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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1年10月26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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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 永不消逝的电波
在手机风行的时代，收音机已进入淘汰系列，但我还是偏爱收音机，因为我是听着它长大的。
1950年代出生的人孩童时期没什么玩的。报纸只有单位才有，没有电视。听广播就是唯一的与媒体的接触了。我家有一台南京产的红星牌收音机。到了傍晚，我在外边不论玩的多欢，也要跑回家去听中央广播电台的小喇叭节目。孙敬修老师的讲故事是我的最爱。
文革中下乡到兵团，开始时没有收音机。后来我跟家里说，很想要一个收音机。家里很快就托人给我捎来一个日本进口的五波段收音机。那台收音机还颇有些来历。
当年中苏边境发生了战争。合江军分区辖边境几个县，买了几部进口收音机用于监听苏方。我一个战友的爸爸是革委会主任，兼军分区政委。他从军区买了两台，一台转给了我家。因为我和他儿子是同学，又一起下乡到兵团。
那机子可不便宜。160元人民币。那时我爸一个月的工资才136元！为了孩子，都舍得花钱了。那台收音机当时是连里最好的收音机，因为它的短波灵敏度很高，可以收到中央广播电台。
每到晚上八点钟，通铺上的所有人必须停下自己的活动，靠在被子上天天听，听北京的广播。我到时就打开收音机，有干扰时，还得调台。我觉得我是一个重要人物。我当时15岁，谁都不把我当回事，八点以后 我就是DJ。到山上打石头，我也带着它去。白天出去干活，收音机就扔在帐篷里，没有人偷。后来返城时，我又把它带了回来。
回城以后 ，还保留着听收音机的习惯。短波开了以后，有时会收到基督教的良友，美国的自由之声，苏联的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广播。觉得挺新鲜。后来听说有一条“偷听敌台罪”，我爸还是干部，就只能偷偷的听了。做贼心虚，看电影看到警察局的车上有仪器扫描，以为公安局的车能扫到我，就不太敢听了。
文革结束后，我作为第一批考上大学的本科生，带着那台收音机走进未名湖畔。美国知音开设了特别英语节目，就是给初学英语的人用简单明了的英语讲历史，政治，风土人情。我和我的同学一起听。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是政治上很宽松的时期，没人抓你偷听敌台。我们听的special English 也越来越勤。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收听，对改善我们的英语听力和口语起了很大的作用，功不可没。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我被派驻到香港工作。
刚去时听不懂广东话，就买了台菲利普的世界频道收音机，可以听BBC英语广播，还可以听深圳的普通话广播。有了它，我就不再寂寞和孤独了，常常边听边睡，电池很快就没电了。
在我离开香港的前一年，发现了深圳台的一个节目，“夜空不寂寞”。节目主持人胡小梅是江西来的打工妹。她只身闯深圳的经历是最初来深圳淘金者的缩影。她主持的节目赢得了一大批打工仔的喝采。
背井离乡，身无分文，空手打拼，渴望成功，是那个时代深圳人的写照。成功者是少数，但他们是榜样，于是前赴后继，上来更多的打工仔。他们的生活是简单，枯燥，辛苦的。到了晚上，他们没钱去灯红酒绿的夜总会，在没有空调的工棚里拍打蚊子。性饥渴也是一个问题。于是听小梅的节目，倾诉自己的心声就是一种享受。
我的境遇比他们好很多，但也不过是一个高级打工仔。他们的烦恼，痛苦，我也有，所以，我也爱听那个节目。应当说，在我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时，那个节目，那个收音机给了我最大的支持，让我度过了在香港的最后岁月。
到北欧后，依然要听广播。买了个索尼世界频道的收音机，还是听BBC的新闻。想听中央广播电台的就很困难了，信号太弱。渐渐的当地语言也会了，就不再听BBC了，只听当地电台的节目。
有意思的是他们也有夜半广播的节目，和深圳不一样，它的夜半播音五花八门，啥都有。我儿子还去那个国家电台去参与了一个美食节目。
去年圣诞节前，当地电台有一个关于中国的节目，其中有中华美食的内容。我们经营的餐馆在首都小有名气，我和太太被请去做节目。我们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走进直播间，向听众介绍中国的饺子。那节目后来在半夜一点播出。我以为没人听。结果过了几天客人们说听到我们的声音了。这以后饺子也卖了好多。
一生喜欢听广播，那电波包含着知识，也是我人生的老师。它可以让孤独寂寞的你，融进温暖的海洋。它可以让远在天涯的你，在电波中梦回故乡........
电波，永不消逝的电波，伴我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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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丨王红伟：梦里故乡，一世的爱，永不消逝的电波
作者简介
王红伟，1968年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后返城当工人，1977年考入北大经济系，1982年分配到黑龙江省计委，1987年参与组建黑龙江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1988年外派到香港，1994年移民瑞典，任瑞典华人工商联合总会常务副会长。现已退休。
作者：王红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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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子夜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