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时候，每次进图书馆的自习室，立柱上的一句话总是迎面而来：语言的准确性，是优良风格的基础。

亚里士多德的这句古训，让人多年难忘。

后来发现他另一句话，同样让人印象深刻：最明晰的风格是由普通语言形成的。

现实里，多见反例。每次看到人滔滔不绝地说假话、说空话、说废话、说漂亮话、说不知所云的话，便会想到一些有“优良风格”的人，比如邓小平。

网上曾流传过邓氏的经典几字诀。

邓榕曾问：长征时候您都干了些什么工作？

答：跟着走；

子女问太行山时期做了什么？

答：吃苦；

评价刘邓大军辉煌战史时，答：合格；

毛泽东见下放回京的邓，问其在江西时做了什么？

答：等待；

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问邓重返政坛秘决？

答：忍耐。

更广为人知的，还有他的“两猫论”，他的“不争论”，他对傻子瓜子年广久的指示“不要动他”，他不要“饿肚子的社会主义”。

在《论中国》这部书里，尊享“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称号的基辛格记下了他与邓小平的昔日往还。起码在说话这个单项上，你可能会喜欢上这个政治人物。

他不回避落后，不惮于亮“家丑”，这在当时自负傲娇的气氛中，需要难得的清醒和勇气。

1973年，在与一个澳大利亚科学代表团谈话时，邓小平讲话说中国是穷国，需要与澳大利亚这样的先进国家进行科学交流，向他们学习。

他要这些客人在中国不光要看成就，还应该看看落后。“说这样的话在中国领导人当中他也是第一人。”

1977年的一次讲话中，他谈科技的重要性时说道，“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

1979年，在一次晚宴谈话中，邓勾画中国未来远景时则直陈，“这一次我们一定要做对”，“我们已经错了太多次了”。

对于一些明显落伍却盛行一时的言论与理论，他也敢于说实话，指谬误。

他曾直言不讳地批评“两个凡是”：“‘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凡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这样做，不行嘛！”

1992年南巡时，邓更对“左”流多有批判。

谈到文革，他说它不仅是一场失败，更是一场内战。“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

书中记录，他在跟外媒记者法拉奇谈论同僚周恩来时，也是坦白直率，毫不掩饰。“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

总之，基辛格眼里的邓小平是“言语辛辣、单刀直入的作风，偶尔犀利反讽的插话，不喜欢空谈理论而喜欢着眼于极度实际问题”。他不会拿理论来扭曲现实，削足适履，而是用理论来引导现实，服务现实。在这方面，他有时不惜发狠话，下猛药，出重手。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谴责搞“禁区”和“官僚主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后来他警告，中国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国家需要改革开放，人民需要改革开放，谁不改革谁下台！”。

尤为精彩的是恢复高考的一段轶事。

1977年7月，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复出不到一个月，邓小平就抓住机会，提出了恢复高考的决议。

据说当时的教育部长说：“小平同志，现在时机还不成熟。”

但邓小平不为所动，他说：“你干得了干不了？如果你干不了，我知道谁能干。”

难题就此破解。而后来英才辈出的77级大学生，就包括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一个四川的小个子于历史的转弯处登高而招，顺风而呼，在一片灰暗里发出光芒，照亮许多人心。他的话没有凌空蹈虚，没有引经据典，没有穿靴戴帽，简单直接，朴实无华，却以此造成声势，鼓动风潮，催生变革，让不计其数的人感受到“东方风来满眼春”，乘势而上，顺势而为，就此改变命运。

今时今日的中国，还会有这样的人吗？

来源 |  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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