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政课 | 张一兵：青年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解读

人间知己  王为政

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对青年恩格斯并非是不重视的。可是,学者总是愿意相信是马克思影响恩格斯,而忽略了后者的《政治经济学大纲》在特定时期中十分关键地影响前者的一面,特别这是1843年促使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去研究经济学的重要原因。

1842年9月,恩格斯结束兵役之后,从德国赴英国曼彻斯特(去其父开的工厂)途中在科伦停留,当他去《莱茵报》时第一次拜访了马克思,由于被误认为是柏林自由撰搞人的代表,恩格斯受到了马克思的冷遇。可是恩格斯与赫斯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后来赫斯在英国时,恩格斯与他关系极为密切。所以,赫斯的思想更多更深地首先影响了青年恩格斯。也因此,恩格斯比马克思更早地转向哲学共产主义(1843年10月恩格斯的《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并先期开始接触经济学。

所以这时,在赫斯的影响下,青年恩格斯特别是由于他直接身处工人阶级劳作和生活之中,再加上他通过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其生发出的社会政治思想自然是比同期的马克思要深刻的。事实上反倒是赫斯与青年恩格斯的思想影响了马克思,促使他转而研究经济学,从而在1844年以哲学研究经济学的过程中创立著名的劳动异化理论,最终再从此生发出去,1845-1846年最终实现伟大的思想革命。

在也受到马克思肯定的恩格斯1843年底到1844年初写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一文中,我们很容易就发现了赫斯的影子。开篇之初,恩格斯同样称资产阶级经济学官许的欺诈办法和一门完整的“发财致富的科学”。我们看到,与赫斯不同,恩格斯一开始就持有了一种历史的观点,他明确指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商业扩张的结果”,重商主义必然发展到斯密李嘉图的自由贸易学说。如果在重商主义那里,人们还着眼于流通领域的贵金属,并指望贸易顺差中的财富增殖,而在十八世纪则出现了政治经济学的革命。

青年恩格斯的经济学研究一上来就不同于赫斯那样形而上学的轻浮。同时我们可以注意到,恩格斯在这里一上来就深刻地体认出十八世纪这种资产阶级的片面性:这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哲学基础和方法上!以当时恩格斯的理解,这种片面性就是简单的形而上学的“对立性”,“抽象的唯物主义与唯灵论相对立,共和国与君主制相对立,社会契约与神权相对立”。他发现作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前提的抽象的唯物主义,并“不干预基督教轻视人类和侮辱人类的现象,它只是把自然当作一种绝对的东西来代替基督教的上帝并把它和人类对立起来”。

前苏联学者卢森贝认为这时的恩格斯是运用辩证法来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这种判断是有一定道理的。恩格斯实际上一针见血地发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这种非批判的方法论前提。虽然经济学是从资本主义经济现实出发,但却是将资本主义经济作为现成的事实来肯定的(哪怕是科学的分析!)。

所以,在这种学说的背后,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和唯物主义虽然反对了神权,甚至反对了重商主义“旧教”,但却仍然将私有制当作一种自然的东西接受下来了,它至多是一种“一半的进步”的“新教”。恩格斯深刻地指出,“政治经济学没有想到私有制的合理性的问题”,因为它恰恰是要维护新的资本主义“工厂制和现代的奴隶制”。这样,这种“科学”可称之为“私经济学”。恩格斯这里是将西斯蒙第的批判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恩格斯在《大纲》中,把资本主义的全部经济现象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全部范畴和规律都归结为私有制(这又有普鲁东的影响)。他是试图通过揭示私有制的非人性,从而认证消灭私有制的必然性问题。并且,恩格斯的确是从政治经济学本身的直接批判出发的,这比赫斯的那种纯哲学的逻辑演绎少的多。这也是青年恩格斯与同样开始进入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马克思的不同之处。

恩格斯分析道,如果重商主义的“旧教”还没有掩盖商业的不道德本质,而这种当前经济学“新教”却是虚伪的意识形态,即人道化的平等的交换原则和一整套对经济规律的科学分析。这是一种更深的欺诈!这种东西越是科学就越反动,所以,“李嘉图的罪过就比亚当·斯密大,而麦克库洛赫和穆勒的罪过又比李嘉图大”。

恩格斯此时还没有把古典经济学与庸俗学派区分开来。恩格斯这里直接站在西斯蒙第的立场上批判性地提出,必须抛弃这种抽象唯物主义“纯经验主义和纯客观主义的研究方法”,使经济学也能科学地对私有制经济生活的结果负责。这里,恩格斯也没有注意区分暗含在政治经济学中正确的社会唯物主义前提与作为这种逻辑必然结果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拜物教。

恩格斯认为,亚当·斯密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的“路德”（注意青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引言的指认)。众所周知,在宗教改革中,路德的意义是将中世纪那种外在于人的神(上帝)直接化解在人的内心中,让教条的神学教义变成个体生存的内省自悟,从而使彼岸世界溶于此岸现世。恩格斯这里的比喻,是说斯密把原来重商主义的那种公开的不道德买卖(“商业就是一种合法的欺诈”)变成一种人道一些的自由的平等的互利贸易。

我以为,恩格斯这一指认还是哲学式的。因为,斯密如果真的是一种“路德革命”,实际上是在经济学中将私有财产的本质从财富的客体形式移到了人的主体活动中来,而且这首先是重农主义使财富指认从流通转向了农业生产领域里的劳动,而斯密是用一切生产中的劳动指认了财富。这就是劳动价值论。可是这个时候恩格斯并没有意识到古典经济学这一重要理论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刻意义。后面我们将看到,他的这一观点直接影响到初入经济学研究中的青年马克思。

不同于仅仅停留在哲学社会批判中的赫斯,恩格斯的研究的确是深入到经济学具体批判的。但是我们要指出,这时恩格斯的经济学批判仍然是不准确的。一起步他就没有正确理解经济学中的价值问题。由于恩格斯此时手中持有的是一种以现实总体统一性为逻辑尺度的辩证具体,所以在他眼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是戴着“运用对立性”有色眼镜的虚假抽象者,李嘉图和麦克库洛赫片面地将抽象价值决定于生产费用,而萨伊则片面地压宝于效用。

他们对价值的看法都是离开了竞争这一资本主义经济客观现实中“主要的东西”的抽象结果,而恩格斯说,“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并且,价值实际上是不可能从现实的竞争中抽象出来的,因为在竞争中真实出现的只是价格。所以从现实的存在出发,“作为基本东西和价格泉源的价值倒要从属于它自己的产物——价格了”。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说,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是“本末倒置”的,而这正是由这一理论深层的唯心主义抽象决定的。“这种颠倒黑白构成了抽象的本质”。

这里我想指出这样几点:

一是恩格斯这里从根本上还是从费尔巴哈式感性唯物主义哲学立论的,他反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从客观现实出发的“抽象”唯物主义(这一点后来也影响到青年马克思,而马克思最终在自己的经济科学分析再一次回到科学的抽象);

二是他已经天才地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的颠倒,但却没有意识到这种颠倒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现实颠倒的真实反映;

三是他肯定了价值的存在,但对价值的看法却是错误的,因为他还没有区分出李嘉图劳动价值论与萨伊庸俗效用论的根本不同点。

所以很自然,恩格斯在这里是不可能科学地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就是他直接遭遇到那个著名的命题:资本是积累起来的劳动!劳动价值论还是与他擦肩而过了。

面对经济学家提出的生产费用三要素论(地租、利润和工资),恩格斯剥离出生产中的土地——客观的方面和劳动(包括资本)——人的主观方面,这也就是自然与人。以他之见,自然与人本身都应该是统一的,可是在私有制的条件下,先是自然(土地)与人的分离,然后是人自身活动——劳动的自我分裂。这种分离与分裂都造成了统一性的外在对立。

恩格斯特别关注这第二种对立,即劳动活动自身的自我分裂。首先,“劳动是生产的主要因素,是‘财富的泉源’,是人的自由活动”。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人的活动又被分成了劳动与资本。而如果“资本和劳动本来是一个东西”,经济过程中十分混乱的现象就得到了一定意义上的澄清。因为,资本不过是人们过去的劳动,可是起先作为劳动结果的资本,后来却颠倒过来表现为劳动的基础、劳动的材料。他精辟地剖析道:“由私有制造成的资本与劳动的分裂,不外是与这种分裂相适应的并从这种分裂产生的劳动本身的分裂”。

其次,作为过去的劳动本身的资本又分裂为原始资本和利润,利润再分裂为利润与利息。最后,正是在这种反常的分裂中,“劳动的产物以工资的形式和劳动对立起来了,它和劳动分离开来,并且通常也是由竞争来决定”。恩格斯认为,“这一切微妙的分裂现象,都产生于资本与劳动的最初分离和完成这一分离的人类分为资本家和工人的分裂”。请注意,恩格斯一旦抓住资本这个重要经济学规定,就使他的批判处于一个极重要的前沿地带。从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出发,实际上也是从生产出发,这一点的理论意义是远在劳动与财富、劳动与货币关系批判之上的。

面对这种本质分裂,恩格斯仍然坚持了辩证的统一总体性,重新达到这一总体的途径只有消灭私有制!恩格斯明确指出,消除了私有制,“所有这些反常的分裂现象就不会存在”。对于资本来说,没有私有制,利息与利润的差别就会消失,利润也不会从资本中分离出来,而成为它的“固有部分”,就像资本重新还原为它与劳动的最初统一体一样。而对于劳动本身来说,“只要我们消灭了私有制,这种反常的分裂状态就会消失;劳动就会成为它自己的报酬”,而分离出去的工资也会显示出它真正的意义。显然,正是这一源出于经济学视界的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观点,后来由马克思以人本主义劳动异化理论的哲学投射更完整地表述出来了。

我们发现,在最初面对古典经济学时,也由于这种人本学的逻辑导引和共产主义的批判指向,恩格斯却没有正确地对待这一经济理论中的重要基础,即劳动价值论。恩格斯这时是站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反面,以否定的立场来观察其一切维护私有制的理论逻辑的。他根本没有意识到,在他否定的经济学理论中正包含着消灭自身的基础(以后我们将看到,这一问题是马克思在50年代才科学地解决的)。恩格斯不承认李嘉图的价值学说,似乎这种以生产费用决定价值的观点与萨伊的效用决定价值的见解,都是一种脱离了现实经济运作(竞争)的抽象。他此时还没有意识到古典经济学的科学抽象的必要性,也同样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劳动规定恰恰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人本学抽象。

更重要的方面,恩格斯早于马克思从经济学中指认出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不合理(这一点使他远远地超出了赫斯)。即在私有制的前提下,自由竞争为核心的市场经济的价值法则的不合理性。恩格斯指出,“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一切终究都会归为竞争”。如前所述,私有制导致了生产的主体与客体的分裂与对立,主体活动自身的分裂与对立,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分裂与对立,这种反常的“敌对状态”使“人类目前状况的不道德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竞争就是顶点”。

请注意,在此时恩格斯的理论地平线中,竞争正是资本主义经济运作中的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客观现实。他正是以这个感性现实来反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抽象”的。这时他不可能发现,资本主义生活关系必须通过科学的抽象才能呈现出来,并且再说明它在现实经济运作中的颠倒表现。这是马克思在后来的《1857—185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通过“资本一般”与“资本现实”的区分解决的。但是我们可能看到,恩格斯这里对竞争的分析是他这一文本最深刻的内容之一。

以他之见,第一,竞争正是资本主义经济运作中垄断的对立面。与私有制一样,它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在竞争中,“个人的利益是要占有一切,社会的利益是要使每个人所占有的利益相等。所以人群共同体利益和私人利益是直接对立的”。其次,竞争的规律是“供与求始终力图互相适应,但是正因为如此,就从来不会互相适应。双方又重新脱节,并转而成为尖锐的对立”。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本质是对经济规律的“不自觉”性和不健全性,竞争的规律永远是一种自发的无法控制的非主体性调节。可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却将这种类似自然界运动的盲目起作用的规律看成是真正的自然规律。这恰恰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不是为了“真正人的目的”的反动。

所以,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封为自然规律的地方,恩格斯深刻地指出了它的非人性质:“这个规律是纯自然的规律,而不是精神的规律”。请注意,恩格斯这里的“自然规律”已经有了一种反讽的意味,因为“这是一个以当事人盲目活动为基础的自然规律”,而不是“像人一样有意识地进行生产”(这是后来我将其显性地表述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主体向度中的“似自然性”观点的真正前身)!

一方面,恩格斯说正是这一规律“造成了人们今日所处的相互奴役的状况”;另一方面,他则谈到了由于自由竞争带来的社会经济生活的“无秩序”性,特别是这种无秩序性所必然导致的周期性“波动”和“商业危机”,并且指出,如果这样“无意识地毫不思考地全凭偶然性来进行生产,那末商业危机就会继续下去；而且一定是一次比一次更普遍,因而也一次比一次更严重”,最终,必将导致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的彻底毁灭,“势必引起一次社会革命”。所以,恩格斯也说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是一个“孕育着革命的规律”。

前苏联学者卢森贝认为,恩格斯此时的研究受到了英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他在这本书中还常常“从首先正义永恒规律的眼光批判资本主义;他往往用首先的谴责来结束对某些经济现象的深刻的理论的分析”。我想指出一点,青年恩格斯这时的研究方法是值得认真注意的。他的批判方法中,经济学那种从现实社会生活出发的客观逻辑实际上是占主导地位,而人本学的构架只是对他起到了一定作用。所以青年恩格斯后来的思想转变不像马克思那样艰难。

恩格斯自己在1871年4月5日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反对再次刊登这一文本,因为“那篇文章已经完全过时,而且在许多不确切的地方,只会给读者造成混乱。加之它还完全是以黑格尔的风格写的,这种风格现在也根本不适用。这篇文章仅仅具有历史文件的意义”。马克思在不久前给李卜克内西的一封信中也同样指认了恩格斯的这一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