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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奉献的最多 为自己索取的最少——给周总理当秘书的点滴回忆

陈浩 外交官说事儿 2022-07-19


周恩来同志波澜壮阔的伟大一生,处处体现出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事事贯注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精神。我曾有幸给周总理担任外事秘书,深为他一心为公的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所感动,也从他的一言一行中受到终生难忘的教益。这里,仅就回忆所及,记下他无数感人至深的事迹点滴。

争取一分钟时间,就多做一分钟工作

周总理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们老了,为党工作的时间不多了,争取一分钟时间,就多做一分钟工作,要抢时间工作才行啊!”一年365天,总理的工作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往往一项工作没完,约谈其他工作的同志已经在等着他了。

几十年来,总理保持夜晚工作的习惯。他很少能睡上五六个小时的整觉,但就是这样短的睡眠时间还常常因为一些紧急工作而被打断,真是“三更未眠五更起”。



日内瓦会议开幕时会场一角,第三排右起第三人为周恩来总理。新华社照片 


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总理的日程总是那么满,工作效率总是那么高。1954年,他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新中国成立后参加的第一个重大国际会议——日内瓦会议。我作为代表团的工作人员随同前往,为总理做秘书工作。

由于当时会内会外的斗争极为复杂,中国代表团的每次发言、每个细小的反应都为各国代表团和世界舆论所关注。因此,整个会议期间,周总理每天都要掌握会议进展情况,大量阅读外电报道,了解世界舆论的反应,及时召集代表团内部会议,分析形势,讨论和制定对策,亲自决策一切大事,并在每天夜间亲自口授电文向中央汇报请示。电文由我整理出来送他审改批发,常常要忙到凌晨三四点钟。

同时,会议期间他还要频繁地开展会外活动,与各国代表团广泛接触,进行耐心的交谈。总理在会议期间广交朋友,把统战工作与外交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收到很好的效果,《华盛顿邮报》反映说:“周总理通过日内瓦会议会内会外的大量工作,消除了当时国外一些人头脑中一个‘好战的’中国的印象。”

总理出席日内瓦会议前后近3个月,从未抽空去游览有“世界公园”之称的瑞士的名胜古迹。不在因公外出时游玩是他的一贯作风。他说过,他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始终没顾上去游览巴黎的埃菲尔铁塔。

在国外工作是如此紧张,但总理说,“出国对我来说是个休息”,因为只干这一件事。平时在国内,要操劳几亿人口大国的方方面面的大事,更费心血。他曾说:“我是总理,要负全面的责任,上对中央,下对群众,不多管一些怎么行呢?”他就是这样争分夺秒地为人民工作了一生,正像他自己常说的:“我们要像蚕一样,尽力吐丝,直到生命止息,春蚕到死丝方尽嘛!”

绝不能不负责任、草率从事

周总理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具有高度的责任心。他对工作极端负责,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容不得任何粗枝大叶、拖拉推诿的工作态度。对那种“大而化之”的做法,他多次提出批评说:“这是不许可的。”他经常告诫身边工作的同志:“绝不能不负责任、草率从事。”他不仅以身示范,为我们作出表率,还时刻对我们提出严格的要求。

为了一刻也不耽误党和国家的大事,他常对我们秘书说 :“不要怕我忙嘛,有急事就随时找我。”他要求有急事必须立即向他报告,即使在他休息或接见外宾时,也得写条子报告,秘书报来的急事他总是马上就看,必要时当场批示处理。因此,他掌握情况和处理问题都非常及时,有时掌握情况比主管部门领导还快。




有一次,我收到一份急电,没有立即送去。总理晚上批阅文件时看到这份电报,马上把我叫去,问为什么没有立即送他阅。我答:“电报来时您正在休息。”他不满地问:“是革命工作重要,还是休息重要?”他总是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去争取时间,掌握工作的主动权和最有利的时机。如果由于秘书疏忽、懒散,没有及时办好交办的事,他就和善而严肃地问我们:“你们比我还忙啊?”“你们只管一方面的事,为什么还办得不及时呢?”

对于办案(指外交工作中办理我国和有关国家及国际组织间的日常事务),他要求我们抓住重点,掌握案件的重要情节,弄清来龙去脉和问题的实质,找出解决问题的关键,做出简明扼要的汇报。

如果我们没有认真加工就把文件送他批,一经发现,常常是把文件打回去重办,甚至把主办部门负责人找来,当面告诫。如果我们想当然,不去查清,甚至想打马虎眼,把文件送给他,也绝逃不过他的眼睛,他会说:“这点你为什么不查清?赶快去查!”我们向他汇报工作,回答问题,如果说“不知道”,他不责备;如果说“也许”“大概”之类的话,就要挨批评。他要求能向他提供最新的准确情况,并能及时无误地传达他的指示,办完后一定要向他回报:此事已办妥无误。这样,他才放心。

总理要求秘书在经手办案时,能发现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如果我们没写什么意见,他就问 :“你的意见呢?”他要求我们多动脑筋,做创造性劳动,不要只做技术性、事务性工作,要能帮他出主意,提政治性、政策方针性意见。他有时故意反驳我们的意见,启发我们思考问题。这样既训练培养了干部,也使问题经过讨论得以妥善处理。

外事干部要牢记自己首先是一个中国人

周总理领导外事工作几十年,不仅为开拓和发展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建立了丰功伟绩,而且亲自组建和培养了我国的外事队伍。他为我国的外事干部提出了十六字守则,要求所有外事干部必须“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他说:外事干部要牢记自己首先是一个中国人,要懂中国历史,要热爱自己的祖国,维护国家的主权,要执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

总理要求驻外使节向驻在国学习,指出一个民族能存在到今天,一定有其长处,有值得学习的地方。总理特别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他说,对亚非国家,我们应当有“以大事小”的胸怀,要尊重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感情。

例如,1954年夏,总理访问印度,就交代在机场的讲话要先译印地文,后译英文。在万隆会议时,总理同阿拉伯人谈话,强调要用阿拉伯语。他还说,到阿拉伯国家的留学生要学《古兰经》,了解宗教情况,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学吃牛羊肉。有一次总理率代表团出访,有的同志不习惯吃当地口味的饭菜,就从使馆拿饼干吃。总理知道后批评说,应当尊重人家的款待。总理自己就与主人一起吃当地的饭菜,主人很高兴。总理的这些言行使驻外人员受到很大教育。



周恩来总理在工作


总理对翻译人员的要求也是严格的。他不止一次地讲过,一个好的翻译不仅要译得准确,而且要译出领导同志的口气和感情。重要的词句怎样译,总理是很注意的,遇有译得不妥之处,当即提出纠正。例如,有的翻译把“毛泽东思想”译成“毛泽东的思想”,总理就耐心地讲解毛泽东思想不能有个“的”字,应当译成“毛泽东思想”。翻译把珠穆朗玛峰的高度译成“大约为9000米”,总理批评说,不能“大约”,要准确。

总理对翻译的理解、关怀也感人至深。他看到翻译在宴会上顾不上吃饭,就故意与中国人说话,让翻译抽空吃饭。他看到翻译迟疑时,就主动重复一遍。有一位朝鲜族翻译听不懂上海话,周总理就反过来为这位翻译做上海话的翻译,并说:“你要注意学方言。”对初任他口译的同志,总理则有意用通俗的语言,把讲话的段落缩短,可谓体贴入微。

恭恭敬敬地当学生,才能提出指导性意见

总理在会见外宾时,总是抓住时机,了解世界各国的情况,如会见韩丁(原名威廉·辛顿,著有《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编者注)时,就仔细向他询问美国的情况。有时只是礼节性的会见,时间很短,他也要抓住这点时间,了解情况。他曾说:“接见外宾,不只是做工作的好机会,也是调查研究、向人家多方面学习的好机会,这是送上门来的学习机会,不要放过。”

他很重视来自基层的经验,写得好的工作汇报,他都看得很仔细。平时较长的报告,我们为他做出摘要,但我们发现遇有特别重要的报告,他看完摘要,还要看全文,有时还圈圈点点。他也注意听主管科员介绍情况,他说 :“我要先恭恭敬敬地当学生,特别是要听主管同志的意见,然后才能提出指导性意见。”



周恩来总理在阅读文件


总理有惊人的记忆力,但他从不轻信自己的记忆,遇到问题常常要戴着老花镜查阅原著、资料、地图或《康熙字典》《辞源》等工具书。遇有不熟悉的地名,总要从地图上找出来才放心。如有引语,一定要查到原出处。有时还要查清某事发生的年月日。批阅文件时需要弄清某一情况,就叫秘书马上查资料,必要时向有关部门查询或请主管部门负责查清。遇到有关理论问题,常常要翻阅马列主义著作或毛主席著作的有关章节,看得非常仔细。

正是这样长期勤奋地积累、不倦地钻研,他才能在处理重大问题时,对很多具体情况了如指掌。中印、中缅边界谈判时,总理看了大量材料,向许多专家、教授请教。有一次,送呈文件所附的地图上少了一个对方的据点,有一段边界线画弯了,下面各级负责人看过,都未发现,送给总理审阅才发现这个问题。

在中缅边界谈判期间,总理除仔细查看中外历史资料和地图外,还召集有关人员进行多次研究。在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总理为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我国同邻国之间十分复杂的边界问题,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原则,并且通过中缅边界条约的签订,为我国解决同其他邻国的边界问题树立了样板。

群众比我们智慧多、办法多

总理一贯相信群众,尊重群众。他在谈到如何解决工作中的困难时说,“群众比我们强,比我们智慧多,办法多”。他处理问题经常注意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真正做到发扬民主,集思广益。总理每次写政府工作报告都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并虚心考虑这些意见,正确的就采纳。在研究重大问题时,他特别注意征求有关方面专家的意见,对外国朋友提出的合理建议,他也能听取。

总理很注意征求“小人物”的意见。他经常鼓励秘书和翻译们提意见,甚至他自己已定稿的文件,如果还有人提出修改意见,不管是谁,只要提得好,他就欣然接受,不因人废言。



周恩来总理出访东欧


凡外交重大问题,总理常召集有关同志详细了解情况,征询意见,讨论研究,意见成熟后才请示中央决策。这种会议有时是一竿子插到底,从部长副部长、有关司长处长,直到主管科员都找来,特别注意找第一线工作的同志来共同研究。1973年某国发生政变,总理深夜开会讨论对策。当听到有一位同志刚从驻该国使馆回来时,不论其级别,马上派人接到会场,让他坐到自己身边谈该国的最新情况。

总理主持讨论会,从不唱“独角戏”,总是鼓励、启发大家提意见,特别是提不同意见。他经常说:“不怕提不同意见,真理越辩越明嘛!”如果听不到不同意见,他就说 :“要你们来就是提意见,不提意见来干什么?”“都让我一人拿意见,还讨论什么?”如果有人提出了好意见,他就采纳,事后还讲这个意见是谁提的,他说“不能掠人之美”。有了这种民主的气氛,很多同志在他面前都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

周总理常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一真理最能启发青年人去投身革命,我们年轻时就受这一革命思想的很大鼓舞,是我们参加革命的动力。”他在病危时还满怀信心地唱《国际歌》:“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正是为了实现这个崇高的理想,他把革命工作当成生命的第一需要,几十年来日日夜夜为国操劳,紧张工作,不知疲倦。

他为人民奉献的最多,为自己索取的最少。他严格要求自己,经常剖析自己,真正实践了他自己所说的“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的伟大共产主义者的高大形象。




-End-

文字 | 《秘书工作》 

作者 | 陈浩(曾任周恩来同志外事秘书)

图片 | 源自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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