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犹太老人的上海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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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殊 历任苏皖边区教育厅编审室编审，华东野战军卫生部医学院教员，新华社第三野战军总分社记者，新华社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分社记者，新华社国际部南亚组副组长，新华社驻巴基斯坦、几内亚、加纳、马里、古巴、联邦德国分社记者，驻联邦德国大使馆参赞、大使，《红旗杂志》总编辑，外交部副部长，驻奥地利大使兼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大约1994年10月中旬，我国驻奥地利使馆的同志告诉我，我过去在维也纳的一位犹太老朋友过世了。他已八十多岁，多年卧病在床，死亡对他可能是一种解脱。我听了还是很难过，他夫妇二人曾在上海住过9年多，一再对我说他们很想再回到上海去看看，但由于经济原因，始终未能如愿，实在是太遗憾了。

△ 作者向时任奥地利总统基希施莱格呈递国书。

我是在1980年到维也纳工作时认识他的。我在呈递国书后，按照惯例，专门为使馆的老朋友举行一次冷餐招待会。有一位个儿头不高、头发花白、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客人走过来，紧紧握住我的手用上海话说：“我是上海人，叫洪赉（lài ）生，你就叫我老洪好了。”

我很高兴地用上海话同他聊起来，他抱歉地说：“我是1947年回到奥国的，上海话都忘记了。”他为我介绍他夫人：“她比我在上海住得还久，但上海话说得却不如我，她也是犹太人，我们是在上海按照中国的风俗结婚的。”

△ 1938年，犹太难民坐船到上海。

后来我才知道，他名叫亨格勒特，原来在维也纳一家银行工作，在希特勒纳粹德国侵占奥地利之前几个月逃到了上海。他父亲早几年到了上海，开一家小店卖零头布料。那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他到上海后在租界里给洋行看门，还在父亲店里帮忙，日子还混得过去。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侵华日军把所有犹太人集中起来，限制在虹口的一个地区里，不久他父亲就病故了。他夫妇二人直到1945年日本人投降后才恢复了自由。于是开始申请回奥地利的护照，终于在1947年回到了维也纳。他当时已四十多岁，战后找工作不易，生活很困难。

他常常用上海话对我说：“唔伲（我们）一家永远不会忘记上海的救命大恩。”又用德文说：“否则，我们早在德国法西斯集中营的焚尸炉里被烧掉了。”我问到他们为什么不回上海看看呢？他连忙说：“怎么不想呢，一直在想的，我父亲还安息在上海的坟墓里。”接着又为难道：“不瞒你说，我已退休，养老金很少，要到上海去，真不易呀。要积攒些钱才行，再过几年就可以了。”他虽然收入不多，但对我和使馆同志非常真诚，每年总有一两次开车来接我夫妇去郊游，而且按奥地利好客习俗，请我们吃过午饭还要吃了下午的点心才送回来。

他对上海的记忆很深，连过去住的地方都还记得很清楚。有一次，他用中文在一张纸上写下他原来在上海的地址：洪先生住房，华德路三四三弄七十五号。他同许多上海人一样，认为上海的一切都好，不论是大饼油条、生煎馒头，还是“大世界”和城隍庙。他经常感慨地说：“上海一定变得很多了，再去可能会认不得了。”

为了帮助他圆梦，我承诺跟有关旅游部门商量，为他们挑选最便宜的路线和食宿，还可少收一些钱。他总是说钱还没有攒够，只要攒得差不多一定跟我说。可是，直到我在1985年底离任，他一直没有跟我说钱已经攒够。在告别的时候，我还对他说，他们到上海旅行的事，可随时写信告诉我。可是，将近10年过去了，直到他去世也没有给我写过信。我逐渐相信，这个一直怀念上海的人，始终没有攒够到上海的费用。如果真有神灵，保佑他魂归上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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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 | 《外交官 第4辑》 

作者 | 王殊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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