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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最重要的使命是认清自我

维舟 无声无光 2022-09-04
江滨黄昏
今年酷暑。自1873年有气象记录以来,上海40℃以上的极端酷热天气共记录21天,其中19次发生在2000年之后,7次就在今夏。黄梅季草草收场,连年年光顾的台风也没来,感觉所有人都像是蒸笼里的困兽,而这甚至都谈不上往日南方城市那种潮湿暧昧的诗意,倒不如说是酷烈笼罩之下的全盘热情低下。
这并不只是我的感觉。虽然解封已久,但上海的地铁客流量仍恢复乏力:整个7月同比下降32.4%,其中工作日达到常态的69%,休息日则仅有52%。有人说,上海人变“宅”了,但我想,这不如说是一种特定的适应进化:在一种劫后余生的氛围下,人们都默契地选择了“非必要不出门”。我也是经历过后才意识到,其实连出门这样日常的事,也是需要某种安心感作为支撑的。
不时也有外地朋友问起我在上海生活怎样,说起来可能各地也都差不多,无非是72小时核酸续命,此外就是隔三岔五的“大筛”(近一个多月来固定在每周六),小区居民一起捅喉咙。前一阵的新段子,说流行语“yyds”,在上海的意思是“又要大筛”。
每次大筛,按说边门要关起来,因为确保每个人在小区里,但后来发现,其实也常常开着。有邻居问楼组长到底怎么回事,她说,反正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你们也别确认了。
8月6日起,关闭已近五个月之久的小区北门每天7:00-9:00,17:30-19:30限时开放;第二天,上海宣布全域风险区清零,实施常态化防控措施。问了小区核酸亭里的工作人员,她说原本合同签到7月底,之前延到8月底,但前一阵最新的消息,核酸免费检测服务将延续至9月底。说实话,没人知道将来会不会又有什么变数。
7月里的一个新闻是:奥地利有艺术家和经纪人告赢了政府,认为去年Delta疫情严重时,文化场所遭关闭属于歧视。但在我们这里,遇到类似的状况只能是拼个人生存技能:出入任何场所都会被要求出示各种二维码,号称“索多码”,以及一种个人的忍受力、警觉性和逃生本领。
Suda月初去云南,她后来说:“每次出入机场地铁都感觉很烦躁。已经完全不追求服务了,只求防疫。”确实,我7月底去杭州,出站时也排队花了整整一小时。后来朋友揶揄:“你已经不满足新情况下的旅游必备条件了,因为其中一条是必须自驾,这样才能给你在封城前及时逃离提供最大的保障。”

我们日常生活的一系列默认的感知,已在无声无息中宣告瓦解。看到网上一个假设:如果一些人假扮成大白,当街把你拉走,说你是红码,周围的人不敢靠近也不会帮你。你该怎么办?我认真想了想,确实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之前就有朋友在豆瓣上说,经历了这几个月,想通了很多,很多曾试图去追求的事,现在发现都没多大必要了,是可以放下来,专注于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她这番话引起了广泛的误解,有人反问:“那不正是他们想要的吗?”我理解这种质问:低欲望可能在无意中成为共谋;但我也理解那位朋友的话,实际上,身在其中,我们每个人的选择都是很少的,并且无论如何选择,都不可能完美——你克制欲望,显得像是自我压抑;但你坚持和原来一样,哪怕在你自己看来是用拒绝改变来抵抗,在别人眼里也可能觉得你似乎没心没肺。
我当然知道,欲望也是健康的,那证明我们活着——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需求和欲望就是自我的根基,而完全的自我消解就意味着死亡。不过,在东方哲学中,那种看似消极的自我抑制,只是想从令人不安的不确定性中解脱出来,通过将自我悬置,更专注于内心,以达到“无我”的境地。
我不清楚,这最终会导向人们克制自我,还是更注重表达自我——或许这也并不矛盾,因为既然未来可能是完全不确定的,那么做计划就没多大意义了,能做的时候就去做,因为下一次你或许就再也不能了,即便可能也要等很久。你应该后悔的不是你做了,而是你没有做。既然如此,那么明智的选择是抛开那些不重要的事物,但坚定不移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这意味着,当下最重要的使命是认清自我——想清楚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又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原先我们不需要反思“如何生活”的问题,但现在这却可能持续地困扰我们。从好的一面来说,惟其如此,才构成自觉的行动;但大部分人首先感受到的,也许是它坏的一面,那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做了,仿佛只是过一天是一天。
汪天鑫 作品
盛夏的一个夜晚,我和朋友一起去艺仓美术馆看了汪天鑫个展。作品的灵感源自黄浦江日落时的光影,以平面呈现了三维,以空间收纳了时间,不敢说看懂了多少,但在经历了封城之后,对这座城市的死与生、对这一景象的动与静,也有了更深的感受,因为我也不止一次在江边看日落。
那一晚很开心的是见到了不少新老朋友,虽然聊起来,似乎每个人最近都是在被坏消息包围,但这已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新常态,不管怎样,这一刻让我觉得“正常的生活就应该是这样啊”。我们不是艺术家,但也理解同样的道理:我们所知道的永恒,或许就存在于某些生活的瞬间之中。
多少年来,不管怎样,人们普遍是在面向未来,是期待着有什么事发生,当然,那种乐观的期待本身就意味着,人们相信那应当是一些好事;然而现在,社会心态似乎觉得,“未来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并且很可能不是什么好事”。未来已经不值得期待,它甚至让人惊惧,而与此同时,过往也渐渐被自然淡忘了,我们只剩下稍纵即逝的当下——据说这是现代性的最重要表征之一。
旅行文学作家刘子超在《午夜降临前抵达》中写到中欧的一个无历史之地:“对她来说,缅怀早已不再重要,因为除了这座纪念碑,大地已把一切过往埋葬——它只是无穷无尽的现在时。”那其实也是我们当下生活的写照。
前些天,一位读者写信给我说:
记得当时在上海疫情期间,现实的困难给我的内心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我从来未想过,会有一天在全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会因为食物等生存问题而发愁,与此同时网络上的各种消息也让我内心季度焦虑、不安,我当时以为我会一辈子记住在那段时光的某些时刻,不会遗忘。
只是没想到,才过了两个月,疫情封闭的影响,对我个人而言,似乎都已经消失不见。我仔细思索疫情对我造成的改变,似乎也没有多少,生活仿佛重新回到到了轨道,一切又重新开始。但是,我知道有什么东西确确实实不一样了,只是我说不上来。
他当然不必为此自责,实际上,他的感觉相当准确,也没做错什么。他说自己最近重新喜欢上了写日记:
我发现自己如果当时没有写下来,到现在真的是会什么都想不起来,而没有记录的日子,则是一片巨大的空白,我不知道自己在那一天干了什么,有什么想法和感觉。最近的一些日子,则是会随时随地拿出本子开始写,起床后、午休时、睡觉前,有时出去在汽车上、火车上也会记录下来,连带着写一写当时的场景。没有平台的限制,不用考虑传播,也不担心被别人看到,自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只记录自己彼时彼刻真实的想法和感觉。在记录中,我似乎发现了另一个存在的自我,也仿佛看到了寻找人生意义之路上,前方透出的一丝亮光。
这也是我写作的意义,它不仅可以帮助我理解自己,也可以通过记录帮助我认识这个时代。克尔凯郭尔有一句透着悲观的格言:“个人无法帮助或拯救一个时代,他只能注意到它的损失。”当然,这话很多人并不赞成,因为放弃公共参与,仅仅保有自己的私生活,到头来可能连私生活也保不住,但能够注意并反思时代的损失,本身或许也是一种参与。
当我们从过往和未来的链条中脱嵌出来,肯定要承受孤独感的折磨,但也因此获得了行动的自由。如果你清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进而明确自己的选择和决定只属于当下的自我,那你就能更好地采取行动。
这种接近于存在主义的思路看起来非常简单,但对大部分人而言恐怕都是一种全新的体验。通过这样每一天的自主决定,我们才可以说:“我并不只是活着,我是在真正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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