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鲁敏之前，我大脑中盘结的根系开始向四处延伸，希望在记忆的土壤里吸收到点什么，我搜寻着印象里关于鲁敏的点滴，当然更多的是来自于对她小说的认知，遵循阅读的经验，作家本身并没有逐渐明朗化，她隐居在文字背后，对故事的发展进行操控，或者随着塑造的人物逐渐成形丰满，她与文字开始相互制约，势均力敌，以致后来方向转变。她的“东坝系列”和“城市暗疾系列”，循序渐进流入到视野之中，给人以震荡和惊厥，不能说对她一无所知，但就其所知的范畴内似乎又少了点什么。凭借小说对作家进行揣测，力量是不够的，也不能完全地确认，这仿佛又构成了小说的魅力所在。总之，绝大部分时候，她没有现身也没有露面。她藏于暗处，促成了人们的窥探之欲和好奇之心。

好在漫长的时间链条，总有松动之处，鲁敏的第一本散文随笔集《我以虚妄为业》出版，恰好拉开了一条进入她精神内核的缝隙，书中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信息，如同取掉“虚构”这层隔板，眼前是鲜活的鲁敏，在讲诉她自己的经历与故事。这本书一部分是她对于往事的回眸与勾勒，以及她走上写作道路的历程；一部分是她的读书笔记与创作谈；一部分是关于游记、吃食的漫谈和对器官的趣味解读。

整本书，鲁敏都展现了一种坦率、真诚、谦恭的姿态，冷静而智信地叙述，不为过往的的艰辛渲染，也不为洞见到人生的虚妄而悲观。因为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阅读和写作两种她至爱的东西。世态再变，她都接受、包容、原谅，然后坚定地走下去。

采访时，我与鲁敏通了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干练而爽朗，她很和气，没有高深的架势，要与你谈论个什么所以然。我说只是闲聊，瞎扯也可以，她也欣然接受。如我之前向人打听到的那样，认识鲁敏的人都说她人很好，这种好对我而言有些抽象，但与她说话很舒服，没什么压力，我想这不失为一种好。

聊了半个小时，鲁敏突然说：“抱歉，女儿下课了，我要去接她。”挂了电话，我开始回想她说的一些话。走出小说的作家确实也真切得可爱，扎实地过着自己的生活，笔尖可触及天堂，脚底却不脱离地面。她说：“不想经历世俗的部分，是不对的，一个有生活感的写作者应该承受一些压力和不纯粹的东西。”

事物没有绝对的，就好比你在承受的同时也在获取，在丧失的同时也在补给。这一点，鲁敏深有体会，一个什么也不干的作家并不是她的理想。1987年到2005年十八年的时间里，鲁敏一直在邮政行业工作。先后担任了营业员、劳资员、团总支书记、外宣干事、行业报记者、办公室秘书等职务。鲁敏的小说从生活和经历中汲取的养分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方向盘》《秘书之书》等，她整整做了八年的秘书，并坦言秘书这个职业对自己的影响很大，不见得喜欢，在生活中更像一个秘书，很注重别人的感受，不特别强调自己为中心，比较会运筹帷幄，不太像作家。

我没有真正接触过鲁敏本人，但接触过几个秘书，他们能把事情想得很周全，从头到尾都做得很得体，人们对一个人的评价是很直接并且世俗的，而非文本化的。这可能又是所谓鲁敏好的原因之一吧。然而，我并非没有见过她本人，2013年，中国青年作家代表大会上鲁敏作为代表发言，发言稿题为《我的取景器》。那时我也坐在台下，认真地听她讲话，讲到认同之处，我便会抬起头看看她长什么模样，实际上隔得太远，什么也看不清。

这种看不清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还有就是当时的鲁敏已经在写作道路上走得很远了，虽然只走了十五年的时间。如果有可量化的指标，那上百万的文字和无数的奖项足以证明鲁敏十多年来的成绩。

1998年，怀孕的鲁敏开始写小说，诞生了她的第一篇作品——《寻找李麦》。正如她自己写到的：“生理与心理上的青春期结束了，而文学的青春期开始了。”这并非孕妇妊娠期无聊致使的偶然事件，在鲁敏看来这是整个人生道路中的必然结果，只是在25岁才表现出来罢了。此前，她一直将阅读视为一种执着的偏爱，写了不少读书笔记，很多准备都做在了潜意识里，耐心地等待着某个场景的触发，这一天迟早会来临。果然，它不声不响地到来了——“小说，它如闪电来袭，惊雷响起……”

鲁敏的小说大致可分为乡村和城市两个维度，“东坝系列”和“城市暗疾系列”的地理原型分别是东台和南京，一个是鲁敏出生成长的地方，一个是她工作生活的地方，与作家自身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两个不同的叙事空间，鲁敏向人展示了充满善意、淳朴至真的乡村与浮躁丑陋、孤独冷漠的城市，两者对比强烈，却出自她一人之手。

新时期的小说里，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的“清风街”、李锐的“吕梁山”、韩少功的“马桥”，他们的作品中都有一个可以随时出入的“故乡”，东坝虽为鲁敏虚构的理想之地，但素材大多来源于她14岁以前生长的土地。《颠倒的时光》《逝者的恩泽》《思无邪》《风月剪》《纸醉》等系列小说，呈现出了一个“没有怨恨，没有敌意，没有琐屑不堪，是只有善与亲和的乡土中国。”东坝的人情风貌之所以让人感到美好，鲁敏说也是因为她记忆中的美好。“人长大了会忍不住了往童年看，少女眼中八十年代的农村，是比较单纯的，很宁静，不复杂。”她回想起在卖豆腐的人家寄宿，清晨在沙发上醒来，看到很多人早早地来买豆腐，就萌生一种突如其来的幸福感。让鲁敏印象深刻的还有村中的养牛人，他用自家的牛帮别人干活儿，从而获取报酬。鲁敏说她喜欢这种劳动交换的方式，劳有所尝。在农村不断凋敝的今天，作家在写作过程中不自觉地会带着美化的眼光，追忆往昔生活，寄托美好夙愿。

14岁以后的鲁敏，几乎和城市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她对城市并不是那么向往，似乎从来都带着一种不以为意的态度，因为在她看来当时的城乡差异并不太大，物质上的对比也不十分强烈。这种感受也许来源于她并非出生在一个纯粹的农民家庭，她的父亲是那个年代难得的大学生，一直在南京工作，母亲是乡村教师。她有很多机会见识大城市的风光，十几岁的时候就举家迁到了南京。

“城市暗疾系列”是鲁敏的转型之作。中国人有“不破不立”的说法，从稳当的乡土写作到“欲望都市”的转变，这需要勇气和决心，是冒险也是挑战，从另一层面也反映出鲁敏的文学野心，她不满足，也不安于现状，她的文学理想是超越，不断超越！《百脑汇》《暗疾》《墙上的父亲》《镜中姐妹》等一批城市文明孕育出的作品，反映着这个时代的困境与虚弱，城市底层人民的物质与精神危机。

与鲁敏有限的交谈中，感觉她是健康的，这是作家、艺术家中少有呈现的状态，他们大多阴郁、自抑、病态，并不能用“个性”来加以解释和概括。鲁敏平时很注意调整自己的心态，他说写作容易让人变得很阴暗，所以要阳光起来。我见到她的每张照片，脸上都挂着露齿的笑容，特别有感染力，我想这是一种习惯，也是一种美德。

【访  谈】

虚妄不是否定之词，也不是悲观之词

青年作家：刚读完你的第一本随笔《我以虚妄为业》，里面写到：“生活自是虚妄的，文字也是……”，写作对于你来说也是虚妄之事？

鲁敏：虚妄不是否定之词，也不是悲观之词。它就是人的一个常态，各个阶段，各个方向上，我们含糊地占有与失去，追索又重建。生活就是如此，写作更为典型，妙手空空，空生万物，万物归尘。正因为此，我很乐意投身于它，似乎比倚靠具体的物化的东西要好一些。

青年作家：阅读随笔集确实解答了我很多关于你小说的疑惑，能够很好进入并且抵达小说的源头和内核，有一种特别真实的感觉，然而你说就是因为这种真实，所以你才忌惮写随笔，你没有地方躲。写小说就有地方躲了吗？那些真实的原型和背景不会让你忌惮吗？

鲁敏：不存在躲，写小说不需要躲。小说有一个挺不错的约定，像打牌游戏或苹果酒屋法则：虚构。作家与读者，就是“说谎者“与“上当者”的关系，像一对暂时性的、相依为命的伴侣。不排除小说在写作过程中，总会晃荡或泄露出作家本人的狗血或鸡肠，这也没什么，我一点不介意，还有点不期而至的被阳光所射的透明感，也行。谁知道我是谁啊，我都不知道。

意义是一样的，每一步都一样，通向终点

青年作家：有人认为你的“东坝”系列乡土文学是对沈从文“湘西世界”的续写与继承，将你的《纸醉》与《边城》对比，通过开音似乎看到了翠翠，当初写作《纸醉》是否受到《边城》的影响？

鲁敏：我一点不觉得两者有关联，两者的气韵完全不同。初次听到这个说法，太惊讶了。边城比东坝大太多了。但这种对经典的影响的否认，总是无效的，也是无力的。人永远在影响之中，胃口的遗传、阅读习惯、对某季节的偏好，对平头男性的注意等等。我们喜欢过的，早有人表达过，我们憎恨过的也一样。只要一提笔，就是陈旧的画面。但我们还是应当藐视和骄傲于这种循环般的局面——每一次写作，我们都在重复前人的细节与命运，后来者，必也重复着我们的一切。

青年作家：之后你从“东坝”系列的创作转向“城市暗疾”的创作，这种转变对你自身的意义是什么？

鲁敏：起初有着口味上的本能需要，吃久了温和冲淡，想来几盘重油大肉。从外部上讲，也具备了某些经验，在南京已生活了20多年，这里的尘埃早就厚厚地覆盖或堵塞上了我所有吐纳。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一种警惕，我曾经写过一个检讨般的小文：《下一个路口》，十分迫切地，几乎是大声叫喊着，表达我的这一转变之想。因为我那日月缓慢、人情持重的东坝，已经成了所谓“邮票大小”的故乡，它所获得审美图景实在过分安全和正确，可以稳妥地诉求到更多的掌声与呼应。可是，我不高兴，也不安分：不要再这么美滋滋地原地盘恒吧，总嚼同一块甜馍真是太胆怯了。就此拍马而去吧，忘掉原有的技艺，完全像一个生手，去往寸草未生与旁逸斜出，去往暗乎乎的地方，去往不可侵犯的蒙昧与歧义。大致这样吧。

至于这种转变的意义，跟别的阶段也差不多吧——反正总是在那条道上，倔强地贴着墙角走，飞快地像着了火一样地跑，突然跌个大跤，或者拐个弯子，当然大部时候，是迷途。意义是一样的，每一步都一样，通向终点。

青年作家：你的作品给我的最大感受是日常气息特别浓烈，描述精准又切中要害，仿佛每个人在生活这张大网中无法逃脱，你平时都是怎么收集写作素材的？

鲁敏：我不大会像收割并囤积庄稼似的，去收集素材。我知道有一些同行是这样做的，常年准备好并记录下各种突然到访的念头，这挺不错，既有效率，也很专业。但有时看电影，里面也会用这样的细节来刻画作家，神经质地随时掏出本子，手的幅度很大，用力写写划划，恨不得戳破纸张。我却又觉得那看上去很假。大约因为我本人一直没有体味和享用到这种方式。

但的确有那样一些瞬间，我会感到心中猛然一空或是肩上一沉，那大概就是所谓的灵感，像灰尘一般降临了。我知道，几秒钟之后大概就会忘掉了，像梦境一样，忘得干干净净。但我并不担心，如果它们真的会是个什么，那必然的，在不久之后，会进入到小说里。因为我们早已暗通款曲、有了情意。

在我的心目中，虚构永远比非虚构高级和重要

青年作家：这几年“非虚构”的提法在中国突然很火热，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你认为是什么？

鲁敏：挺好。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以前的非虚构发育不够好，现在突然长大个儿了。我本人也挺喜欢看非虚构的，有时恨不得大声嚷嚷，扔掉那些不疼不痒、没皮没肉的三流小说吧，就看非虚构，或者干脆看新闻与体育比赛，那里面满是时代、家国、人性与戏剧。

可是，我也要一万遍地重申，在我的心目中，虚构永远比非虚构高级和重要。虚构对写作者的要求更高，你要建构人物、关系、法则，建构一个世界。小说已千年，世间方七日。我觉得难度、趣味和挑战更大，更能配合和满足写作者的职业野心。白纸画鬼而不是画建筑图。随便举个例子，比如《冷血》与《局外人》。人们对两者的爱，是大不一样的。

同时这里还有一个对阅读者的要求。非虚构，是“好看”的，是画面感的，是政论性的，是现实介入高的。但虚构，有时候，比较冷门、探索，极其的主观与疏离，还往往弄得缺胳膊少腿的不成样子。这需要高度智性的感应。有时候，我觉得，在面对非虚构时，读者有点懒惰。但不管怎么说，“非虚构”的当下大火，作为虚构作家，也有罪过，虽不是全责，但起码在高度、创意、力量和技术上等许多方面，有太多的问题。

青年作家：怎么看待当下有一部分作家对肉体过度兴奋，欲望化写作？（因为在大家看来你恰恰不属于这一类）

鲁敏：我还以为我是呢。肉体、欲望太重要了，占了人性很大很大的比重啊，肯定要写，就只怕写得等而下之、皮毛不及。我有一个阶段，对心性很看重，所以才写“暗疾”之类的文雅又分析的故事。但最近又不是这么想的了，推翻了，现在是觉得肉体、力比多、本能、暴力什么的，更关键，是无耻但值得重视、乃至尊重的力量，能构成和推动历史的力量。

青年作家：这个问题之前问过阿乙，现在想问问你。许多人向你们70后投来同情的目光，觉得你们边缘、冷遇，不像“50后”“60后”可以向体制和组织借力，也缺乏“80后”“90后”身上可供贩卖的商业符号。你接受这种同情吗？

鲁敏：从外部和客观上来讲，我接受这种同情。有些现象接近事实，我们这一代，总好像要花很多的精力来往脸上搽粉，来证明我们跟别人一样的白，即便如此，大众的眼光还是会轻飘飘地滑过去。

但从个人来看，内心里我无所谓，不当真。九斤老太，八斤老太，一胎有一胎的命。逆来顺受，顺来逆受，这点强大，作家自身的强大，起码有的。再说，从体制得到的力量，从商业得到的利益，那又真的是文学本身吗。热闹又不代表优秀、出色、伟大，热闹就只是热闹本身，这是很早就该明白的道理。

刊于《青年作家》2016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