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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优良作风 | 叶圣陶的职业品性

民进网 2023-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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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前辈叶圣陶是我国著名作家、教育家、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他晚年曾说:“如果有人问起我的职业,我就告诉他:第一是编辑,第二是教员。”敬业、天分、趣味集于一体,而且达到极致,铸就了叶圣陶职业品性的基础。

叶圣陶(1894—1988),原名叶绍钧,字秉臣、圣陶,江苏苏州人,有“优秀的语言艺术家”之称。上世纪20年代,他曾撰文评价,从事“编辑”职务者应是“富有经验的教育家和精通各种科学的学者”,也是“追踪时代探测学海的引导者”,更是“永远奔驰于进取的道路”的“先驱者”。图为叶圣陶伏案写作。 




“第一是编辑,第二是教员”

叶圣陶的职业生涯,始于一段历史的开端。1912年元旦,叶圣陶在日记中写道:“今日为吾国改用阳历之第一日……”不久,他从苏州草桥中学毕业,到一个叫言子庙的乡镇当初小老师。此后十几年间,叶圣陶辗转各地,在多所小、中、大学任教,直到1928年入职商务印书馆,才正式转行编辑。

教师是叶圣陶的第一个职业,但不是他自认的第一职业。叶圣陶晚年曾说:“如果有人问起我的职业,我就告诉他:第一是编辑,第二是教员。”

编辑不是一个耀眼的职业。在很多人看来,编辑不过是给作者的稿子挑挑毛病,提点修改意见。编辑头上的某些职业标签,如“为人作嫁”“眼高手低”等,也不具有光环效应。甚至不乏有识之士,提倡编辑多写文章,来弥补职业的短板,方不至埋没自己。但是,叶圣陶不这样看。他认为,文字本身不可能孤立地存在,文字、语言、思想是一脉相连的,自然也是不可分割的。

1949年春,叶圣陶作为民主人士从香港北上,是拟议中参与新中国教科书编纂的主要人选,他为此拟订的中学课程标准,有这样的说明:“一个词儿用得合适不合适,一个虚字该补上还是该删掉,都是内容问题,不是‘文字问题’。表达内容既然以语言为工具,惟有语言运用的得当,才能表达的得当。”

他后来又一再申明:“思想拿不出来,而语言为拿得出来之思想。”“脱离语言文字,又何从判其思想之正确明白乎。”“语言是思想的定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对文字和语言的推敲,能决定思想的含金量。

叶圣陶并非喜欢标新立异的人,他的一己之论,也未必能颠覆既有的社会认知,让编辑从此成为一个闪光的职业。但是,这番感言深有见地,洞悉了基础性文字工作的创造性,至今仍可见其针对性。

在叶圣陶发表这些看法前后,还发生过一件事。教育部打算调在清华任教的吕叔湘到人教社编书。叶圣陶劝吕叔湘“最好脱离清华”,理由是:“任教于清华,受益者不过学生数十辈,来我社编书,受其益者为无量数之中小学教师及学生。”

这段话与上述立论互为呼应,可以说明叶圣陶的职业立场。叶圣陶待人谦和,言及职业则态度鲜明,甚至有时不惜语含锋芒。他的同事张中行曾转述他说的一句话:“你写成文章,给人家看,人家给你删去一两个字,意思没变,就证明你不行。”



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语文顾问

民间有一种说法,新中国成立后,凡以国家名义颁布的重大法律、规章、公报等,都由叶圣陶和吕叔湘把最后的文字关。可见当时虽名家辈出,能过文字语言关者则不多。这个说法在叶圣陶日记中得到某些印证。

1950年9月9日,叶圣陶记:“政府委员会派人来,谓国徽早由全国委员会通过,即将公布;于其制法,起数稿而未安,托余另造数句说明之。”1954年成立的宪法起草委员会,聘任叶圣陶和吕叔湘为语文顾问。5月25日,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夜访叶宅,叶圣陶记:“田家英来,言宪草之修整须仗叔湘与余。”日记还附带一笔对田家英的印象:“此君才三十有余,从毛主席十余年,头脑清澈,见理甚明,谦谦其得,大可钦。” 



“语感较灵敏,一看即感知毛病所在”

新中国成立后,叶圣陶被任命为出版总署副署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总编辑,身份趋向管理者。这个任命虽顺理成章,却有违本人意愿。叶圣陶为此在1952年2月致信胡乔木,表达这样的意思:“余为出版总署副署长实同尸位,主教育出版社亦不胜负荷,若得于出版社中任一文字编辑,则尚可任。请渠为余设法,俾如其愿。”

两年后,叶圣陶再写信给胡乔木和胡绳,“希望他们同情与支持,俾余得解除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与总编辑之名义”。

叶圣陶的本意,是当一个纯粹的编辑。因为编辑对他来说,不仅是一个职业,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说生活的一部分。

那段时间,叶圣陶在履职各类政务的同时,一直坚持常态化地看稿改稿。偶有空余,他会在日记中写一句“今日无稿可改”。有人劝他业余时间多休息,少看稿,他答:“看稿改稿已成习惯,休息无所事事,亦甚无聊也。”这个习惯的形成,自然离不开叶圣陶认真敬业的品性,但似乎不止于此,例如他曾有一种自我判断:“就语文而言,起草者颇不注意于精密,往往说出即算数,不顾其达意与否。余与叔湘语感较灵敏,一看即感知毛病所在。”

又例如,1952年3月1日,叶圣陶收到精装本《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他在日记中写道:“中有《矛盾论》一篇,为《实践论》以后之哲学论文,二论实相辅,容细细玩味之。”这样的阅读感觉,在当年的“毛选”读者中,应该是极少见的。



文字的“名医”

从某种意义上说,编辑与作者,近于医患关系。叶圣陶的“医术”和“医品”,作者自有感悟。

宋云彬和叶圣陶当年同船北上,到北平后,宋云彬写成《读<闻一多全集>》,即“交圣陶”。宋云彬当天日记记:“圣陶详读一过,谓文句有小疵,如‘有着特别的意义’,多一‘着’了。并谓近人犯此病者甚多。”

虽一字之疵,但叶圣陶的指谬,在宋云彬看来,并非一个字的事,否则他也不至如此郑重其事地写在日记里。现在看来,如此“小疵”,也不是一个时期的问题,或者说,今人犯此病者仍甚多。

叶圣陶的改稿记录,我们无缘得见庐山真面目。但他在日记、书信中的相关自述,对后来的编辑,仍堪当范例,不失标本的价值。

1952年3月,叶圣陶读改方宗熙编写的中学读本《达尔文主义基础》。3月2日,叶圣陶日记记:“此稿本将付排,有同人谓总须看一遍,乃决意以数日之力毕之。至于五点四十分,仅得二十余页。方君之稿系以苏联教本为蓝本,斟酌我国情况而加以增删,内容颇不恶,然文字方面实多疵病。”3月5日,叶圣陶记:“七八万字,四天而毕,亦云不慢。看稿较用心思,夜眠即不得酣,由此可知体力之衰。”

方宗熙是留英归国的科学家,他向叶圣陶表示,对所有修改深感满意。

叶圣陶又在日记中写道:“余为之欣慰,心力不虚掷,自是可喜。”

可见,叶圣陶的看稿改稿,是不能以“饭碗”两字来推量的。换言之,经叶圣陶过目的稿子,无论长短,对作者来说,都是一种病人遇见名医的幸运。



为作家把关

二十年后,叶圣陶已年近八旬,精力体力都大不如前,职业状态却一如从前。

1972年2月,叶圣陶收到作家浩然的新作《金光大道》清样后,写信给在河南五七干校的长子叶至善:“我准备用二十天时间看完浩然的《金光大道》,全册六百二十九页,每天看三十多页,不算多。小问题的确有,他叫我尽量从严,我就见到就批。”

叶圣陶本身就是作家,早年主编《小说月报》,曾在来稿中发现巴金、丁玲等人的处女作。

巴金在1958年致信叶圣陶:“三十年前我那本拙劣的小说意外到了您的手里,您过分宽容地看待它,使我能够走上文学的道路。”

看《金光大道》稿,也算重拾老本行。改完清样,叶圣陶又写信给叶至善:“我看浩然的书看了十六天,昨天下午看完,稍感疲累。今天上午,浩然与一个责任编辑同来,九点谈到十一点半。我把想到的细小问题都跟他说了,书上也批得很多,大部分的页面都不甚干净。他要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改,因为要删要增,人物还要调整,情节还要变动,很局促了。”

《金光大道》出版后,读者无数,但谁能想到,这本小说的清样,几乎每一页都留有叶圣陶的修改笔迹。



家书谈“读鲁”
叶圣陶强调语言文字的精准、恰当、生动,是一种职业境界,和死抠文字是两回事,他的眼界也不限于对文字的修订。

上世纪70年代,叶至善所在的干校给每人发了一本《鲁迅杂文书信选》,叶至善写信向父亲求教:“中间有几篇实在不好懂……注虽然比以前的好些,还不能解决问题。”叶圣陶回复:“鲁翁之文,要当时与他非常接近的人才明白。许广平死了,许季茀(许寿裳)也早死了……到将来,鲁翁之文是肯定要流传的,但是谁都不甚了了,只能随便猜。”

鲁迅寓居上海后,一度与叶圣陶是景云里的邻居,时相过从。到了上世纪70年代,鲁迅作品皆非原稿,不涉及文字处理,叶圣陶手头也未必有这本书,叶至善等于给父亲出了一个“盲审”的题目,而叶圣陶对“读鲁”的判断和估计,虽不过几句话,实为一篇带有方向性的审稿意见。

有意思的是,曹聚仁写过《鲁迅与我》《我与鲁迅》等回忆文章,当中提到一个细节,与叶圣陶不无暗合:鲁迅有一次到曹家,“他看见我书架上的一角,堆积了他的种种作品以及一大堆资料片,知道我准备替他写传记。我笑着对他说:‘我是不够格的,因为我不姓许。’他听了我的话,也笑了,说:‘就凭这句话,你是懂得我的了!’”鲁迅若天堂有知,对叶圣陶的这段话,大概也会引为知己之言的。

职业品性不等于人品,但不能说与人品无关。遍观以叶圣陶为主题的文章,不论回忆还是评论,“人品”几乎都是绕不过去的话题,而言职业品性,更不能脱开人品。

关于叶圣陶的为人,他的两位友人的点评极具代表性。诗人臧克家说:“温、良、恭、俭、让这五个大字是做人的一种美德,我觉得叶老先生身上兼而有之。”

学者张中行说:“《左传》说不朽有三种,居第一位的是立德。在这方面,就我熟悉的一些前辈说,叶老总当排在最前列。”

他们的结论,叶圣陶自然当之无愧。由此及彼,也可见叶圣陶职业品性的由来。



END

来源:《中国新闻》报,作者刘仰东系中国政协文史馆原研究员,著有《去趟民国》《向北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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