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月：茉莉 ｜ 新力量
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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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
文/ 胡 月
早在那年冬天到来之前，或者更确切地说，早在我被送到朝鲜战场成为志愿军之前，我就曾研读过一百种以上死亡方式。不得不承认，那和国立北平图书馆三层隔间中被禁的那本《时间死考》有关。据说，博尔赫斯早在三十年代就在巴别图书馆中找到了《沙之书》，他和妻子没日没夜地阅读、誊抄，最终将《沙之书》中的一个单元独立出来，写成了《时间死考》，而《沙之书》最终带着它不可重复的本性，再也没有人能翻到有关《时间死考》的任何一页，看到和这本书相关的任何文字。而我，从《时间死考》中偷窥了那超过一百种以上的死亡方式后，竟再也无法平静地面对毫无预兆的死亡，就像在那些数不清的日子里，在和美军作战的空隙，当我疲惫地躺在战壕里时，我常常弄不清楚，那些不断从断壁残垣之间呼啸而过的，究竟是风还是无家可归的亡灵。
风更大了，它们带着鬼魅的神色向我扑来，天空被硝烟蒙上一层厚重的黑色幕布，身边的一切已经无从辨别，只剩下猛烈的血腥气味和令人毛骨悚然的寂静。从前天夜里，我们分完通信员身上的最后一口炒面起，剩下的食物就只有战争的荒芜。已经九天九夜了，美军在等待我们精疲力竭后，不费一枪一弹将我们解决掉。就在刚刚，美军又开始打了，他们不敢面对面同我们厮杀，只是一个劲地用“范佛里特弹药量”砸我们。我被凶残的榴弹碎片炸断了左腿。血不断从皮肉之间喷涌而出，变成一条条流动的血蛇，在血浆与残骸中饶有兴致地游动，我甚至看见最活泼的那条绕过六具尸体和三个弹坑，游到了不远处的战壕里，精疲力竭地向排长报告了我的情况后，瘫软在地。排长立刻顺着这条血蛇爬过的痕迹找到了我。当时，我已经晕过去了，我记得自己变成了一阵风，随着尘土和硝烟向上飘动。
我被几个同样受了伤的战友连拖带拽地送到最近的野战医院。在残酷的炮火中，没有谁是完好无损的，就连身上的虱子都很可能被折断过一只触角。野战医院狭小空地上挤满和我一样刚从战场被抬下来的受了重伤的战士，以及刚刚和这个世界道别的勇士，他们绑着被血凝成深紫色的绷带被挑夫班一具一具地抬出去。
我看到了死神。他和传说中的一模一样，穿着黑色的袍子，手里拿着一个巨大的镰刀。我想冲着他叫，我不想死，我不想死啊。可我嘴巴张了张，没有喊出声音，却听到俯下身子察看我伤腿的医生抬头对护士说：“他嘴巴出血了，赶紧处理一下。”护士用棉球给我擦着嘴边的血，我的目光越过她的肩膀，看见死神绕过了我，他经过的地方，挑夫班正在忙碌。一个挑夫正蹲在地上，撕下白布迅速包裹好死者的头部和四肢。另一个挑夫上来，帮着他将死者翻过来，用白布裹满全身，然后填写了一份牺牲鉴定书，插在了层叠的白布之间，它们将和死者一起随着运送弹药的汽车返回还有亲人生活的故土，匆匆结束短暂而可怜的一生。
由于失血过多，我在野战医院安安静静地躺了三天三夜，这里不断有人进进出出，仿佛是连接人间和地狱的秘密通道。好在医生已经把我的断腿包扎起来，并且告诉我，腿不用锯掉，但要彻底治好，必须得运回国内。这真是一个好消息，这条亲爱的腿并没有舍我而去。我心情好多了，扭头看身边的战友。躺在我身边的是老贾，他右侧腹部受了伤。由于这场仗打得过于艰辛，止疼药的配给早已不能满足伤员伤口的蔓延速度，一到深夜，老贾就满嘴胡话。他试图将他短暂的青春生涯全都倾泻给我。他回忆起自己喜欢的那个娇弱的邻村女孩，白天，她像一只营养不良的小母狗惹人怜爱，而一旦天黑，有了夜幕的伪装，她就会伸开隐藏着的黑色羽翼，以惊人的速度从邻村飞来，与老贾在村口的麦秸垛相会。没有人注意过这个夜空中的黑色影子，直到老贾当了志愿军前一天晚上，村里人才发现。女孩的名声坏了，她名字散发着腐烂的味道。女孩说，你必须娶了我。她父亲也是这么对他说的。那天晚上他们就结婚了。第二天上午，女孩流着泪把他送到了村口。他说，她一定会来找我的，只是鸭绿江的水太宽，她的翅膀还没有长到可以跨越江水的程度。到朝鲜这两年来，他每夜都会抬头望向天空，期盼着空中的某个小黑点慢慢变大，扇动着修长的羽翼来到他身边，重温时光的旧梦。然而，这种期盼却在三天前的炮声中支离破碎，和他躺在医院的身体一样。他翻了个身，将脸冲向天空的方向。我不知道是疲惫还是因为故事已经完结最终使他安静下来了，因为我的意识也是时有时无，断断续续。但我清楚地记得，就在一年前，那个女孩，也就是老贾的老婆来了信。老贾不识字，他迫不及待地让我念给他听。他老婆在信里说，三个月前的一个晚上，她梦见老贾骑着汽油桶回到家里，并让她怀了孕。老贾听到这里，愣愣地问我，梦见他回去她肚子就能大了？这事可能吗？我当然知道这不可能，但在战场上，老贾要是一直想不开就麻烦了。我忙安慰他说，史书上写过，刘邦的母亲就是做梦怀上他的，还是个皇帝呢。老贾听了又惊又喜，喜的是这事儿古代就有，惊的是千万不能生个皇帝。
老贾这会儿扭过头看了看我，艰难地向我努了努嘴，示意我把他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他除了右侧腹部里有几块弹片，胳膊也断了。我把手伸进他口袋，掏出了一封信，奇怪的是，信还没有拆开。我奇怪地看着他。他说，这是我老婆半年前来的信，我算了算时间，肯定是孩子生了。我说，这是喜事啊，你怎么不打开看看呢？老贾哭丧着脸说，你们文化人就喜欢诳人，我老乡给我说了，做梦生孩子这事儿不可能有的，她肯定跟别人好上了。我忙说，不会的不会的，她要是跟别人好上了，怎么还会给你写信呢？老贾说，你们文化人真会说话……你给我念念吧。我就打开信给他念了。果然是封报喜的信。他老婆说，已经生啦，是个男孩，母子平安。我不好意思地看着老贾，我想他肯定会哭的，但我想错了，他咧嘴笑了。他盯着天空，喃喃地说，母子平安就好，管他谁的种，只要我回了家，他叫我爹就行。我也陪着他笑，但一笑，牵引得伤口一阵剧疼，我只好不再陪他笑了。那天晚上，我半夜醒来时，听到他在睡梦中嘿嘿地笑。也许，他这次真的在睡梦中骑着汽油桶回到了家乡。
第四天黄昏，我感觉好多了，都能下床走动了，腿断掉的地方，肉芽正在哗哗地歌唱着欢乐生长，虽然有些痒痒的，但这种感觉十分美妙。我甚至还走出了医院的隐蔽所，看到天边升腾起大片紫色的云朵，像水彩画一样晕染开来，它们伴着运送弹药的汽车慢慢地向后移动，准备送我回到祖国故土。我喃喃地呼唤着芳芳的名字，多么希望那些风儿把我的呼唤带到她身边。芳芳啊，我知道你不会像老贾的恋人那样长出黑色羽翼来，那么，就让我长出洁白的翅膀回到故土吧。
志愿军首长好像听到了我的呼唤，很快安排汽车前来带我们回家。汽车不多，我是属于受伤较重又能治好的，被优先考虑。那些伤势更重的，怕是连半路都坚持不了，也就不用送了。伤稍微轻些的，被安排在野战医院救治，救好了还要上战场。我看着老贾，他已经静静地睡着了。医生说他的伤已经蔓延到骨髓，比我要重很多。我想向他道别，但想想还是算了。我心里有点惭愧，不多不少，我这伤正好够送回国，就好像我计算好了一样。
美军像讨厌的苍蝇一样无处不在，天上飞着，地上跑着，水里游着，汽车白天不能行走，只能晚上关了车灯偷偷地走。在无边的黑夜里，我翻来覆去地在脑海中回放我和芳芳第一次相遇的情景。那时，我作为国立北平图书馆的管理员，正在第五层楼梯拐角，靠近窗户的书架旁，背对着阳光将b13 号书架上的书籍从左至右一一卸下，以便清理在书籍上安家的尘土。被我清理干净的书籍犹如一个个刚刚出浴的少女，带着娇羞的红晕又被我重新放回书架。阳光像被水洗了般在窗台上静静流淌，就在我码放到刚好看见她时，阳光知趣地穿过两排书架，落在她右脸上。和刚被我清理干净的书比起来，她是真正的少女，一条又粗又黑的麻花辫娇羞地搭在淡蓝色校服盘扣上，眉宇间透着常年被知识滋养过的水润。我忍不住想多看她一会儿，就拿着剩下的书反方向由右向左码放起来。我将码书的动作放慢了一倍，也可能是两倍，直到码到即将填满那排书架的最后一本时，她好像觉察到了空气中飘动的眼神，向我这边转过头来。我惊慌地用书迅速堵上了最后能窥到她的缝隙，任凭心脏以急行军的速度在身体里横冲直撞。我背过身去，靠在刚刚清理好的书架上，平复了很久。空气中有爱情，它们在发热。
直到阳光缓缓照到我脸上，我才鼓起勇气再次转身，偷偷地将最后那本堵住视线的书移开，没想到，她早已穿过两排书架，正好站在缝隙对面微笑地看着我。这次我没有躲避，我深深注视着她的眼睛，书架上的书开始不怀好意地窃窃私语……后来，每天我们都会凝视对方，直到我拿起一本书，拿到正好挡住嘴唇的高度，我告诉她，我爱你。我的勇气只能做到这一步。没想到，她立刻通过我嘴唇以上的表情读解出来，告诉我说，她也爱我。我闻到空气中飘来了茉莉花的香气，即使那是在没有茉莉盛开的初冬。
车轮向前滚滚，在弹坑中弹跳着，颠簸带来的全身疼痛反而让我更加清醒，我又闻到了浓郁的茉莉花香，只是花香醉人的回忆总是被现实无处不在的硝烟与尸体的腥臭味侵入。我用手把这些黏稠的异味拨开后，看到了她的脸。她的脸离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就在这时，汽车猛地停了下来。前方炮火正猛，夜晚变成了白昼。一枚美军的榴弹炮在不远处炸开，敌人发现了我们的车队。车上所有人迅速挤成一团，接着又像炸了锅一样散开，拼命跳下车，迅速低下身子，尽量更快地向旁边移动。停在路上的车辆像黑色的棺材，每个人都想离它远远的。我们能做的，只是拖着伤胳膊断腿，尽快寻找地点隐蔽，趁敌不备再想办法脱身。好在，司机在距离汽车不远的地方，发现三堆志愿军留下的石堆，它们可以指引我们转移到最近的秘密坑道。这是志愿军特有的暗号，以三堆碎石中最大的一堆为中心，其它两堆为方向基点，顺着八点钟方向行走，就可以找到密道的入口。三堆代表可以容纳十人，五堆代表可容纳三十人以上。我们这辆车和前面一辆车一共活下来九人，数量刚好。我们迅速定位方向，找到入口，一一钻了进去。
坑道里，黏稠的闷涩感和发霉的气味无处不在，我们一个个都弓着身子找到了一席之地，月光从斑驳的缝隙中偷偷潜入，稍作停留，洒在坑道边缘。顺着月光，我看见那里一片狼藉，撕得破烂的志愿军军装血迹斑斑，枯萎的野菜根抱成一团，如荒草般在凄冷的月光下相互取暖，还有被无数次蒸煮过食物早已变形的美军罐头盒歪着头靠在土壁上，燃烧后的灰烬以及被熏黑的坑道壁加重了这里的鬼魅气氛，看来在此隐蔽过的战友并不比我们好到哪去，到处都弥漫着战争的疲惫与荒芜。外面的炮火越来越响，地皮一上一下地起伏着，我们好像坐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我的左腿又重新渗出了鲜血，在包扎的白布上盛开数朵深红色玫瑰。我再次有些意识不清，我明知道外面的炮火离这里越来越近，可是我的耳朵似乎开始有意地关闭听觉功能，那些咫尺相隔的爆炸声犹如逐渐微弱的烛火，穿过破网映在影影绰绰的耳膜上。我又闻到了熟悉的茉莉花香，花香带来了芳芳。
芳芳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这是我们认识后她告诉我的。我还真有点自卑呢，说是国立北平图书馆的管理员，其实是寄宿在图书馆的难民。我的家人在数次战争中一个个消失得无影无踪，连一丝线头或个把汉字都没能留下，他们就像被风吹走一般，被世界永远抹去了。而我，在北平发生那场不大不小的战役时，还只是个小学生，阴差阳错地跟着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姜永博躲过了日军的空袭，他把我带到图书馆。从那天起，我就在这里住下了，他教我读书识字学西语，帮着他对书籍进行整理和抄注。他见我特别喜欢西语，还把博尔赫斯写的书给我看，这是他托一个美国的朋友寄来的。我就是在那里读完了博尔赫斯所有的书，让我惊喜的是，他竟然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一个公共图书馆的小职员而已。这么说来，我们两个还是同行呢。我一直想把他的书翻译出来，将来，也当一个作家。1923 年，博尔赫斯正式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激情》，那年他二十四岁了。我现在也是二十四岁，要不是这场战争，我说不定现在也写出了诗歌，也许是小说。书名叫什么呢？就叫《茉莉花香》吧。扉页上必定得有个题记：献给芳。
图书馆除了馆长和我，还有一个比我年纪大两岁的哥哥，他也是被馆长收留下来找个落脚地的老实人，我们像家人一样，唤馆长为爸，我们之间则以兄弟相称。后来解放了，图书馆改名叫国立北京图书馆，馆长换成了一个共产党员，爸爸和我们一样成了职员。
多么想见到他们。我摸了摸左腿，不知道什么时候，鲜血已经凝结了。这就好，这就好。就是感到饿，好像整个身子都空荡荡的。我吃力地把手伸进口袋，摸到了那件珍贵的礼物，这是用铁丝串起六枚子弹壳做成的手链，上面染满我的血。我在手上吐口唾沫擦了擦，子弹壳上露出我用刺刀刻下的字。左边一个是“成”，右边一个是“芳”，中间四个是空白的。我想好了，将来至少要生四个孩子，把他们的名字也刻在上面，我们永远都要在一起。本来我想等战争结束以后，回到北京，我就把它送给芳芳，作为我们的新婚礼物。她会喜欢它的。看来，因为这次受伤，我要提前回国见到她了。这样说来，也是好事呢。
我必须得找人说说话，失血过多，脑袋像巨石一样沉重，真想好好地睡一觉，但我不能睡着了。很多伤员都是在睡梦中死去了，还有很多人睡下的时候还是活人，醒来时却成了死人。我们团有个连，去年冬天的时候，上级命令他们在一个叫死鹰岭的山头阻击敌人。预定时间到了，枪声却没有响起来，美军轻而易举地通过了死鹰岭，给我们团造成重大伤亡。军长愤怒地命令团长，立即把那个连长带来，要枪毙了他。团长带上我，我是团里最有文化的，这件事连志愿军总部都惊动了，还要写报告呢。一路上，我和团长都没有说话。那个连队一枪未放，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他们集体逃跑了。我们怎么也没有想到，爬上死鹰岭阵地后，看到了一个个人形的雪堆。一百多人的连队一个不少，他们全部趴在那里，枪指向前方，但他们都被冻死了。团长扑上去，抱着一个又一个战士，放声大哭。他们隐蔽在寒冷的雪夜里睡着了，就再也没有醒过来。
我可不能这样睡着了，必须得找人说说话。躺坐在我旁边的是团里的给养员崔胖子，他伤在肚子上，肠子都被打出来了呢。给他说些什么呢？必须说些刺激的，这样他才会有兴趣。我就给他说了我那段不可思议的经历。最初这只是一个传言，是那些被俘的美军告诉我们的。姜立博爸爸教给我的西语在这里派上了用场，我经常客串给美军战俘做翻译呢。最初听到他们说这件事时，我们都嗤之以鼻，觉得这是他们神经错乱下的胡言乱语，他们的脑袋早就被志愿军的喊杀声和冲锋号声撕得破破烂烂。对了，我还曾经遇到过一个土耳其士兵，总是说自己祖上也是中国人。他经常把帽子拿掉，把脸凑到我们跟前说，你们看看，我也是黄皮肤黑头发，我也是中国人。他已经疯了。
我把美军那个传言当作笑话给崔胖子讲了以后，他的身子蠕动一下，鼻子微微抽动， 喃喃地说，那并不是传言，一切都是真的，因为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就在现场。我当然不相信，哈哈地笑了。崔胖子急了，转过身子，使劲地瞪着我，非要把所有细节都告诉我，好让我相信，他确确实实目睹了那场惊心动魄的事件。
崔胖子说，那天突然下起了雨，没有人知道雨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的，黑夜逐渐覆盖了血液黏稠的大地，远处偶尔有星星点点的枪声和窸窸窣窣的不安。崔胖子当时饿得两眼发昏，本能地爬出战壕，想去附近再翻一翻早被饥饿与炮火横扫过的贫瘠土地。
黑夜里隐藏着无数找不到家的亡灵，他们天天晚上都要在月光下和死去的敌人厮杀。还有活着的人，也在寻找活着的敌人。他们都让人害怕。果不其然，崔胖子刚走不到两里地，就听见不远处叽叽喳喳的美军，崔胖子说他们的鸟语透着一股屎味。我想这可能和美军配给的午餐肉有关。我们偶尔缴获到美军午餐肉，吃完肚子就会膨胀。有一次，崔胖子就喝了两口泡有午餐肉的汤，肚子就鼓得像个气球，而且气球不断膨胀，慢慢把他带上了天。幸好当时排长在，指挥崔胖子用游泳的姿势游回地面，要不然空中突然出现这么一个目标，多危险啊。后来，崔胖子连续发烧了一个星期，难受至极。从那个时候开始，崔胖子对美军变得更加深恶痛绝，他恨透了没完没了的战争。崔胖子没读过什么书，只要是他不喜欢的，他就觉得是透着屎味，比如透着屎味的天气、透着屎味的美军等等。话说回来，那日，崔胖子单枪匹马遇见美军的一个小分队，他下意识地掉头往回走，没走两步，就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摔了个趔趄。崔胖子仔细一看，顿时吓出一身冷汗，地上躺着的是不久前来团里送过信的信使小冷，他穿着单薄，已经没有了呼吸。崔胖子使出浑身解数想把小冷从死神的身边唤回来，但一切都是徒劳的，小冷身上尚存的一丝余热，也被他折腾得散掉了。崔胖子悲伤地看着这个刚刚年满二十岁的小战友，目光不经意地落在了他长期背布袋子的肩膀和露着细小孔洞的上衣上，它们长着眼睛，在夜光中焦急地对崔胖子说，快去找回那些信，快去，快去。
崔胖子一激灵，再次看了看小冷的肩膀和他上衣上的小孔洞，它们仿佛从未张口一般，恢复了死寂。就在崔胖子觉得一切都恍恍惚惚，转着头下意识地在附近寻找那个装着信件的黄色大布袋时，不远处美军机枪突然开火了。
崔胖子讲到这里，瞪大了眼睛。他说，接下来的事情请你务必要相信我，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别人不相信不要紧，你一定要相信我。崔胖子说，他看见多如牛毛的中国老百姓不停地从不远处钻出来，这些老百姓一看到那些美军，就猛地扑过去，哭着喊着让他们还自己的亲人，要打倒美帝国主义。他们当中大多数是女人，有上了年纪拄着拐棍的，有抱着小孩的妇女，还有梳着两个麻花辫的学生，来自不同的阶层和地方。我问崔胖子，你怎么知道她们的身份和地域。崔胖子自信地说，咱团里就有不同地方来的兵，口音都不一样，那些女人也是，说话的腔调各不相同，而且他们的穿着也是麻布、丝绸，什么都有，不过他们倒是很团结。听崔胖子讲到这里，我倒是一点都不困了，我和当时的崔胖子一样，非常好奇为什么战场上突然来了这么多老百姓。崔胖子瞪着圆滚滚的眼睛说，他立刻从黑暗中站起来，向已经和美军混战成一团的中国老百姓奔去，半空中飘洒着憎恨与诅咒，一切都显得非同寻常。崔胖子跑啊跑，但怎么都跑不过去。崔胖子终于发现事情的关键所在，那些本不应该出现在朝鲜战场的老百姓不断地从信使小冷一直守护的黄色信袋子里走出来，除了女人，还有穿着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军装的残疾军人，还有被无数等待和思念所缠绕着的眼睛。崔胖子说，他甚至在那里看见了自己年迈的母亲，扬着他来朝鲜前亲手做的拐杖向面前的美军表达自己的愤怒。崔胖子加快了脚步，他顾不得早已透支的身体，不断地奔跑，可是他说，自己无论如何都没能跑到那场中国老百姓和美军的战斗之中。
我想起来了，在半年前的一天夜里，崔胖子确实失踪过一次，我们找了一晚上呢。天亮的时候，在距离战地五公里左右的壕沟里发现了昏迷不醒的他，不远处，还有信使小冷，和装着亲人思念的、早已燃烧殆尽的黄色信袋。
崔胖子讲完之后，一直在流泪，我还从未见过一个人会哭成这个样子。上次崔胖子收到家里的信还是一年前的事儿，信里说他母亲病重，早已滴水不进，而那封信又在战火中飘摇了半年才到达他手中。崔胖子那次失踪，可能就是去找信使小冷的吧。他每天都在想念母亲。他从讲到母亲的那段开始，已然完全没有之前的兴奋与得意。他后来不哭了，低下头一声不吭，但额头上却渗出密密麻麻的汗珠。我知道，他正在竭力翻越朝鲜的崇山峻岭，飞越无边无际的大海，要回到老家的破草屋里，看看母亲。我看了看坑道外被炮火照亮的夜，多么羡慕他啊。芳芳，你说，如果那日我也看见了崔胖子所说的场景，是不是也能见到你呢？芳芳，你从信中走出来，一定是最美的一个。芳芳，我爱你。
我能活下来，说实话，还真是靠着你呢。芳芳，芳芳，要从心里咬准字节，轻轻地从唇里说出来，它们在耳朵边飞翔，带着茉莉花香，整个天空都是微醺的……芳芳，你不要担心，我很快就要回到你身边了。
时间并不是很长，半夜时，听到外面有人喊：“同志，同志，你们在这里吗？”我倚起身子，兴奋地回应他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来人是志愿军1910 部队。后来我才知道，1910 是一支专门负责通信的部队。这样说来，我仿佛也是乘着一道无线电信号回到了鸭绿江彼岸。1910 部队的兄弟把我们背到破烂的公路边，从别处联系上了新的车辆。在黑夜里，英勇的驾驶员关着车灯，躲过了天空中美军的飞机，把我们安全送过了鸭绿江。踏上中国土地的一刹那，我闻到整个天空都飘着茉莉花香，连空气都是甜的。
我在丹东进行了简单治疗，接着被送到沈阳的大医院继续治疗。作为从前线负伤回国的志愿军，我们受到热烈欢迎。我还曾经收到一名女大学生的来信，表示不管我伤得多重，是否残疾，都愿意嫁给我，愿意用自己的一生照顾英雄。我当然回信谢绝了。我心里只有芳芳，内心世界虽然宽阔无边，但再也挤不进来一个人。在医院躺了三个月，虽然腿还有点瘸，但总算是治好了。我一天都无法在沈阳再呆下去，急着早点见到芳芳，立即坐上火车回到北京，找到了在图书馆工作的姜立博爸爸。当然，它现在叫北京图书馆了。他告诉我，她现在在丹东工作。
我应该立即动身去找她。然而，由于连日奔波，我的腿又开始疼痛起来。另外，我还身负着另一个重任，那就是作为回国的志愿军英雄，到学校、机关、工厂做报告，讲述前线将士英勇杀敌的故事。我常常被热情的鲜花所包围，但那些再美的花，都没有茉莉花香。我多么想立即前去丹东，早点见到她。我回来那天，爸就告诉我，一年前，她不停地去找组织，坚持要调到离朝鲜最近的丹东去。组织最后答应了，把她调到那里的一所中学任教。我知道，她一定是为了离我更近一些，好看到同一片天空里的星星，然后等我打完仗归来，第一时间就能迎到我。
她肯定给我写过信，告诉我这一切了。只是，战争让部队变得像天上的云一样变幻莫测，信使们总是追不上部队。我们团已经大半年都没有收到过家人的来信了。因为没有见到信使，我写给她的思念也一直无奈地蜷曲在我的军用挎包里，而且在最后的那次战斗中，被美军的炮弹炸飞，我记得它们变成了一群白色的蝴蝶，在天空中飞走了。请原谅我，亲爱的芳芳，信虽然没了，好在，我终于回来了。我躺在被浆得雪白的床单上，侧着身子，将平整的稿纸摊在床头旁的书桌上，开始给芳芳写信。
芳芳，现在的丹东冷吗？会不会和朝鲜一样寒风刺骨？不过，告诉你一个取暖的秘密，在战场上，每当我感到冷的时候，我就会想象和你在一起时的拥抱，一想到拥抱，我就浑身发热。哈哈，你是不是正脸红呢？我就喜欢看你脸红的样子，羞答答得像个粉色的桃子。
那日，我给芳芳写完信后，又连续写了很多封。按时间来算，她应该早已收到了我的爱和思念，可是，我一直未能收到她的任何回信和消息，我被困在北京图书馆，一边养伤一边拄着拐杖被人搀扶着到处做报告。直到可以自由行走，思念如同暴雨般在我的心中肆意降下，摔在地上泛起无数渴求的水泡，这些水泡继而破裂，迸溅的潮水烧灼着我的心。
一直到战争结束，志愿军回国后的第二年，我的腿伤才彻底好了。在我可以行走的当天，我就去了丹东，一路奔向了芳芳任教的那所中学。在黄昏时，我赶到学校门口，透过一大群背着书包的学生和老师，看到了她优美的背影，头发剪到了耳根，露出天鹅般的美丽脖颈，空气中飘来浓郁的茉莉花香。我终于可以拥抱我的爱人，她近在咫尺。当我箭步如飞马上就要到她身边时，眼前的情景突然让我无所适从，我的哥哥，就是陪伴着我整个少年时期一起长大的哥哥，抱着一个出生不久的婴儿，正微笑着看着她。她跑到他们身边，放下手中的包，小心翼翼地接过婴儿。婴儿胖胖的小手摸着她细嫩的脖颈，哥哥看着他们，像看着正在盛开的花儿。一切都在黄昏的光线中和谐无比，只有我，是多余的。我悲伤地跟在他们后面，一路哭泣着，泪水洒在地上，像一粒粒晶莹的盐。
我在他们家的外面徘徊，每天跟着她去学校，远远地看着她。放学时，陪着他们一起回家，站在窗下，看着她做饭，一家人其乐融融。偶尔她会站在窗前发呆，紧紧地皱着眉头，眼睛里带着绵绵不断的思念，它们从窗玻璃的缝隙里钻出来覆盖了我。我掏出口袋里用子弹壳做的手链，抚摸着我们的名字，泪水滴在上面，天长日久，那些子弹壳被泪水洗得闪闪发亮。我能做什么呢？除了默默地祝福她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我什么都不能做。
后来我走了，我在中国的大地上跋涉了大半辈子，我去找了那些死去的战友的亲人，握着他们的手安慰他们，和他们一起哭泣、流泪，怀念那些还在异国土地上游荡的亡灵。在静静的月夜，我常常睡不着觉，总是怀念他们，他们现在还会不会在月夜里出来，抱着、咬着和死去的美军厮杀？也许不会，和平已经降临，他们应该在月光下跳舞、喝酒，谈论诗歌，或者女人。特别遗憾的是，我一直想去老贾的家，看看他老婆做梦生出的儿子，告诉他，他有一个勇敢的志愿军爸爸，但我忘了问他家在山西哪个地方。我转遍了整个山西，都没能找到他家，当然也没见到他说的那个会长出翅膀的姑娘和他的儿子。
当然，我也一直没忘记芳芳。
关于我和芳芳的故事，其实并没有完，多年以后，我们终于正式见面了。那时的北京图书馆经过改建改名叫国家图书馆了，姜立博爸爸早已经去世。
又过了十多年，我搬进新家了，那里既明亮又宽敞，住的都是志愿军老兵。我到了这里，就喜欢上了。那天，芳芳穿着一身优雅的黑色半裙来看我。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她依然带着被知识滋养过的端庄。在看到她那一刻，所有怨恨都已冰释前嫌。我像当初一样拿着一本书挡住了嘴唇的位置对她说，我爱你。可是芳芳却仿佛已经无法解读我的含义，也许她故意忘了。她双眼噙满泪水，郑重地向我鞠了一躬。看到她哭，我也忍不住热泪盈眶。我已经不生你气了，芳芳。我用尽全力拥抱她，空气中飘动着爱情，它们是茉莉花的香气。
过了好久，我看见远处来了一大群记者，他们年轻而充满活力，就像当年扛着枪去朝鲜战场的我。一会儿工夫，这些记者就架起了好多我见所未见的先进设备，其中一个还举起了话筒，庄严地说着什么，我苍老的耳朵用尽全力仔细听着。
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第五批志愿军烈士遗骸已于半个月前完成移交。在五年前大型寻亲节目《我等你》开播之时，一位名叫肖芳的女士就联系节目组，希望找到当年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未婚夫乾成。通过肖芳女士的描述，志愿军烈士乾成曾写信给肖芳女士，自己用铁丝将六枚子弹壳穿成一个手链，等到回国之后送给她当新婚礼物。没想到，这份牵挂跨越了生死，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重见天日。在整理志愿军烈士遗骨时，我们发现了这串刻着“成”和“芳”的特殊礼物。此时，我们节目组在帮助肖芳女士找到爱人的同时，也即将一同见证他们的旷世爱情。
我抚摸着芳芳，看着她秀美的青丝变白发，她抱着一个墓碑泣不成声。崔胖子、信使小冷、老贾、班长、排长、团长，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我身边，还有很早以前就来到这里的兄弟，他们静静地站在那里看着她，也开始思念起自己的家人，或许还有家乡的土地。我只是感到有些奇怪，芳芳是在为谁哭泣呢？
我蹲下身，擦擦老眼昏花的眼睛，终于看清了墓碑上的字，那是我的名字。我的脑袋嗡地一下炸了，我死了？这怎么可能呢，我明明活得好好的呢，我还曾去火车站迎接过凯旋的志愿军，还在大地上行走，寻找死去的战友的亲人，我见过白发苍苍的母亲，站在村口眺望远方的年轻妻子，从来没有见过父亲的孩子。这不可能，一定是搞错了。我去拉芳芳的手，但我的手穿过她的身体，像烟一样散掉了。她拿着洁白的手帕，上面放着我用六个子弹壳做的手链，泪水一滴滴地掉在上面，子弹壳上的铁锈在她泪水的滋润下，慢慢融开，露出闪闪发亮的“成”和“芳”。我再次打量墓碑上我的名字，它飞快地旋转起来，整个天地都旋转起来，变成了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暗的洞。我想抓住她，但还是没能抓到她，我就被吸进洞中，飞快地向深处坠去。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我看到头顶上一片明亮的光，我闻到了厚厚的黏稠的火药味。老贾在我头顶说话：“没有用了，他已经死了。”
我像风儿一样飘浮在空中，看到我用的水联珠重机枪已经被炸得四分五裂，机匣盖卷起的铁片上还依稀能看到“M1910”字样，对，它正式名字叫马克沁M1910 重机枪，是苏联送给我们来打美国人用的。我的身体躺在旁边，排长跪在地上抱着我的脑袋，大声地呼唤着我的名字。卫生员双手按住我喷着鲜血的断腿，带着哭腔看着排长：“怎么办，怎么办？”排长站起身来，摇了摇头：“运不下去了，就地掩埋吧。”和我最好的给养员崔胖子来了，他哭着给我整理破烂的军装，从我裤子口袋里掏出那个用六颗子弹壳做的手链。收起来，收起来，把它带回去，带给我的爱人。我大声地冲他叫喊着，但没有一个人听到。排长说：“这场仗结束时，我们可能都不在了。还是让它和他在一起吧，也许有一天，有人会发现他，送他回家。”
崔胖子哭着抹了一把眼泪，把手链放进我的口袋里。他刚站起身来，又一颗炮弹落下来，我看到我躺在地上的身体猛地向上蹦起，那条断腿彻底和身体脱离了，飞了出去，鲜血从空中落下，像一片片花瓣。我装在口袋里写给芳芳的信也成了碎片，在空中飞舞唱歌，我哭泣着在空中抓着，却怎么也抓不到。崔胖子的肚子炸开了，肠子涌出来，他一边用手往肚里塞着肠子，一边冲着排长哭泣：“排长，排长，我肚子烂了……”排长趴在战壕上，一动不动，就像没有听到一样。老贾趴在地上，他听到了崔胖子的声音，翻了个身，右侧腹部汩汩地冒着血。老贾一点都不在意，他将脸冲向天空的方向，脸上带着神秘的微笑，也许，他看到恋人变成一只黑色的大鸟，抱着那个从梦里带来的孩子，正从故乡飞来吧。我的身子在空中翻个跟头，重重地摔在地上，被炮弹掀起的土石碎块一层层地落下来，压在我身上，我要与大地融为一体了。这很好。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我贪婪地大口大口地呼吸着尘世间最后的空气，当无边无际的黑暗袭来时，我闻到了茉莉花香。
刊于《青年作家》201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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