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眼中的家庭育儿模式，会是什么样？| 少年三明治 x 沈洋

新的学年，少年三明治邀请到上海交通大学公共经济与社会政策系副教授沈洋。

沈洋研究关注的焦点始终随着人生阶段的变化而变化。本次工作坊，她从自己的研究历程谈起，与少年们分享社会学家如何参与育儿话题的讨论，如何借助严谨的学术研究方法提出问题，探寻答案。在她的指导下，少年们设计了自己的访谈提纲，并于工作坊结束后在家中展开访谈。这些新的学科知识与视角，帮助少年们以不同的眼光观察自己所处的家庭，聆听家人的心声与故事，更为深入地理解家庭决策与时代背景之间的关联。以下为沈洋的分享。

沈洋

上海交通大学公共经济与社会政策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家庭社会学专委会理事，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性别研究博士。

 01 

育儿模式：

学者的观察、孩子的心声

研究一般认为育儿有四种模式，起源于Diane Baumrind 于1966年提出的权威型、专制型、溺爱型三种育儿模式，此后Eleanor Maccoby和John Martin补充了第四种模式——忽视型/不参与型。

第一种：Authoritarian 专制型。图中可以看到，父亲两手叉腰，以很权威的姿态对待孩子。这种模式要求孩子服从，不听取孩子意见，利用惩罚而不是制定规则。这种模式在古代中国会相对多一些，当下城市的父母更倾向第二种。

第二种：Authoritative 权威型。此类型父母致力于创造与维系与孩子正面的积极的关系。在互动中，他们主动解释制定规则的理由，考虑孩子的感受，根据孩子的反馈调整。父母也善用奖励，鼓励孩子为自己负责，成为对自己负责的人。

第三种：Permissive 放任型/ Indulgent 溺爱型。这类父母不太制定奖惩措施，认为家长不干预时孩子的学习效果最好。他们和孩子的关系更像朋友，希望提供快乐的童年生活，但对于孩子吃高热量食物、睡前不刷牙等坏习惯、坏选择，也不太会阻止。

第四种：Uninvolved 不闻不问型。此模式下，父母对孩子不闻不问，也不太花时间和孩子在一起。但我们要注意的是，这样的父母可能并非故意如此，而是可能有精神疾病、酒精依赖、贫困等问题。比如在美国，一些单亲母亲一天要打几份工，没有时间再去照顾小孩。

在后续研究中，Baumrind对育儿模式有两个维度的补充：要求（Demandingness），指的是父母通过要求、监督、惩戒和劝导不服从的孩子，使孩子融入家庭整体；反应（Responsiveness），意味着父母通过协调、支持和默许儿童的需求，有意培养儿童自主性、自我约束和主见。四种不同类型的育儿模式都含有这两个维度，比如权威型就是高要求、高反应，父母对孩子要求很高，但孩子提出什么需求，父母也会尽量满足。

（滑动查看少年们的回答）

同学们分享的分类情况，在旁观者的角度可能会有不同的解读，因此对于育儿模式的判断会有很主观的部分。社会学研究也对这种育儿模式的分类进行了反思。同学们提到，父亲会在不同模式间切换，母亲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对待孩子的模式，有的父母介于两种模式之间。因此，四种育儿模式不一定是非此即彼的，也有可能连成光谱。此外，父亲和母亲可能有不同的育儿模式，如果和老人住在一起的话，可能又有不同的育儿模式。

（滑动查看少年们的回答）

有研究显示，家庭中至少有一位权威型家长，对于孩子的学业成就和心理成长其实是有好处的。专制型父母的孩子不被尊重，容易产生自尊方面问题。成长在专制型家庭的子女，更可能变得更具攻击性，更可能有焦虑、抑郁或者低自尊。在全世界范围内，权威型育儿与更好的儿童学业表现有关，成长在权威型家庭的子女，成年后更可能学业成功、情绪健康，更可能成为亲社会型。放任型的话，这样育儿模式与子女较低的学业成就有关。孩子不欣赏权威和规则，可能会带来行为问题和肥胖、蛀牙等健康问题。但研究也发现，成长在放任型家庭的子女学业成就和行为问题并不是最糟糕，更多介于前两者模式之间。在忽视型家庭的子女是表现最差的，美国的研究者发现大多数少年犯都有着忽视型的父母。

Baumrind的研究对象以中产阶级白人为主，它是否适用于其他种族、阶层和经济文化环境？

在中国语境下，父母采取放任型和忽视型育儿模式，会不会也是身不由己？好几位同学提到父亲频繁出差，这其实与一个社会对于男、女性在工作和家庭中的要求与期待相关。我访谈过很多位妈妈，在没有孩子前，双方的工作都很忙，收入也差不多。但生育后，作为母亲，她觉得自己有责任，而社会又有期待，她们选择放弃出差的机会。但父亲的生活模式变动比较小，他们会继续出差。

每个研究也都是有局限性的。研究使用的量表需要将不同模式转化成问题，但被调研者对于问题的认知可能存在差异，导致结果偏差。即便是认识一致，打分也是相对主观的事情。其次，以成绩来衡量育儿回报是不是有局限性呢？孩子成绩好能代表什么呢？

美国学者对500位青少年女性的问卷调研显示，面对“劣迹斑斑”的孩子，家长觉得管不住了，会转向放任型。家长对孩子人生的影响并不是决定性的，还受到学校的同伴、过往经历、基因、脾气性格等各方面的影响，孩子也是有韧性的。

 02 

变动中的育儿：

普遍的代际差异

育儿模式中是存在代际差异的。所谓代际，指向跨域至少一代人之间的互动，包括与父母，或者与祖父母之间的互动。

我父母对我养育模式主要是放任型。他们唯一主动提出的建议是学电子琴，但后来我放弃了，他们也没有强求。12岁时，我主动提出学新概念英语，他们是“低要求、高回应”模式的。放任型倾向于让孩子无拘无束成长，但孩子也有可能会走入“歧路”。

现在我的孩子三岁，我们对孩子主要是权威型，也有一些放任，有时候则是阶段性的密集型。密集型也是资源投入型，指的是将时间、精力、金钱投入在孩子身上。密集型跟权威型、放任型是有交叉的，我们会对孩子设置、解释规则，但有时候她实在太不听话了，我也就不管了，自己出门散步休息一下。我想，目前采取放任型和孩子处在的年龄阶段有关。

由此可以看到，不同年代出生的父母，育儿模式会存在很大区别，上一代父母可能更倾向于放任型，这一代权威型的父母越来越多。这是全世界普遍的现象。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变化？学者们提供了不同的视角。

在《爱、金钱和孩子》一书中，两位经济学家就各个国家的数据进行跨国比较，指出在贫富差距大、高等教育回报高的地方，密集型育儿的比例会更高，而贫富差差距小、高等教育回报弹性不大的地方，家长更容易“放养”式育儿。在不平等程度上升较快的社会，父母倾向于权威型或者专断型育儿，在收入分布较为平均的社会，父母则倾向于放任型。当然作者们也提到以成绩来衡量育儿回报是有局限的。

从数据来看，中国近十年的话贫富差距在加剧。相比高等教育研究经费比较平均的一些欧洲国家，中国大学有985、211、双一流等概念划分，制造了许多焦虑。很多人读了这本书会想，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认命了吗？我们怎么改变呢？

尽管大环境如此，个体差异也是很大的。父母育儿过程中的行为及教养方式，与他们试图达到什么目标、同伴压力、环境约束等有关。家族财富传承、家庭收入水平、父母接受教育水平、父母可支配时间等，也会导致不同的育儿选择。有些时候，父母们对于孩子们的学习没有要求，但是可能对于行为、艺术素养有要求。我在访谈中，遇到过对孩子的钢琴技能有要求，从而要求孩子彻夜练琴的母亲。

社会学中，还有一些育儿模式概念，例如Sharon Hays 提出密集型母职（intensive mothering）、Annette Lareau 提出的协作培养模式（concerted cultivation）。学者们发现，这两种模式都是跨阶层的，成为主流的父母育儿的理想模式。直升机育儿（Helicopter Parenting）指的是父母过分介入孩子生活，高参与度、高控制度。这个概念源自Haim Ginott 的研究，其中一位访谈对象提到“妈妈就像直升机一样盘旋在我头顶……我也只有在打喷嚏时可以不打报告了”（Haim Ginott，1969，Between Parent and Teenager）。在研究和访谈中，父母们通常不会觉得自己“鸡娃”，而在外人看来这些行为属于“鸡娃”。究竟是否是“鸡娃”？我觉得子女有这个合法性界定父母的行为。

从研究来看，我国家庭的育儿成本增长迅速，逐渐呈现出Hays 描述的“密集育儿”特征，且不只是大城市，县城也有这样的趋势。我过去观察上海服务业务工人员，很多是在外面打工的父母。但现在很多人在生育后选择回去当全职妈妈，在县城里陪伴孩子，同时打一些零工，做计件制的手工活。所以在中国，全职妈妈不局限在中产阶层中。

 03 

“好”母亲和“好”父亲：

育儿的性别化期望

北京师范大学肖索未老师研究发现，我国中产阶级家庭在育儿组织上，主要由母亲负责儿童发展规划，并承担社会性抚育职责，父亲提供辅助，祖辈承担儿童生理性抚育。我在研究和访谈中，发现父亲通过他们的方式参与育儿，提一些大方向建议，但不一定会实际参与。虽然各位同学提到“父母”让自己过来参加少年三明治这个活动，但实际上是妈妈关注到公众号与讯息。我也观察到，家长微信群接龙的通常是妈妈，参加幼儿园家长会时，大概五分之四左右都是母亲。

这些观察与工作坊前所读研究论文对韩国父母的观察比较一致（Park, J. (2018). Public fathering, private mothering: Gendered transnational parenting and class reproduction among elite Korean students. Gender & Society, 32(4), 563-586）。从九十年代起，韩国富裕家庭的父母会把孩子送到英语国家留学，作为维持代际优势的策略，我想也有不想孩子卷入韩国本土激烈学业竞争这一考量。为此，很多妈妈在国外陪读，爸爸则留在国内赚钱，被称作“大雁爸爸”。近几年，我国这样的家庭也越来越多。

这篇论文提出了三个研究问题：韩国父母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其子女的跨国教育？在家庭和周围社会圈里，什么是“好”母亲和“好”父亲，孩子的成就归功于谁？儿童对母亲和父亲的性别化的期望如何影响儿童对父母的看法和评价？

为此，研究者主要运用访谈法，询问受访者的父母参与子女教育的方式，以及教育过程中的家庭生活经历。研究一共访谈了68位子女（35男、33女），其中35位曾经在韩国以外的高中就读，访谈时大多数父母还在韩国。所有父母都读过本科，其中2/3父亲读过研究生，不少曾留学美国；少于1/3母亲读过研究生，只有15位母亲有全职工作，这些母亲在结婚/生育前曾是专业人士。在67个家庭中，父亲是主要赚钱者，父亲的职业包括CEO、律师、医生、教授等。

研究发现，母亲会对孩子们的教育全面投入，但是价值倾向于被低估。由于妈妈大多没有全职工作，她们的信息往往来自妈妈圈。有时，孩子们甚至会怪罪妈妈没有掌握“妈妈圈子”中其他人掌握的情报。但其实在孩子早年成长过程中，妈妈扮演了情感专家的角色，在我看来是非常有价值的。相比之下，爸爸能够为申请高中、大学提供更多一手信息，为后期孩子事业发展提供很多经验、建议，其作用往往更被认可。我在采访中也曾遇到对于孩子教育很关注的父亲。他强调孩子要受“最好的教育”，为了让女儿上最好的幼儿园，全家都能为此搬家。但是他在女儿的成长过程中，他没有做过换尿布等实操性的工作。

 04 

研究的方法：

如何访谈你的父母？

一般而言，访谈是为了引出被访者对于某一些话题的看法，通常分结构式、半结构式、无结构式三种类型。结构式访谈类似面对面提出问卷上的问题，不给被访者太多发挥的空间。半结构式访谈是最常用的访谈方法，访谈者设置一些自定义的开放问题，被访者也有机会提到其他的主题。叙事访谈（narrative interview）等无结构式访谈取决于被访者的性格，并不适合每一个人。

如果要访谈父母的成长经历，应该怎么问问题呢？人生经历访谈（Life history interviewing）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能够探寻他们是如何理解自己的生活，从而找出经历的相似与不同之处。研究者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了解个人的经历有什么社会价值。

（Kenneth Plummer, Documents of Life 2, 2001 ）

人生经历访谈时，可以让父母、祖父母将人生想象成一本书，问问他们，把这本书分为2至3章，最多7到8章，会怎么分？再给每一章取个名字，简介这一章的内容。你还可以问，这些章节有没有中心主题？你人生的主题是什么？访谈开始之前，可以先和父母沟通，让他们先想一想，之后再有针对性地访谈，这样也是有很多东西可以聊的。

设计具体问题时，可以考虑介绍性的问题，并用鼓励的语气和姿态面对访谈对象。你还可以设置探索性的问题，如“你是怎么觉得的？”“可以给我举个例子吗？”遇到敏感话题，比起“你现在在‘鸡娃’，你为什么要这样”，推荐使用非直接的提问方式。

我们还可以把一个人的人生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下看待。在访谈自己家人的时候，可以留意家人经历的中国特定的历史节点，比如改革开放、高校扩招等。在国家变迁和时代浪潮下，他们怎么看待自己的人生经历？通过访谈，我们会更加理解父母的成长背景，了解父母与子女之间存在的分歧从何而来。

 05 

工作坊小任务：

向你的父母提问吧！

少年们聚焦家庭育儿模式和代际互动，设计了一份针对家庭成员的访谈提纲，沈洋老师给予了一对一点评。少年们也将由此开启与家人的深入对话，聆听家人的心声，留住这段美好时光。

（滑动查看提纲节选）

2022-2023少年三明治已于9月17日开始，每周六下午2:00-4:30在三明治文化中心长宁空间举行。

新一年，我们继续尊重并体察每一位少年独特的发展需求。特别是刚升入初中的同学们，完成升学也意味着新阶段的开始，少年们的自我探索与知识探求意识正在逐步提升，日益期望构筑自己的未来规划。在这一成长关键期，我们希望能通过少年三明治项目，经由个人项目探索、嘉宾分享、少年社群与团队合作、读书会等综合学习方式，帮助少年们拓展视野，掌握自主探索能力，陪伴同学们在新的身份转变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答案。目前尚有少量余位，欢迎报名。

少年三明治秋季工作坊

工作坊时间

2022年9月17日起

每周六下午2:00-4:30

（共14周）

工作坊地点

三明治文化中心长宁空间

上海市长宁区IM国际T11-2F

适合年龄段

6-9年级孩子

工作坊人数

满员12名

报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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