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疫苗“有毒”？这本书爆出的美国医疗黑料，条条触目惊心 | 远读重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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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份，一段26分钟的视频，突然在欧美所有重要的社交媒体上疯狂传播。
仅仅两天的时间里，光是在YouTube一个平台上，这段视频的浏览量就达到了710万次；在Facebook上就更多，甚至多到难以计数。
奇怪的是，没过两天，各大平台又纷纷删除了这段视频。但这没法阻止人们沸沸扬扬的议论。可以说，疫情流行以来，从来没有哪段视频能像它这么火。
这个视频的名字很奇怪，只有一个单词，叫做：“Plandemic”。
这是个生造词，是从英文 “流行病的”（pandemic）这个形容词稍加变化而来，只不过作者把“流行”替换成了“计划”（plan）。
视频作者的用意当然很明显，那就是想告诉人们：新冠肺炎是一场由政府、大公司和医药界策划好的“阴谋”。
视频“Plandemic”的大意如下：
人类被一场致命的流行病困住了。国家正在分崩离析，饥饿的市民为食物而暴动，媒体制造了太多的混乱和恐惧。
在这样的环境里，人们自然地认为，唯一的救星就是注射器里的疫苗。
那些拥有科研专利的亿万富翁，恰好也正在世界各地推动强制性的疫苗。
我们会发现，任何拒绝注射疫苗的人将被禁止出去旅行，禁止接受教育，找不到工作。
那些亿万富翁正是利用疫情的机会，通过疫苗发一笔“横财”，这早就是计划中的事。
最糟糕的是，疫苗本身也并不是安全的。注射疫苗有潜在的患病风险，甚至容易让人得癌症。
总之，这不是拯救，而是阴谋。
视频还直指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和中心负责人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认为他带领着这个国家级机构，也参与了这次阴谋。
这些话是不是有些不可思议呢？更不可思议的是，视频的作者本人就是一位资深的生物学家。她说，自己要“揭露科学和政治精英们操纵的骗局”。
她叫朱迪·米柯维茨（Judy Mikovits）。请你记住这个名字，因为她是今天的主角。她说出来的话，会让每一个听到的人感到震惊。
4月14号，朱迪·米柯维茨出版了一本新书，这本书的问世，跟那段视频一样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这本书出版没几天，就在美国亚马逊的畅销书排行榜上名列第一，甚至击败了在欧美一直很火的《暮光之城》系列预售书。
直到现在，这本书还位列亚马逊畅销书榜的前十名之内。这本新书的名字叫“Plague of Corruption”，翻译成中文就是《腐败之疫》。
书的作者有两位，除了刚才提到的科学家朱迪·米柯维茨之外，还有一位名叫肯特·赫克肯莱弗利（Kent Heckenlively）的人，他曾经是一名律师。
在网站的评论区，我们可以看到两种完全相反的评论。有的人称这本书的内容“瞠目结舌”，“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也有人说书里完全是“一派胡言”，纯粹是在“撒谎”。
为什么呢？如果要用两句话概括这本书的内容，大概就是：爆美国医疗界的黑料，给自己正名。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下面我们就通过这本书，看看作者自己怎么说。我会采用第一人称的方式，给你讲述整个故事。
（注：以下内容均为该书原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平台）
· 01 ·
一种奇怪的疾病
我叫朱迪·米柯维茨，本来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科研工作者。
1980年，我从美国弗吉尼亚州大学本科毕业。1986到1987年，我在美国密歇根州的一家制药公司工作。
1988年，我进入了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工作，成为中心的一名实验技术员。
当时我跟随弗朗西斯·鲁斯塞蒂（Francis Ruscetti）博士工作，我们都叫他“弗兰克”。弗兰克可以说是我的导师，也是我的领导，从那之后，我和弗兰克就开始了长达20年的科研合作。
△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
我当时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慢性疲劳综合征”。得了这种病的人，会出现不明原因的持续或反复发作的严重疲劳，休息后也不能缓解，有的还伴有低热、头痛、咽喉痛、肌肉关节痛、精神倦怠、抑郁、失眠健忘、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等症状，但体检和常规实验室检查又检查不出明显异常。
大多数专家认为，慢性疲劳综合征首次在美国出现是在1934年到1935年的洛杉矶。当时一种叫做脊髓灰质炎的疾病暴发。恰巧在那种病爆发期间，洛杉矶县医院的198名医生、护士、医务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都患上了慢性疲劳综合征。
奇怪的是，只有医院的工作人员得病，而医院里的病人们没有得病。这是为什么？后来的医学文献中几乎没有对这个重要的问题进行相关后续研究。这又是为什么？
△ 当时得病的护士们
我和肯特·赫克肯莱弗利（书的合著者）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我们惊讶地发现了两条线索：
首先，洛杉矶县总医院的全体医务人员都曾接受过纽约洛克菲勒研究所开发的早期脊髓灰质炎疫苗；
同时，差不多在1939年，那些患上慢性疲劳综合征的医生和护士们，一共收到了大约600万美元的和解金。放到今天看，这笔钱可能超过1亿美元。
问题是，那可是在美国大萧条时期，究竟是谁能有那么多的钱？我们把怀疑的目光，瞄向了研发疫苗的洛克菲勒研究所。
我们查阅了当时所有公开的财务报告。193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公布的资产超过1.53亿美元；但在1939年之后，它缩水到1.46亿美元，也就是一下损失了700多万美元。（在其他年份里，该研究所的资产数值上下浮动不会超过5万美元）
这个损失数额跟和解金的数额太接近了，这未免也太巧了。
△ 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
另外，我们知道，洛克菲勒研究所研发的早期脊髓灰质炎疫苗是利用老鼠的身体组织培养出来的。
利用动物组织在实验室里制造药品和疫苗，这在制药界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了，没有人对其感到大惊小怪。但是没想到，恰恰是这一点，成了后来所有事件的导火索。
· 02 ·
老鼠身上的白血病病毒，
怎么跑到人身体里了？
真正引起轩然大波的是我和弗兰克一起撰写的一篇论文。那篇论文的标题是《在慢性疲劳综合征患者的血细胞中检测传染性逆转录病毒XMRV》。2009年10月，这篇文章发表在权威期刊《科学》上。
我知道这个标题听起来既专业又无聊，但是先别忽略它，它可能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我这就给你解释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先来说那个“XMRV”是什么东西。它是一种“人类逆转录病毒”，简单地说，这种病毒可以无声无息地渗透进人体，绕过我们的免疫系统，以不可预知的方式改变人体的基因表达，严重的话会促成肿瘤和癌症。
我们在大约67%的慢性疲劳综合征女性患者中，发现了这种XMRV病毒；而健康人群中，这个比例的数字只有不到4%。所以我们说，慢性疲劳综合征和这种病毒是“相关的”。
你知道吗？让人患上艾滋病的HIV病毒，就是一种逆转录病毒。当时我们就怀疑，这种XMRV病毒可能会像艾滋病毒一样从母亲传给儿童，因此对其中17名儿童进行了检测。结果，14名儿童的身上带有这种病毒。
说到现在，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没有讲，那就是这个XMRV病毒的来源。XMRV的英文全称是“Xenotropic Murine Leukemia Related Virus”，字面意思就是：异嗜性小鼠白血病相关病毒。
注意到了吗？这里面有个“鼠”字，显而易见，这种病毒本来是老鼠身上的一种病毒。
那么，一种原本在老鼠身上的致命病毒，怎么跑到人类的身上了呢？
科学常识是，对于逆转录病毒来说，自然传播是不可能的，它不会从一个物种的身上跳到另一个物种身上。
请回忆一下刚才我讲的，1935年的时候那些人是怎么得上慢性疲劳综合征的。答案是：疫苗。
随着证据浮出水面，现在一个完整的因果关系链条，似乎正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首先，制药公司在实验室里用动物组织（比如老鼠组织）研发药物和疫苗；
然后，这些疫苗在实验室里以某种方式被污染了，疫苗上携带了来自某种动物身上的病毒；
随后，这些被污染的疫苗通过注射针头进入了人类的体内，引起慢性疲劳综合征在内的多种病变。
随后的研究认为，XMRV病毒和白血病、前列腺癌、自身免疫性疾病和阿尔茨海默病的流行都有关系。
我们还认为，XMRV病毒已经广泛污染了美国医疗的血液供应和血液制品。我们在奥克兰儿童医院研究了接受多次输血的儿童，发现8%的孩子体内存在XMRV，这意味着官方血库应负担巨大的法律责任。
更糟糕的是，XMRV病毒有“气溶胶化”的能力，这意味着它们可以简单地在空气中飘浮，去任何微风可能吹到的地方。
我们估计，可能有3%到8%的美国人身上携带了这种老鼠病毒，换算成数字的话就是1000万。而且刚才已经说了，病毒可以母婴传播，会通过试管婴儿或者母乳从母亲传给孩子。
一种既能引起癌症，又能在空气中传播的病毒，简直就是艾滋病和新冠肺炎的合体。说它是一颗“定时炸弹”，一点也不为过。
到这里，你应该就理解了，为什么我们在2009年发表的那篇文章，能在科学界引起轩然大波。
那么，实验室里的专家、医疗机构、医药公司，还有政府机构，对这件事到底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呢？
请看看我接下来的遭遇吧。
· 03 ·
随后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当我们的研究成果首次发表时，它登上了美国媒体的头条并受到好评，但是形势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有一次听了我的演讲。他还在台下提了几个问题。
就在那之后，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权威杂志《逆转录病毒学》的主编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请来了他的朋友、哥伦比亚大学的伊恩·利普金（Ian Lipkin）博士来领导对我们结论的验证性研究。
而利普金博士又做了什么呢？2010年11月，他仓促地推翻了我们之前的研究结论。他的新结论是：并没有证据可证明XMRV是一种人类病原体。
意思就是：实验室里的动物组织从来没有污染疫苗和血液，美国使用的疫苗和政府公共卫生机构血库里的血液都是安全的。
△ 伊恩·利普金
不可思议的是，他们给了我一天的时间在他们的研究结论上署名，然后拿到《科学》杂志上去发表。这就等于让我承认自己之前的研究结论有误。
当时，国家心肺血液研究所的负责人西蒙娜·格林（Simone Glynn）曾经给我打过一个电话。她在电话里要求我迅速认可他们的研究意见，在他们的文章上署名。
她还说：如果你不签署这项新的研究结论，之前跟你合作发表文章的弗兰克将会因为欺诈行为被解雇，而且失去他的退休金。她还声称，自己是得到了国家癌症研究所主任的支持。
后来他们的研究结果顺利地发表在了《科学》杂志上。而两年后，也就是到了2011年，我和弗兰克在2009年发表的研究最终被《科学》杂志撤回了。因为这件事，我们在科学界的名声扫地。
直到这时，我回顾整个过程的时候才发现，或许自从那些专家组队来“检验”我的研究结论的第一天起，结果就已经安排好了。
2011年9月29日，我被自己所在的科研机构解雇了。
我当时工作的那个科研机构，是内华达大学里诺分校的“惠特莫尔-彼得森研究所”(Whittemore- peterson Institute)，它的资金来自惠特莫尔家族的房地产资产。这个家族中的很多大地主跟血液产业有关系，对他们来讲血液产业可以带来数十亿美元的利润。
惠特莫尔-彼得森研究所
被解雇之后，我在内华达州的实验室立即被锁了起来，我的笔记本被拿走了，所有的原始数据也被拿走了。我整个职业生涯的工作数据，都被锁了起来，我再也看不到了。
和我一起写那篇文章的弗兰克，在2013年和他的妻子一起被迫退休。临走前，他所在的科研单位派人监督他“清理实验室”，也就是封存、保密所有的数据资料，用高压灭菌的方式销毁所有实验样本。
所幸，弗兰克保留了一份原始样本，于是我才有勇气、有理由说出今天的这些话。但这还远远不是结束。
· 04 ·
我被逮捕，在监狱住了5天
我依稀记得，在2011年11月初，我的前雇主曾威胁要起诉我。后来当我出门的时候，我感觉有人在跟踪我。
我在家附近看到一辆挂着内华达州牌照的白色皮卡停在自行车道上，我看到车里的司机拿着手机，好像在给我拍照。那个司机身材高大，皮肤黝黑，留着胡子，棕色头发，戴着一顶棒球帽和一副太阳镜。
我家旁边的那栋房子一直是空着的，那阵子突然搬进去了一户人家。我感觉那户人家使用照明灯的方式有点奇怪，仿佛是故意对着我的房子在照。
后来，当我被告上法庭，我的律师通过取证程序确认，在那段时间里，内华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警方以及当地执法部门的确一直在派人监视我。
2011年11月9日凌晨5点左右，一个戴着徽章的男人敲开了我家的们，他站在门口，声称有一份法律文件要交给我。
接下来的周五下午，当我从海滩散步回来时，三辆警车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口。我被警察逮捕了，关进了监狱，并且五天不准保释。
逮捕我的理由是什么？原来我的前雇主惠特莫尔-彼得森研究所的老板，声称我拿走了本应该留在原单位的笔记本，而那些笔记本上面有政府项目的重要数据。
那些警察把我的房子从头到尾搜查了一遍，把文件扔得到处都是，但是没有找到什么笔记本。当天，警察还突袭了我的一位朋友家，他们强迫她在椅子上坐了好几个小时，同时对她的房子进行了搜查。
警察仍然找不到所谓的笔记本。我的前老板哈维·惠特莫尔给我丈夫打电话说：你必须找到那些笔记本，否则你的妻子将会监狱里度过感恩节。我丈夫还接到了陌生人的电话，电话那一头的人说：你再找，继续找，你能找到的。
作者和她的丈夫
我丈夫明知到处都翻遍了也没找到，但是他还是继续找。在一个壁橱里翻找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了一个帆布沙滩包，他说他以前从未见过这个布包。我也没见过那个布包，但是所谓“丢失”的笔记本恰恰就在里面。
我怀疑有人把那些东西从我以前的实验室拿出来，放在那个布包里，又借机丢进了我家里的那个壁橱当中。谁能轻松做到上面那些事呢？想想都不寒而栗。
这个案件的最后结果是我的败诉，我在律师的建议之下宣布破产。我在银行的毕生积蓄，还有我的家，都一去不复返了。
当我出现在法庭上的时候，《科学》杂志的一个编辑正在等着我，他请求法庭给他一张我穿着橙色囚服、手脚都戴着镣铐的照片。所幸法官没有同意。
但是，随后这个人仍然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诽谤性的文章，当着科学界所有人的面诋毁我。
实际上，这篇文章也发出了这样一个信息：如果其他科学家也像我一样，碰了不该碰的东西，他们的下场也会和我一样。
· 05 ·
我到底得罪了谁？
现在，不妨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2009年我和弗兰克发表那篇文章以后发生的事：
首先，我发表了一篇论文，声称一种来自老鼠的致命病毒出现在了一些人类身上，原因是实验室里的疫苗和血库里的血液，可能已经被这种致命病毒感染。
然后，政府机构的科学权威搞了一个专家组，核验我们的研究结论，结果把它全盘推翻，并且要求我本人签名否认自己先前的观点。
最后，我被所在的研究机构解雇，被警方监视，被告上法庭，被警察抓走并且蹲了5天监狱。在财产和名声两方面都一败涂地。
你可以看到，参与到整个过程的，有科学界权威，有政府机构，有法院，有警察，还有权威的媒体。但是，还有一个参与者没有直接出场，那就是制药公司。
制药公司是神通广大的。不信的话，随便打开一个电视台，你会发现50%的广告都是制药公司的广告。媒体已经成了制药公司的天下。
制药公司也控制了科学和政府机构。那些机构的资金来自制药公司，那些研究项目的经费也来自制药公司，它们不会得出制药公司不喜欢的结果。
制药公司的产品中，使用最普遍、数量最大的产品之一就是各种疫苗。
疫苗经常被吹捧为科学进步的光辉典范，媒体也经常说“疫苗像糖水一样安全”，但真的是这样的么？
上世纪70年代，住在墨西哥边境附近的一个小女孩，由于注射了某个实验室研发的脊髓灰质炎疫苗而感染了脊髓灰质炎。
1976年，4500万美国人注射了有缺陷的猪流感疫苗，其中数百人患上了“格林-巴利综合征”，他们要求赔偿，制药公司因此损失惨重。
这些事件对美国社会有什么影响呢？我们不妨来看一个东西，那就是1986年美国通过的《国家儿童疫苗伤害法案》（National Childhood Vaccine Injury Act）。
首先，该法案免除了制药公司对儿童疫苗造成的任何伤害或死亡的责任。
其次，该法案只允许在法庭批准的情况下披露制药公司的内部文件。（在普通的产品责任诉讼中，被告公司必须提交所有相关文件）
而且，这项法律规定，有关儿童疫苗的每个案例都是独特的，如果在一个案例中发现疫苗造成某种伤害，这个判决不适用于随后的其他案例。（英美法中，一般遇到类似的案例，法官会参照之前的判决）
这一切，都跟典型的产品责任诉讼的规定截然不同。如果疫苗真的像糖水一样安全，那恐怕不需要这样的法律了吧。
从这个法案可以看出，当本来用于防病的疫苗，变成了让人得病的东西，这个国家选择保护谁的利益。
这就是我得罪的人：那些要么被收买，要么被迫保持沉默的法官、媒体、政客、科学家和医生，还有背后的制药公司。
他们平时捐赠、支持、奖励某些科学研究，声称科学是客观公正的，但当你触碰了它们的利益，你的职业生涯会被毁掉，你的声誉和财产会被毁掉。
这就是当今科学界最大的问题，它失去了“科学”二字本来应有的承诺：追求真相。
我多年的合作伙伴、我曾经的导师弗兰克，针对这些问题曾经提出过四点具体建议：
第一，要取消对科学家的所有奖金，因为奖金让科学家分裂，这有损于科学合作。
第二，要取消所有出版物的匿名审查。如果一个科学家不能公开说些什么，那他干脆就不必说了。
第三，要对研究人员可以接收的、任何个人的公共赠款金额设置上限。
第四，建立一个强制性的退休年龄，为下一代科学家创造机会。
或许它们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但是我对这四点举双手赞成。
· 06 ·
绝不仅仅是我自己的故事
在我调查的过程中，我发现很多人跟我有类似的经历，而且他们的下场比我更惨。请允许我在这里再讲三个小故事。
第一个小故事讲的是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一位专家的“自杀”。
2018年1月，一位名叫巴克斯特·德米特里(Baxter Dmitry)的作家发表了一篇文章，声称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的一位资深科学家告诉他：“今年被我注射了流感疫苗的一些患者已经死亡。”
这把他吓坏了。顺着这个思路，他可以看到全美国各地都有人死于流感，而几乎所有人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打过流感疫苗。
过了一个月，也就是2018年2月12日，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蒂莫西·坎宁安(Timothy Cunningham)博士提前辞去了自己的工作，原因据说是他说自己身体不舒服。
△ 蒂莫西·坎宁安
他回到家后，有一次出去跑步，然后就消失了。德米特里随后透露，一个月前在疾控中心对他讲述可疑疫苗的那位“匿名医生”，正是这位人间蒸发的坎宁安。
2018年4月3日，在坎宁安医生失踪七周后，查塔胡奇河上的一些渔民发现了一具躺在废墟中的尸体，那具尸体就是坎宁安博士。查验结果是：自杀。
2018年6月4日，《亚特兰大宪法报》发表了一篇关于坎宁安博士的长篇文章，文章说他是个同性恋，一直在与自己的性取向作斗争，而且没能得到职位晋升。似乎是在暗示，这些就是他自杀的原因。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迷雾重重的死亡事件。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一本权威杂志《逆转录病毒学》的，杂志有一位编辑名叫郑德江（音译），我认为他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
△ 《逆转录病毒学》杂志
郑德江的上司就是那本杂志的主编、美国国家过敏症与传染病研究所现任所长安东尼·福奇。安东尼·福奇从一开始，就一直极力否定我们的提出的观点。
我们在2009年发表那份研究成果之后，郑德江也开始激烈地攻击我们。2010年12月22日，郑德江突然允许在《逆转录病毒学》杂志上，同时发表6篇否定我们2009年研究成果的文章。
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举动。尤其是我的合作伙伴弗兰克去找过那6篇论文的外部审稿人，他们告诉弗兰克，由于论文存在重大缺陷，他们建议不要发表这些论文。甚至连郑德江本人都承认，那些论文本身没有达到适当的发表标准。但是，那6篇文章最后还是发表了。
两年之后，在2013年1月28日，一个星期一的早晨，我在国家癌症研究所听到了郑德江去世的消息。
起初，人们说他周日晚上在办公室里死于心脏病发作。然后我又听说，他在办公桌前开枪自杀了。我听到的最后一个说法是，他是从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的四层停车场跳下去自杀的。
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死的。这又是一个迷雾重重的死亡事件。
第三个故事是关于一位科学家，他的名字叫杰夫·布拉德斯特里特（Jeff Bradstreet），他是美国最早质疑疫苗安全性、最早治疗疫苗损伤的医生之一。
杰夫·布拉德斯特里特早在2004年就在《美国内科和外科医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叫《自闭症研究》的文章。他的观点是：疫苗是导致自闭症的原因之一。
当然，美国的医学机构拒绝承认疫苗和自闭症之间有任何关系。
2015年6月17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和美国缉毒局(DEA)突击搜查了布拉德斯特里特医生的办公室。
政府机构的人拿U盘拷走了他电脑上的一些资料。布拉德斯特里特医生没有被捕，也没有被扣押或冻结银行账户。那次的行动与其说是“搜查”，更像是一次骚扰。
两天以后，到了2015年6月19日下午晚些时候，北卡罗莱纳州布罗德河上的一名渔夫报告说，他看到了一具漂浮的尸体。尸体打捞上来之后，竟然正是杰夫·布拉德斯特里特医生，他的胸部中了一枪。
警察给出的结论是“自杀”。然而，就在他死前不久，他还去了一家旅馆，把手机号码告诉了服务员，并且说自己“几个小时后会回来”。
而且，法医鉴定显示，他的衣服和皮肤上没有灼伤痕迹，如果他在近距离开了致命的一枪自杀，那应该有灼伤。
我认识布拉德斯特里特医生，他是一个乐观的人，也很热爱生活，我不相信他会自杀。
△ 布拉德斯特里特医生尸体的发现现场
三个故事讲完了，这些故事再一次说明，背叛权威是危险的。
作为一名科学家，我曾经天天研究癌症和艾滋病，我曾经在人体内发现一种可怕的病毒。现在我发现它们都不可怕，世界上只有一种瘟疫最可怕也最难治，那就是“腐败”。
我的一个朋友曾经对我说：“出版一本书并阐述你的观点的自由，可能是我们在这个国家所拥有的最后真正的自由。”
所以我写了这本书，把我知道的告诉更多的人。
我给这本书起的副标题是“重拾科学承诺的信心”，而科学给人类的承诺应该是披露真相。
即使真相是黑暗的，我们也必须想办法把它公之于众。(Even when that truth is a dark one, we must find a way to bring it into the light.)
到这里，《腐败之疫》这本书的内容解读就基本结束了。就在作者朱迪·米柯维茨讲述这个故事的同时，我们也听到了不同版本的叙述，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声音。
比如，《自然》杂志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称作者米柯维茨博士被解雇，根本不是因为那篇被撤销的研究论文，而是因为“实验室的权力斗争”——米柯维茨拒绝让另一名研究人员进入实验室进行细胞系研究。
再比如，关于那次被捕事件，在正式的法庭记录中，一位惠特莫尔-彼得森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他在证词里明确地写到：“我把那个帆布背包亲手交给了朱迪·米柯维茨”。
因此，有不少人说朱迪·米柯维茨是个撒谎成性的女人，她说的很多东西既纯属捏造，也无法证实。
那么，究竟谁的版本才是真相呢？我们听到的内容，到底是一个不畏强权的人在揭露真相，还是科学界内部的冤冤相报呢？
谁也不知道，可能只有“时间”会给我们答案。
假以时日，人们终究会得知，谁在叙说真相，谁又在撒谎；谁在帮助别人，而谁又在谋害别人。
不过可以预料的是，这个等待真相的过程，一定会相当漫长。
其实最好的办法应该是，这样的纷争永远都不会出现。让商业利益、资本驱动和科学分离，让那些无关科学的所有东西都和科学分离。
这种分离做得越早越好，越快越好。
也就是说，尽早让科学回到它本应该有的样子。这样，未来就会少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口水纷争，少一些查不清底细的医疗事故，少一些莫名其妙失踪死亡的科学家。
让我们一起期待这样的未来早日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