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苑 | 陈新仁：说话人用意的认知加工机制：基于误解分析的证据

说话人用意的认知加工机制：

基于误解分析的证据

陈新仁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基金项目：本研究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语用身份论”（项目编号：14FYY030）的阶段性成果。

研究说话人意义的表达和理解是语用学主要理论的基本目标，然而相关理论研究对言语交际中有时会出现的一种说话人意义及其误解现象——即听话人主观认定说话人发出特定话语的背后具有特定的用意——缺乏充分的解释。笔者拟在关联理论的指导下，借鉴现有研究，对这种类型的说话人意义及其误解现象加以较为系统的探讨，剖析说话人用意理解的语用认知过程，揭示相关误解现象产生的社会心理理据，从而进一步论证话语理解者的主体性，彰显心理因素在听话人理解话语时基于最佳关联假定建构语境这一过程中的引导作用，强调交际者关于交际情境的感知的触发作用，进一步完善基于关联理论关于说话人意义及其误解的语用解释。

说话人意义；含意；说话人用意；社会心理；误解；关联理论

引    言

语用学研究交际中的意义，文献中所说的这一“意义”所指的一般都是说话人（借助特定话语方式有意传达）的意义。正因为研究说话人意义的表达和理解是语用学主要理论的基本目标，所以有学者径直将语用学定义为“关于说话人意义的研究”（Yule 1996：1）。

在现有研究中，关于言语交际中说话人传达的意义的区分主要区分为两大层次：字面意义（又称为规约意义）和会话含意。研究表明，说话人传递的意义有时可能会不同于、多于字面意义，Grice称之为会话含意。按照Grice的说法，会话含意是说话人在遵守合作原则的基础上故意、公开触犯某个或多个准则来传达的隐含意义，可以通过一些步骤加以推导，具有可取消性、不确定性、可推导性、非规约性等特性。例如：

（1）A：Where is my novel？

B：John was here Amoment ago．

在上面的对话中，B的字面意义是John 一会儿前在（当前）这个地方的，而会话含意则是自己不知道A的小说在哪里，也许对方可以问John。除了了上述两种（或两层）意义外，交际中说话人有时还会传达第三种（或第三层）意义。以（1）为例，B的回答还可能传达A小说不见了这一情况与自己无关。B传达的这种不同于会话含意的隐含信息涉及说话人发出特定话语的心理动因，可以称之为“说话人用意”（speaker intent）或“说话人用心”（speaker motive）。本质上讲，说话人可能持有的、间接传递的这种用意或用心可称之为“社会心理效应”（socio-psychological effects）（见陈新仁2004）。受代表性经验推理影响，人们在话语理解时无法摆脱传统文化规约对语用推理过程的干扰，倾向于选择某一语言社团成员默认的、与该社团社会文化规约一致的理解方式（吴亚欣、马瑞雪、周晓丽2014：24）。显然，现有文献对于这种涉及用心或企图色彩的隐含信息关注不够。事实上，人际交往中大量的误解都与说话人用意的把握不当有关。为此，本文基于对听话人误解说话人用意的实例分析，在关联理论的指导下，对这种类型的说话人意义及其误解现象加以较为系统的探讨，剖析说话人用意理解的语用认知过程，揭示相关误解现象产生的社会心理理据，从而进一步论证话语理解者的主体性，彰显心理因素在听话人理解话语时基于最佳关联假定建构语境这一过程中的引导作用，强调交际者关于交际情境的感知的触发作用，进一步完善基于关联理论关于说话人意义及其误解的语用解释。

2

说话人用意及其误解

“说话人用意”或“说话人用心”与一般的意图或含意不同，涉及说话人发出特定话语所持有的立场、利益诉求等，根据《辞海》，指“居心”、“存心”，多指带有贬义的某种念头。对于用心，说话人在交际中可加以取消，如使用“我不是说”、“我可没有这个意思”来加以取消，也可以强化，如“你难道不是这个意思吗？”。作为“潜伏”在说话人话语中最深层的隐含信息，说话人用意具有不透明性，因而容易引发听话人的误解。例如：

（2）（日本特种部队要来袭击赵庄）

周卫国：赵老伯，这里不安全，赵庄您也回不去了，您赶紧带着乡亲转移吧。

→赵老伯：周团长，我们马上就转移，绝不会给八路军添麻烦。

周卫国：赵老伯，我不是这个意思。您别误会。我们八路军不会撇下老百姓不管的。

（《雪豹》）

从周卫国第二轮的话语中，我们可以发现，周卫国认为赵老伯误解了自己，以为自己在之前所说的话暗示了乡亲们会给八路军添麻烦。这里，周卫国所说的“意思”与文献中一般所说的会话含意明显不同，指的其话语背后的用意或用心。从Grice及其他学者所举例子看，会话含意往往涉及某种信息的隐含传递，而“用意”或“用心”则涉及隐含传递某一信息背后的深层意图或企图，这种意图在听话人来说往往是自我保护的、不友好的甚至是敌意的。

就例（2）而言，我们发现，说话人（周卫国）在第一次发出话语（“赵老伯，这里不安全，赵庄您也回不去了，您赶紧带着乡亲转移吧”）时并不持有在赵老伯所认定的那一用意或用心（周卫国怕老百姓给八路军填麻烦）。

与说话人话语的字面意义和会话含意的误解不同，说话人用意的误解由于涉及对说话人的立场、态度等的误读，如果不加以澄清，往往会产生人际后果（如导致双方的关系紧张或疏远），而非一般的交际或会话后果（即影响当前交际的顺利进行，一个经常观察到的会话表现是会话的修正）。因此，如果周卫国不立即加以澄清（“赵老伯，我不是这个意思。您别误会。我们八路军不会撇下老百姓不管的”），赵老伯心中有可能从此会对八路军产生不友好甚至是敌意的看法。

3

说话人用意被误解的根源

现在研究的缺憾在于未能从语言使用系统的内部挖掘误解发生的系统根源，尚未解释误解的本质（吴亚欣2011：24）。听话人如何理解说话人意义尤其是会话含意是认知语用学的关注焦点。在这一过程中，听话人对于说话人意义的理解选择既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有偏差或错误的。对于前者，人们似乎更多地想当然，较少加以验证。关于后者，学者们主要是在误解的名义下开展研究的（如赵毅1995；Yus 1998，1999a，1999b；宗世海2000a，2000b，2003a，2003b，2005）。被听话人误解的可能是字面意义，也可能是会话含意，后者如（3）：

（3）Dan：Como is Agiant silk worm．

Debby：Yukh！What Adisgusting idea！（Verschueren 1999：48）

Dan本来使用隐喻是为了表达Como像一只非常能产丝的蝉一样多产，结果没想到Debby把这句话解读成另一个意思，即认为Dan使用这样的说法让人感到不舒服。

本研究重点关注另一种说话人意义误解情形，即对说话人发出特定话语背后的用意或用心产生误解。例如：

（4）毛人凤：总裁。

蒋介石：这么早就来了。说吧。是为了抓人的事还是杀人的事？ 杀了一茬又长了一茬。这天堂里都住满了共产党，我上哪？

毛人凤：不，共党他只能下地狱。

蒋介石：那也不一定。共产党的能人多得很，你想啊，连我们的身边他们都能派进人来，这万一他们要是买通了天堂看大门的只放共党，哪儿还有我们的位置呢？

毛人凤：总裁说话真是耐人寻味啊。您是伟人，您一定是上天堂的。

→蒋介石：你是盼着我死呢是吧？

毛人凤：啊，不不不不不不，总，总裁，您不会上天堂的。

蒋介石：哦，下地狱。

毛人凤：总，总，总，我不会说话了。

（《东方》）

这里，蒋介石将毛人凤之前说的“您是伟人，您一定是上天堂的”（故意）解读为后者有盼自己死的用意或用心。

显然，言语交际中有时发生的听话人强加给说话人某一特定的用意或用心的现象也是一种误解现象。本文旨在通过对该类误解的解读，进一步寻找话语理解的根本属性，探讨社会心理和交际情境如何纳入到关联理论的总体框架中。

宗世海（2000a，200b，2003a，2003b，2005）较为系统地探讨了误解发生的类型、社会心理根源，指出话语因素（说听者语言知识差异、词句歧义、句义含糊）和心理因素（常规心理、先入为主心理等普通心理以及自我价值观心理、自我利益心理、自我防卫心理、乐观心理等社会心理）的相互作用是误解产生的机制：话语因素提供了误解的可能，听话人心理因素促成了误解的实现。

笔者认为，宗世海对于误解的发生机制可以总体上用来解释说话人用意被误解的现象：一方面，说话人所发出的话语本身给听话人强加涉及用意或用心的解读留下了空间或可能，甚至是提供了引线或触发器（trigger）；另一方面，听话人的特定社会心理会诱导其作出有关说话人发出某话语可能带有特定用意或用心的解释。不过，笔者认为，宗世海提供的解释仍有进一步完善的可能：笔者认为，就说话人用意的解读而言，说话人话语的语言本身并不会直接触发关于说话人用意的推理，也非仅仅特定的社会心理驱使使然，而是特定交际情境下，该话语引发的（语境）假定会触发相关社会心理，进而启动对当前话语的进一步加工，引发对特定用意的相关推理。

以前面例（2）为例。周卫国的第一番话语“赵老伯，这里不安全，赵庄您也回不去了，您赶紧带着乡亲转移吧”涉及下列假定：周卫国让赵老伯等乡亲转移，但不是让他们与八路军一起转移。然而，周卫国的话语在传递这样的假定时只讲了让他们转移的原因但并没有交代为什么不让乡亲们与八路军一起转移的原因。这就为赵老伯关于周卫国发出该话语的原因的理解留下了多种可能性：周卫国怕老百姓会连累八路军；周卫国怕八路军会连累老百姓……。对于间接话语的理解，往往牵涉溯因分析或动机推理（attribution），如对拒绝、请求等话语的理解。在日本特种兵来犯的宏观语境下，赵老伯很自然会受到自我利益心理或自我防卫心理的影响，一方面，他会从老百姓的安全角度考虑，另一方面也会猜测处于危险境地的周卫国可能会从八路军（以及一百多个箱子）的安全角度发出该话语。在上述社会心理的驱动下，赵老伯才会认为周卫国可能是怕老百姓会连累八路军才那样说的。又如：

（5）慈禧：很累吧！

吴永：累倒没啥，只是本县贫穷，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要吃要喝的，有点捉襟见肘。本来就荒凉，再从他们身上扒一身皮，太难了，太难……

→慈禧：你这是赶我走啊！

吴永：唉，不是不是。本县民风纯朴，供给老佛爷这点吃的还是没有问题的。只是那些官，送给太后的贡粮也敢抢。

慈禧：唉，是难为你了，这么多人，又是这个时候。你这事办得好。

（电视连续剧《慈禧西行》）【见宗世海2003】

这里，慈禧之所以会认为吴永讲“本县贫穷……”等的用意或用心是赶她走，一方面是因为吴永的话语本身会诱使慈禧产生对其发出该话语的用心的怀疑：他在该话语中讲了许多难处，但没有交代自己讲述这些难处的原因或目的。另一方面的原因，也许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其当前的处境触发了相关的（社会）心理（落难的她此刻非常敏感，容易认为对方对自己不友好或有所排斥）使然。

如此看来，在对说话人的用意或用心的理解方面，话语本身、社会心理、交际情境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而（语境因素中）听话人对当前交际情境的感知同样不可忽视。问题是，如何将三者纳入统一的理解框架中？

4

说话人用意的认知加工机制

宗世海认为，基于话语因素、社会心理因素对于（含意甚至用意）误解的解读总体上符合关联理论，可惜的是，他并没有同时指出上述机制如何符合关联理论，或者说两个因素如何与语境因素共同发挥作用，从而纳入到关联理论的解释框架中。对此，笔者拟在上述语料分析的基础上对宗世海的阐释做一补充，并就说话人用意的认知加工机制（包括正确理解与误解的情形）做总体的解释，为关联理论的完善提出一些建议。

按照关联理论，听话人的理解过程是一个积极的选择过程：在最佳关联假定（即处理话语所得到的认知效果与付出的加工代价之间的平衡）的制约和引导下形成理解假设并确认该假设。对于直接、直显的话语来讲，关联理论的解读可以在字面意义上完成（除非涉及显义的推理）。对于间接、隐含的言语，关联理论的解读假定话语传达自身的最佳关联在先，然后在最佳关联假定的引导下寻找合适的语境来处理当前话语。以例（6）为例：

（6）John：Have you finished your homework？

Mary：My computer has gone wrong．

John 听了Mary说讲的话（特别是其中电脑出故障的明示或刺激），理论上讲可能会激活很多假定（未必按如下排列顺序）：

假定一：电脑出故障了会影响做作业；

假定二：电脑出故障需要拿去修理；

假定三：电脑出故障可能有某人搞破坏；

假定四：电脑出故障要向电脑公司索赔。

……

John考虑到自己的问话（Have you finished your homework？），会觉得假定一最适合充当处理自己话语的语境，因为这样会产生一个符合最佳关联假定的语境隐含：Mary还没有完成家庭作业。相反，其它假定与自己的话语则很难产生符合最佳关联假定的认知效果（如强化、取消、隐含等）。

上述解读模式如何用来解释说话人用意误解现象呢？以（2）为例，赵老伯完全可以就周卫国的字面意义进行理解。然而，他却没有这样做。可见，对于某一话语是作字面解释还是决定更进一步地做含意或用心的理解，话语本身不是必然因素，而是更多地取决于听话人的愿望或意志。也正因为如此，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的现象才会时有发生。所谓“听者有心”，这里的“心”实则映射了对说话人发出特定话语的用意或用心的一种考量或揣摩。换言之，说话人用意的理解或误解充分体现了话语理解者的主体性，表现为听话人对说话人用意的主观建构性以及用意解读的倾向性（往往偏向负面解读）。

那么，在说话人用意误解现象中，听话人对于说话人用心的强加是否符合最佳关联假定呢？ 其理解过程又是如何呢？

仍以（2）为例。显然，赵老伯付出了更多的加工努力：在处理周卫国话语的字面意义之外还对其用心加以揣摩；另一方面，赵老伯这样做似乎也得到了回报：认为周卫国发出该话语具有某一用心（尽管这是一种误解）。换言之，赵老伯其实还是在最佳关联假定下处理该话语的，其理解的结果似乎也符合最佳关联假定的，只不过在更多加工努力与更多认知效果之间取得平衡罢了（见陈新仁2008）（可见误解也是在最佳关联假定基础上发生的）。赵老伯之所以会如此做，而不是在字面意义上进行理解（加工努力和认知效果都很低），与前面我们所讲的话语因素、赵老伯当前语境中的（社会）心理因素、特别是关于当前所处危险处境的感知（对当前交际情境的感知而得到的认知假定隶属语境因素）有关。

就过程而言，例（2）中，感受到危险的赵老伯首先假定周卫国的话语传递了自身具有最佳关联的假定。然后，该话语由于没有涉及对不让老百姓与八路军一起转移原因的交代而具有理解的开放性；赵老伯出于特定的社会心理（如自我防卫心理），会认为周卫国的话语背后隐含了下列假设，即没有战斗力的人会连累有战斗力的人，而一旦他将这一语境假定充当处理周卫国话语的隐含前提，就可能得出以下结论：处于危险境地的周卫国担心老百姓会连累八路军。这一结论本身是符合最佳关联假定的（尽管这是一个误解）。如此看来，话语因素、心理因素、语境因素就明确地纳入到话语理解（或误解）中了：话语本身为语境假定的寻找提供了可能，心理因素为语境假定的寻找提供了方向，而当前危险处境为语境假定的寻找提供了契机，三者在最佳关联假定的制约或引导下的共同参与才是误解发生的完整机制，而不是三者更不是前二者的简单“相互作用”。

基于上面的分析，笔者拟将社会心理、语境因素（指交际情境）与话语因素一起整合到关联理论的总体框架，形成关于说话人用意的认知加工框架，如图1 所示：

 
图1   说话人用意的认知加工框架

其中，社会心理为听话人建构语境提供必要的方向，为确定话语的最佳关联提供认知基础（如图中上方右边的短箭头所示），而交际情境则为说话人用意推理的启动提供契机（如图中上方左边的短箭头所示），也会激活特定的社会心理（如图中的长箭头所示），进而影响话语解读的方向。尽管交际情境因素触发社会心理因素，但二者几乎同时对话语背后说话人用意的加工发生作用。笔者认为，将心理因素（包括这里所讲的社会心理）和语境因素（这里指交际情境）有机融入到关联理论框架下，可以弥补关联理论过于笼统的局限性，增强了关联理论的解释性，为说话人用意理解及误解提供具有更大说服力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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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启示

本研究关于说话人用意误解现象的研究具有诸多启示，简述如下：

启示一：关于语用学研究的范围

Yule（1996：1）在界定语用学时指出：

Pragmatics is concerned with the study of meaning as communicated by Aspeaker（or writer）and interpreted by Alistener（or reader）.It has，consequently，more to do with the analysis of what people mean by their utterances than what the words or phrases in those utterances might mean by themselves.Pragmatics is the study of speaker meaning．

我们认为，Yule 所说的第一句还是比较完备的，第二句也是基本中肯的，第三句话则有点偏颇了。就语用学研究而言，意义是其研究对象，然而，意义有其发出者，也有其理解者。说话人发出的意义和听话人理解的意义有时同一，有时不同一。对于后者，即听话人意义，语用学应该予以同样的关注，或许那样能从反面角度更好地揭示话语理解的机制。如此看，Kesckes（2013）提出的社会文化模式比上述观点似乎更为全面，不过该模式的重心在说话人，因而依然不能解释听话人如何有时会强加给说话人特定的用意或用心。笔者认为，对于听话人的话语解读过程、认知机制和影响因素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启示二：关于意义的类别

意义的表达和理解是语用学研究的中心话题。然而，意义是什么，包括什么？对于这样的问题除了一些学者区分规约含意与会话含意以及区分一般会话含意和特殊会话含意外就鲜有语用学家加以系统的探讨。当Huang Yan（2007：2）将语用学定义为Pragmatics is the systematic study of meaning by virtue of，or dependent on，the use of language.The central topics of inquiry include implicature，presupposition，speech acts，and deixis时并未触及交际中可能还会被传达的其它类别的意义。

Levinson 指出，语用学研究触及语义学理论所不能捕捉的所有意义：Pragmatics is the study of all those aspects of meaning not captured in Asemantic theory（Levinson 1983：12）。问题是，这“所有意义”都包括什么，对此Levinson却语焉不详。

同样，Verschueren也认为需要全面考虑意义：

......there is a need for a pragmatic return to meaning in its full complexity，allowing for interacting forces of language production and interpretation，doing full justice to the central role of meaning in human reality，whether cognitive，social or cultural．（Verschueren 1999：48）

本研究所涉及的说话人用意或用心，或笔者在其它地方所讲的社会心理效应（陈新仁2004），则应该也是意义的一种类型，其推理的发生充分体现了话语理解者的主体性，值得我们开展系统的语用考察。

启示三：关于意图或意向性在话语理解理论建构中的作用

在Yule看来，语用学研究的说话人意义是说话人有意传达的。他说：

This approach also necessarily explores how listeners can make inferences about what is said in order to arrive at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speaker’s intended meaning.This type of study explores how Agreat deal of what is unsaid is recognized as part of what is communicated.We might say that it is the investigation of invisible meaning.Pragmatics is the study of how more gets communicated than is said.（Yule 1996：1）

语用学的一个关键方面是，Grice的理论解释了说话人意思（speaker meaning）和句子意思（sentence meaning）之间如何可能存在有趣的断裂。Levinson（1983：17）也曾指出，对于说话人意思的理解，难处在于听话人如何才能识别到说话人的复杂交际意图。我们认为，对于语用学来说，我们所研究的意义不仅应该包括说话人有意传达的意义，还应该包括说话人无意传达、听话人强加的意义，毕竟后者同样会影响交际的进行与进程，诚如我们上文所见。

Verschueren（1999：48）曾提及一位部长因为说了一句愚蠢的话而不得不辞职，尽管许多人都不认为他说这句话是要故意地得罪某些人。Verschueren（1999：48）还指出，言语行为理论过于强调意义取决于说话人的意图，因此主要关注以言行事（illocution），缺乏对以言成事（perlocution）即言语行为的后果的系统关注（Verschueren 1999：47-48）。笔者十分认同Verschueren的看法，认为对于交际互动中的意义而言，说话人意图不是必然因素，但就意义理论的建构而言，离开意图也是欠妥的，毕竟听话人的意图甚至用意同样是意义生成的必要因素。语用学研究交际中的意义，如果离开交际互动的双方，而只关顾一方，都是有失偏颇的，也建构不出准确的意义理论。

6

结    语

听话人对说话人的误解有时不是发生在说话人的字面意义层次上，也不涉及说话人试图间接传递的会话含意，而是涉及说话人发出特定话语背后的用意或“用心”。本研究在一手真实数据的基础上对交际现象加以较为系统的探讨，从负面证据角度透析了话语表达的开放性、非完备性，揭示了话语理解的主体性，前者体现为话语表达会触发各种语境假定，后者体现为特定社会心理会引导听话人在最佳关联假定的前提下从特定方向寻找、确定相关的语境假定，充当理解说话人话语的隐含前提。笔者提出，社会心理、语境因素（指交际情境）可以也应该能够与话语因素一起，整合到关联理论的总体框架中，前者为听话人建构语境提供必要的方向，为确定话语的最佳关联提供认知基础，而后者则为说话人用意推理的启动提供契机，也会激活特定的社会心理，进而影响话语解读的方向。

此外，本研究表明，话语理解不完全受制于说话人的意图，这对于语用学关于意义的研究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

本文来源：《外语教学》2016年第4期。

作者简介：

陈新仁，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南京大学外国语言学研究所所长，中国语用学研究会会长，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话语研究会副会长，East Asian Pragmatics及《外国语文研究》主编。发表论文120余篇，主编、参编30余部教材、教辅或词典，独著、合著11部，入选2008年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2011年江苏省第四期“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

微信号：Language-service

投稿邮箱：yuyanfuwu@yeah.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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