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医人 | 韩济生口述：此生惟愿济众生

求学的故事

1928年，我出生在江南的一个小城市，浙江省萧山县。

我父亲是当地一个“小有名气”的“西医”。所谓“西医”——他并不是医学院毕业的，而是跟着传教士学习一点医学知识。

父亲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也能成为医生，一名真正的医生，能治病救人，所以给我起名“济生”，就是普济众生的意思。

据说我六岁以前是非常淘气的，我发起脾气来，就躺在街上石板上，不让黄包车过去，好像很不讲理的样子，但是后来就渐渐地懂事了。

1940年，韩济生小学毕业照片，12岁

真正让我懂事的，是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日本飞机轰炸萧山。

我的家待不下了，就开始了逃难生活。我记得我当时不是害怕，而是愤怒，真是国仇家恨。

“怎么能那样受人欺负呢？我一定得好好学习！”

所以，九岁、十岁的时候，我就突然从一个非常淘气的孩子，变成一个很懂事的、非常勤奋的人。

小学、初中、高中，我考试不是第一名，就是第二名。

当时上学是非常困难的，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我们带去上学最好的营养品，就是一罐猪油里面放一点盐。因为吃的都是豆腐渣，都是很差的菜，所以拌一点点猪油盐，就是最好的营养了。

 这样的日子现在想起来还是非常清楚的。从那时开始，我就养成了节约的习惯，一辈子都改不了。我用复印机时，一张纸印完了下次翻过来再用反面。其实一张纸能值多少钱呢？但是我这个习惯已经养成了。

1942年， 14岁的韩济生。

1947年，杭州高中毕业照，19岁。

1947年，高中毕业后，开始考大学。那时还没有“高考”统考，只能一所大学一所大学的考

我的名字是“济生”，我也看到爸爸做医生的乐趣，还受别人的欢迎，所以我很想学医。

医学院学制六年，当时，家庭已经供不起我上学。他们非常希望我去工学院，四年毕业就去造牙膏肥皂挣工资。好在，当时上海医学院对于考试前四名的学生有奖学金政策，我考了第四名，刚好够格。我对家里说，不用家里出钱，我自己努力。

当时，上海医学院是全英文授课，学生大多都是埋头读书，操场里都长满了草。

上医学习期间，我印象最深的是药理学的张昌绍教授。他讲课条理分明，因果关系解释得恰到好处，又是才华横溢、风度翩翩。当时，我最崇拜他。临床上有位叫钱惪的老师，他极度严格，批评错误严厉得很，也给我留下很深印象。

1952年，韩济生从上海医学院毕业。

毕业时，我本来想做外科大夫，但因为刚解放，师资紧缺，组织要求我们这一班毕业生不能做临床大夫，而是从解剖、生理、药理、病理四个学科中选一门，留作学科建设。我选择了生理。1952年，组织把我送到大连医学院吴襄教授那里去进修。

1988年,韩济生（左）与

吴襄老师（中）、师母（右）合照

戳视频，看韩济生和吴襄教授的师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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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几位老师的影响，我对教学是非常的重视，对于教学讲稿和PPT，都是不厌其烦地再三地修改。我的任务就是如何通过我的教学，来引起学生对这门课程的兴趣。

韩济生在上课中

科研的故事

几经辗转，来到北医，是我科研的真正起点。

吴襄教授和王志均教授是好朋友，他们在一起编写《生理学》，我又经常被叫来帮他们一起编书，我的字写得比较好，可以帮他整理整理。

1962年，王志均教授便把我调到了北医（当时叫北京医学院），跟着他做消化方面的研究。

1965年，周恩来总理听说有针刺麻醉这件事情。他说：“针刺麻醉不能光做临床，也要讲个道理出来。”钱信忠教授讲不出道理来。总理便要求卫生部抽人做研究。我们北医就在卫生部旁边，命令就来我们这里了。当时教授、副教授都不愿意做，这才给了我一个机会。

国家给的科研任务就不是你想干不想干的问题，我们也就非常的认真，举全校之力，组织几个教研组共同承担。

当时的题目是：针刺为什么会麻醉，为什么会止痛？

我说，我们都不知道针麻是什么，怎么就能够研究为什么呢？这种逻辑思维模式是得益于在上海医学院时的逻辑训练。

我们先研究“扎针是否有止痛作用”。我们想了各种办法，又是在皮肤上火烫，又是针扎，各种各样的，最后弄了一个叫“钾离子透入的方法”，用阳极电流将钾离子透入皮肤，刺激神经，这样就可以产生痛觉。

我们测量扎针多长时间后开始出现镇痛效果，停针多长时间镇痛消失。我花了大量时间去确定针刺镇痛最基本的时间规律和空间规律。

我特别爱画图，白天大家帮忙做实验，晚上我统计，数据积累的越多，曲线越光滑：约30分钟镇痛效果才能充分发挥，停止扎针后镇痛效果每16分钟下降一半，再过16分钟，再降低一半，规律性很强，我高兴得不得了。

接了针麻的任务，刚做了一点点成绩，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科研就停止了。但在下乡的时候，我脑子里还是不断地在想针麻的任务，如何进一步深入探讨。

所以我觉得，科研是一种有目的的探索。你思考入迷了，什么也管不住你。白天忙着体力劳动，晚上照样可以思考求索。

1972年，文革还没结束时，北医领导就让我们回北京做科研了。找到针刺确实能降低疼痛的规律后，我开始思考它的机制——这很像是有一种具有镇痛作用的化学物质参与的，我便开始从动物脑中寻找这种假想中的化学物质，一个一个地排除，一个一个地确定。

1972年，家兔针刺镇痛实验

给家兔埋置脑室瘘管

终于发现针刺时，脑子里出现一些化学物质，有的类似于吗啡（脑啡肽，内啡肽，强啡肽等等），有的不同于吗啡（5-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等）等，来抑制疼痛的发生。

当时，我们对神经系统中的化学成分了解不多，于是就拼命看书，日夜看书。我住在学校宿舍，晚饭食堂多买两个馒头，第二天早上，泡点开水，就一边吃馒头一边看书。

当时写了一本书，叫做《中枢神经递质概论》，小小的一本书（33.4万字），把所学习到的知识整理出来，让大家也都可以分享。

就从这里开始，我们走向了针刺原理研究的神经化学之路。

我是学西医出身，但在针刺研究里，必须中医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比如，针灸中穴位和手法都很重要。穴位的选择非常重要，那手法的意义何在呢？我就去请教老中医，什么是“烧山火”、什么是“透天凉”。他说，往前捻针是补的，向后捻是泻。不同的提插捻转速度也可以产生不同效果。

但我想，向前向后捻针都是机械地牵拉神经，为什么会有质的区别。我们也可以用电刺激不同的频率、强度、波宽去试验。果然，我们发现不同的电刺激频率可以产生不同的效果，当时高兴得不得了。

后来，我们就发现改变穴位上电刺激的频率，可引起脑中释放出特定的神经递质和神经肽。举例来说，2Hz的低频率刺激，可以促进脑啡肽的释放，100Hz的高频刺激就可以促进强啡肽的释放。

但若连续电针刺激时间超过2小时，又可促使脑中产生出胆囊收缩素（CCK）等对抗镇痛的物质。每个人针刺治疗效果的优劣取决于镇痛和抗镇痛两类物质的多寡和相对平衡。

韩济生说：幻灯片中我最喜欢这一张，

因为它总结了那么多实验结果。

科研中，我就喜欢单刀直入的解决问题。Yes or no.

我觉得科研思路实在是太重要了，问题问得好，就可以大大得省你的时间，然后根据问题来想解决的方法。

在方法学上，不是说积累一大堆精尖仪器，而是说需要什么，我们就用什么方法，不会的，就向别人去学习方法。这样就不至于乱了方寸，就能在复杂的事情中，走自己的路。

做转化医学的故事

王志均教授有一次问我：“济生啊，你做了那么多年了，你发表过文章，得了很多奖，但临床从你的研究里面得到好处了吗？”我说：“没有。”因为我做的都是老鼠、猫、狗、兔子这些，还没有到临床去呢。他说：“你应该总结一下，把你用在动物身上的东西怎么给它用到临床去？”

我们就请马路对面，北航的刘亦鸣教授来帮我们设计电针仪器。几十年来，我们几乎每天都通电话讨论。

再后来，有一位新加坡的商人，来敲我的门，希望来帮我们生产这个仪器，这个仪器就是“韩氏穴位神经刺激仪”。这位新加坡商人把仪器名字的首字母缩写为HANS，朗朗上口，易于推广。

前四代韩氏仪

即将上市的第五代韩氏仪

现在，我们做转化医学不仅有“韩氏仪”止痛和戒毒，还开辟了和神经系统有关的其他领域——孤独症和不孕不育。试管婴儿的成功率只有30%左右，但加入“韩氏仪”的帮助后，提升到40%以上。

做转化医学，我也有教训，主要是跟商业合作中的教训。我的仪器交由江苏一家企业生产，但却因为仪器价钱太便宜“赚不了钱”而停止生产了，商标也要不回来。我完全没有商业和法律头脑，在这上面吃了亏，受到了痛苦的教训。所以，做转化医学，也不能光靠热情，必须要有律师，用法律来保护你。

关于著书

我们出了不少书，大概有九部到十部吧，我想提出来三点体会。

第一，就是要写书要有一个时机，看准方向，及时抓住，这非常重要。

我们有本书叫《神经科学纲要》，说实在的，以前我根本不认识neuroscience（神经科学）这个单词，一次开会中，我遇到一个国外来的教授是研究神经科学的，我便问他，什么是神经科学？他给我做了介绍，当时是很新的观点。这就引发了我的思考，神经系统的功能和结构是未来的一个希望。

后来我就在北京成立神经科学学会（1988），也就想起要编写一本神经科学的书。我们把全国的专家请来，开了个编委会，一年多功夫，书就出版了。

1991年,筹备编写《神经科学纲要》,

神经科学编委会合影。

1992年《神经科学纲要》完稿。

第二，编书，不要以为一本就算了，要有长远打算，要想到第二版、第三版，这样就会逐步增加工作的深度。要有系统性。

我很自豪的是，神经科学教科书已经出版了三卷（1993， 1999， 2008），《针刺原理和它的应用》这本书，我们所每十年编写一部，也已经出版了三卷（1986，1997，2006），前者反映了国际和中国神经科学的发展，后者反映了北医神经科学研究所的发展历程，非常具有历史意义。

第三，我对写科普书很有兴趣，科普可以使更多的人得益。科学家很忙，但是如果能抽出时间来，写一点科学书，对扩展知识实在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即便是学术书，科学性是一方面，文字通俗易懂也是非常重要。尽管是科学文章，也不能弄得人看都看不下去。《毒难戒，毒能戒》这本科普书就是应中国科学院号召院士写科普书而出版的有关戒毒的一本科普书。

谈团队合作

一开始做针麻的时候，学校领导彭瑞骢书记通知基础医学院：“你们把人力集中起来让韩济生挑吧。”甚至，基础医学院书记许鹿希教授，都亲自来参加我们这个组的科研。

我知道要证明针刺是否有镇痛作用，需要大量的人工来做测痛实验。怎么样让大家能够感受到科学的兴趣？所以白天设立8张床，同学志愿做被试者，做针刺镇痛实验，晚上我用算盘和计算尺做统计，把结果给大家展示，让大家都一块参与在里面。

我运气也很好，王志均教授给了我第一个研究生叫汤健，他动作非常快；拨给我一个助教，就是范少光。后来就有任民峰，是我上医的学长，下放到甘肃，后来回到北医，他英语比我好多了；还有周仲福，刚刚北大毕业的，他对于布置实验室很是内行，我们这一个团队干起来非常有效率。

所以，我至今回想起来，汤健的说干就干，任民峰的温和诚恳，周仲福的利索高效，范少光的周密思考都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后来，我们的队伍越来越壮大，这让我觉得非常的幸运。

韩济生团队

前排：汤健，周仲福，韩济生，

任民峰，于英心，后排主要为进修生

韩济生团队合影，2015.

戳视频，看学生、同事眼中的韩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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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国际交往

我觉得在国际上，你不能够一味的说yes，什么都“是是是”。你有什么不同的意见，要讲出来，更能得到人家的尊重。

对外交往时，不仅要外语好，而且要思路敏捷，要在听报告的时候就不断地写小抄，把问题写下来。要敢于发言，你如果说怕我的英文不好，不敢发言，那也不行。但是另一方面呢，要有训练，要讲得简练明了。如果一个问题，讲了好久都还没有讲清楚，那人家听着听着就烦了。

我现在上课时，我总是说“我现在开始讲课了，我讲完了你们要提问”。我的体会是，在国外演讲，听众提问很多；在国内听完讲鼓掌了事。那时我从国外回来，同学都想听听国外情况。我对同学说，我讲完你一定要提问，如果你没有提问，我下次就不讲了，这样来鼓励同学发问，效果不错。

1997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举办“听证会”，成为针刺疗法在全球推广的里程碑，韩济生应邀作大会报告。

2010年，韩济生世界疼痛大会上向6000余名听众作针刺镇痛原理报告。

谈人生

我觉得我如果有点成功，没有别的，就是靠努力。我可以不谦虚地说，我这一生的工作量，可以顶一般人的两辈子或者三辈子。我每天睡觉只有四五个小时，其他时间大都在工作，而且我习惯了，不以为苦。

我是苦行僧，没有时间娱乐，没有时间与家人交流，所以说事业有所成就，并不等于是完善的人生，我是有缺陷的。

韩济生与夫人朱秀媛(1981)

戳视频，看韩济生的爱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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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与人辩论（argue），对事情愿意问个为什么；但是对于接受任务来说，我觉得既然有人给我任务，需要完成这样的任务，我都是很听话的。

我相信事实，而非理论。我能够讲明一个针刺对身体痛觉的调整作用，但还有没有别的作用呢？比如对血压调节，对生殖能力等，都还需要研究。

千万不要以为我把针灸的道理全都解释清楚了，一个人一辈子能够说明一个问题，一个方面也可以了，要全面讲清楚，太难了，是不可能的。

常有人问我怎么能保持这么好的精神和身体。我觉得第一，在心态上我很积极；第二，我喜欢运动。我从小爱吃甜的，胃口也很好，但长不胖，因为我运动消耗能量。早上半个小时活动，晚上半个小时活动。最简单的运动就是快步走，后来又开始打网球。我网球打得不好，我起得早，不能跟人家对打，我就往墙上打，无非是为了挥拍锻炼。

韩济生锻炼

科学家可以有很多贡献机会，你走上国际论坛，向几百人、几千人介绍科学成就，享受荣誉风光，但这样的时间很少，绝大多数时候是埋头苦干、受尽煎熬，解决不了问题时，实验失败时，精神非常痛苦。

遇到困难，要努力克服想办法。有的时候，这个困难里面藏了宝贝的。如果你丧气了，放弃了，那就非常的可惜了。

韩济生书法

我的所有生活、工作，我就总结了两个字，一个是“求索”，一个就是“奉献”。

什么叫“求索”呢？就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它代表一个探索，一个追求，是动脑筋，想办法，从现象里面去追求他的本质，去证明，这就叫做“求索”。

奉献就是做什么事情都全力以赴，精益求精；不怕付出，咬住不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坚持精神，就是一种献身精神。

韩济生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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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hsc1912@126.com

本文根据《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项目的口述文字资料整理而成。

视频、图片源自该项目

口述记者采访/张嵘等

本文整理/徐璐

图片整理/张嵘

视频剪辑/徐璐 邱志维

编辑/王景茹 徐璐

动图制作/邱志维

微信号：puhsc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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