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转向”与视觉文化研究》一书研究 20 世纪 60~70 年代兴盛于西方的“文化转向”思潮发生、发展历程，尤其考察这种文化思潮在人文社科领域引发的“文化主义”研究范式的整体变革。这种变革衍生出包括视觉文化在内的一系列新兴跨学科，由“文化主义”范式产生的结构主义、符号学和文本理论等研究方法成为视觉文化这门跨学科的源头。

我们所说的“文化转向”思潮及其衍生的“文化主义”研究范式是直接从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中发展出来的，由索绪尔开创并经结构主义发展的文化符号学、文本理论，以及列维—斯特劳斯创建的结构人类学等，是“文化转向”最直接的理论与思想资源，同时反过来又是“文化转向”思潮最鲜明的标识。本书所说的“文化主义”范式在诸多方面不同于英国文化研究中与结构主义相对的“文化主义”范式。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基于“语言学转向”，后者基于人类感性实践的社会学范畴。因此，前者往往把世界、社会实践看作语言，语言成为世界存在的本体；而后者认为社会只是像语言那样运行，社会领域的国族、社群、性别、种族、个体等的身份认同均须通过语言媒介（文化符码）来加以建构，其中语言只是扮演中介的角色，发挥的是一种认识论功能而不是本体论功用。

“文化转向”实际是“语言学转向”的直接效应和典型表征，其知识论的来源是语言学中的符号学。这种基于“语言学转向”的“文化主义”研究范式，不同于过去把社会的范畴看作是先于并决定了意识、文化或语言的上层建筑的观念。如今前者反而被认为是建立在后者之上的，社会的范畴仅通过其文化的表象而存在。这种范式的转变给人文社会科学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冲击了传统学科的既有藩篱，迫使它们面对研究范式的转换必须做出相应的方法论上的调整，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前面那些来自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学、哲学等传统学科领域的学者反复申说文化这个中心议题；“文化主义”研究范式几乎跨越了所有的学科边界而成为这一时期它们共同持有的方法论。二是“文化转向”所衍生出来的“文化主义”范式突破了传统学科的疆界，这无疑为新兴学科或跨学科的衍生与兴盛提供了契机。受“文化转向”思潮冲击的艺术史逐渐演变成新艺术史，而将新艺术史所建立起来的研究方法应用于机械复制以来的影像，于是，20 世纪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就逐渐衍生出了视觉文化这门跨学科。

文化不仅仅是对一种特定生活方式的表现，还是对一种特定生活方式的建构。随着媒介技术和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电视逐步进入西方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人们开始全面迈入视觉化或图像化生存时代。于是，从文化研究中衍生出对这种视觉化生存方式即视觉文化的研究。这种立足于对人们看的实践，即“视觉/视觉性”（visual/visuality）的“文化研究”，是对看的实践中的权力关系进行批判性审视，从而揭示观者身份认同中性别、阶级、文化和种族等权力纠葛与各种错综关系。

《“文化转向”与视觉文化研究》一书通过探究“文化转向”思潮与视觉文化之间的关系，不仅廓清视觉文化衍生的社会文化思想源头，而且为当前视觉文化研究提供方法论层面上的支援，同时给出解读和阐释视觉文本的经典范例，从而促成了视觉文化这门跨学科的日趋成熟。对视觉文化的专业研究者、爱好者及关注当前视觉文化的广大读者都具有较好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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