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旺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徐老师将刑辩律师比作古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一次次坚忍不拔地推着巨石上山，临到山顶又无奈任其滚落，如此循环往复，艰苦却徒劳。幸而，现实没有神话残酷，刑辩虽然艰难，但“巨石”也并非每次都会滚落，有时甚至可以成为伫立山巅的一座丰碑。

徐昕教授的新著《无罪辩护》正是向我们全景展现出这一座座丰碑是如何树立起来的，让我们知道“敌军围困千万重”也并非水泄不通，真正的勇士仍然可以在每一次的搏击和突围中，一尺一寸地开拓出法治的新疆域。

01

刑事案件缘何复杂？

立法是对各种社会因素、关联利益进行权衡取舍的过程；司法是一个对既有规则适用的过程。按道理来说，司法应该是更加“单纯”和容易的。但实践中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之多“疑难复杂”案件呢？

“有时想想，案件真的复杂疑难吗？其实并不是，很多案件在事实、证据、法律适用上并不难”。

我认为，与其说是法律或者事实的复杂，不如说是利益纠葛、理念冲突的复杂，这些因素让司法不再“单纯”，给规则适用的过程注入了很多额外的考量因素，让规则适用的过程变成了一个像立法一样需要权衡取舍的过程，一个重新创立规则的过程。于是我们看到：在刘大蔚案、天津大妈案的背后，是枪支认定标准问题，更深层次是维稳政策与公民认识能力、常识的矛盾；在朱良英案的背后，是刑法规定、罪行法定原则和地方维稳、截访政策之间的抗衡；在深圳鹦鹉案背后，是野生动物保护与社会常识之间的冲突；在邵洪春案的背后，则涉嫌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的顽疾……案件背后的这种种因素，向我们呈现出刑事司法、乃至是整个社会法治切面光怪陆离的新奇世相，它早已超出了法学生根据课堂知识对刑事司法的理解。

同时，也正是这一个个案件背后深层次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才将具体个案与宏观法治连接起来，才使得个案具有了推动法治的意义。

02

刑辩律师，什么是你的力量？

在这种背景下，刑事司法对于律师而言，实质上往往并非是单纯的规则适用之争，案件背后的博弈与平衡不可回避且同样重要。扎实的专业知识并非特长而只是起点，在办案过程中洞若观火、因势利导、统筹各方的能力才是大律师真正水平的体现。

水无常势，兵无常形。在李梅案中，相关部门涉嫌违法，这在当下司法环境中并非个例，对这种现象必须迎头痛击，切中要害进行短平快的进攻型辩护，才能促使权力的行使逐渐走向规范；在朱良英案中，访民和政府的诉求往往也都具备一定正当性，激烈对抗反而容易擦枪走火加深误会，故而宜进行相对缓和的协商型辩护，以维护社会的和谐；在刘大蔚案中，根源上是立法滞后、违背常识的问题，而一条法规左右着千千万万人的命运，推动这一重大问题的解决，有必要坚持不懈地进行马拉松式辩护。

正是对个案背后深层次、普遍性问题的关注使我们充满力量。诚然，渊博的知识、雄辩的口才、缜密的逻辑，这些都是一名优秀刑辩律师必备的品质，但这只是个体的力量而非群体的力量。

刑辩律师的力量不应该是一枝独秀的、各自为战的、敝帚自珍的，而须是有担当的、普惠的、命运共同体式的。正如深圳鹦鹉案背后还有成千上万人因分不清“人工驯养”和“野生动物”而误坠法网；刘大蔚案、天津大妈案背后还有难以计数的“枪案”难下判决。这种个案推动法治的辩护是为千万人开路的辩护，是律师群体自我赋权的辩护，也是对整个社会有所进益的辩护，正如书中所引胡适之名言：“争取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争取个人的人格，就是争取国家的人格！”人人得有此志，则刑辩之力倍增！

凡事知易行难，认识到法制的不足可能是容易的，但在个案中推动和解决，实现个案结果与法治效果的统一却是十分困难的，靠舆论？靠立法？一时难以定论，须在以后的实践中时时思考和摸索。

但无论如何，《无罪辩护》这本充满纪实价值的作品，让我们看到了现实与希望，在我们心中留下了火种。无论个人力量的大小，它让我们看清了努力的方向，正如梁启超所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去做，便是第一等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