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骚扰迷思：停止惩罚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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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是一个女性主义者之前，我先是一名女性。
是在一些另类男人眼中，可以被还原成某个性器官的object。
网络社交软件上有人问我：“多少钱？5000？”和不太相熟的男性朋友一起吃过饭他要摸我的手，并在听了这件事后笑着说：“5000我买”。还有人更直接：“我180，做爱吗？”或者礼貌“询问”：“姐姐，我能做您的狗吗？”
尽管不同性别的人都有可能遭受性骚扰，但女性受害者仍然是压倒性的绝大多数。
性骚扰好像PM2.5，看不见它到底在哪儿。谁都知道它有害健康，却不得不沉默地戴上口罩，忍受它的刺鼻，以免窒息而亡。
今天我想就“史航”事件聊聊三个关键词：性骚扰、厌女环境、受害者惩罚。
（史航事件最近进展）
性骚扰通常是严重形式的性暴力的前兆，如性侵犯和犯罪性性接触。
在父权的语境里，它显得模棱两可，暧昧不清。它可以是“风流交谈”“不同程度的交往”“门内的情调”，可以是无伤大雅一笑了之的黄色笑话。对“史航”来说，它唯独不是加害者对受害者实施的以性为目的的骚扰行为。
20世纪70年代，美国女性主义运动者针对职场上的性别压迫创造出“性骚扰”概念，并在80年代逐渐将其纳入政策领域。从此时起，性骚扰议题就是司法与行政领域不容忽视的命题。在英文语境中，性骚扰被定义为不受欢迎的性挑逗、性请求以及其他具有性性质的身体或言语行为。而这些骚扰行为又可以进一步被划分为：
1.性别骚扰（gender harassment）：因某人的性别而以不受欢迎的口头或视觉评论、符号侮辱他人，或者使用已知的或有意的刺激激发负面情绪。比如，在公共场合张贴色情海报、讲沙文主义笑话，发表与性别有关的侮辱性言论等。
2.不受欢迎的性企图（unwanted sexual attention）：指一种不受欢迎的（uninvited）行为：明确地向另一个人传达性欲望或意图。比如盯着女人的胸部看，或者做出明确或含蓄地暗示性行为的口头陈述。
3.性胁迫（sexual coercion）：对一个人施加身体或心理上的压力，以引出性合作。这一类别包括实际的、非自愿的身体接触、为性服务提供贿赂，或胁迫他人接受性合作。
在中文语境中，近些年对性骚扰的学术性研究似乎在司法魔圈（magic circle）内打转，主要关注的空间则是职场与高校。
根据2018年发布的《中国职场性骚扰调查报告》，在233名受访者中，66.5%的⼈遭遇过职场性骚扰。其中有5位男性遭遇过职场性骚扰，占男性受访者的23.8%；有150位⼥性遭遇过职场性骚扰，占⼥性受访者的70.8%。在所有遭受过性骚扰的受访者中，⼥性占的⽐例为96.8%。
⼥性仍然是职场性骚扰的主要受害者。
2017年发布的《中国大学在校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情况调查》，收集到了来自11个中国大陆省份及直辖市、港澳台地区和海外的6529份有效问卷。其中，近7成受访者受到过不同形式的性骚扰。
有意思的是，我的一位男性老师曾经笑着说“男老师在女学生面前可是弱势群体”，并再三问我是否是“女权（拳）”。尽管，他是一名和蔼可亲的并且愿意阅读李银河《女性主义》的老师，但在“教师—学生”的权力结构里，我否认了自己的身份（并后悔至今）。
所以，被性骚扰的人，“你为什么选择沉默？”
就像一开始提到的那样，性骚扰就像空气中的PM2.5，它已经和空气融为一体，变成有害的厌女环境。从法律或政策角度自上而下的治理是必要的，但却无法解释我们生存的环境何以如此。
实施性骚扰是对权力的迷醉。性骚扰行为的背后，存在着一个网络，一个连续统一体。各种机构（司法、行政、教育、职场等等）内部男性主导的权力结构，媒体在商业女性主义大旗下对女性有意为之的性客体化，主体之间的凝视与审查……这一切都在变化中结构并重构性骚扰话语。
当下重构性骚扰话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流行女性主义（popular feminism）。女性主义在一夜之间流行了起来。
任职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南加州大学的教授Sarah认为，女性主义的“大众化”体现在三方面：
1）通过大众媒体广泛流通；
2）被某些群体喜爱或崇拜；
3）是一个权力竞争的空间（比如，某一种形式的女性主义相比另一种更引人注意）。
在流行女性主义充斥商业媒体的当下，性骚扰一词的界定尽管仍然有其模糊性，但已经成为女性在面对不同程度的性别暴力时，指认自我经验的重要工具。命名，或者说权力知识的生产，是觉醒的开始。“史航”们应该已经发现，绝大部分女性不为他的“解释”或者说矢口否认买账。至少，在中国这个相对而言不够“生活西化”的地方，“性自由”和“性骚扰”之间的界限还挺清晰。
不过，流行女性主义面临的问题，正如Sarah所说，在商业媒体的可见性经济之中，“看见”成为了其自身的目标。虽然，看见女性受害者是第一步，但大多数流行女性主义事件止步于此，难以触及对父权结构的批评与改变。
与此同时，作为流行女性主义的防御性产物，流行厌女（popular misogyny）在媒体中迅速流通。她将流行厌女解释为：将女性作为客体，对其进行工具化，并认为女性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对女性的系统性贬抑和非人化。在“史航”事件里，我们不难看到流行女性主义和流行厌女这两种力量之间的交锋。
维基百科词条：男人自行之路（红丸主义）
商业媒体在流行厌女，或者更准确地说，性客体化女性这上，也向来被女性主义者诟病。强调女性的身体美和性准备（sexual readiness），将她们贬低为装饰性的、贬低为性对象，从而在性方面物化女性，是一种鼓励性骚扰和性暴力的文化风险因素。
Galdi和Guizzo两位学者提出了如下图所示的理论框架，用以解释性客体化媒体对直接参与性骚扰的三个目标群体（犯罪者、受害者和旁观者）的影响。她们认为，性客体化的媒体会导致性骚扰的三种认知和情感机制：非人化、阻碍共情和转变性别规范。并且，性客体化的媒体可能增加实施性骚扰、提高受害者对性骚扰接受度以及阻碍旁观者干预的风险。
此处要强调的是，我们无意于强调性保守，也无意于强调更加严苛的性审查（审查的坏处总大于好处），但这种强调女性气质、女性性的氛围已经在互联网和线下环境蔓延开，而没有NSFW（Not Safe For Work）文化对其加以节制，比如，更清晰可执行的游戏分级制度，而不是在面向“全民”的游戏中，仍充斥着大量对女性的恶意刻板印象和强奸神话。
图片来自：Galdi, S., & Guizzo, F. (2021). Media-induced sexual harassment: The routes from sexuallyobjectifying media to sexualharassment.Sex Roles,84(11-12), 645-669
性骚扰的受害者处在痛苦的困局之中。
她可能要面临骚扰行为带来的身体、精神上的创伤，如头痛、恶心、噩梦或睡眠紊乱、食欲不振和体重减轻；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和自尊的普遍下降，以及抑郁、焦虑、愤怒和易怒、无法控制的哭泣等等。甚至，学业、事业、家庭生活的受挫或中断。
有研究表明，自我报告遭受性骚扰的女性经历了歧视：与旁观者报告其遭受性骚扰的女性相比，主动报告的女性被认为道德、热情和社交技能较差，并在很大程度上带来晋升偏见。
而对于那些“非典型”的性骚扰受害者而言，偏见和恶意会更强烈。与典型的女性受害者，即更拥有女性气质的女性相比，人们往往认为普通女性受到性骚扰的说法不那么可信，甚至骚扰对她的心理伤害也更小。
这些偏见的背后，是性骚扰迷思。
美国伊利诺斯州性骚扰神话接受量表（The Illinois Sexual Harassment Myth Acceptance Scale）将性骚扰迷思分为四类：
1）认为女性捏造或夸大性骚扰投诉；
2）女性举报有不可告人的动机（比如想毁掉自己的职业生涯或敲诈钱财）；
3）在工作中接受男性的性兴趣是正常的、讨人喜欢的行为；
4）当不受欢迎的性企图发生时，结束它是女人的责任。以上的每一条，都可以在“史航”此次事件和“史航”们的每一次事件中找到。可以看到，性骚扰迷思往往集中在举报的合法性上。
一方面质疑举报性骚扰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却指责女性受害者没有在第一时间站出来中止性骚扰或举报性骚扰。加之，法律对性骚扰的界定相当暧昧，难以取证，“小作文”成了女性受害者为数不多的可能申诉的渠道，这还是建立在，对方在商业媒体环境中具有可见性的前提之下。
不要试图捂住女性的嘴巴。
既然你知道这样做有可能被写“小作文”，那就不要做。尊重女性，在误解的情况下冒犯了对方的话就及时道歉，并不是难事。
我承认不排除被诬告的可能，但不知为何，写到这句时，我想到了某蹲监狱的男星曾说：“我的很大，你忍一下”。
实际上，有可能做出性骚扰行为的男性往往具有以下特征：强烈认可传统性别角色、敌意的性别歧视、男性意识形态、威权主义、社会支配取向、接受强奸神话以及较低的亲和力和同情心。对这样的男性而言，尊重女性、及时道歉，确实也是难事。
过往不乏实证研究有发现，女性主义者的身份有可能使女性对性骚扰行为更敏感，更不宽容。不仅是性骚扰，我承认我对生活中一丝一毫的冒犯都更不宽容，好像变成了一个令人讨厌的家伙。讨厌就讨厌吧，生来又不是为了讨你欢心。
一位联合国妇女署工作的姐姐曾乐观地跟我们说，有些事情一旦开始，就很难再倒退。我没有这样乐观，但我选择，或者说不得不选择相信。
祝我们都是女性主义者。
作者:蝈蝈
审核:大仁
图片:网络
参考文献
黄盈盈 & 潘绥铭.21世纪中国性骚扰：话语介入与主体建构之悖.探索与争鸣.07(2013):58-62
中国大学生7成受过性骚扰，6000份问卷揭开暗疮：https://www.ellemen.com/spotlight/a27174548/saorao-190417/
中国职场性骚扰调查报告：https://www.dydata.io/topic/zhongguozhichangxingsaoraodiaochabaogao/
Banet-Weiser, S. (2018). Empowered: Popular feminism and popular misogyny. Duke University Press.
Barak, A. (2005). Sexual harassment on the Internet.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23(1), 77-92.
Goh, J. X., Bandt-Law, B., Cheek, N. N., Sinclair, S., & Kaiser, C. R. (2021) Narrow prototypes and neglected victims: Understanding perceptions of sexual harassment.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Galdi, S., & Guizzo, F. (2021). Media-induced sexual harassment: The routes from sexually objectifying media to sexual harassment.Sex Roles,84(11-12), 645-669.
Fitzgerald, L. F., Gelfand, M., & Drasgow, F. (1995). Measuring sexual harassment: Theoretical and psychometric advances. Basic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7, 425–445.
Hart, C. G. (2019). The penalties for self-reporting sexual harassment. Gender & Society, 33(4), 534-559.
Shi, X., & Zheng, Y. (2020). Perception and tolerance of sexual harassment: An examination of feminist identity, sexism, and gender roles in a sample of Chinese working women.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44(2), 217-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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