的审美愉悦），要么就是忙着帮丈夫讨小老婆。这就属于软饭硬吃。男权社会里女人依附男人，主要是因为不这样就无以为生，没有出路。可是在《聊斋志异》里的草鸡版男权故事里，你就搞不清楚这些女人到底图个啥。只能说，按照蒲松龄的想法，男人再草鸡也是男的，也高出女人一头。

但是为什么蒲松龄要把男主人公写的这么草鸡呢？

我想，可能因为现实中他就是这么草鸡吧。

02

说到这里，就牵涉到了一个问题：《聊斋志异》对于“封建礼教”到底是什么态度？

按照传统礼教，婚姻必须经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逾墙钻穴是最要不得的丑事。至于女孩子自己投怀送抱，那就更不齿于人伦了。但是《聊斋志异》偏偏不吃这一套，狐狸女鬼固然会主动“夜扣书斋”，就是正常女人也往往非常主动。就拿胭脂来说，她一眼看上了秀才鄂秋隼，死命地盯着人家，秀才害羞了，俯首而去，胭脂还要“凝眺”不己。最后，胭脂还主动暗示别人给她穿针引线说和亲事。

看，把才子给臊的

从这里看，蒲松龄似乎非常开通。女人嘛，要大胆追求爱情，不要因为男人害羞就不找他睡觉。但是，男女一旦上了床，情况马上就变了。他又变得非常“封建礼教”了。女方总是贤妻良母，“操井臼甚勤”，而且特别坚贞不二，特别善于为丈夫着想。哪怕两人不得已分离，也会劝男方纳妾，而自己则是“妾为君贞”，不光不另找男人，而且”奁中珍物，不蓄兰膏；镜里新妆，久辞粉黛”，连梳妆打扮都戒了。

为什么《聊斋志异》里的故事总是上半截开放，下半截保守呢？

一般来说，研究者是这么认为的：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里塑造了那么多主动追寻爱情的女性，说明他是反抗“封建礼教”的；但是他又没有完全摆脱历史局限性，所以还保留了“封建礼教”的一些糟粕云云。

真是这样吗？要真是这样，那么蒲松龄反抗的“封建礼教”是哪些？保留的“封建礼教”又是哪些呢?

很简单，他保留对自己有利的“封建礼教”，反抗对自己不利的“封建礼教”。

作为穷书生，如果大家都按照礼教规矩来，那该书上只怕一辈子也不可能娶到漂亮媳妇。所以最好有积极主动的女人，打破封建礼教，自荐枕席，不用书生三媒六聘地费事。但是，一旦娶到了手，他就不希望女人继续打破什么封建礼教了。还是要忠心，要伏小，要干活，要主动替自己张罗纳妾，而且对别的男人看都不要看。

所以说，《聊斋志异》对礼教的反抗是一种很鸡贼的反抗。传统的男权社会里，男人虽然地位占优，但相应得也要承担责任。但《聊斋志异》里的草鸡男主人公们倒好，刀切萝卜两头占，上半场欧美，下半场沙特。这就像某些男人，挣钱养家的时候想起了“男女平等”、“妇女能顶半边天”，做家务的时候忽然又想起了“大男人怎么能下厨房”？

你说他是保守，还是开放？

他是保守对他有利的时候，他就保守；开放对他有利的时候，他就开放。保守和开放都是手段，真正的核心是占便宜。

03

《聊斋志异》里有几篇让我格外的不舒服，怎么读怎么觉得病态。这些故事总是把人物放到一个特别极端的环境里，反复地折磨她们，然后又让她们无怨无悔，彰显自己的道德。

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邵女》，这篇故事也可以改名叫《寻虐传》。它讲到了一个柴姓家庭，正妻非常妒忌残暴，丈夫娶一个小老婆，她就折腾死一个小老婆。当然，男主人公并没有知难而退，而是奋发图强，与媳妇赛跑。你一个接一个地整，我一个接一个地娶。别人都不敢嫁到这家去，但是邵女谁都不肯嫁，非要去柴家当小老婆，理由是自顾命薄，所以“少受折磨，未必非福”。

男主人公怕她被折腾死，准备放在外宅养着，可是邵女不干，决心用自己的高尚道德感化正妻，而且“”身为贱婢，摧折亦自分耳”，非要搬过去受折磨。那人家盛情难却，就拼命折磨呗，又是拿鞭子抽，又是拿针刺，又是拿烙铁烫。丈夫要替她出头，她还不干，哭着喊着要接着受折腾。正妻发脾气了，她就“膝行伺幕外”，正妻生病了，她就“侍伺不遑眠食”，一副不可救药的贱骨头模样。

结局当然是美好的。正妻果然被感化了，而且神鬼也在适当的时候出手，警示正妻，最后邵女和正妻“事必商，食必偕，即姊妹无其和也”。

为什么蒲松龄要这么写呢？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宣传“封建礼教”。但是宣传“封建礼教”有很多办法，为什么要把邵女置于如此极端的环境里，又让她做出如此不近人情的举动？古代评注者读到这里也觉得有点过分，说“就算邵女命薄多磨，也何必卑屈辱身到这个地步？过分了啊。”

其实蒲松龄这样写，当然有他的目的。他是想借此彰显“以小伏大”道德的绝对性、无条件性。不管婆婆丈夫怎么虐待离弃自己，妻子也要心甘情愿（《珊瑚》）；不管正妻如何虐待小老婆，小老婆也要贴然无辞（《邵女》、《妾杖击贼》）。为了证明这种无条件性，所以对方越恶毒越好，手法越变态越好，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展现自己的贱骨头。

但不管任何道德，推演到了这个地步，就太不近人情，读后只会让人觉得窒息，心生反感。用现在的话说，这就属于“低级红”。

不过这并非蒲松龄个人的癖好，当时确实有这个趋势，他应该是收到了大时代的影响。我读古书的时候，就有明显的感觉，时代越往后，文人谈起道德来也就越苛刻，讲的正能量故事也就越来越变态。

就拿史书来说，历代正史里都有列女传，表彰各种各样的女性。当然说来说去都是“封建礼教”的女德那一套，但是毕竟有所不同。我翻阅过《新唐书》里的列女传。这本书在二十四史里出了名的正能量，儒家道德的弦儿绷得很紧。可是它的内容大体还是合乎人情的。《新唐书》里表彰的“好女人”也对丈夫忠心耿耿，不离不弃，但是故事里多少有点“夫妻恩爱”的影子在里面，虽然双标，但并不觉得变态。

到了《清史稿》里，情况就大大不同，变态故事就越来越多，坏人越来越喜欢折腾好人，好人越来越愿意受虐。比如《清史稿列女二》里有一个郑氏，她的丈夫嗜酒赌博，经常虐待她，“非礼虐使，或加以鞭楚”，但是郑氏甘之如饴，丝毫没有不满的意思。后来丈夫死了，她每天都祭拜丈夫，痛哭流涕。有一天楼上失火，她把梯子撤了，不让人救，说自己要追随丈夫于地下，然后就活活被烧死了。

还有一个徐氏，她丈夫花天酒地，胡作非为，还动不动把她打得半死。连婆婆都看不下去了，说“夫无恩，可嫁”，离开算了，可是徐氏坚决不同意。另一个管氏，情况跟徐氏差不多，最后丈夫甚至把她给卖了，但是管氏觉得一女不可嫁二夫，在买主家里当场自杀。

这是《清史稿》，《明史》同样如此。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吧。《明史列女一》有个叫唐贵梅的女人，她的婆婆和人私通，那个情夫拿钱贿赂婆婆，想把她也搞上手。唐贵梅当然不干，婆婆开始是打，后来干脆学殷纣王，上了炮烙。但是她还不肯听从。最后婆婆把她告到衙门，说她“不孝”，结果又被捉去打了个臭死。别人劝她把实情招出来，还自己一个清白。她说那怎么行？这样对婆婆不利。于是她上吊自尽了。

是不是挺变态的？

这些故事就跟《邵女》一样，宣传的是一种下位者的绝对的、无条件的道德。姑可以不慈，媳不可不孝；夫可以不义，妻不可不贞；嫡可以不仁，庶不可不顺。而且上位者显得越坏越好，他们越好，越能彰显出下位者道德的纯粹来。

按照“封建礼教”的标准，这样确实很正能量，但问题是它们太不近人情，可以堵别人的嘴，但不能服别人的心。古今人物虽然价值观有所不同，但是心性终究相去不远。就算是古代人，读到这样的故事，嘴上也许称赞，但内心深处往往也不太舒服。前面提到的那位《聊斋志异》点评者方舒岩就是一例。

正因为这样，所以就出现了很奇怪的事情。明清时候这样的正能量故事急剧增加，但是异端偏偏也是最多。唐宋时期，对“礼教”不满的知识分子很少，彼此大体相安无事。到了明清时代，道德的调子越来越高，不近人情的故事越来越多。但是，非议“礼教”的异端也同步跟着增多。这里头当然有很多原因，可我觉得这种“低级红”的刺激至少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04

还是说回到《聊斋志异》。

除了《邵女》、《珊瑚》之类的变态文章之外，《聊斋志异》里也有很多好故事。当然，不管故事怎么千变万化，始终不会脱离“男主人公占便宜”这个核心主题，但是占便宜有不同的方式，有些看着还是清新明朗的。

比如《婴宁》一篇就非常优秀，几乎所有读过《聊斋志异》的人都对这个故事印象深刻。在自古以来的文言体小说里，婴宁可以说是最可爱的一个女性形象。只是按照惯例，故事进行到下半场的“沙特”部分，婴宁形象也开始变化。一直大笑不已的婴宁居然也“由是竟不复笑，虽故逗之亦终不笑”，自称也从“我”变成了“妾”。大约蒲松龄觉得这才是一个正常的结局，但是读起来却让我伤感，有种婴宁被谋杀了的感觉。

婴宁与王子服

《娇娜》也特别出色。这里第一次谈的不是爱情，而是男女间的友情。爱情不可得，最后转化为单纯的友谊，“棋酒谈宴若一家然”，然而终究不涉于乱。而且这篇文章里，男主人公难得表现出了责任担当，为了救妻子一家不惜被雷劈死，在整部《聊斋志异》里的男性群像里，可以说是熠熠生辉。

但即便如此，蒲松龄还是露出了一点狐狸尾巴。虽然娇娜没有归属男主人公，但是她老公全家都被雷劈死，干干净净剩下一个人跟男主人公做红颜知己。而且在后面的“异史氏曰”里，蒲松龄又大发了一通议论：

余于孔生，不羡其得艳妻，而羡其得腻友也。观其容，可以疗饥；听其声，可以解颐。得此良友，时一谈宴，则‘色授魂与’，尤胜于‘颠倒衣裳’矣。

不“曰”还好，“曰”完以后还是多多少少露出了“观容疗饥”“色魂授予”的下作相。

我说“下作相”，大家可能觉得我有点苛刻了。对于《娇娜》一篇，兴许是吧。那么大家看看《聊斋志异》里的另一篇奇文《犬奸》，那绝对是下作相毕露了。这故事过于黄暴，我就不转述了，大家自己找来看看也就是了。整片文章里最骇人其实不是案情，而是最后的处理：

使两役解部院，一解人而一解犬。有欲观其合者，共敛钱赂役，役乃牵聚令交。所止处观者常百人，役以此网利焉。

读来让人毛骨悚然。

这个故事的真假，已经说不清了。想来是乡间流传的黄暴段子，酒桌上添油加醋地讲起来，能引发猥琐男的集体爆笑。而伟大作家蒲松龄，也就厕身于这些猥琐男里。我相信他也是笑过的。为什么我这么有把握呢？因为他在故事后面还特意写了一段“异史氏曰”，骈四俪六，比故事正文还长。在这段赞词里，他津津有味地咂摸当时的场景：

夜叉伏床，竟是家中牝兽；捷卿入窦，遂为被底情郎。云雨台前，乱摇续貂之尾；温柔乡里，频款曳象之腰。锐锥处于皮囊，一纵股而脱颖；留情结于镞项，甫饮羽而生根。

这种文字，他自己写的有趣，但在旁人看来，恐怕真的只能用“下作”来形容了。我手头有一部《聊斋志异汇注汇评》，收录了历代的注评。大家一路评论过来，到了这一篇却集体敛声，既无眉批，也无尾批。蒲松龄精心构撰的长篇“异史氏曰”，也没人称赞一句。

所有注评者都被这篇文章的下作气息给惊着了。倒不是故事本身的下作，而是作者讲述时那种喜形于色的下作。

《聊斋志异》的作者就是典型的“才子”，才子该有的细腻敏锐他都有，才子不该有而偏偏经常有的猥琐下作他也有。所以说，不要被才子迷惑，他们可能刚刚还在深情款款地抒情，下一秒就会发出猥琐的淫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