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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或许会背他的情诗,却不知道他记录过南京

张文曦 硬核读书会 2023-10-26

电影《单身男子》。

近年来,在社交媒体上,诗歌迎来了一场“文艺复兴”——那些原本藏在书里的沉甸甸的诗句被读者发现,他们在线上与天南地北的网友共同分享。写下“倘若爱不可能有对等,愿我是爱得更多的那人”“爱过了,也忍受够了,此刻某些事情正可做个了断”等金句的英国新诗代表人物W.H.奥登(Wystan Hugh Auden),也因此再度翻红。9月29日,是奥登逝世50周年的纪念日。此时重读他的诗,或许是纪念这位诗人最好的方式。


✎作者 | 张文曦
✎编辑 | 谭山山

奥登1907年出生在一个偏重科学知识、文学氛围并不浓厚的家庭。按他的话来说,1922年——也就是他开始写诗这一年——之前,他都没读过一首诗。在旁人看来,奥登的人生堪称传奇:他在西班牙内战时在前线开过救护车,在中日战争时期来到战火蔓延的中国,又因在战争前夕离开英国去美国而引发同胞的微词。


奥登早期写的是情诗和玄想诗。美国诗人兰德尔·贾雷尔评论奥登的早期作品“晦涩、新颖,布局很差,不讲逻辑,充满惊人的语句,潜心于他自己的世界和形式”。


但奥登的诗歌不只有爱情,人们难以读懂奥登的诗,也难以读懂他的人生。“你无法读懂我如一本打开的书”,奥登留下的诗,像一篇面向试图读懂他的读者的阅读理解原文,人们很想读懂,又不敢贸然推测。


电影《爱在黎明破晓前》末尾,男主朗诵了奥登的诗《As I Walked Out One Evening》。


他所有的诗,都是为爱而写


1994年上映的电影《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里,在伴侣盖瑞夫的葬礼上,马修念了奥登的《葬礼蓝调》作为悼词。这首诗想表达的是,爱人的离去让一切都失去了意义,月亮和星星如何,再也没有意义了。


停止所有的时钟,切断电话,

给狗丢一根带肉的骨头,让它别叫,

让钢琴静下来,还有鼓,

抬出灵柩,让哀悼者前来。


让飞机在头顶盘旋哀鸣,

草草在天空写下:他死了。

把黑纱系在鸽子的脖颈,

让交警戴上黑色的棉线手套。


他曾是我的北、我的南、我的东、我的西,

是我的工作日和我的星期天,

是我的月亮、我的午夜、我的谈话、我的歌,

我以为爱可以永远,但我错了。


不再需要星星了,把它们都摘掉吧,

包起月亮,拆掉太阳,

倒掉大海,扫清森林,

   因为现在一切都没有意义了。

——《葬礼蓝调》


这是很多读者初识奥登的契机,凭借这部电影,这位20世纪30年代成名的英国诗人再次受到关注。


爱是奥登诗歌里恒久的主题。无论是爱人的快乐还是失去所爱的痛苦,你都能在奥登的诗歌中找到共鸣。在《某晚当我外出散步》里,他借一个恋爱中人之口,直抒爱意,毫不掩饰地写出“我将永远爱你,直到大海被收起晾晒,海水也变干涸,直到那天上的北斗七星化为嘎嘎尖叫的鹅”;在《预言者》中,他将爱比作“从未大声说出的词”“正如一幅画不会作答发声”。


《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剧照。


人们所熟知的、出现在《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里的《葬礼蓝调》那一段,钢琴、犬吠、灵柩等平常的事物叠加,让人直观地感受到这一点:爱情的逝去让一切按下暂停键。


到了后期,皈依基督教后的奥登,开始将婚姻之爱视为上帝之爱的福音。彼时,奥登的诗歌更多地向内探索。


奥登在随笔集《染匠之手》前言里说过,他的所有诗都是为了爱而写。但他诗中的爱不仅停留在男女之情的私人之爱,更有对人类命运之爱的思考。与前一代诗人远离政治的风格不同,奥登积极介入政治议题,质疑战争的合理性。


浪漫的诗歌中隐藏着奥登对政治的思考和对战争的痛斥。奥登从未否定过诗歌和现实关怀之间的关系,他的诗歌也往往有一种新闻报道式的观感——描绘一个人的人生,或者某个具体的社会场景。


我在一间下等酒吧坐着

就在第五十二号街,

心神不定且忧惧,

当狡狤的希望终结了

一个卑劣欺瞒的十年:

愤怒与恐惧的电波

在地球光明和晦暗的

陆地间往来传送,

纠缠着我们的私生活;

死亡那不堪提及的气味

侵扰了这九月之夜。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


这里,战争单纯得如一座纪念碑:

有人正在接听一个电话;

地图上的小旗表明部队已就位;

勤务兵端来了几碗牛奶。有个计划


却让活着的人为其性命心惊胆颤,

该中午口渴、九点钟就口渴了的人,或许

迷了路果真已迷路的人,还有那些想念

妻子的人,与某种思想不同,很快都会死去。


但思想正确无误,尽管有人会死,

而我们会看到千百张的脸

被一个谎言撩拨得激动不已:


地图会确切地指向那些地点,

此刻,那里的生活意味着噩耗:
南京;达豪。

——《战争时期》ⅩⅥ


如果失去现实主义题材的依托,那么漂亮的比喻和词语便容易沦为言之无物的空洞点缀,诗歌的社会价值也将大打折扣。20世纪30年代,世界范围内经济危机的爆发和西班牙内战的战况,让当时的欧洲诗人更加关注现实问题。奥登更是直接目睹了这一切:西班牙内战爆发时,正在冰岛旅行的他赶到伊比利亚半岛,奔赴战争前线,做起了前线的救护车司机。


美国文学批评家布罗茨基在分析奥登的《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时,将奥登形容为一个“新闻记者的角色”。布罗茨基说,这首诗的开头给人一种“记者从××向您发来报道”的现场感。事实上,奥登也确实说过,“所有的艺术家都必须担负一点新闻记者的职责”。


《钢琴家》剧照。


因此,在奥登的诗中,读者会发现他满溢的社会关怀。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大地上,奥登看见了欧洲战场的影子,战争让土地变得恐怖和死寂,人们饱受摧残,而侵略者,“他的愤怒既爆发给富人,也爆发给那居住在贫穷之裂缝里的一切人”。


奥登文字里无所不在的良善,奠定了他的诗歌流传的基础。


诗人不写诗时,他在想什么


很多人注意到了奥登作为诗人的一面,却忽视了他在散文和文论方面的尖锐和才华。


《染匠之手》收录了奥登对文学、诗歌、艺术等内容的看法。在这些个人态度颇为鲜明的散文中,读者得以窥见一个不写诗时的奥登。当一个诗人不写诗时,他在想什么?


在《染匠之手》前言中,奥登坦言,“我希望有一些爱进入这类写作中”,正当读者意欲感动之时,他紧接着说了下一句——“但我写评论是因为需要钱”。


这位坦诚的文人对“什么书应该被留下”“作者和读者的关系”“是否应该批评不好的作品”有独到的见解。


《天才捕手》剧照。


如今,社交媒体将一切文化作品置于任何人都可评论的境地,一旦人们觉得某本书不好,就会通过打低分、写差评来表达他们的失望。而奥登认为,攻击一本低劣的书不仅浪费时间,还会损害人的品格。原因便在于,当我们抨击一本书写得糟糕时,势必是基于自己所有的才华、学识和愤恨,而此时“不可能不炫耀自己”。


无论处在什么时期——文艺复兴时期还是互联网时代,低劣的文字作品都会存在。但它们迟早会消失。因此,在奥登看来,批评家不用花费笔墨去批判一个作者写得不好的作品,只需要宣扬他们认为优秀的作品。

“要提高一个人对食物的品位,你不必指出他业已习惯的食物是多么令人作呕——比如汤水太多、煮过头的白菜,而只需说服他品尝一碟烹制精美的菜肴。”奥登写道。


而对于给作家贴标签、归类的评论习惯,奥登也直言“应该受到指责”。

这种习惯延续到了今天,在读书类网站和应用上,博主通过给作家和作品贴标签来表明自己的好恶,读者则通过标签和身份进行快速检索。但奥登极为不喜那种以年代为分界线的简单粗暴的划分方法,甚至判定“当代”是一个被过分滥用的词。


奥登在牛津大学。


不写诗时的奥登是尖锐而保守的,尖锐如上文所说,他对一些死气沉沉的事物有着锋利的观点;而他保守的一面,则体现在对文学语言的追求上。


奥登在《阅读》一文中将语言的败坏视为罪恶,认为若是语言败坏,用之书写的作家也会随之败坏,作家更不应该紧随当代人日新月异的语言去败坏文学的语言。这种看似守旧的文学观点,在各类网络烂梗流行的互联网时代,或许亦有让读者反思的意义。

属于知识分子的战场,没有时间和地域的限制


如果仅仅把奥登理解为一个写爱情诗的人,那便忽略了他身上的其他突出之处。


对中国文学青年而言,奥登有深深的吸引力。直到今天,“我们必须相爱否则死去”“倘若爱不可能有对等,愿我是爱得更多的那人”等奥登笔下的诗句仍在社交平台上被人摘录和传播。而时间回溯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当时的国人来说,奥登也是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存在。


20世纪30年代末,威廉·燕卜逊在西南联大讲授英美文学,从霍普金斯、叶芝、艾略特讲到30年代的新诗人奥登。当时,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特别是英国一批被称为“粉红色十年”的左翼青年诗人的作品,传进了西南联大校园。


“我们更喜欢奥登。原因是他的诗更好懂,他的那些掺和了大学才气和当代敏感的警句更容易欣赏,何况我们又知道,他在政治上不同于艾略特,是一个左派……”谈到西南联大学子为何更接受奥登时,毕业于西南联大外语系的英国文学学者王佐良如此说道。


1937年,伦敦法伯出版社和纽约兰登书屋邀请奥登和小说家克里斯托弗·衣修伍德再次合写一部旅行作品——此前,二人合著的旅行读物《冰岛书简》大受欢迎。出版方的要求是希望他们去一个亚洲国家。


1937年7月,中日战争的爆发,驱使他们来到了战火正在弥漫的中国。在东南前线,曾见过西班牙内战如何让土地变得疮痍、让人民变得困苦的奥登,再次目睹亚洲的战况。他们合著的《战地行纪》记录了当时日军的残酷行径和中国民众的艰难处境。


《钢琴家》剧照。


中国之行结束,返回英国后,奥登写下了被门德尔松誉为“30年代奥登诗歌中最深刻、最有创新的篇章,也许是30年代最伟大的英语诗篇”——《战争时期》。


这首《战争时期》,一半是神话、宗教的部分,另一半则指涉1938年的人类社会。二战背景下,城市变成飞机和炮弹的靶子,奥登写活着的、还在受苦的人,写姓名连同身体一同死去的人。他也更早洞察发生在欧洲和亚洲的大屠杀有着某种共通之处。(“地图会确切地指向那些地点,此刻,那里的生活意味着噩耗:南京,达豪。”——《战争时期》)


奥登身上既有反战的人道主义精神,也有冷峻的思辨性。


在《无名的公民》里,他书写了权力规训下的现代人生存图景,描绘了现代人如提线木偶般的一生。编号为JS/07/M/378的公民在现代社会的各个考察维度来说都是一名合格的公民,他从没被解雇,按时缴纳工费,每天买一份报纸,投了全额保险,在和平时支持和平,在战争时服从兵役。


诗歌末尾,奥登留下一个问题:“他自由么?他快乐么?”紧接着,自问自答式地回答道:“这问题再荒谬不过:任何事情若是出了错,我们肯定都会听说。”


《人生切割术》剧照。


而关于这位诗人的争议,大多集中在他在1939年英国反法西斯战争前夕离开英国一事,甚至连奥登的好友对此也颇有微词。此前,奥登因书写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的反战诗歌而受人爱戴和敬佩。

对于世人的不满,奥登表示,他并不认为自己在军事上会有什么贡献,而“属于知识分子的战场并没有时间和地域的限制”。事实证明,无论是在英国还是美国,奥登的实践活动都围绕着阅读、写作和授课来进行。


在寄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奥登写道:“对我这样的诗人来说,自传是多余的,因为不管如何隐晦,发生在你身上的任何重要事情都会含摄在一首诗作里。”


对于奥登来说,读诗的每个读者都是独立的个体,而非集体性的大众。因此,哪怕是今天,奥登仍隔着几十年的光景,在诗歌里平和地和读者交流,迎接自己或多或少被误读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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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张文曦
编辑丨谭山山
校对丨杨潮、邹蔚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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