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0年12月19日于西安召开的“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2020”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杨虎涛教授，发表了题为《新发展格局为导向的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演讲，以下为速记稿整理且经作者审的演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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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虎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

我的发言题目是《新发展格局为导向的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这个和介绍上面写的有点不一样，介绍上写的是“新发展格局下”，但是新发展格局还没有形成，五中全会文谈的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并不是一个完成时而是进行时，所以是“新发展格局为导向的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也即是说，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能否为中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提供深度融合所需的基础条件？反之，通过中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能否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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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回顾

讲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1997年十五大时我们就已经在提“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那个时候实际上信息通讯技术（ICT）革命已经发生了，因为20世纪90年代是互联网的一个高潮时期。十六大时我们讲“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其实这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的原型。到了十七大，我们讲“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十八大提出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十九大提出“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十九届五中全会讲“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也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表述，每个节点上都有很微妙的变化。这些微妙的变化不仅体现数字技术革命的发展，也体现出我们在不同发展阶段面临的矛盾、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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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必须考虑双循环？

为什么考虑融合的时候要把新发展格局放在前面？为什么必须要考虑双循环呢？因为工业化、数字化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三者之间有内在关系。从政策背景来考虑，我们确实是在《建议》的第四部分“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第15条中提出“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但在第四节之前的“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方针和主要目标中，已经明确将“新发展格局”作为方针和目标，且在“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中，明确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所以我们在发展新型工业化的时候，内外条件的变化是必须要考虑的维度。从国际背景来说，我们在工业化基本完成之后，在向新型工业化升级发展的过程中，国际上出现了一个价值链为主的围剿，这形成一种外在的逼迫你走向内循环的力量。从国内因素来说，单纯靠低工资以维持国际贸易中的成本优势已经不可持续，同时压低工资也导致国内市场难以形成。如果从工业化发展的阶段来看，南开大学的乔晓楠教授曾经做过一个测算，我们的工业化在从无到有的时期基本上是靠“内循环”，但是在从小到大的过程中基本靠的是“外循环”。我们现在说“双循环”，更具体地说，就是指如果要发展以数字经济推动的新型工业化，我们能不能回到以内循环为主，国内国外相互促进，能不能以这种循环方式来解决新型工业化需要的支持条件，比如技术、能力和市场，这是必须要考虑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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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可以考虑双循环？

为什么我们有自信来提以新发展格局为导向的这种融合？第一，数字经济在中国已经有了很大的规模。在我们各种规模测算当中，不同机构测出来不一样，但是基本上数量都很可观。比如，财新智库和BBD（数联铭品）的“中国新经济指数”（New Economy Index，简称NEI），据他们测算，2017年开始中国新经济投入占整个经济投入的比重约30%。根据信通院的测算，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由2005年的2.6万亿元增加至2019年的35.8万亿元，区间复合增速20.6%，与此同时，数字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逐年提升，由2005年的14.2%提升至2019年的36.2%，较2018年提示过了1.4个百分点，整体来看测出来的比重也很高，增长速度也很快。所以，现有的数字经济成长规模的体量是很可观的。第二，我们谈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的时候，实体经济体量很大，也即是可融合、可渗透的基数非常大，因为我们制造业比重很高、工业门类很齐全，这为我们完成长时间的工业化升级和转型提供了方向。所以，从产业间的相互需求和产业协同效应来说，这个潜在的规模也很可观，所以我们可以考虑双循环。

事实上，中国两化融合的成绩已经很大，按中国信息化百人会的测算，2017年，全国19.3%的企业已经实现综合集成，4.1%的企业已经处于创新突破阶段，单项覆盖已经达到47.7%两化融合发展水平已经达到51.8。现在的问题并不只是融合，而在于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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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研究中国的“融合”——特定性

既然我们是在考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中研究这样一个现实问题，所以，中国的融合是有它的特定性的考虑的。因为，在最终融合的导向、目标上不是简单的经济增长，而是要化解不平衡不充分的结构性问题，解决技术先进性和需求满足的匹配问题。因为，我们在工业化基本完成阶段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个阶段过去了。现在面临的任务是要用新型工业化去满足美好生活需要，这个美好生活需要当中所包含不是一个量的维度，而是一个质的维度。需求满足包含了更具有公平性、更具获得感的内容，这个东西靠数字经济能不能带动起来，这是我们要考虑的维度。能不能解决原来工业化时期所积累的一些矛盾，如，收入差距、环境污染，能不能给新型工业化提供持续动力，这是在融合当中要考虑的中国特定的问题。

我主张我们在谈深度融合的时候，不光要谈融合，还要谈有机融合，这个有机融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最终所产生的效果一定得是在生产性积累上能够产生一个稳定的积累结构，不能让数字经济发展产生技术封建主义，而要实现包容性、普惠性的红利共享。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数字经济对我们的高质量发展才是有意义的，这是我们要考虑的目标。

融合问题既有理论的一般性，也有中国的特定性。从一般性上面来说，就是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基本完成之后，动力如何切换，这是一个一般性问题。从特定性来说，有很多中国的条件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无法具备的，比如说我们有举国体制的优势，我们有规模经济，这是中国的特色。所以这个问题本身既有理论一般性又有理论特殊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不能回避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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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把握“融合”关键——一般性

我们怎么样去把握融合的关键？就是要去把握机理性的东西。对机理性的把握决定了我们从政策层面怎么做这个事情。融合本质上是一种新的技术-经济范式支配性地位的确立过程。

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从经济学来说研究方法其实很多。惯用的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是以新拉马克主义的方式解释性技术的创新-扩散过程，其指向往往是单一技术或抽象意义上的创新扩散。第二种研究则从新的技术-经济范式支配性地位的确立入手，或基于经济史的视角（如 Crafts N.F.R., 2004;罗伯特·戈登，2018等），或基于生产组织方式视角（如钱德勒、佩蕾丝等），他们都是从微观的、从历史的角度去描述具体生产方式、产业组织形态怎么发生变化，做得非常细致，能源效率、能源成本都算得清清楚楚。

就作用机制而言，一般来讲，可以认为在一种新技术向旧技术渗透并且成为支配性的通用技术的时候，有两种力量。第一种，从微观主体来说，它不得不用新技术，因为用了新技术才能在竞争当中立于不败之地，所以我抢先用，这是内在的推动力。第二种，随着新技术慢慢扩散，整个经济环境中的技术生态发生了改变，企业不得不用这个技术，要不然就无法嵌入经济系统，因为上下游所有配套，包括消费者整个体系都在新技术体系内，所以企业不得不用新技术，这个是推力。一般来讲，融合是“内在的推力”和“外在的拉力”持续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最终把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在社会层面得以广泛确立，促使了通用技术的扩散或新的技术-经济范式的形成。

上面两个表，第一个是佩蕾丝给出的，第二个表是我加工的，如果看第二个表格，具体到了数字经济的时候，就会发现有它的特殊性。为什么可以这么讲呢？我们可以大致回顾一下。根据对六次技术革命浪潮当中所有的核心投入、先导产业、技术方式的总结，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二三四次当中，发生变化的维度当中都会涉及下述几点：（1）材料，（2）能源，（3）连接。材料、能源+连接构成了前面四次技术革命浪潮，也即是两次工业革命，共有的技术变迁维度，当然前面四次技术革命浪潮中的连接，大部分是物理连接，要么是马克思所讲的传动机体系；要么就是交通基础设施体系的连接。但是从第五次开始，材料和能源动的比较慢，先发展起来的只有连接，而且是信息连接，这和前面四次的不一样。为什么经济史的研究都显示第二次工业革命非常强大，我第二次工业革命新创生的部门特别多，因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两次长波基本上是材料、能源+连接的系统迸发，协同性非常好，联动性很强。但是因为第五次先变动的是连接，能源虽然在向新能源过度，但能源的集中分布式的体系还没变，新材料比如石墨烯也好、纳米也好，还没有真正进入到大规模工业生产地位。但是信息通讯技术（ICT）已经起来很多年了，我们实际上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已经开始构建信息连接。美国人统计自己的数字经济规模比较小，因为他只算数字产业化的部门，不算产业数字化的部门，也就是只算信息通信技术、软件这些部门，不算渗透效应，这样算下来当然很小，但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至少就第五次而言，技术变迁的作用主要是渗透，而不是新部门的创生，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意味着融合很重要，可融合的部门规模和种类很重要。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我们观察自己ICT的变化，我找到工程院在2010年的预测图，今天看起来仍然是对的。它不仅准确预测了十年之后世界ICT技术发展的趋势，而且很清楚，当时所有东西都是围绕数据+连接展开。所以数字经济融合实体经济技术革命的维度就是在数据+连接上做文章，把数据标准化做得越来越高，数据的来源越来越多样性，把连接的速率和传输通道做的越来越广，所以连接的范围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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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渗透）四个阶段

我们从数据+连接这个角度看融合的时候，就会发现融合发生的阶段是非常清楚的。

第一个阶段，当人类刚刚开始使用计算机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融合了。这是把原来整个生产系统、管理系统当中的信号系统替换升级，把企业原来生产过程管理过程中的信息系统，那时候都只是文字系统和视觉系统——实现——计算机化，这是第一步基础性的工作。这个时期实现了从工厂到办公室的计算机化转型。但这时全球化工厂时期还没来，因为它的管理当中的信息连接还没有建立有效的远程连接的通道，所以这个时期企业活动的空间分离有限。

互联网出来之后，把机—机连接起来了，把管理系统当中的信息化过程完成了，我们现在可以基于共有的数据标准把整个信息化系统变成数据化系统。这样就来了双重连接，一方面是机电一体化，加工的单元越来越小，模块化程度越来越高；另一方面，信息管理上可以基本上做到同步性。这个时候，我们想在哪儿办工厂就在哪办工厂，这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工厂全球化时代到来的原因。

2010年之后叫移动互联网时代，因为之前连接位置不可移动，到了互联移动的时候，连接的设备数量变了，设备数量就世界而言在10亿到30亿这样一个变化。现在我们又进入到一个阶段，从物联网到万物互联网的时代，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广泛应用的时代，我们谈IOT的时候是物联网，现在是万物互联网，从30亿的主体变成500亿的主体。可想而知，数据传输的速度、体量、规模以及所延伸的市场复杂程度将会呈几何级数的变化。这也是为什么5G成为中美竞争的聚焦点，因为这是在这个时代的关键连接通道，怎么保证连接有效性和稳定性？怎么确保速率最大时滞最小，怎么让这么多设备同时在线还不影响传输速率，靠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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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数据+连接的着力点

如果这次革命关键的变化是连接+数据，我们政策的着力点就是要针对连接+数据。在我看来，数字经济向实体经济融合的本质，其实是数据连接对于不同产业的联通和整合，形成共有通道的相互反馈。融合的本质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必须建立一个共用的数据通道，在这种情况下才可能谈智能生产。

第一，要解决连接通道的问题，首先搞新基建。新基建就是要解决数据连接通道、速度、产业协同基础条件，其中数据资源的质量、安全、信度依赖于新型基础设施（比如，金融基础设施——支付数据的安全性和便利性，交通基础设施——物流数据的可获得性）等。第二，要搞制度基础设施，你怎么样针对数据要素的经济特征来创新配置机制和治理模式？这很关键。因为数据特征，刚才赵燕菁老师也谈了很多，数据的确给经济学理论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它如何成为生产要素的？经济学理论原来谈的是资本、劳动、技术、制度这些东西，数据说怎么进来的呢？它和原来的生产要素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还有很多新的特征需要去认识，比如生产数据的边际成本是递减的，但是使用数据的边际收益是递增的。此外数据又存在资产专用性和互补性，这个专用性和互补性一定会带来治理机制的问题。比如说阿里和顺丰打架，抖音不让微信转发，我们都知道对于社会来说，两个数据互补是最好的结果，但是一旦把我的数据给你，我就失去了我在这个行业的垄断地位。但是所有的数据一定是互补性越强，数据来源越多，综合的社会红利效应越大。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互补很好，但是谁来付出这个成本呢？如何分配这个收益呢？数据的生产过程很复杂，看起来是人在动，我在点手机，但是你是最终数据的生产者吗？不是，我只是一个贡献主体，数据的生产者来源于多个主体。因此，数据怎么确权，怎么进行配置是有很多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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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应“有为”的领域

我们今天谈数据产业链的时候，一般来讲数据采集、数据标准、数据确权，数据标注、数据定价、数据交易、数据流转以及数据保护等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数据要素的供应链。你不打通整个数据供应链，就不能谈如何使用如何配置数据要素。一方面我们在搞新基建，但是制度方面还有很多东西没跟上。比如，你怎么对数据进行确权、定价、交易，这些当中市场化的程度，市场化机制设计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包括跟数据要素相关的产权怎么安排，税收，标准体系，安全监管等等，这都是政府应当有为的领域。

另外，我们不能只看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所产生的经济效能，还要看到更高层面。数字经济本身是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非常重要的推手之一。这次疫情明显反映了数字经济表现优异的地方，政府会跟着数字经济的变化来把握治理对象，并对治理方式做出相应调整。如何在融合过程当中，政府和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效能同时形成协同优化，这也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

谢谢大家，我就讲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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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梓彬    审核：秦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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