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学人专辑 | 吕超：西方乌托邦文学的时空观念

四十二史

 科幻春秋

吕超，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系主任，现任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理事，天津市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文学、科幻文学，先后主持两项科幻相关的国家社科项目“中美科幻小说发展机制比较研究”、“科幻文学与人工智能伦理问题研究”，指导九位硕士撰写科幻相关的学位论文。

摘一要：西方乌托邦文学的时空观念受到了“两希”文化的共同影响。古希腊文学中的乌托邦多呈现空间化特征，关注的时间维度仅限于过去；古希伯来文学则增加了历史进步的线性时间观念。近代之后，乌托邦文学的时空观念随着时代背景不断变化：文艺复兴时期多以航海的空间发现为模式，19世纪则聚焦科技进步的未来，20世纪在经历了“敌托邦”的短暂风靡之后，随着人类更多关注“当今”和“当地”，乌托邦文学最终走向式微。

关键词：西方文学；乌托邦；时空观念；“两希”文化 

人们所熟悉的乌托邦（Utopia）一词，起源于英国作家托马斯·莫尔的同名长篇小说。该词是莫尔根据古希腊语虚构出来的，只是用来称呼一个虚构的岛国，但后来的引申意却越来越复杂。其词根topia为“场所”之意，前缀u包含有希腊谐音ou（不）与eu（好）的双重含义，即“乌有之乡”和“福地乐土”的合体，泛指客观世界中并不存在的完美社会。纵观历史，西方许多作家通过虚构的文本来展现自己对美好社会的向往之情，形成了绵延不断的乌托邦文学传统。

时空观念是乌托邦文学的基本要素之一，它体现了人类试图在时间上逃逸“当今”（或追忆往昔，或期望未来），在空间上避离“当地”的意图。笔者以为，这种时空观念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绝不能简单归因于人类的认知常识。可惜的是，学界长期忽略这一问题，相关的研究成果更是乏善可陈，或者语焉不详，或者简单归类[1](p60)。有鉴于此，本文将深入解读西方乌托邦文学的时空观念，追根溯源至古希腊和古希伯来（犹太-基督教）文学文化传统，并厘清其在近代之后的演变轨迹。

一、古希腊源头

乌托邦这一词汇虽然在16世纪才出现，但其类似的文学记载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上千年，因为它是出于人类希望与梦想的本能，属于一种古老的集体无意识。在古希腊时期，代表性的乌托邦文学时空观念主要体现在荷马史诗、《工作与时日》、《理想国》等作品中。

  荷马史诗 ▲

荷马史诗记载了古希腊文学关于乌托邦的最早描述。该史诗从民间流传（公元前12世纪）到文字成稿（公元前6世纪）经历了六百多年，集中反映了古希腊的社会面貌和文化观念。史诗关于乌托邦的吟咏主要体现在“厄鲁西亚”（Elysium，即福地）上。在《奥德赛》中，斯巴达国王墨奈劳斯在返回家乡的途中遇到困境，海神安慰他，并预言：“长生者将把你送往厄鲁西亚平原，/位于大地的极限，金发的拉达门苏斯（作为冥界判官的宙斯之子，笔者注）居住那边，/凡人的生活啊，在那里最为安闲，/既无飞雪，也没有寒冬和雨水，/只有不断的徐风，……悦爽人的情怀”。[2](p121) 史诗中描述的这一福地也可以称作极乐世界，它处在大地的尽头，仅仅依靠凡人的力量是无法企及的，必须借助神的帮助方能到达。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古希腊，人们把死后的世界视为幽灵之所，统治者是冥王哈得斯；而厄鲁西亚则是生灵所在之地，只有那些受神垂青，并被赐给永生的英雄，才能居住在此。

  《奥德赛》 ▲

当然，史诗还描写了其他一些类似的乌托邦社会，譬如传说中的苏里亚（syria）海岛，这里物产丰富，居民从不生病，只有当衰老时才被太阳神和月亮女神的“无痛箭矢”收走生命。[2](p485) 荷马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在古希腊人看来，没有痛苦的死亡是一种莫大的幸福，这和受疾病长期折磨的垂死惨状形成鲜明对比。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出，无论是厄鲁西亚，还是苏里亚，荷马史诗中的乌托邦都是处在异域的空间范畴之中，和时间维度并没有多少关系。

继荷马之后，古希腊的另一位著名诗人赫西俄德（公元前8世纪）在其代表作《工作与时日》中也描述了乌托邦社会。他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五个阶段，从黄金时代逐级退化为白银、青铜、英雄和黑铁时代。

  从黄金时代到黑铁时代 ▲

处于远古的黄金时代是作者最向往的，在这个由宙斯之父克洛诺斯统治的王国里，“人们象神灵那样生活着，没有内心的悲伤，没有劳累和忧愁。他们不会可怜地衰老，手脚永远一样有劲；……他们的死亡就象熟睡一样安详，他们拥有一切美好的东西。” [3](p4-5) 此时的人死亡之后，便化作“大地上的神灵”，“是凡人的守护者”。相对而言，位列第五的黑铁时代是最堕落的，人类被抛弃“加入永生神灵的行列”，“陷入沉重的悲哀之中，面对罪恶而无处求助。” [3](p7) 很明显，赫西俄德向往的乌托邦处在遥远的过去。关于黑铁时代之后的事情，赫西俄德没有明确说明，但他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但愿不是生活在属于第五代种族的人类中间，但愿或者在这之前已经死去，或者在这之后才降生。” [3](p6) 这就暗示在第五代之后会有复兴，人类或将进入新的轮回。在古希腊时期，赫西俄德的这种历史循环观点颇有代表性。当时的人们囿于感性的认知经验，习惯用自然季节变换和农业生产周期的眼光来审视时间，得出的结论便是：时间是循环的，有着周而复始的特性，并不是以直线的形式前进。这种观念在荷马史诗中也有体现，譬如用于表示年月流逝的动词常常带有前缀peri，意思是“复归”或“环绕”，这明显反映了循环论的时间观。

值得注意的是，赫西俄德的理想社会并非只有时间维度上的黄金时代，在空间范畴上，他也建构了一处乌托邦——英雄时代的“幸福岛”。在作品中，赫西俄德并不否认人类逐渐堕落的趋势，但却在第四个时代勾画出一抹亮色，给部分受神青睐、没有战死疆场的英雄“安置了远离人类的住所，在大地之边。他们无忧无虑地生活在涡流深急的大洋岸边的幸福岛上。”[3](p6) 很明显，这里的幸福岛和荷马史诗中的厄鲁西亚非常相似，都是在大地的尽头，只不过幸福岛在遥远的空间特征之外，又加入了过去的时间因素。

公元前四世纪，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创作了《理想国》[4]，这是西方古代最有影响的乌托邦作品，奠定了后世两千多年乌托邦文学的想象力结构。

  《理想国》 ▲

该书以对话体的形式，从哲学思辨的角度，借苏格拉底之口来论述理想国家的基本特征：井然有序、等级森严，哲学家是政权的主导者，等等。为了实现政治抱负，柏拉图还曾亲自两次渡海到西西里岛去试图寻找并培养《理想国》中所描述的那种“哲学王”，但均以失败告终。按照柏拉图的观点，这种理想的社会虽然存在于理念之中，却比现实更加真实可信，因为现实只不过是理念的粗糙模仿而已。从哲学层面来看，柏拉图的观点属于现象与本质静态二分的逻辑结构，理想国既然是永恒理念的反映，其涉及的主要便是抽象的空间范畴，和时间维度并无太多关系。

西西里岛 ▲

此外，柏拉图还在《蒂迈欧篇》、《克里底亚篇》中描述了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岛（Atlantis），塑造了另外一种类型的乌托邦。按照柏拉图的记载，这个海洋岛国在几千年前曾经强盛一时。亚特兰蒂斯虽然是雅典的敌国，但柏拉图在记述时却不乏赞颂的言辞，特别肯定了该国的早期阶段，“那里的人作为神的姻亲拥有一些神性，能够服从法律。他们确实是真诚和高贵的，能公正而又谦卑地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 [5](p362) 遗憾的是，后来国民的人性成分占了上风，社会开始败坏，整个国家最终随岛屿沉没于大洋中。对于柏拉图而言，作为乌托邦的亚特兰蒂斯有着时空的双重特征：既是空间上的异处，也属于时间上的过去。该传说深深影响了后世乌托邦文学的经典叙述模式之一，即在大洋深处的某处未知角落寻找理想的国度。

 亚特兰蒂斯 ▲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古希腊文学中，乌托邦的时空观念多集中在空间范畴，对时间维度的关注并不多，即便有所涉及，也都是将时间设定在过去，认为乌托邦的社会形态是静止不动的，甚至持有历史循环论的观点。笔者以为，这种时空观念得以产生的原因在于，古希腊人有着强烈的现世意识，且航海经验丰富，注重在此岸世界中寻找理想的社会。至于当今人们所熟悉的“乌托邦在未来”的观念，并不是古希腊人的原创，而是受古希伯来文学的影响，笔者将在下文详细论述之。

二、古希伯来影响

众所周知，西方文学除了植根于古希腊的传统之外，还受到了古希伯来文化（犹太-基督教传统）的很大影响。乌托邦文学自然也不例外，其时空观念在原有的古希腊此岸理想世界的基础之上，融合了犹太-基督教关于彼岸世界的信仰[6](p15)。尤为重要的是，后者还提供了线性演进的时间观念，即将乌托邦设置在进步论的未来时刻，而促成这一重大转变的便是圣经文学。

圣经文学主要由《旧约》和《新约》两个部分构成。《旧约》最早的书卷创作于公元前14世纪，《新约》则完成于公元1世纪，前后历经一千五百多年。在这漫长的编纂过程中，圣经文学形成了一整套关于人类昔日乐园和未来乌托邦的话语模式。如果细究的话，未来的乌托邦又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先知书中盼望重建的以色列国，福音书中耶稣许诺的天国，以及末世论者预言的新天新地。而这些乌托邦形态都随着基督教的传播，在整个西方社会深入人心，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旧约》 ▲

圣经文学所记载的最早乌托邦是关于昔日乐园的，即《创世记》里的伊甸园。按照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解释，上帝在东方设立的伊甸园，对于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而言，是完美无暇的。在希伯来语中，伊甸一词表达的就是喜悦或极乐之意。圣经被七十士翻译成希腊文之后，伊甸园则被称作“帕拉底斯”（Paradeisos），该词也有着花园和乐土的意思。后来，夏娃和亚当由于偷吃禁果而被上帝驱逐，伊甸园尽管还存留在世间，但人类却永远不能进入了。不难看出，作为乌托邦的伊甸园在时间上是属于过去的，在空间上则是位于遥远东方的。这种时空设定和上文所述赫西俄德的幸福岛，以及柏拉图的亚特兰蒂斯岛相同，这反映出古希腊人和古希伯来人关于乌托邦的时空观念在某些方面是一致的。

  伊甸园 ▲

比较而言，圣经所描述的未来乌托邦是古希腊文学不曾出现的，具体可以分为如下三种类型。

其一，先知书中所盼望重建的以色列国，这是一种典型的救世主式国家。《旧约》中的先知们为了民族的复兴，批判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提出一系列重建理想国家的方案。这种期盼最早出现在《以赛亚书》中，后来陆续见于《以西结书》、《何西阿书》和《俄巴底亚书》。先知们相信，经过神的惩罚和救赎之后，救世主将在人间出现，曾经强盛一时的以色列国会被复兴（有时也称作“新耶路撒冷”）。先知书中的这一乌托邦包含有较多的世俗性质，虽然遵循上帝之爱和公义之理，但依然是以凡人大卫为王。

  新耶路撒冷 ▲

其二，福音书中耶稣许诺的天国，也被称为“上帝的国”。与虚无缥缈的灵魂居所天堂不同，耶稣许诺的虽然名为天国，其实依然是建立在人间的国度，只不过这里使用的是上帝的律例（即耶稣所传的教义）。在耶稣许诺的国度里，爱是一切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核心：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充满着信仰、自由和博爱精神，“尽心、尽性、尽意”地爱上帝，以及“爱人如己”（《马太福音》22: 37、39）。正如耶稣对听众强调的：“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路加福音》17: 21），这一理想能否实现的关键在于人类的心灵，因此很多西方学者把耶稣的天国许诺视作“乌托邦思想的顶峰”[7](p70)。

  耶稣的天国许诺 ▲

其三，末世论者预言的新天新地，这主要体现在《但以理书》和《启示录》中。与先知们期盼复兴的以色列国不同，末世论者的新天新地充满着神学色彩[8](p61)。这一思想认为，随着耶稣再次降临，将在地上建立千禧王国，由圣徒和基督一起统治，直到上帝进行末日审判的时刻。按照《启示录》的说法，此时“圣城新耶路撒冷”会“由神那里从天而降”，该城极尽奢华，由黄金、珍珠、宝石等铸造而成，就连街道都是“精金”铺就（《启示录》21-22）。至于新天新地降临之后的事情，圣经没有进一步的说明，因为按照线性时间的逻辑，这已经到了人类历史的终点。

  《启示录》 ▲

需要强调的是，乌托邦当然不能等同于宗教精神，但如果没有宗教传统的支持，乌托邦对大众的影响力就可能小很多。基于圣经所体现的历史观点，时间的地位举足轻重，因为未来就等同于希望。上帝创世意味着时间的起点，同时也搭建了供人类表演的舞台，人类在此不断上演堕落和救赎的故事，直到末日审判的那一刻。这种线性的时间观念，倾向于否定世俗社会，明显不同于古希腊人的留恋态度。此外，在时间维度上，古希腊人向往的乌托邦多是属于过去的，而不是在遥远的未来。但当两希文化合流之后，深受希伯来文化影响的罗马人更乐于接受线性前进的时间观念，这可以从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413-427）中看出。

  《上帝之城》 ▲

奥古斯丁认为自从亚当和夏娃被驱逐出伊甸园之后，就出现了“上帝之城”和“地上之城”两个国度，地上之城从亚当的儿子该隐开始，是被放逐的凡人聚居之所，在黑暗与邪恶的主导之下，充满着不平等和奴役。而人类的历史将终结于上帝之城降临人间，凡人只有靠着对上帝的虔诚信仰，才能进入上帝之城，否则将跌入罪恶的深渊。这和圣经中末世论者的新天新地观念非常相似。在奥古斯丁看来，整个世界历史充满着善与恶的斗争，人类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得到上帝的救赎。它打破了古希腊人持有的循环、倒退的时间观念，将历史理解为进步的，并且具有目的性，这为乌托邦文学在时间上的未来转向奠定了基础。从此以后，西方文学中的乌托邦在涉及到时间维度时，基本都是设定在未来的时刻，并作为当今社会批判性的他者而出现。

三、近代以来的演变轨迹

近代以来，西方乌托邦文学形成了一条几乎没有间断的发展脉络，并出现了两次高潮：第一次在文艺复兴时期，以地理大发现为契机；第二次在19世纪末资本主义迅猛扩张的时代，以科学技术的进步为背景。

在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经典乌托邦三部曲”，分别是英国作家莫尔的《乌托邦》（1516）、德国作家安德里亚的《基督城》(1619)、意大利作家康帕内拉的《太阳城》(1623)。作为一种叙事文体的乌托邦小说就是从这个时代开始的。此后的作品还有英国作家培根的《新大西岛》(1627)、 哈林顿的《大洋国》（1656）。这些小说或转述他人见闻，或记述亲身游历，都跟旅行、探险等空间开拓有关。基本的叙述套路是，旅行者通过一次海外探险或航行（往往伴随着海难或迷航等事故），意外发现一处不为人知的乐园，要么是一座神秘海岛，要么是某个地理位置不详的国度，有学者甚至因此称此类作品为“发现小说”[9]。这种空间范畴的乌托邦模式和古希腊后期的游记体小说非常相似，[10](p41-46) 但此时更能迎合整个时代的氛围和大众的口味。毕竟这是在地理大发现已经开始，但还未完成的条件下创作的，广大读者对遥远的新世界怀有浓厚兴趣。

18世纪的启蒙作家对类似乌托邦的“理性王国”也有描绘。法国的狄德罗在《波斯人信札》（1721）中描写了“穴居人”，这是一个人人平等分享国家财富的宗法制社会；英国作家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1726）记载有“大人国”，这属于贤君执政、百姓乐业的法治国家；法国文豪伏尔泰在《老实人》（1759）中则构想了一处兼备民主和理性的“黄金国”。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科学和理性是启蒙时代的核心观念，此时的乌托邦却并不重视科技的力量，描写的社会面貌也多是静态的，这种状况直到19世纪才有所改变。

19世纪是浪漫主义盛行的年代，仅仅在最后的二十年里，西方就出现了近百部乌托邦小说，代表作有美国作家贝拉米的《回顾》（1888），英国作家莫理斯的《乌有乡消息》（1891）等。这些作品大多将乌托邦设置在未来时间：《回顾》描写20 世纪末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美利坚，《乌有乡消息》则通过梦境展望实现了共产主义的英国，并且这些美好社会都是建立在科技进步和公正管理的基础之上。

  《乌有乡消息》 ▲

可以看出，在培根笔下初现星火的科技乌托邦，此时已成燎原之势。许多思想家相信：随着人类理性的日益完善，乌托邦最终可以通过科技进步来实现。[11](p95) 正如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所言：“一幅世界地图如果不标注乌托邦，就不值得一瞧，因为它缺少承载人性的地方。……人类的进步就是乌托邦的实现” [12](p34) 随着此时的人类基本完成对地球未知区域的勘测，空间范畴的乌托邦逐渐失去其魅力，建构在时间轴线上的乌托邦更能够给人以激励。此类乌托邦文学的代表便是在当时颇为流行的空想社会主义小说。譬如法国作家左拉以罕有的社会改革热情创作了《劳动》（1901），叙述工程师侣克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最终在地狱般的资本主义社会建成了一座梦想般的城市。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指向未来的乌托邦虽然在形式上和古希伯来传统相似，但却有着本质的不同：古代的乌托邦体现着上帝的神迹，而此时的乌托邦则反映了人类乐观自信、不断进取的超越型心态。

  左拉 ▲

20世纪的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虽然得到了空前发展，却也是人类被全面异化的时代。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践踏人性的极权国家等糟糕现实，让乌托邦的梦想变得遥不可及，这便促成了敌托邦（Dystopia，即反乌托邦）文学的广泛流传。敌托邦的意思是坏地方，其所指并非乐土，而是恐怖和绝望的所在。代表作品为“反乌托邦三部曲”：苏联作家扎米亚京的《我们》（1924）、英国作家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1932）以及奥威尔的《一九八四》（1948）。反乌托邦文学质疑人类可以依靠科技进步来彻底摆脱蒙昧，并获得最终的解放。它们大多构想一个阴郁的未来社会景象，借以批判盲目的科技崇拜和极权主义，这正如浪漫诗人荷尔德林的警告：“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13](p29) 敌托邦文学可以看作是对19世纪乌托邦文学的反拨，它在无情嘲弄社会丑恶和人性扭曲的同时，把对现实的反思和对未来的忧虑融合在了一起。

《我们》

《美丽新世界》

《1984》

自20世纪后期以来，西方乌托邦文学的佳作很少，对社会的影响力也逐渐衰弱，这反映了一个时代问题，即乌托邦精神的丧失：“过去的乌托邦一个个失去了它们神秘的光环，而新的、能鼓舞、激励人们为之奋斗的乌托邦再也不会产生。” [14](p282) 在敌托邦文学的警示下，现代人更趋务实，已经不愿去构想一种超现实的完美社会，而是立足当下，精确计算、理性筹划可以把握的短期未来。不过，这也引发了另外一个困境，如果一切都像科学一样理性、可预测，就会抹杀天才的创造性和美丽的情感体验，而这很可能是人类的一种新的奴役状态。

综上所述，西方乌托邦文学的时空观念源始于古希腊和古希伯来文化的共同作用，前者主要呈现空间化的特征，追求现世的理想社会，与时间的关系相对模糊，仅留恋过去的美好时光；后者则重点补充了对彼岸世界的信仰，以及历史进步的线性时间观念。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在地理大发现的刺激下，文学中的乌托邦多以航海旅行的空间探索为模式。进入19世纪，随着人类理性的增强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乌托邦的时间化特征日益明显，大都被设定在未来社会。20世纪以来，虽然反乌托邦文学曾经风靡一时，但随着人类的关注点更多集中在“当今”和“当地”，西方乌托邦文学最终走向式微。

本文刊载于《北方论丛》2013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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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和参考文献

[1]姚建斌.乌托邦文学论纲[J]. 文艺理论与批评, 2004(2)

[2]荷马.奥德赛[M]. 陈中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3

[3]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M].张竹明、蒋平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1

[4]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

[5]柏拉图.克里底亚篇[A].柏拉图全集[C].王晓朝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

[6] Frank E. Manuel & Fritzie P. Manuel. Utopian Thought in the Western World [M].Oxford：Basil Blackwell, 1979

[7]赫茨勒.乌托邦思想史[M].张兆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0．

[8] J. F. C. Harrison．Millennium and Utopia [A].Utopias[C]. LA Salle: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1984

[9]Amy Boesky. Founding Fictions: Utopia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M].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6

[10]Diodorus. The Library of History V [M]. translated by Charles Henry Oldfather. Bos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11]Don Ihde. Consequences of Phenomenology [M].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6

[12]Oscar Wilde. The Soul of Man under Socialism [A]. Selected Essays and Poems[C]. London: Penguin Books, 1954

[13]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M].王明毅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14]章国锋.伽达默尔谈后现代主义[J]. 世界文学, 1991(2)

责任编辑：晨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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