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黄楼

2

黄河虽然在曹村决口，但是徐州附近的汴河泗水一直处于秋旱之中，徐州人开始抱怨老天爷不下雨，民间又在酝酿祈雨活动。谁知八月下旬，忽然暴雨多日，河水猛涨，黄河决堤之水与河水汇集一道，势不可挡，自水泊梁山向南席卷而来。徐州城南两山环绕，大水无处宣泄，全部汇聚于城下。从月九日水过城下，至二十一日，徐州城外水位高达两丈八尺，超过城中平地一丈有余。

苏轼登上城墙视察水文，城外已经一片汪洋，尤其是外城东南角，洪水与城墙顶端仅有三尺之差，大水随时可能漫过长堤，将全城夷为平地。

苏轼立即调集五千民夫，亲自在城头坐镇指挥，日夜加固城墙。正在这时，城中有钱的大户开始收拾细软，安排舟楫，准备出城逃难。苏轼知道，在这种危难时刻，如果人心大乱，那可要比洪水袭城还要危险。如果任由富人出城，城中留下的穷人定会恐慌，那时候必定发生骚乱，外有洪水，内有盗贼，徐州会变成一片废墟。苏轼站在城头，面对吵嚷出城的百姓，大声疾呼：“有本官在此，洪水绝不能败城！”令士卒将百姓劝回家中。百姓见知州大人如此决绝，遂同仇敌忾，成年男丁全部出动，严防死守，誓与徐州共存亡。

禁军指挥官为苏轼所感：“大人如此为百姓辛劳，我等自当效命！”毅然带领属下官兵奔赴抗洪一线。苏轼开仓放粮，供给处于抗洪一线的士兵和群众，周济因洪水而缺粮的困难户；派医疗队及时救治伤者和病人；组织兵卒日夜在城中巡逻，维持社会治安；派出船只搜救城外困于洪水中的百姓，但见船只几乎在城头行走，令人惊恐万状。苏轼连续多个夜晚宿于城墙之上，身披蓑衣，手拄竹杖，靠前指挥，几次白日过家门而不入。经过日夜苦战，终于修造了一条长三千米、高一丈、宽二丈的堤防。十月五日，水渐退，十月十三日，黄河复归故道，徐州城终于转危为安。

京东路安抚使等奏报朝廷苏轼防洪之功。水至而民不恐，水大至而民不溃，水退而民益亲，苏轼这时候充分展现了他的为政才能。在此之前，他或者是州府副手，或者身处偏远之地，无从施展拳脚，现在作为显要州府的最高长官，他可以大展身手。此时他来不及想着什么庆功的事，而是立即组织僚属勘测规划，防备明年洪水再次来袭。

苏轼不得已修改方案，改石岸为木岸，以降低工程造价。同时专门致书刘攽——他的侄子在中书省任职，希望刘攽帮忙走个后门，请他侄子代为斡旋，促使朝廷批准这个计划。元丰元年（1078）春季，朝廷终于核准拨付专款二万四千贯，用工七千余人，修筑防洪大堤。神宗皇帝还专门下诏，表彰苏轼及徐州官员的抗洪之功。

除了修筑堤岸以外，苏轼心中另有计划，他要给徐州留下一座规模宏大的建筑，使之成为徐州最显赫的景观。在徐州城东门城墙上，建起一座百尺高的楼宇，按照金木水火土五行之说，土能克水，故取名黄楼。与黄楼相比，超然台只能算是一座土堆，黄楼却是雕梁画栋，蔚为壮观。在与友人的信中，他谦虚地称自己并不善水利土工，形势所迫，赶鸭子上架，实际上苏轼最喜营造，他是一个建筑师，既乐于为之，更善于为之。

防洪工程完工以后，黄楼也于元丰元年九月九日落成，苏轼举行了盛大的落成典礼。徐州城万人空巷，人们欢庆战胜了百年罕见的水灾，企望黄楼永远屹立于城东，镇压洪水，永绝后患。这一天是重阳节，苏轼邀请八方名士耆宿登楼赏景，好友王巩此时终于赶来，出席黄楼落成仪式。在此之前，苏轼专门请苏辙作《黄楼赋》以记载盛事，自己亲自动笔，工楷录于白绢之上，请高手匠人摹刻上石。苏辙还为碑刻拟一题头，为“山川开合”四字，亦请苏轼题写。徐州有一个营妓叫马盼盼，非常喜欢苏字，也善仿苏体。有记载说这姑娘以苏体写了这四个字，呈给苏轼看，本来是想博众人一乐，哪知苏轼见之哈哈大笑，自己不再另题，而是提笔略为润色，刻之上石。

一千年来，黄楼成了徐州的骄傲。苏轼所书《黄楼赋》刻石，竟然也有传奇。在苏轼晚年遭到贬谪流放时，他的所有碑刻匾额都为朝廷严令毁坏。当时的徐州知州也得执行这道命令，他教人将石碑直接扔到了城下护城河中，将黄楼更名为观风楼——这个名字取得如此有趣，今天我们可以猜想这位知州分明是在观风，所以并没有把事情做绝、把刻石砸碎。过了十多年，人们已经不再把这个禁令当回事。那时候苏轼已死，他的书法已经奇货可居，动手早的秘不示人，动手晚的重金求购。这时候的徐州知州叫苗仲先，他派人将《黄楼赋》刻石捞出，摹拓几千本，然后恍然大悟地说：“禁令尚未取消，看我这记性，这个碑不能留着。”令人将此碑彻底砸碎。

据说古人拓碑有个不太好的习惯，就是自己拓完之后，在原碑不起眼的地方或是某字笔画中敲掉一小块，这样自己的拓本就好于此后的拓本，有点小私心，也不算太过分。其实不必人为破坏，时间会模糊任何历史、任何文字，刻在石头上也是一样，后世的拓本肯定不如早先的拓本。这个黄知州肯定发了一笔横财，他为了一己之私，竟然将原石彻底销毁，这就叫坏人。他摹拓的几千本《黄楼赋》，没有一纸流传到今天，给黄楼留下了莫大的遗憾。

抗洪和修堤用去了一年多时间，两年任期将至，苏轼要用余下的时间给徐州百姓做点好事。他在视察监狱时发现，狱中囚犯因病致死者甚多。宋代有律法，官吏鞭打囚犯致死者，从知州到直接责任者都要受到处罚，但是对囚犯在狱中病死并无规定。治平四年，宋英宗曾下手诏，诏令凡是囚犯病死，要追究州县长官的责任。这一诏令实在缺乏可操作性，自由人都会病死，何况囚犯，而且这种事无关政绩，因此各地并未执行。苏轼经过调查，请求朝廷重视监狱囚犯的医疗保健问题，建议为各地监狱配备医疗队伍，列支部分免役钱作为医疗开支，搞好囚犯的医疗保健；同时根据各地监狱病死人数分为四等进行考核，对超出量化要求的给予处罚，直至治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