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在他乡，你的“心”定下来了吗？

最近，疫情牵动着千万人的心，但生活总归要继续。返程路上的你我，步履匆匆地再次奔赴学习或工作的那座城市。漂泊在外，你的“心”定下来了？又经历了哪些？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生陈臻祥多维度解读城乡流动人口的“同化”过程。

专栏简介

自2019年12月起，CJS隆重推出热点文章专栏【掷地有声】，特邀作者以语音的形式为大家介绍其研究背景、所用数据、论点、研究结果、相关的调查/田野趣事等，希望能为广大读者深入了解这些研究提供更丰富的视角和资料。

第二期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博士研究生陈臻祥介绍他与Ka-Yuet Liu教授合著的文章 "Assimilation of China's rural-to-urban migrants: A multidimensional process" 。这篇论文刊于CJS 2018年第2期由香港中文大学方伟晶教授组织的“Space and Migration”专刊，pp. 188–217。

作者简介

陈臻祥，现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他的研究兴趣包括移民的自我选择、同化和融合的动态过程、代际流动以及跨国主义。他拥有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硕士学位和公共政策硕士学位以及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经济学、数学和国际研究学士学位。

第一作者陈臻祥，照片由其本人提供

以下是根据音频整理的文字部分

背景及问题

大家好，我是UCLA的社会学博士研究生陈臻祥。接下来我和大家分享一篇我与UCLA Ka-Yuet Liu教授合作的论文，多维度探讨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同化”过程。

城乡流动人口的同化和社会融入是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几大挑战之一。在现有的户口制度下，从乡村到城市的流动人口面临着较大的制度障碍，这些障碍可能直接与歧视和社会内聚力等社会问题相关。由于进城务工的流动人口基数巨大，如何应对这一挑战就更显紧迫。在这样的研究背景下，我们决定探讨这一群体的同化过程，主要关注他们在社会规范和价值观方面的适应。

图片：giphy.com

理论&方法贡献

本文对相关研究领域的贡献主要在理论和方法两个方面。

首先，理论方面，米尔顿·戈登（Milton M. Gordan）提出了同化的七个维度（见尾注）。基于他的理论框架，我们只关注其中最直观清晰也最重要的两个维度——文化同化和结构同化；并进一步将其区分为内在的文化同化、外部的文化同化和结构同化，并探寻它们发生的顺序及它们之间的关联。其中，内在的文化同化主要是关于价值观的适应；外部的文化同化主要是指外在行为的适应，如当地语言的使用；结构同化则是与当地人同等的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

戈登并未对这两个维度之间的关系给出一个清晰的界定，更没有把文化同化分解为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因此，本文的的理论框架可视为戈登同化理论框架的一个补充和拓展。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本文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法来测量“同化”——将其作为一场赛跑来测量。我们利用与流动人口相同年龄、相同性别、相同的父辈教育程度的流出地乡村居民的数据构建了反事实组平均值，作为这一“竞争”的起点；终点则是对照组平均值，构建于与流动人口具有相同非时变因素（即年龄、性别、父辈的教育程度）的流入地城市居民数据。

因此，“同化”指标实质上就是流动人口在整个赛程中的完成比例（见Figure1）。

Figure 1. Acculturation/assimilation indices as percentage of cultural/social distances.

Assi: assimilation

图片：pexels.com

数据处理及分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2012-2013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CGSS数据涵盖本研究涉及的三个群体的大样本：我们的分析用到了流动人口样本，同时也利用乡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两个样本构建相关指标——我们使用乡村居民来构建城乡流动人口的反事实组；用城市居民来构建对照组。

为了获得用以测量内在文化同化的内在特征，我们对CGSS数据的“社会态度”部分中的15个问题进行了因子分析。分析结果可见六个子特征（因子旋转后）。这些子特征可以归类为传统的性别价值观和性宽容度这两个主要的内在特征。

随后，我们对21个生活方式问题进行了因子分析，分析得到了七个子特征（因子旋转后）。这些子特征又可以进一步归类为两个主要的外部特征，主要包括阅读和学习及科技使用的外部同化。

根据已有研究的建议，我们用年收入来代表社会经济地位。我们采取了层级回归模型来分析省级数据的随机效应并探讨潜在的省级协变量。

Figure 2. Counterfactual scenarios of migrants' starting point in the acculturation/assimilation process.

我们的测量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自我选择偏差（见Figure 2）。由于流动人口是自我选择，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流动人口和在乡村家乡的反事实组在内在/外部特征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化趋势上可能会有不同的轨迹。而且，即使在两组具有完全相同的轨迹的情况下，也不能保证两组具有相同的起始位置。为了解决自我选择偏差，我们考虑到了指标的分子和分母的潜在测量误差——我们从指标中减去潜在测量误差。尽管我们无法确定实际的测量误差，但假设真正的反事实组是在观测到的城乡流动人口与估计的反事实组之间，我们知道最大的测量误差就是两者之间的距离。然后，通过采用不同百分比的测量误差，我们可以获得抵消了每个测量误差水平的校正后的同化指标。如果结论数据在所有校正后的同化指标上都保持一致，则可以证明结论的稳健性。

图片来源：giphy.com

研究结果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多维度同化过程从结构同化开始，紧接着是外部同化，并可能以内部同化结束，且这三个过程彼此独立。我们的研究结果弥补了戈登理论框架的不足：尽管外部同化可能无法避免，但内部同化可能永远不会发生在第一代移民群体中，因为他们可能没有机会通过教育实现社会规范和价值观方面的适应。此外，结构同化虽然是同化过程中的峰点，但并不一定会导致文化同化。

此外，进一步研究个体和宏观因素表明：

（1）整个城乡流动人口群体并不一定都会经历整个同化过程。只有其中一部分，特别是那些受教育程度比较高、青年的家庭经济地位较高以及社会互动程度高的群体才能经历这三个维度的同化。

（2）流入地的开放程度会影响某些特定的维度，但会以一种复杂的方式来实现。

注：

米尔顿·戈登（Milton M. Gordon)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将同化分为文化同化(cultural or behavioral assimilation)、结构同化(structural assimilation)、婚姻同化(marital assimilation)、认同同化(identificational assimilation)、态度容纳同化(attitude receptional assimilation)、行为容纳同化(behavior receptional assimilation)及公共生活同化(civic assimilation)。

翻译：王璐莹、特日乐

校对：特日乐、陈臻祥

排版：王璐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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