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作者简介  

唐虔 1950年生于北京，在清华园长大；1968年从清华附中到晋西北农村插队；1973年进入山西大学学习；1978年考取研究生和国家公费留学资格，次年赴加拿大温莎大学留学，获得运动生理学硕士和生物学博士学位。

1985年进入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先后任二秘、一秘，从事中加高等教育交流和留学生管理工作。

1989年回国，任国家教育委员会（后改称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司综合处处长，1992年调任陕西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

1993年开始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巴黎）工作，先后担任教育部门职业技术教育处处长，中等教育、科学教育与职业教育司司长，行政办公厅主任，基础教育司代司长，副助理总干事；2010年起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助理总干事，成为该组织负责教育领域工作的最高官员（职级相当于联合国助理秘书长）；期间曾兼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战略规划局代局长和人力资源管理局局长；2017年作为中国政府提名的候选人参与竞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十一任总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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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联合国大会1971年通过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2785号决议之后，教科文组织在全体大会上也几次通过决议，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权，要求总干事确保教科文组织不与中国台湾有任何关系。后来的几任总干事都有丰富的国际政治经验，很了解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敏感程度。加上中国常驻教科文组织代表团的密切关注，教科文组织在执行“一个中国”的原则上是相当认真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巴黎）

尽管如此，每年教科文组织自己举办的或与其他组织联合举办的各种活动繁多，再加上教科文组织的官员并非人人都具有相应的政治敏感性，有时免不了出现邀请来自中国台湾的人员参与活动或者中国台湾来“蹭会”“攀附”的情况。这些年中，我曾多次遇到这类情况，每次都在自己的职权范围之内予以妥善处理，这既是维护中国的利益，同时也是维护教科文组织的利益。中国是教科文组织最重要的会员国之一，维护教科文组织与中国的关系、合作对于双方都是有利的。近年来这类问题越来越少了，但完全杜绝也非易事，时不时总会冒出一两件，在此可举一例。

2004年，教科文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澳大利亚政府三家联合在悉尼举办一个关于教育服务业国际贸易的国际论坛，三个主办单位分别对外发出邀请。会前，在澳大利亚主办方发来的出席者名单中，我们发现中国教育部和中国台湾“教育部”的专家都名列其中。随后我接到中国常驻代表张学忠大使的电话，要求教科文组织采取措施，不能让中国台湾代表与会。

作者在自己的办公室

（2016年 摄）

第二天，我报告了教育部门代理助理总干事巴蒂娅露夫人，她要我们的高教司妥善处理此事。高教司直接办理此事的是处长斯特明卡女士，她告诉我：“是澳大利亚方面向中国台湾发出的邀请，我们事前并不知情。”我要她立即与澳方联系查明情况，同时我给澳大利亚驻法国大使馆负责教科文组织事务的官员打了电话。当时已经是周五，大使馆官员说将与堪培拉联系，了解情况，下周一告知我结果。中国方面对这件事非常重视，张学忠大使紧急约见了教科文组织外联部门的助理总干事进行交涉，要求教科文组织不能让中国台湾的代表与会，造成违背联合国和教科文组织的“一个中国”政策的情况。

周一我接到澳大利亚使馆官员电话，解释说澳大利亚教育科学培训部向亚太经合组织（APEC）所有成员发出了邀请，中国台湾是这个组织的正式成员（以“中国台北”的名义），所以也得到了邀请。使馆官员还告诉我，澳大利亚方面咨询过北京，中方表示只要中国台湾是以“中国台北”的名义参加就没有问题。我马上意识到这一定是北京负责APEC事务的官员的回答，这本来没错，但是他们大概没有意识到会议的组织者还包括教科文组织这个联合国机构。

于是我对澳大利亚官员说：“这种安排在APEC框架内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教科文组织是三个主办单位之一，在联合国的框架内无论以什么名义让中国台湾参加都不恰当了。对于教科文组织来讲，我们必须严格执行‘一个中国’的政策。”我告诉她我们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澳大利亚撤销对中国台湾的邀请，另一个是教科文组织撤出大会。当然我们希望看到的是第一种结果，希望澳方妥善处理。”这位官员答应向堪培拉转达我们的立场。

随后我联系了中国大使张学忠，请他联络国内负责APEC事务的部门，要求他们向澳大利亚方面重新表态。

斯特明卡处长非常紧张，因为总部的外联部门不分青红皂白地认为是我们高教司惹的祸，致使中国大使找上门来。我让她不要紧张，我说我知道是澳大利亚发出的邀请，错不在她。

同一天，澳大利亚使馆的另一位官员又给我打电话，说中国台湾的出席人是专家，级别也不高，能否妥协。我十分客气又坚决地解释说：“我理解澳方向所有APEC成员发出邀请以求扩大影响的好意。台湾以‘中国台北’的名义参与APEC的活动是可以的，但这个会议由教科文组织这个联合国机构共同主办，是不同的安排，所以中国政府和教科文组织都不会同意中国台湾代表与会。因此还是要请澳方撤销对中国台湾的邀请，这样就可以避免教科文组织的撤出。”他答应向堪培拉作解释。我同时告诉他，已经建议中国大使直接与北京联系，请中国教育部重新向澳大利亚教育科学与培训部表态，这样或许有助于堪培拉作出决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体大会会场

隔天一早，这位澳大利亚使馆官员又打来电话，说堪培拉已收到中国教育部的信，声称不同意中国台湾“教育部”与会，如中国台湾与会，他们将撤出。澳大利亚政府有鉴于此，计划撤销对中国台湾的邀请，正式的决定将在第二天（周五）上午在堪培拉举行的外交部与教育科学与培训部的联席会议上做出。他希望教科文组织能于当日将一份表明教科文组织正式立场的信件发到堪培拉，这将有助于澳方做出最后决定。我向他表示感谢，并承诺会在当日下午下班之前将信件传真到堪培拉。堪培拉时间比巴黎早10个小时，当日下午6时发出我们的信件正好可以赶上堪培拉第二天的会议。

斯特明卡处长起草了教科文组织教育助理总干事致澳大利亚政府教育科学与培训部部长的信稿，我对文稿做了大幅修改。信中详细说明了事情的缘由和教科文组织的立场，最后请澳方撤销对中国台湾的邀请，以保证教科文组织作为联合主办单位与会。我很注意把信件写得非常客气，澳方已经准备撤销邀请，那我们也应该赞赏他们的合作。

信改完后又送到总部外联部门会签，由于代理教育助理总干事巴蒂娅露出差在外，我经她授权代她签署了信件。在晚6点以前秘书将信传真给堪培拉。同时我还写了一封同样内容的信给总部在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教育部门负责人，向他们解释教科文组织的立场，寻求他们的理解与支持。我还打电话给澳大利亚使馆官员，告诉他信件已发出，并给他传送一份副本，同时还将一份副本传给中国大使张学忠。

第二天一早，斯特明卡处长喜气洋洋地来到我办公室，拿出两份传真。一份是澳大利亚教育科学与培训部部长的回信，澳大利亚已经告知中国台湾方面，他们的邀请已经被撤销，这样他们将不会以任何名义与会，同时他也向中国教育部通报了这一决定。我们的要求完全送达了。另一份是澳方通知中国教育部这一决定的副本。

我随后给澳大利亚使馆官员打电话，对他们的协助表示衷心的感谢。我说我们将会给教育科学与培训部部长再写一封信，对他的理解与支持表示感谢。我随后给张学忠大使打电话告知他这一结果。他说幸亏有我在内部协调，这件事能很快得到圆满解决，这回算是体会到“朝中有人”的好处了。这种事实际上做好也很不容易，要有政治敏锐性，又要有外交手段与技巧，知道症结在哪里，建议各方的努力方向。要保护自己的同事，也不能强加于人，最终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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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 |《我在国际组织的25年》

作者 | 唐虔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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