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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为什么瞧不上浙大?

赛叔 赛格大道 2022-09-22

文/赛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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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1月30日,农历大年二十八,也可以说是大年二十九。不管怎么说,先向各位拜个年!


本月上旬,因为一篇讨论2021年中国互联网发展形势的文章,账号被迫停更了2周。解封之后,一时竟不知该写些什么。平静了数日,赛叔坚定内心的想法,2022年的赛格大道依然会立足数字领域,争取对数字时代做更深入的观察与分析。

 

相比去年,赛格大道今年将新增一个小动作,在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多位教授的支持下,每月举办1-2期“赛格读书会”。读书会将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学科切入对数字时代各色现象的讨论分析。初期我们采取定向邀请+闭门会议的形式,后期我们将邀请有兴趣的读者一起加入,敬请期待!

年前聚会,几个半熟不熟的人一起聊过去。A同学听说B同学高考成绩很好,但去了北京读大学(非top2),而不是上家乡最好的大学——浙大,不禁发出疑问。B说,那时候想着远走高飞去北京,别说浙大,就算上海的复旦和交大也看不上。

别说,类似B同学这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B同学做出这样的选择,并非基于对浙沪京几所好大学及相关专业的全面了解,主要原因就是一个,看不上家乡最好的大学。为什么看不上?身边上的人太多,看起来并不是那么稀缺。

进一步讨论,甚至可以用一句俗语来解释:家花不如野花香。当然,这个点不能细说。

这些年中国人爱上了旅行,这事里面也有类似的观念。比如,很多人早走过了大江南北、全球各地,但身边的历史名胜却没有好好游览过,个中心理也和B同学一样,隐隐地轻视身边的好大学/好景点。

类似的心态也存在于今天许多中国网民心中:对中国互联网企业的集体厌恶之情,往往建立在对美国互联网企业的赞美之上。一种普遍的声音是:美国科技企业代表创新,中国互联网企业只知道模仿,没有核心技术。

如果更立体地观察,情况恐怕并非如此。近期,赛叔拜访了多位学者,在聊起这一问题时,发现他们的看法不经意间汇聚了一个共识:家花不如野花香的双层滤镜,存在于数字领域。

与复旦大学一位非常火爆的经济学者聊,他提到中美互联网企业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美国互联网企业提供的就业岗位基本上是程序员、设计师、广告/公关这样的高级职位,普通人很难分一杯羹;而中国互联网企业除了提供一部分高收入岗位外,也提供了大规模的快递、外卖、直播、电商、网约车司机等中等收入就业岗位。

这位教授给我简单算了一下,中国互联网企业提供的中等就业岗位数量应该在大几千万到一亿不等。相比传统行业,这些就业人群的收入有30-80%不等的提升。可以说,尽管在硬科技实力层面,中国互联网企业不如美国,但在服务民生、提供就业层面,中国企业做得好太多。

与另一位复旦历史系的大牛闲聊时,该教授提到新冠疫情发以来,因为传染病的特殊性,军队、学校、监狱需要格外严控,这使得原本在救灾现场特别凸显的军队身影有所淡化。而填补救灾重要角色、维持社会有序运转的,其实是市场化的物流体系,比如快递、外卖、网约车。在西安抗疫中,之所以引起大量质疑,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当地过早切断了市场化的物流体系。纵使物资充沛,也无法运及时送到每家每户。毕竟,专业化的物流效率远高于社区临时拉起的志愿者队伍。

几天前,新华每日电讯视频号推出了一个纪录片《包裹里的年货》,里头有一个细节令我颇有感触。从军5年的云南省德钦县小伙鲁茸培初,两年前退伍后办了一个乡村物流站,实现了从保家卫国到为村民服务的职业转变。作为一个代表,鲁培初的转型过程实际上蕴含了上述分析的逻辑。

军队转业从事物流工作的鲁茸培初 | 纪录片画面

尽管中国互联网企业在事实上更靠近国家,更贴近民生,但获得的评价却很低,尤其是很多青年人对互联网企业深恶痛绝,把其描绘成压榨底层民众的恐怖形象。这背后的心态与B同学瞧不上本省最好的学校是类似的。骨子里,B同学认为浙大配不上自己;中国青年也认为,中国值得有更好的互联网企业。当然,相似中也有重大的区别。那就是,B同学更多地从个人感受出发,他做出这一决策,既能享受决策的利好,也需要为此承担失误的风险;而一部分青年在厌恶本国互联网企业的时候,不仅不能真正影响自己与企业的关系,也不需要他们承担造成企业不良声誉的风险。当然,在评价一个企业时,评价者不是站在个体与企业的关系层面,而是站在国家层面去评价,这本身非常值得细究。郑永年先生著的《制内市场》提供了一种见解,他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从国家制度中生长出来的,而不是像欧洲,市场经济中诞生国家。这就造成了“制内市场”和“场内国家”的截然不同。在中国,包括互联网企业在内的民营企业贡献了6成税收,解决了9成就业(2020年国家统计局数据)。但即便如此,普通民众仍然不认为民营企业已经成为了市场基石。正像郑永年在《制内市场》中对市场的划分,中国存在三层市场结构,底层的自由市场经济,顶层的国家资本,以及介乎两者之间政府机构和私营企业相互作用的中间地带。虽然民营企业体量占比远远超出国有企业,但整个市场必须围绕国家的中心战略展开。也就是说,民营企业再大,也不可能绕开国家需求和战略来发展。
郑永年著作《制内市场》

普通民众的观念演进和民营企业的发展路径,其实是一样的,都在国家制度的范围内形成、运转。这也解释了为何在公众舆论中,大量青年人会不自觉地站在国家角度评判一个企业、一个行业。这种看似“地命海心”的行为特征,借郑永年先生的创见稍加发挥,或许可以称为“制内观念”,即国人的评价体系本身也围绕着国家利益来搭建。回到开头,B同学最终选择了一所北京高校,在经历了平淡无奇的四年求学生涯后,选择了一个和本专业几乎没有关系的职业,并在随后几年度过了并不算成功的职业生涯。几年前,他最终选择以写作为中长期的志业。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作品获得了影视市场的认可,目前第二部作品即将出炉。而针对中国互联网企业的评价,普通公众的意见恐怕并没有那么重要,真正能决策并承担代价的是国家。理性如国家,既能看到中国互联网企业的不足,也能看到他们所扮演的日益重要的角色,最终必定在综合平衡之后做出决策。确定的一点是,过去40年里,中国经济发展能取得奇迹在于不断扩大“制内市场”,三个层面的市场力量都得到了增长,整个蛋糕越做越大——尽管分配远远称不上公平。在未来,只有立足改革开放——尤其是开放,才能继续撑大“制内市场”,持续做大利益蛋糕,与此同时协调好蛋糕分配工作。可以预见,这注定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历史任务。它需要告别B同学当年报志愿时轻视本土高校的心态,也需要拒绝不承担决策后果的极端舆论,还需要掌握秉承公心、科学理性和胆大心细的心态与能力,最终一步一步穿越改革深水区,稳健地走向未来。

  赛格大道的第54篇文章排版 余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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