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比较文学到世界文学：比较文学学者们的北大对谈

    12月21日下午，“比较文学与人文学”主题对谈会在北大李兆基人文学苑举行。这次开放式对谈是在张隆溪教授四场文学批评经典导读课的基础上进行的，并由腾讯视频全程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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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视频有张老师系列讲座的视频，对谈会视频还没有看到）

    张隆溪是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瑞典皇家人文、历史及考古学院目前唯一的华裔外籍院士，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教育部长江讲座教授，现任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主席，香港城市大学比较文学及翻译讲座教授。这次对谈也是他受邀在北大进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讲座的系列活动之一。

     对谈由张隆溪担任引言人，杨慧林、梁展、康士林（Nicholas Koss）、车槿山、戴锦华、张沛、秦立彦、蒋洪生担任与谈人。对谈会由张辉主持，燕京学堂院长袁明也作为嘉宾出席。

    张隆溪在引言中说，最近十多年在西方和美国学界开始谈到比较文学的危机和死亡，但是比较文学在中国、印度、南美洲、日本等国家则越来越壮大。比较文学作为传统的以欧洲为中心的学科在现在确实有很多挑战。他认为世界文学的出现将超越以西方为中心的范畴，虽然这不意味着西方文学不重要了，但是世界文学将涵盖更大的范畴，也提供了新的机遇。

   Nicholas Koss接着介绍了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美国高校比较文学项目的课程设置情况，为日后提供什么样的比较文学课程提供了借鉴。

   接下来，八位与谈人都发表了具有启发性的观点，篇幅所限，此文选择性进行了摘录。

    戴锦华谈到，欧洲已经把自己萎缩成地方性知识了，但是中国的情况是仍把“他们”的知识当成普世的。现代主义不再有它的他者，资本主义的内在差异也可能正在被抹除。戴锦华还说，中国的人文学科，也包括比较文学从一开始就是跨学科研究。她的老师乐黛云先生在80年代就曾提出文化研究应跨出大学围墙。戴教授继而认为，从比较文学跨学科的特点来看、从它对文化生产自身的反思的角度看，比较文学其实是方兴未艾的。戴老师引用福柯的《词与物》，强调人文学科只有跨学科才有意义。比较文学本来就是跨学科的，“不跨的话就是死亡的。”

    戴老师认为，探讨“中国知识”什么时候具有世界知识的资源性意义是重要的。如果说危机，今天人文学的危机其实是人类知识的整体的危机。因为今天已经开始了一个知识型的转换，也势必形成新的主体。她认为，在全新的媒介形态、全球知识的生产当中，如何重新讨论人文学、讨论人都是重要的问题。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她认为比较文学天时地利、方兴未艾。

    北大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张沛教授的发言纳入了历史的眼光，他认为人文学在历史上已经被边缘化多次。他觉得人文学科的边缘化还不够，应该继续边缘化，因为只有离开它原来所属的主流，所处的原本的系统中，才能变得更好。他认同戴老师说的，在今天资本主义逻辑中已经没有他者了。所谓的“现代的景观”都是一样的。在张教授眼中，比较文学是描述不同的语言、文化相互认识甚至是冲撞的过程。比较文学是面向未来的“元学科”，是向他者开放的，所以它意味着人类精神永恒的不满和追求。

    蒋洪生教授则认为，比较文学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力比不上自然科学和哲学等学科。他继而分析了原因。一是很多研究者的主动避世，过于重视学科范围和内部研究；其二是人文学者被资本的力量牵扯。他认为轰轰烈烈的文化热、非遗热背后不是研究动力触成的。他同时认为资本驱动的表面繁荣不见得对真正的文学和文艺有好处，反倒可能形成内伤。他强调研究者应在文化政治中保持主体性，体现批判精神。他同时认为在当前的媒体和网络时代，什么是文艺家、什么是文化研究需要被重新定义。比如是不是可能和媒体从业人员是一体的了？在这个背景下，比较文学可以占据制高点，不断进行“非纯化”的研究。

    秦立彦副教授的发言也很精彩。她认为目前大家对比较文学和人文学的学科现状是存在共识的，未达成共识的是怎样去做。她指出了某些平行比较研究中存在的去语境化、去历史化的弊病，比如某些比较完全是随机的抽取，且对丰富我们对文学的理解益处很小。她认为比较只有在某个门类下才能被“拎起来。”

    秦老师也提到关于研究中的本质主义的问题。她认为并没有一个所谓的明确的“西方”在那里（待研究）。换言之，在很多研究中，似乎中国的主体性很明确，但是西方的主体性不明确。也许下一个思考，就是比较的议题怎么展开？因为这些工作往往以失败结束。比较变成了不比较。

    关于世界文学，秦教授还谈到，“中国文学的重要性在上升，但是西方的欧洲的主体性始终贯穿在叙述中，这个框架和历史叙述并没有改变。世界文学是以欧洲为中心的，中国学者在挑战这个中心的时候是不是要提前做好功课？”秦老师说，把中心从别人变成“我”，这种想象是应该提前加以预防的，因为世界文学不是一个平等的场域，它永远和权力相关。她认为研究者们应该意识到并不是其他人突然“发现”了中国文学？而是因为中国经济上升了。他国从认知的标准出发，需要和中国打交道了，或者需要批判、战胜中国了，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关于小说的研究是重要的，诗歌不那么重要了，还有一些国别文学中的特别门类也无法进入有限的研究空间。她也设想了未来如果在中国开设世界文学课程应该放在中文系还是外文系的具体问题。

     张隆溪教授最后总结说，东西方比较文学在全球文学研究中并不是主力。而欧洲中心论的大背景是19世纪的向外扩张。他认为当我们谈论欧洲中心的时候应该认为这是一种描述，而不是批判。因为实际上要求欧洲作者既把握欧洲又把握亚洲、或者非洲进行比较，由于语言原因实践的原因是不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比较文学中曾经的欧洲中心不奇怪。张教授认为文学理论应该是超越民族性的。他说，为什么我们谈生物、物理等等学科是普世的，但是一讲到文学就强调民族背景，这个是他质疑的。他也反对简单的进行东方西方对比，因为西方的意涵是非常丰富的，比如希腊哲学家们对真理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那么谁能代表希腊呢？儒家道家的思想也是不同的，那么谁来代表中国呢？他同时强调比较文学研究不能只读其他学科的理论、而忽视了文学本身。不能只看文本，而忽略了文本背后的时代背景。

    张教授还透露，他目前正在参与的一项国际合作计划也涉及对西方主义以及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这项写作将以新的眼光书写世界文学的历史，,这本书各个章节的内容都几乎是由本民族的人叙述其国家的文学史的，比如阿拉伯文学是阿拉伯学者写的，中国文学史是由中国人撰写。

    在提问环节，有年轻学者提问到关于人文学者在日益边缘化的结构性问题中，如何自我发展的问题。戴老师说，边缘化的结果包括了学科自身无法集聚最优秀的人，以及人文学整体被贬损的情况。但是她认为回到初衷，初心仍然很重要。张沛老师回答说一些新技术的发展使比较文学变成了自己的陌生人。“我们应该坚持作为他者的不可穿透性，作为他者观看现实的活力。”

    最后，袁明教授回忆说，张隆溪是她在北大的研究生同学，在当时已是一位英语奇才。他回忆到他的硕士论文是关于比较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四十年后的今天，张隆溪在比较文学的路上探出了更广阔的路，作为老同学，她从内心感佩。袁教授回忆说自己1962年在北大西语系学习时文学氛围十分浓厚，她感慨到“文学帮我们变好”。她的发言也让现场听众深受触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