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故事｜三个知识女性的鸡零狗碎

2020年4月的一天下午，我在望京的一家咖啡馆约见我的朋友晓菲。她打电话来给我指路，告诉我说还有一个我听说过的女艺术家会加入我们。

这是疫情期间的北京，路上的车很少，高架上畅通无阻，从西三环打车到望京只用了二十分钟。我走进晓菲选定的咖啡馆，她已经到了，戴着口罩，我径直走过去，晓菲提醒我要回到入口登记。

我和晓菲认识挺久了，但仅限于工作合作，是有了孩子之后才多了交流。

这是望京一间入时的美式工业风的咖啡厅，咖啡厅里的人不少，经历了四个月的隔离，能进入到这样的空间，我不由自主得高兴。

我们没有拥抱，这是非常时期。她仔细地看着我的眼睛。努力回忆我们上次见面是多久以前。“时间过去一年半了，”我说。晓菲点点头。我当时是文化记者，晓菲也在一家颇有影响力的自媒体工作，我们当时在青年路的一家餐厅吃午饭，那天应该算是闷热，不知道为什么晓菲的丈夫也跟着来了。

我们当时正在去一场读书会的路上，中途见了一个著名的育儿公众号博主，他在努力打造教育专家超级奶爸的人设。吃完午饭离开时，我说，你看起来家庭幸福美满，是生活该有的模样。

晓菲整个人比怀孕之前黯淡了许多，她穿着一身黑色，手上戴着护腕，她说是长期抱孩子导致的腱鞘发炎。

她不似我之前在工作场合认识她时的坚定。她的身体给人感觉极瘦且脆弱，我怀疑她的小腹如何迅速恢复了平坦。她精心打扮过，涂了睫毛膏和腮红，还精心扎了个马尾。但她即使在放松的时候，表情也像是有点错愕，不似那个工作场合十分活泼犀利的她。她摘下口罩，任何人看到她的脸都会感染她的焦虑。

有时候我觉得，晓菲和我之间的区别是，晓菲总是尽量用理性和一个绝对的标准衡量事物，对人也是如此，而我显然过度沉浸在自己的感受和同理心之中。

晓菲正在餐桌上扫码，我发现她给自己点了一杯咖啡，“上午喝过了，不能喝太多，还要喂奶，”我接过了那杯咖啡。

我和晓菲的孩子在差不多的时间出生，做母亲的经历让我们普通的工作关系迅速进化为革命友谊。

“我没有能力工作了，不得不去心理咨询。我在孩子出生三个月后发现自己有了产后抑郁症。起因是，一天早上，我临时决定不去医院给孩子打疫苗了，而是让孩子爸和姥爷带去。我是带着负罪感提出这个提议的，而丈夫又是一个很模式化的人，他一时难以接受这种临时变动，我敏感得察觉到了他的不满，继而发现自己已经被他的期待禁锢住了，一种窒息的感觉，我想反抗，想还击，我忘了自己说了什么狠话，而丈夫撂下更狠的话，如果孩子懂事的话，他也会说你是个不负责任的母亲！”

我继续说，“他了解我的母亲，知道我对自己母亲的怨怼，竟还是用这样的话来刺激我。这就是他对我的判断? 我是这样的吗？”

我会不会变成自己的母亲？童年结痂的伤疤开始渗血。

“我想伤害自己。这是一段十几岁就开始的恋爱，在原生家庭，我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我还记得收到当年那封情书的时候，几乎毫无犹豫就扑了进去。这么多年来，他都是我安全感的来源。而如今，这惟一的情感支撑掉转头似要将我反噬。”

两个人能坐在咨询室里，还是多亏我父亲在家里照顾孩子。我必须要求助了，“因为我已经无数次有伤害自己的念头。但我想好好活下去。我害怕变成我妈妈那样的母亲。”

整个产假，变成了一场大型的家庭重塑大会，新妈妈想当主角。

我把曼宁给我的MBTI人格测试发给我丈夫，一字一句念给他听。

丈夫说，听完那段描述感觉自己的30多年白活了，那里面的每一句说的都是他，他第一次正视自己的控制欲。他作为男人的责任感的一面似乎必须伴随控制欲。

他就是管理型人格、是ESTJ,是监工、推崇秩序的人。他特别怕生活出错，却不知道他那个对错的标准多么单一。

这完全是人格的问题，我说，那我们都要降低对彼此的期待了。怎样是个好的婚姻，可能就是对对方不再做任何指望。

这听上去挺矛盾的。年轻时候对人的幻想太多了。我以前其实总是希望对方比我好，有我没有的那个部分，样样做得比我好，这样我才能依赖。这种想法就是精神不独立的表现，人是有局限性的，他也做不到。我应该把这种期待给我自己，我会变得更强大更有能力。而另一半，就当做室友、性伴侣和生活伙伴。

服务员靠近我们，又端来一杯蜂蜜柚子茶。晓菲突然停下说，我们换个桌子吧，我们边听她讲话边换了桌子。

“我有不敢承担责任的那一部分，面对大的需要决定的事情就会退缩。我是这样的。”

“如果不是我的孩子，我可能一直不会去做咨询，也一直没有下定决心去面对自己的问题，去修补我的婚姻。有孩子给了我内驱力，这种内驱力是来自于付出和给予，桑塔格、杜拉斯、萨冈、Patti Smith都有孩子，奥巴马的母亲不也有孩子吗。”

我有时候想，是不是正因为童年经历过被忽视，现在才不断寻求认可，而我的功课其实是学会如何面对忽视。

在理解痛苦从何而来又是怎样而来的问题上，我似乎无比沉迷。我花了很长时间也没有学会如何避开痛苦，咨询师说我关于被忽视和被控制的感觉已经变成一种肌肉记忆了，当类似的场景出现，就会不自主地重现那种感受，而这种感受是不受理智控制的。这可能也是强迫性重复的一种，我不停地重现之前害怕的事情，以免事情自动发生。

我继续对着晓菲倾诉，一边脑子里想着，如果不是都有了孩子，如果不是晓菲也对我讲述过家庭中最隐秘的矛盾，我应该也不会对她袒露了这么多。

我问晓菲，是什么让她对她的工作产生了意义感危机。我听说她现在只能拿到基本工资，产假期间如此，现在出了产假，也因为没有达到工作量仍然只有基本工资。

她现在更加没有动力写，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我的稿子毫无影响力，下面只有几条不痛不痒的评论。”

晓菲继续说，没想到事情会变得更糟。她受过一些学术训练，本来致力于翻译学者的研究给公众，但似乎两边不讨好，学界看不起媒体，有人批评她是学术掮客，而媒体也看不上可读性不强毫无流量的报道。

晓菲仰慕那些学者，决心向读者推荐他们。但现在，她意识到这些被他当作大学者的人其实冷酷无情，一心只想圈地自萌，把几个自己发明出来的术语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她已经跟他们解释很清楚了，她没有发给他们稿子审阅的义务，更谈不上给他们授权费，是的，真的有学者打电话来索要授权费。如今，那些学者被她现在就职的机构屡次拒绝，因为公司也只对更有名气的学者和作家感兴趣。

晓菲说，这件事让她明白，改善现状太难，而且改善本身也许就是个人幻想。

我们都曾经对改变现状的故事上瘾——她喝了一小口柚子茶——以至于它已经控制了我们对现实最深层次的认知。它甚至影响了我们的写作，这些写作又回过头来影响我们。

曼宁来了，她很出名，主持过很多艺术活动，也是视频节目主持人。她的痛苦和矛盾，是她把自己当作所有女性苦难的发言人，不仅在中国，还包括所有对她作品感兴趣的地方。无论谁叫她出席活动她都去。

她正在写的那本小说，是关于一个女性艺术家的职业生涯逐渐被家庭琐事扼杀的故事：她丈夫也是个艺术家，他们家总是搬到新的地方：罗马——柏林——瑞士。

曼宁挣得钱比她丈夫多，她在圈子内的影响力也比她丈夫强，但是，不仅是她丈夫本人，连外人都觉得她丈夫才更为重要：他是故事的掌控者，而非仅仅添加注脚的人。

当两个人发生冲突的时候，他的需求总是战胜她的。当两个人都要出差的时候，最终是她留在家里照看小孩儿，甚至她自己都一直都默认了这种安排。

很长一段时间，她都对工作不再有激情，但她依然有很强的表达欲。她准备跟随丈夫搬到柏林，想重燃对画画的激情。但问题是突如其来的疫情，她的先生和孩子都在欧洲疫情爆发前回到柏林了，而她出于艺术家想要伸出触角的社会责任感留下，这一留就是四个月。

曼宁有点内疚，尤其是对她的孩子，她很想马上飞过去保护她的孩子，但是因为疫情，航班都停了，她开始变得闷闷不乐。她的另一重内疚是对婆婆，她的蓝眼睛婆婆一边照顾她的孙子，一边对她这个母亲颇有微词。她时刻提醒着她已经得到的够多了，他们给她钱，给孙子钱，可是她仍然很累。

她的苦衷无人能说——外国婆婆觉得她就是一个不喜欢家庭的人，晓菲笑道。对了，这正是她小说的题目：《不喜欢家庭的女人》

（此篇是对卡斯克《一个知识女性的思考》的致敬，内容完全虚构，水平差得太多。如有雷同纯属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