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20年来，县域教育，或者说县乡教育的状况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从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到2010年的“六普”，再到2020年的“七普”，可以发现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那就是人口相当程度上朝着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以及省会城市、直辖市迁徙集中。这种背景下，县中陷落、乡镇中学衰落成为很多地方县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最为直观的现象。人口迁徙，使得大量优秀生源和部分优良师资外流，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趋势。这使得过去全国很多地方可见的那种小县城办大中学、名中学的现象，发生了突出变化，一本、名校的上线率和上线人数下滑。而曾经长期依赖基层政府财政“输血”，以及教育提留的乡镇中小学，在农业税被取消后，就失去了教育提留的支持，基层尤其是县乡两级财力的匮乏加剧了基层财政沦为“吃饭财政”的状况，支持教育也陷入“心有余而力不足”。这种情况下，依然留在直辖市、省会城市以外的中西部广大县域上学的孩子，及其家庭，面临的是一个相对过去发生了弱化的教育供给。但现实竞争发展压力却在增强，一方面，广大学生家庭更为广泛地接纳了更高学历、名校门槛有助于扩大竞争选择可能这样的观点，家长更加重视子女教育，20世纪80-90年代在广大农村和县城比较普遍的家长随意叫停孩子接受教育的现象，基本上不再存在了。正因为这样，县域学生家庭的家长就感到更为焦虑，尤其是近年来双减政策、普职分离政策的推行，让很多家长忧心自家娃过早失去了向上流动的选择可能。家长们通过互联网等信息渠道可以清楚地了解到，那些在省会城市、直辖市上学的孩子进入高中尤其是省级示范高中的升学率，要远远高于非省会城市和直辖市的县域。另一方面，正如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华，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雷望红等人合著的《县乡的孩子们》一书所指出的那样，农村家庭依然有“读书改变命运”的教育梦想，但在乡镇中学调研发现，那些被划入了非重点班级的孩子，大多在课堂上睡觉、玩手机、打游戏，甚至吸烟、玩闹。这些班级中，认真听课的孩子不过一成，大多数都在分心。经过交谈了解到，很多孩子声称知道读书有用，能够找到更好的工作，挣的钱多，但他们、她们学习成绩不好，在学习上非常吃力，越到高年级就越听不懂老师所讲的内容，逐渐形成并强化厌学心理。还有部分学生，更是可谓顽劣，通过经常挑战学校、老师的管理为乐。书中分析指出，县乡教育体系中的学生接受了“吃不了学习的苦，就吃生活的苦”的说法，却是反过来理解，也就是因为实在吃不了学习的苦，也没有机会脱颖而出、竞逐优秀，那就等到以后成年后才去吃苦吧。除此之外，现在在县域范围内学习生活的很多孩子，相较其父辈，获得了更多的代际支持，很多孩子的父母在外打工，为孩子未来结婚成家、置办房产进行了积累，所以学生就认为在学校里呆着，等到成年，找一个能够提供生活费用的工作就已足够。书中还指出，短视频的兴起，为一些低学历但特点突出的人才提供了致富成功的可能，还有在城里工作的外卖员、快递员等工作，都被认为可以无需学历就可以充任，“这弱化了文凭在工作上的吸引力，而不认真学习也能够从事这些低门槛且看起来比较体面的工作”，反过来降低了学生学习的动力。而其他一些来自县城、镇场，与父母同住，成绩位于县乡学校年级、班级上游的孩子，家长较为重视教育，但也与大城市学生家庭一样，过度看重孩子的成绩，竭力干预孩子的社会交往，建立起书中所说的“精细化的养育节律”，这对于孩子带来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在双减政策推进后，这类家庭仍然努力致力于为孩子选报各类补习、强化课程，再加上家长为孩子学习的持续经济、精力付出，这些均使得孩子难以承受考试、升学失利的结果。书中在谈到县乡学校中较为普遍的学生沉迷手机现象时就指出，这导致了县乡孩子因沉迷手机而忽视了户外活动和身体锻炼，身体素质下降，而且还造成严重精神坍塌问题——他们、她们被游戏、短视频、娱乐节目所影响，被人生苦短、及时行乐、拜金主义等观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与之相关的现象还有相对普遍的校园霸凌。在县中陷落、乡校衰落的背景下，学校争取上级政府支持的唯一政绩指标就是升学率，而如前述，县域教育中充斥的厌学情绪使得学校“放弃”大量升学无望的孩子，这就是书中指出的“充分显示了一个‘名牌’教育工厂异化教育理念、实践功利主义教育的现状”，老师并不重视培养和健全孩子人格。事实上，也有不在少数的县乡学校仍然坚持着严管学生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学生违纪违规行为和校园霸凌现象。《县乡的孩子们》这本书通过杨华、雷望红等学者一系列翔实深入的调研，广泛地检视了近几十年来在高速城市化背景下，被事实性弱化、边缘化的县域教育的面貌，深入发掘了县中和乡校（衰落）、留守儿童、陪读妈妈、青少年抑郁、校园霸凌、家校关系、双减及撤点并校政策在基层的实施影响。可以说，借助这本书，我们得以更好地认知了解正在发展、上升和变化的中国的复杂性、多元性，洞察新闻热点背后的鲜活现实，真正理解那些生长在县乡教育体系中的孩子，及其家庭的焦虑、关切与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