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夜开始退去了，

东方闪耀着黎明的曙光；

坚冰开始消融了，

这是早春的开始。

我生命中新的一页就这样开始了。

一个新的时代就这样开始了。

我们下乡插队满两年的时候，约是1970年底，政策改变了，传来了工厂招工的消息，我被招工进了工厂，我所在的村庄，约有一半的知青同时进了不同的工厂。我们就像是一群被放生的小鸟，急急忙忙地朝四面八方飞去，心中又是欢喜又是悲伤惆怅。欢喜是因为回城了，悲伤惆怅是因为要和一些好同学好朋友分开了。插队下乡只有不长的两年时间，但这段人生似乎特别漫长，对人触动特别大，内容特别丰富，故事特别多。

在学校和在农村的岁月，我和一些同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友谊后来跨越了人生的各个阶段都依然未变。人在稚气未脱的时候，和好友别离特别令人伤感。一个细雨霏霏的上午，一个知青同学挑着我的行李送我到金鸡火车站。他也是当年班上的“革命领导核心”之一。我是回城进工厂，他仍留在农村插队。

我们回城后，留下来的同学日子就会更难过了，而这个同学后来在农村并非再呆两三年，而是整整呆了八年才考上学校返城，他后来踏上仕途，做了相当大的官。而在那个荒凉寂寞的小火车站上挥手告别时，我孤独地在车厢里，他孤独地在站台上，我们都不知各自的前途在何方。

我所去的工厂当年似乎是主要为了安排一批城市无业青年（文革前高考考不上大学的青年很多只能在社会上闲散，常被人俗称散仔）就业仓促上马的，设施和技术力量都比较差，产品质量不怎么过关，原材料和市场似乎也缺乏策划，始终困难重重。一种生产有机玻璃的重要原材料，氰化钠，据说就是因为苏修（苏联）对我们的封锁缺乏了，于是我们工厂决定自力更生地把氰化钠生产出来，而之所以要招收我们一批新工人，就是为了要建立一个生产氰化钠的新车间。

在我们车间的墙壁上，悬挂着一幅斗大的字写成的大标语：早日生产出氰化钠，气死帝修反！我们满怀政治热情迅速投入了生产劳动。氰化钠是剧毒的化工品，生产它的原材料氢氧化钠、金属钠也是高腐蚀性，易燃易爆的危险品，我们的生产车间是个高温高危不断散发出各种有害气体的地方，我们以无畏（兼无知）的姿态面对这一切。

我们曾经为了抢时间，在毫无防护服的情况下徒手将炽热融化的氢氧化钠舀进电解槽，我们曾多次不计报酬地加班加点，我们曾几次在工厂失火的情况下，在熊熊烈火之中冒着生命危险将一桶桶金属钠抢救出来（1959年代的人们一定会记得，报纸上宣传的英雄向秀丽就是为了保护金属钠而牺牲），我们每个工人手上腿上都是伤痕累累，没有例外。但是在我在这个工厂的七年多时间里，我们车间始终没有生产出合格的氰化钠，我们工厂断断续续地靠从苏联进口的氰化钠生产，始终没有摆脱困局。

但我们工厂工人生活的其他方面，和其他工厂没有多大差别，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工厂经营好坏差别是不大的。我一到工厂，刚报了个名字，会计就发给我厚厚一饭菜票，我问，要交钱吗？会计摇摇头说，先吃吧，发工资时自会扣除，然后让我们去领工作服，衣服、裤子、皮鞋、帽子、眼镜、口罩，应有尽有，然后是一本公费医疗本。这和农村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心里涌上了一股幸福的暖流，不断地反复念叨：找到组织了！找到组织了！

日后做社会分析时，我就认为，改革开放前的城市工人阶级，实是当时中国特色的中产阶级，政治上的领导地位虽是虚幻，但经济生活享有各种保障，确实处于优越地位，位居其上的是领导阶层，距离远，大众通常没有与之攀比的欲望。居于这个金字塔底层的是数量庞大的农民阶级，人民公社社员。

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低效性，维持城市中产阶级的供给始终是一个难以完成的困难的任务，因此这个体制必然会有一个强烈持久的动机：减少城市人口，增加农村人口。不唯中国如此，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无不如此。因此知青的上山下乡，除了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体制内在的强大动力。

后来中国改革开放，农民获得了一定的财产权和生产自主权的自由空间后，表现出如此强烈的改革热情，爆发出如此强烈的要改变自己命运的和自主创造财富的积极牲。而城市工人阶级在中国改革中的消极性，落后性，也要从他原来的中产阶级地位的丧失来获得解释。

在南宁市人民公园白龙湖的北岸，在树木的浓阴遮蔽中，有一幢白色的建于民国时期的小楼，这就是当年的广西区第二图书馆，是当年广西为数不多的向公众开放的图书馆之一。在我回城到工厂后，这是我星期日最常来的地方，是我的伊甸乐园，我的精神圣殿。我来这里借书还书，在它安静的阅览室阅读书报，累了便到它附近的小松树林里散步。我的很多个星期天都是在这里度过的。之所以如此，除了我读书的爱好，还有一个重大的原因：离开了工厂，除了这里，我其实也没有什么地方可去。

我父亲再次结婚，我便有了第二个妈妈，我和这个妈妈相处得不好。如果有谁读过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小说里描写简.爱的内心感受，就是我童年少年时代在家里的内心感受。我脾气倔，认死理。开始的时候，父亲为了解决争端，也开过很多次家庭会议，我开始也对父亲寄予很大希望，希望他能主持公道，但我失望了，我觉得父亲根本看不清事实，或者不想看清事实，一味训斥我们，想压服我们，后来这种会议也不开了，父亲解决问题或者减少问题的方针变成了希望我们少回家，甚至是不回家（后来是明白说出来了）。

这个家，从我童年起，就给我心灵带来了深深的伤痕。党的“三中全会”召开后，父亲成为了广西的老干部中改革开放的激进派，他坚决地支持和执行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路线和政策，我和他之间的共同语言才多了起来。后来他对我的关心也增多了，我对父亲的了解也加深了，父子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改善。

日后和我接触的人称赞我身上没有高干子弟的骄傲骄奢之气，他哪知道我早年受过的苦楚呢！南朝有个少年皇帝曾凄楚地发誓：“生生世世勿再生入帝王家。”我亦曾多么羡慕那些家庭温暖的普通人家的孩子啊！在家里唯一让我感到温暖的是，第二个妈妈后来给我带来的两个弟弟，我们之间的感情一直很好。

我在图书馆里如饥似渴地读书，但图书馆里的书却少得可怜，几乎找不到什么可以认真读一读的书。我记得当我在一堆发黄的卡片丛中发现《莫里哀戏剧集》、贺拉斯的《诗艺》、果戈里的《死魂灵》这样几本书时，是如何的欣喜若狂，这似乎是“破四旧”、“清除封资修大毒草”运动中不小心的漏网之鱼，我胆颤心惊地把索书条递给管理员，担心她会发现这是不应该借出的大毒草扣留下来，幸而管理员面无表情地把书拿来给我了。一直到1974年后，图书馆的书才多了一点。

在历史书方面，能读到的就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周一良的《世界通史》。在文学方面，我最喜欢的作家有鲁迅、屠格涅夫、普希金、赫尔岑、莱蒙托夫、契柯夫、马克.吐温、高尔基、巴尔扎克、狄更斯、凡尔纳、史蒂文森等等。我也很喜欢读中国的古典文学，唐诗宋词。自然科学和哲学方面有海克尔的《宇宙之谜》、赫叙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我还找来初中和高中的数学、物理、化学课本，将它们自修完毕。

书籍的来源，除了来自图书馆，朋友间的借阅也是一大途径。一次朋友借给我一本塞万提斯的《唐·吉柯德》，由于时间所限，我一夜未睡，读了个通宵将它读完。读《一千零一夜》也是如此。一次传来一本武侠小说，书名似乎是《棉花剑》，这是一本艺术性很一般的小说，几页过去还没打完一个招式。我从未读过武侠小说，觉得很新鲜，非常的入迷，也是读了个通宵。

还有一本手抄本文学，是一位不认识的其他工厂的工人他自己翻译的美国小说《混血姑娘》，这个人很有才艺，整本书的抄写书法整齐秀丽，他自己画插图、封面，自己装订，这是我唯一看到的一本地下手抄本文学，水平很高。当时在民间流传的诸如《梅花党》《绿色尸体》《太平房的笑声》之类的口头文学，其实文艺水准很粗糙低下，只是由于社会上只有八个革命样板戏，人们的文化生活实在太空虚太贫乏才得以流行。

我读的书还有一个渠道，那就是父亲的内部书籍，其中的《拿破仑传》《拿破仑时代》《第三帝国的兴亡》等我都读得很认真，它们给我很大的影响。我从《第三帝国的兴亡》中知道“纳粹”一词原来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简称，纳粹运动同样有焚书、同样有上山下乡等让我非常震惊。苏联的小说有《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么？》《州委书记》等等，它们多数都表达了一种迷惘的情绪。但我这个时期的整个读书活动的核心，仍然是学习马克思主义，我经常回到这个主题上来，认真地研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

1971年“九一三”事件爆发，林彪从副统帅、党章钦定的接班人忽然变成了反党反革命的野心家，在异国他乡摔死了，这件事对我的震撼，无异于在身边放了一个原子弹。党中央、毛主席高尚神圣的形象毁灭了。党中央神圣的革命宫殿裂开了一道巨大的裂缝，我们从中看到了这么多黑暗的可怕的丑恶的现实。

不久是美国总统尼克松来访华，美国从帝国主义的头号恶魔成为我们的盟友，然后是美国的宇航飞船实现了人类第一次的登月飞行，我们上百个工人聚集在厂里的一台又小又旧的黑白电视机跟前，屏息观看了这历史性的一幕。我们慢慢又了解到更多西方国家的情况，我意识到很可能不是西方国家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我们去解救，而是我们自己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有一段时间，在周末的时候，我和几个工友经常骑单车到乡野和周围的几个集镇去漫游，有时跑得相当远，距离五六十公里之外的昆仑关、双桥、吴圩我们都去过。当时的公路是沙石路，弯弯曲曲，坡度大，很不好走，跑这么远很不容易。但这就是当时条件下我们年轻时代的旅游了，这样的漫游开阔了我们的心胸和眼界。祖国美好的山河和人民生活普遍的贫困状况激发了我强烈的情感，我成了一个热烈的爱国主义者，我为国家的命运和现状忧愤忧虑。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的这句诗是那时我日记本扉页上最经常的题词。

我思想观念中曾经狂热相信、崇拜的东西被怀疑了，甚至被摧毁了，我脚下的大地塌陷了，我在一片精神的破碎的废墟中彷徨，在黑夜中摸索。我一生中后来也还经历过几次精神危机，经历过几次思想和精神的重建重构，但在青春时代的第一次精神危机特别的黑暗，特别地令人痛苦和迷茫。

毛主席打倒林彪后，曾经发出最高指示，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多读马列主义。我在农村时就开始研读马列主义，后来读的书渐多且杂，但自觉学习思考的中心仍是马克思主义。在工人宣讲马列主义的热潮中，工厂曾请我在全厂的大会上宣讲马列主义。

当时全社会一时形成了读马列主义经典的高潮。但事后回顾，就可以发现，发起读马克思主义经典的运动，会带来动摇神话的危险性，很多和我同时代的青年，在学习中最终都开始了自己独立的思考。

我的思想大约在1974年出现了一个飞跃或者突变。阅读马克思《法兰西内战》时，所有的人都会对马克思总结的巴黎公社的原则留下深刻印象：公社的全部官员都经由全体公民普选产生，这些官员随时都可以经由公民的表决而罢免，官员一律领取不超过熟练工人水平的工资。而且马克思明确指出：巴黎公社的原则也就是未来无产阶级国家的原则。

人们也可以轻易地看出，中国的现实和巴黎公社的原则有极大的反差。联系到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原理之一：适合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会破坏或者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我当时没有去怀疑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有可能是一种低效率的经济制度，相反，我相信这是最优良最先进的经济制度，但是个人的专制政治制度导致了人民群众积极性被遏制，个人决策的政策错误无法通过民主政治的程序和功能得到改正，人民中间的优秀分子很难走上领导岗位，如果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人民群众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积极性就可以极大地焕发出来，一切就可以改观了。

我头脑中电光石火般迸出一句口号，我用这样的思想和观点去观察和解释现实，一切似乎可以迎刃而解，而且指出了一个鼓舞人心的，建立真正美好理想社会的方向。

后来我仔细选择了两个能够独立思考，人品诚笃可靠的工人，我们成立一个马列主义读书小组，共同研究探讨问题。我们拟出一些必读的书目，共同读书，交流读书心得。在一个暴风雨之夜，我们甚至缩在一辆废弃的吉普车里讨论问题。

夜幕将一切都笼罩了，四野俱黑，头顶满天的星斗是那样灿烂，微风吹得树叶沙沙地响，草丛里不知名的野虫在鸣叫，我们在热烈地讨论问题。忽然，小溪上有手电筒晃动的亮光，这是捕鱼或者捕青蛙的农人，他们常将手电筒绑在帽子上，将一只竹篓子栓在腰间，腾出两只手好捉青蛙或者捉鱼，他们在小溪和田野上漫游，寻找一切可以入口之物，他靠近我们的时候，我们便转谈起一些趣事，待他远去了才继续讨论问题。我们的活动在1976年的“四五运动”时达到高潮。

我们比报上公布大约早了一个月知道“四人帮”垮台的消息。

这时我已非常想离开工厂了。我们这个工厂工作和生活的环境都很糟糕，我们的工厂是一块洼地，除了我们工厂生产自已产生出的废气毒气，附近几个工厂生产的废气毒气也常聚集在这里久久不散，仅是流过我们厂区的一条公共废水沟就臭不可闻，有时在我们宿舍楼上，就可以看见“白波九道流雪山”的壮观情景，那是大量的废气毒气从这里通过。

我曾带着几个工友提着一小瓶污水样品找市政府的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态度很地接待我们，但问题没有任何改观。而我自己，为了自己认定的革命事业，曾主动放弃了一次作为工农兵学员去读大学的机会。一年前，有一个华南理工学院的名额，自己报名，工厂推荐。工人们都认为此名额非我莫属，我却没有报名，一个班长（我也是个班长）等了很久，最后来问我，弄清我不报名后他才报名，后来他去读了这个大学。

当时我正在阅读赫尔岑的《光荣与回想》，书中的那些俄国十二月革命党人的形象给我极大的感染和感动，这些先知先觉的贵族革命家们始终怀抱热情和理想，是那样的高尚，但他们的命运常常也是孤独寂寞的，有些人的结局甚至是悲惨的。暮色苍茫中，我几次伫立在邕江大桥头看着江水在夕阳下慢慢流淌，茫茫大江何处是归程？

忽然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我欣喜若狂，我知道，这是我唯一的出路了，列宁说的，无产阶级只有一条出路。我疯狂地投入了复习。工厂上班是三班倒的，我不分白天黑夜，将一切可用的时间都投入了复习。上班时，如有可能我便见缝插针地看书，下班后，我将睡觉和吃饭的时间减到最少，仍是争分夺秒地看书复习。

我找来了初中高中数理化的全部课本，我用一个月的时间学完化学，用一个月时间学完物理，用一个半月的时间学完数学，我要求自己不仅要能理解原理，而且要能记住全部的公理、定理、公式，要能演算高三程度的练习题。这是一个惊人的速度，但是我完成了。

对于文科的课程，我却没有怎么用功，我相信靠平时的积累就足够应付。但我最终还是决定去报考文科，文化大革命已永远改变了我的命运和兴趣，文革前，我热烈地想去做一个地质勘探队员，或者做一个自然科学家，现在，我的兴趣已集中在社会人文学科方面了。

高考进行了，我的分数过关了。

体检进行了，我的体检过关了。

那么，报考什么大学呢？没做多少考虑我就选择了广西大学，因为我要的不是好而是稳，广西大学在我看来是最稳的。只要有个大学让我去安静地读书我就很满意了，什么大学我并不介意。什么专业呢？这倒是个困难的选择。

广西大学中文系只有三个专业，第一个名曰革命大批判专业，我第一眼就pass了（此专业进校后改为哲学专业）；第二个号为新闻写作，我觉得离政治还是太近（此专业进校后改为新闻专业）；第三个便是文学创作专业，虽然我从未搞过文学创作，对以后是否能写出小说诗歌毫无把握，而且对我的兴趣、禀赋和知识积累来说，也是不很相宜的，但由于这个专业离政治最远，我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将它填了上去（此专业进校后改为汉语言文学专业）。

现在我终于拿到广西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了，我是多么快乐啊！

拿到录取通知书后不久，很快就过春节了，这是一个幸福快乐的春节。

等到我背着行李，走进广西大学那耸立着两个有些希腊风格的门柱的校门去报到时，时间已是1978年初春了。而我记得，这一年的春天来得是那样地早，春天的气息是那样的浓郁，沁人心脾。校园里有极多的紫荆花，紫荆花在路旁开放，在湖边开放，在教室前开放，而我们中文系的小红楼就完全被一片灿若紫云霞的紫荆花簇围拥抱着。同学们像燕子似地从四面八方飞来，每个人脸上都带着微笑。老师夜晚常常会来到教室或者寝室探望学生，问候、请教、辅导、交流、讨论……一切都让人感到温暖、亲切和兴奋。

校园里的每一个地方都随时可以看见同学在学习，背诵英语单词或者看书，大家争先恐后，似乎是一个饿坏了的人在贪婪地吮吸一切营养。其实学习的狂潮不仅仅在校园，它还席卷了整个社会。人们就像经历了一个漫漫黑暗的长夜，正奔跑着去拥抱黎明；就像经历过一个漫漫冰封的严冬，正欣喜地去迎接春天。我们每天清晨天蒙蒙亮的时候，就起床集合去跑步，白天在教室里、图书馆里、寝室里或者什么树下学习，晚上熄灯后，同学们躺在床铺上，仍然热烈地在开各种各样的“铺谈会”。

不久传来了“三中全会”召开的消息，“思想解放运动”开始了，社会上出现了一系列深刻和重要的变化，许多重大和敏感的问题在校园里和在社会上开始是悄悄地，后来是公开地和广泛地争论，并重新审视。整个社会在反思。

黑夜开始退去了，东方闪耀着黎明的曙光；坚冰开始消融了，这是早春的开始。

我生命中新的一页就这样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就这样开始了。

给老编续杯咖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