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打开国门还是自力更生

中国的发展，需要世界。自力更生没有前途。

有的人谆谆教导说：被封闭是好事情，可以让我们自力更生，我们独立建设一套自己的工业体系、金融体系、科技体系。说这些话的人可能是良好用心，但听信这些话的人，无疑是脑子进水。

最容易驳斥的就是科技体系。截止2017年，诺贝尔奖全世界获得者一共876人，美国占三分之一，有356名，英、德、法分别有121人、104人和59人。大国瞧不起的瑞典、瑞士、俄罗斯，分别有29人、25人和23人，哪怕最最瞧不起的日本，也有18人。

大国：两人。

这个独立的科技体系无论怎么建，都觉得材料缺乏了一点。

金融也很容易说清楚。人民币国际支付比重：2%不到。

美元：38%，欧元：34%。还用说啥？

工业体系的话，倒要翻一翻历史课本了。

建国以后，因为主动被动地卷入了地区冲突，被迫站队表明了立场，所以大国遭到了西方国家的长期围堵。科技被封锁、贸易不能开展，采购则被禁止。

那段时间，众所周知，苏联伸出了援手。大国一五计划（1953年-1957年）期间，苏联援建了156个项目。这些项目极大地帮助了大国的工业发展，奠定了新中国的工业基础。

这156个项目最大的意义并不在于项目数字的多寡，而在于大国首次以官方力量全力以赴地、不受干扰地推进工业化。首次可以接触到先进工业国家毫无保留地提供的全套工业门类和产业链上下游。这个良好的基础使得大国在短短十几年内，从无到有地建立起一套质量虽不上佳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

如果没有这156个项目的落地，大国能仅靠自身，自力更生完成工业化吗？以大国薄弱的工业基础，不完善的技术积累和半文盲遍地、国库空虚的实际情况来说，先填饱全国人民的肚子，再完成原始积累，然后逐步引进外国零星技术，逐步更新换代，逐步将整套工业体系拼凑起来，恐怕三五十年也未必能做到。

大国的发展，离开了外部世界，行吗？

但好景不长。58年开始，大国即与苏联交恶。苏联撤回专家、中断提供设备和图纸。刚刚开始的工业化进程遭遇挫折，部分建好的工厂无法投产，一些招募好的农村青年只能中断职业培训，返回乡村，继续做农民。

雪上加霜的是，为了与苏联争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老大地位，争夺东亚地区话语权，大国还搞过一阵输出革命。因此造成东南亚一些国家对大国的警惕性提升到较高水平，使得大国在国际上空前孤立。那些年，大国的朋友，只剩下古巴，朝鲜，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等一些非洲国家。

这给国民经济带来了更大的困难。

建设资金非常短缺，只能广泛推行城乡二元化，以牺牲农民利益的方式保障城市人口生活水平，强行推动工业化继续开展。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底下，解放牌汽车从1956年一直生产到1986年，整整长达32年无法更新换代，国产新型战斗机和轰炸机没有合适的发动机，作战性能上不去，勉强飞上天了，也是故障频频。对外贸易无从开展，人民生活和工业生产需要的各项资源和半成品无法从海外进口。生产出来的工业产品，无法出口。国民经济长期停滞、物资严重短缺。只能执行严格的配给制：粮票、布票、肉票、蛋票、糖票。年轻人结婚买缝纫机自行车，也得凭票。家具、沙发没有票，就只能自己动手做。至于冰箱、电视机，想也不要想，当时只有高级干部家庭才有，普通老百姓得到改革开放以后才有希望见到这些东西了。

虽然这段时间大国先后自力更生研发了两弹一星和核潜艇，大体上保障了国防安全和主权独立，但解放牌汽车为何32年无法更新换代？国产军用飞机为何缺乏可靠且推重比较大的新型发动机？轻工业产品为何同样几十年不换样，不升级？人民生活水平为何始终停滞不前？

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无法从全球获得技术、资金的输入，无法将经济活动及工业生产进行全球化资源配置，产业发展无法对接世界水平，无从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是重要的原因。

由此可见，当时中国的发展，离开了全世界，就必然是困难重重，必然是步履蹒跚，必然是落后低效。假如当时这种状态再多持续一段时间，大国是否会被开除球籍？

幸好局势在上世纪70年代之后发生了一定的转变。

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化冻，美国随后撤出越战。但由于战争开支巨大以及人民反战情绪高涨，美国当时的状况是：国际外交和外交退步，国内经济低迷，政治动荡。苏联当时认为自己实力大幅提升，经济和军事都领先于刚在越南碰了一鼻子灰的美国人，于是在1979年末，轻启战端，如同一头眼瞎的黑熊一样，一头扎进了英帝国主义都征服不了的阿富汗。从此开始了衰落的十年。并最终于1991年12月底四分五裂、土崩瓦解。其仆从国在这一时间前后，也陆续变了颜色。

相反，大国却趁这个时间窗口，改善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邓小平的大力推动下，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开始改革，仅30多天后中美即正式宣布建交，之后大国努力引进外资，引进技术和管理，坚持不懈发展经济，强大国力。2001年，大国在美国推动下加入WTO，大国经济与世界的连接更加紧密，出口成为巨大的拉动力量。大国经济获得新的腾飞，大国也更好地融入了国际社会。

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梁衡先生发表在北京日报的文章，生动而又心酸地描绘了改革开放之初，国门刚刚再度打开时，大国与世界的差距：

“1984年，我时任中央某大报驻省记者，应该算是不很闭塞的人了。一次回京，见办公室一群人围着一件东西看，这是报社驻西柏林记者带回的一张绵纸，八寸见方，雪白柔软，上面压印着极精美的花纹。大家就考我，是什么物件。当时中国还没有纸巾这个词，也没有一次性这个概念，我无论如何答不上来。”

“那位记者说：“这是人家公共厕所里的擦手纸。”天啊，我简直要晕了过去。“老外这样的阔气，又这样的浪费呀！”我把这张纸带回驻地，给很多人传看，无不惊得合不上嘴。”

梁先生文中还记载了这样的反差：

“文化大革命”已使我们多年隔绝于世。“文革”结束后，1978年中央决定派人出去看看，由副总理谷牧带队，选了20多位主管经济的高干，出访西欧五国。行前，邓小平亲自谈话送行，嘱咐好生考察学习。代表团组成后才发现，20多人中只有两个人出过国。一个是水利部长钱正英，也就只去过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一个是外交部派遣的辅助工作人员。

这些高干出国后诸多不习惯。宾馆等场合到处是落地玻璃门，工作人员提醒千万别碰头，但有一次还是碰碎了眼镜。吃冰激凌，有人怕凉，就有人说：“可以加热一下嘛。”言谈举止，笑话不断。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大国，一个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在世界舞台上竟是这样地手足无措。

这样的差距，其核心是生产力的差距。而生产力的差距，又是由于高压下的闭关锁国导致的：

西德一个露天煤矿，年产煤5000万吨，只有2000名职工，最大的一台挖掘机，一天就产40万吨。而国内，年产5000万吨煤大约需要16万名工人，相差80倍。法国一个钢铁厂年产钢350万吨，职工7000人；而武汉钢铁公司年产230万吨，有6.7万人。我们与欧洲的差距大体上落后20年。震惊之下，代表团问我使馆：“长期以来，为什么不把实情报告国内？”回答是：“不敢讲。”

代表团6月归来，在大会堂里向最高层汇报，从下午三点半一直讲到晚上11点，听者无不动容，大呼“石破天惊”。

今年我们改开40年了，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我们GDP世界第二；人均则接近9000美元；我们每年出境游1.3亿人次；我们物质丰富，见多识广，再也不会遇到落地玻璃门就撞碎眼镜，也不可能不认识公共厕所的压纹擦手纸巾。

但如果把这么大的进步全部归结为大国人民的勤劳勇敢和智慧，全部汇总到人口红利、全产业链优势和制度优势，而忘记了世界给予我们的资金支持、技术输入和文明引导，忘记了打开国门、拥抱世界之后分享到的国际发展红利，那么实在是对并不遥远的历史的背弃和亵渎。

开放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是多方面的，并且也是非常显著的：第一获得了外资支持，产业发展有了基础；第二获得了产品进出口的正常渠道，既赚到了外汇，又能买到更好的产品和服务；第三确保了就业，提升了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第四提升了GDP增速；第五获得了宝贵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第六放眼看世界，扩大了视野，降低了试错成本，有了参考系，文明水准大幅提升。

笔者也实在想不通。市场经济好，还是计划经济好，如此显而易见的问题，需要写文章来普及。赞扬市场经济之后，又要忙着写文章力挺民营企业，抵制一些插手民营企业管理自主权的做法。而今天竟沦落到要撰文来一一点明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好处，这实在是一种悲哀。

02

国进民退

今年以来，身边一些民营企业的朋友，都哀叹今年形势比较差，一年更比一年差。虽然他们年年也都这么喊，但今年的苦水，好像确实比往年看起来更加多一些。

笔者在前面几篇文章当中，曾反复提及这些问题：第一去产能，主要去了民营企业的产能。比如河北去钢铁产能，结果97%的被去产能属于民营企业。第二去杠杆，导致民营企业融资难度陡然加大。第三社保征收方式转换，将导致用人成本激增，将实际导致企业综合税负继续提升，据一些学者测算将达到51.3%的死亡税率。

但这些困难还难不倒激荡改革四十年，办法总比困难多的民营企业家们。

然而，当吴小平的“民营企业离场论”和邱小平“民营企业应坚持职工主体地位，让职工共同参与企业管理”论调相继出炉时，却结结实实让企业家们都出了一身冷汗、眼镜片也相继掉了一地。

由于上述这些困难和变化笔者已在前面的文章中多次提及，因此在今天的文章中也就不多赘述了。

但是，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紧接着以上这些事件，青岛又宣传派驻党代表到非公有制企业当中去担任挂职主席的做法。可想而知不会是独立事件，很快全国也将落实这一做法。

联想到今年很多民企上市公司主动追求国企收购，以获得赖以生存的资金支持、政策倾斜和资源配给。可叹民营企业辛辛苦苦四十年，刚开始个体户，乡镇企业筚路蓝缕，饱受歧视，好容易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加入WTO的利好以及产业链逐步完整的东风，遇到了好时候，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不料进入2018年之后，归属权问题眼看着要发生变化。不由令人产生唏嘘之感。也许到头来，辛辛苦苦成了别人的嫁衣裳。

03

公民意识与政府非现代化

中产阶级在焦虑，底层人民在维权。

2017年，大国人均GDP约9000美元。接近国际公认的高收入国家标准。收入的连年增长，不仅使人民积累的财富不断增长，带动消费观念的变化和消费行为的改变，还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人民对于社会运转机制和公民权利义务的思考，带动人民对于公民与国家社会之间关系的思考。从而逐步催生了公民意识的觉醒。

当前，大国社会迟早要向公民社会无限靠近。普通大众的关注焦点，正在从生存问题向可持续性发展问题转变；正在从民生问题向社会问题转变；也正在从个人境遇问题向突破历史周期率问题转变。

公民社会的标准之一，就是在公民意识到自己的责任的同时，也意识到自己应被赋予配备相应的权力，并能够在政府干涉到这种权力时进行抗议。

从2010年开始，国内关于环境污染，劳资纠纷的维权事件就呈现迅速上涨的趋势。2018年前五个月，产生了759件工人集体行动（包括有据可查的群体性抗议、罢工等）。这个数据比去年同期增长了95%。在2018年4月，多省塔吊操作工、货车司机和外卖快递员，在全国多处以此起彼伏的方式进行发声，诉求是增加工资、确保八小时工作制和争取职业尊严。8月初，在深圳，还发生了关注度更高的佳士工人维权事件。

另外，由于福利政策落实问题、医患关系问题、征地引发的纠纷、互联网理财平台暴雷等问题爆发的其他维权事件，最近也频频发生。

在大国社会开始由传统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变的过程中，社会矛盾集中爆发，这是十分正常的事。倘若不是这样，倒反而要令人惊讶了。并且，可以预料此类维权事件数量必将不断增长。 

维权并不是一件坏事。虽然我们发自内心地希望永远不发生任何维权事件，但这也是不可能的。经济运转当中显然会出现各种不可调和的对立乃至矛盾。但与其让这些问题默默埋藏，最终有一天突然大爆发，伤人害己，还不如通过和平非暴力的维权行动，将这些问题曝光于阳光之下，使之得到足够的关注，进而获得妥善的处理。哪怕处理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甚至其中一部分人的利益最终还是遭受到了不可逆转的侵害，但解决得不好的问题，毕竟还是一种解决，好过无法得到解决。

可以说，维权的文明程度和问题解决的妥善程度，正是社会文明程度的一种具体折射和综合反映。它考验着对立双方的智慧和耐力，也考验着执政当局的水平和肚量。

对于政府和各级官员来说，还要明白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即公民意识一旦觉醒，就再也不可能泯灭。大国官员应该认识到，公民社会与“大政府”的关系虽然时时伴着对立，但也并非一定是绝然对立的。既然随着大国经济的发展，公民社会的到来是必然的，那么，不如主动拥抱这一变化，这也就是依法治国这一先进经验。如果一直否认和抵触公民社会、对公民维权事件不加重视，不予理会，继续用陈旧落后的方式治理全新的公民社会形态，他们所要面对的恐怕将是更大规模的维权事件。 

政府面对此类事件通常采用强制压制做法，一方面是这样的做法简单有效，另一方面恐怕也是长期以来的惯性。政府热衷于打破社会上所有的中间架构，那么必然导致直接以一个强力的政府面对万民的状况。这正是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和《中国大历史》当中反复阐释的观点：旧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组织结构就是一个皇权为核心的官僚政府直接统御万民的扁平结构。有时，皇帝甚至不信赖中书省或者宰相和大学士，甩开他们，皇帝一人直接率领百官，面对万民。

应该说这样的结构恐怕在旧时代确实有其存在的道理。但在今天这种社会组织和运行方式极为复杂的状况之下，仍试图将万民粉碎成粒子状态，去掉全部的中间组织结构比如公益性组织、行会和工人自发组成的工会等，并将任何群体性事件都视为恐惧的心态，恐怕是非现代化的。而以这样的非现代化思路管理社会，并希望其运转正常，那是肯定要失望的。

在这样的期望落空的情况下，就发生了希望民营经济离场，派驻党的代表进入非公有制体系，并“做大做强”政治上极为可靠的国有企业，哪怕其运营效率低下，社会公平性丧失也在所不惜的一系列举措。甚至，还产生了屏蔽“忘我之心不死的帝国主义”、希望“自力更生”等一系列做法。

这些做法说穿了，全部都是加强管制和控制的做法。对于今天初步具备公民社会意识的人民来说，这种管控最终恐怕只能加大政府和人民之间的隔阂与对立。最终使得政策执行的效果，背离制定者的初衷。

为什么呢？

在地震多发的地区，人们建造房子的时候，一定会考虑两种主要的抗震措施，即加固措施与缓冲措施。前者确保地震能量传来时，各个单元模块本身能够保持块面形状的大致稳定；后者则是确保横波与纵波到达时，每个单元模块相互之间发生退让和形变，让能量释放和消散，但连接仍能很大程度上保持原状，而非刚性脆断。

04

总结

大国改开4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并不存在中国特殊性。我们取得的成绩，都有西方经典理论可以加以完全的概括和解释。大国所谓的制度自信，其实应该是对大国制度当中拥有弹性那一部分的自信。因为大国历史上凡是强调强化制度管控的时候，都是经济倒退，国家凋敝的时候。

40年来我们的经济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在于尊重了人民对于保有私有财产的合乎天性的欲望，保障了人民的人身和言论自由。“天理暨人欲”。因此人民开始积极追求积累物质财富，一心一意地追求自身幸福，由此忽如一夜春风来，解放了巨大的生产力。

改开以来，我们的经济增速之所以能够长期居于世界前列，正是由于国退民进释放的政策红利。正是由于政府能够退让，能够让人民追求物质财富的过程不被打断，不受干扰，才诞生了那么多优秀的民营企业家，使得民营企业贡献了超过50%的税收，60%的GDP，70%的高新技术企业，80%的城镇就业和90%的新增就业。

我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但这没有用，因为即使有这些资源，大国依然长期陷于极端的贫穷和愚昧状况之中。可是我们有一国好人民。只要给他们一点自由，他们就会爆发出极大的产能。这才是大国的核心优势和核心利益。

随着公民社会的逐步到来，大国政府非现代化的管理思维有必要调整和打破。并不是所有不稳定都是不利因素。一个健康积极的社会，恰恰是充斥着很多不稳定的因素。这包括各种反对意见，各种社会组织的发展和重构，同样也包含财富转移和阶层流动。民营企业和言论自由，正是典型的两种不稳定因素。

这些不稳定因素，虽然会导致岁月没有那么静好，意见没有那么统一，管理没有那么简易。但正是这些不稳定因素，寻找着新的机会，尝试着新的可能，帮助我们寻找制度的缺陷和漏洞，或者至少，也告诉我们试错的结果。

我们的国家能够在企业综合税负水平超过51.3%、GDP增速两倍于国民收入水平增速、其中城镇居民收入增速又两倍于农民收入增速的情况下依然保持了稳定和繁荣，保持了经济高速增长，是因为国家坚持的改革和开放大战略使人民充满了信心。人民认可政府的大方向，前进得慢一些，道路曲折一些，没有关系。勤劳勇敢智慧的人民可以为了追求幸福进行各种尝试和努力，哪怕困难多一些也在所不惜。但是政府不能开倒车。（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