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心曲 | 民进前辈和中共领导人交往的动人故事

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爱国、民主、团结、求实，坚持立会为公是民进的优良传统。这些优良传统是民进前辈在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携手前进中形成的，是民进的宝贵财富。

《团结报》整版回顾民进前辈和中共领导人交往的动人故事。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回顾民进前辈和中共领导人交往的动人故事，从中领略肝胆相照的革命情谊，汲取携手前进的奋进力量。

1950年6月，在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期间，马叙伦向毛泽东反映学生健康水准下降的情况。

马叙伦是民进主要创始人和首任主席，五四运动时期他和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同在北大任教。

马叙伦的孙子马元在回忆文章中写道：“长期共同的工作和斗争，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马叙伦更从李大钊那里对共产党人和共产党人的事业有了一些了解和认识。”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马叙伦第二次出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据马元回忆，在段祺瑞当上临时执政后，马叙伦原想离去，但在征得李大钊“教育部关系重大，我们不应放弃”的意见后决定留任，并代理部务。马叙伦在《我在六十岁以前》一文中回忆这段往事时写道：“同时有一件事情幸是我在教育部：原来内务部得到情报说共产党首领李守常（就是李大钊）在各校活动，咨请教育部查办，我把他压下了，否则李先生不必等到张作霖做大元帅就会被捕。”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在北京不幸被反动军阀逮捕，同月28日英勇就义。据马元回忆，马叙伦当时正在浙江，未能亲往吊唁，直至1931年李大钊灵柩安葬万安公墓时，才得以在他的遗像前洒泪致哀。21年后，马叙伦为李大钊作诗，表达对挚友的追思和崇敬：唯物史观论较新，李君物望冠人伦。纵教柴市成仁去，无限青年认理真。

1935年华北事变后，马叙伦拥护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倡议发起北平文化界抗日救国会。七七事变后，马叙伦回到上海，其间曾开办明德书店，掩护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电台。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坚持内战独裁、制造白色恐怖，马叙伦和王绍鏊等一批文化教育出版界和工商界爱国民主人士组织成立民进，积极投入反内战、反独裁的爱国民主运动。

1946年6月23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下关事件”，以马叙伦为团长、雷洁琼等11名代表组成的请愿团在南京下关车站遭到国民党暴徒围攻殴打，马叙伦、雷洁琼等身受重伤，周恩来闻讯立刻赶到医院看望。毛泽东、朱德从延安致电马叙伦等表示慰问并请周恩来转交，电文说：“先生等代表上海人民奔走和平，竟遭法西斯暴徒包围殴打，可见好战分子不惜自绝于人民。中共一贯坚持和平方针，誓与全国人民一致为阻止内战、争取和平奋斗。谨电慰问，并希珍摄！”周恩来在慰问大家时坚定地说：“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躺在病床上的马叙伦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说：“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我过去总劝你们少要一些兵，少要些枪支弹药，看来你们的战士不能少一个，枪不能少一支，子弹不能少一粒。”

1950年6月，马叙伦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毛泽东、周恩来亲临会议。会议期间，马叙伦看到一份反映学生健康水准有所下降的报告，非常着急，便在会议休息时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立刻指示：“健康第一”，随后又说：“营养不足宜酌增经费，学习时间宜大减，病人应有特别待遇。”6月19日，毛泽东致信马叙伦说：“此事宜速解决，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营养不足，宜酌增经费。学习和开会的时间宜大减。病人应有特殊待遇。全国一切学校都应如此。”

1951年1月11日，毛泽东再次致信马叙伦说：“关于学生健康问题，前与先生谈过，此问题深值注意，提议采取行政步骤，具体地解决此问题。中共华东局一月十一日电报一件付上请查阅。其中第三项即谈到此问题，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我以为是正确的。请与各副部长同志商酌处理为盼！”

同年8月召开的政务院第90次政务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改善各级学校学生健康状况的决定》。

1951年，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毛泽东与雷洁琼亲切交谈。

雷洁琼是民进创始人之一，曾任三届民进中央主席和两届名誉主席。在雷洁琼走过的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岁月中，她选择了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其间也留下了很多难忘的故事。

1983年，在毛泽东九十周年诞辰之际，雷洁琼满怀深情写下《一次难忘的幸福会见》一文。文中说：“在纪念毛泽东同志九十周年诞辰，缅怀他一生丰功伟绩的时候，许多往事涌上我的心头，特别使我回想起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夕，我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第一次会见毛泽东同志的幸福情景。”

在西柏坡雷洁琼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同志当时才五十几岁，容光焕发，神采奕奕，他和我们亲切握手问好。”随后毛泽东和大家共进晚餐。雷洁琼回忆说：“吃饭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邓颖超同志和我们分别坐在两张普通的方桌旁，共同进餐。毛泽东同志平易近人，谈笑风生，气氛十分轻松愉快，把我们初次见到中共领导人的那种拘谨的心情也逐渐驱散了。”

晚饭后，毛泽东和大家进行了一席长谈，直到深夜才结束。雷洁琼回忆说：“这原是一间普通农民的住房，家具简单朴素，办公桌和桌椅都是木制的。桌上有笔筒、毛笔和方形铜墨盒，墙壁上挂着一张中国地图，屋里有电灯，也有备用的煤油灯。我们围绕着书桌坐下，亲切地交谈着。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和任弼时同志也参加了我们的谈话。”

对于谈话的内容雷洁琼记忆犹新。她回忆说：“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是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正在玩弄反革命的两手：一手是继续组织残余的军事力量在长江以南负隅顽抗；另一手是策动中间力量在革命阵营内部组成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他以蛇和农夫的寓言做比喻，告诉我们决不能怜悯恶人，要求民主党派必须选择自己应走哪条道路。毛泽东同志透彻地说明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道理，指出革命胜利后就要召开新政协，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希望民主党派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同中国共产党采取一致步调，真诚合作，不要半途拆伙，更不要建立‘反对派’和‘走中间路线’。”

毛泽东形象生动的讲话给雷洁琼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学识渊博、高瞻远瞩则让雷洁琼钦佩不已，用雷洁琼自己的话说，“给了我很深刻的教育，增强了我对革命必将迅速在全国获得最后胜利的信心，也更坚定我继续参加爱国民主运动的决心。”

此后直到去世，雷洁琼一直在践行自己回忆往事时发下的誓言：“当前，全国人民正在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而努力奋斗，爱国统一战线和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大统一正在加强和发展。我决心以有生之年在党的领导下，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同全国人民一道，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微薄力量。”

1958年6月30日，毛泽东接见胡达法师率领的柬埔寨佛教代表团，赵朴初参加会见。

民进中央原名誉主席赵朴初是民进创始人之一，曾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1936年后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曾任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常委，负责收容工作，动员、组织青壮年参加新四军。

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后，与世界佛教界的交流日渐增多，赵朴初经常陪同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外国友人。赵朴初在《佛教常识答问》一书的序言中曾提及这样一个故事：“一九五七年我陪一位柬埔寨僧人见毛主席，客人未到之前，我先到了，毛主席便和我漫谈。他问：‘佛教有这么一个公式——赵朴初，即非赵朴初，是名赵朴初，有没有这个公式呀？’我说：‘有。’主席再问：‘为什么？先肯定，后否定？’我说：‘不是先肯定，后否定，而是同时肯定，同时否定。’谈到这里，客人到了，没有能谈下去。”

除了在哲学思想上的交流，在诗歌创作上赵朴初和毛泽东也有过一段佳话。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赵朴初针对国际时事，先后写了《哭西尼》《哭东尼》《哭自己》，以极其犀利的语言、辛辣的幽默和入木三分的讽刺，深刻揭露当时反华小丑的面目。这三首曲子传到了毛主席的手上，毛主席十分欣赏，亲自写了“某公三哭”四个大字作为总标题，让报纸发表，让电台广播。一下子，《某公三哭》震动了文坛，轰动了全国。

许多人就是因为知道《某公三哭》，而记住了赵朴初的名字。周恩来知道赵朴初在诗词创作方面的造诣后，更是亲自做介绍人，推荐他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

说到赵朴初和周恩来的交往，还有一件小事不能不提。1949年秋，赵朴初作为佛教界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有一天周恩来请与会代表吃饭，赵朴初向来吃素，接到会议通知后就做好了吃“肉边菜”的心理准备。

令他没想到的是，当他来到宴会厅门口，在签到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时，一旁的工作人员马上请他到素席就座。原来周恩来知道赵朴初吃素，特意交代安排了素席。看似一件小事，却体现了周恩来无微不至的关心，这也让赵朴初深为感动、念念不忘。

1962年3月，周恩来和冰心在飞机上亲切交谈。

民进中央原名誉主席冰心，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邓颖超曾对冰心说：“总理年轻时就喜欢你的《寄小读者》。我是20年代在北京当小学教师时读的。”

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之际，冰心“笔与泪俱”地写下了悼念文章《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周总理》，回忆了自己与周恩来交往的几段往事：“我的排山倒海而来的关于周总理的回忆，即使千管齐下，也写不尽我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总理为党、为国、为人民所做出的一切巨大的贡献。我还是勒住我这支野马似的奔腾的笔，只写出我感受最深的几段吧！”

冰心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是在1941年春的重庆文艺抗敌协会欢迎会上。当时周恩来一进会场就吸引住了包括冰心在内的全场文艺工作者的目光。冰心动情地写道：“就像一道阳光射进阴暗的屋子里那样，里面的气氛顿然不同了，人们顿然地欢喜活跃起来了！总理和我们几个人热情地握过手，讲了一些欢迎的话。这些话我已记不清了，因为这位磁石般的人物，一下子就把我的注意力吸引住了！……他是一股热流，一团火焰，给每个人以无限的光明和希望！这在当时雾都重庆的悲观、颓废、窒息的生活气氛之中，就像是一年难见几次的灿烂的阳光！”

1951年，冰心和丈夫吴文藻举家回国，住进了周恩来交代有关部门在东单洋溢胡同购买的一处四合院。次年的一个初夏夜晚，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冰心夫妇。汽车停在总理办公室门口，周恩来从门内迎了出来，紧紧握住他们的手，笑着说：“你们回来了！你们好呵？”冰心十分激动，在回忆文章中她说：“我们就像海上沉舟，遇救归来的孩子，听到亲人爱抚的话语那样，悲喜交集得说不出话来。”冰心夫妇和周恩来一席长谈，直到午夜。

冰心和周恩来最后一次较长的谈话，是在1972年秋一次参加招待外宾的宴会时。大厅墙上挂着一幅延安风景画，周恩来问冰心：“去过延安没有？”冰心回答说：“还没有呢，我真想在我还能走动的时候，去拜谒一次。”当时冰心72岁，周恩来74岁。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对冰心说：“冰心同志，你我年纪都不小了，对党对人民就只能是‘鞠躬尽瘁’这四个字呵！”

1980年4月，冰心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赴日本访问，其间来到位于京都岚山的龟山公园，参谒周恩来诗碑。冰心按周恩来1917年创作的七言绝句《大江歌罢掉头东》的原韵，挥毫写下：高歌直下大江东，力挽狂澜济世穷。仰首默吟低首拜，岚山一石一英雄。

来源：团结报团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