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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主义者的人生

王芊霓 芊霓的咖啡馆 2021-12-18





唐凌博士是一位女权主义者,她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互联网时代的女商人。博士期间,她任职于牛津大学国际性别研究中心。

 

唐凌博士在采访中说,女权主义不可能有回头路,它是从你的身体,你的感知,你的压抑,你的情绪开始的。所以越学性别理论,越不可能离开它了。

 

 

以下为唐凌口述:

 

本科的时候上性别与性的课程,我是一边落泪一边回答,因为这门课给我触动很大,她帮我理解了我还有朋友的处境。


Sara Ahmed说女权主义开始于被感动和触动,无时无刻不要反思,反思你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性别的实践,每时每刻都在反抗。

 

拿到博士学位以后,我终于可以被称为唐博士而不是唐小姐,它是有一个去性别化的过程,这让我制度性走出了性别二元框架。



 

女权主义往往是批判性流派,很难不把你的研究当成你的生活。马克思他在写作的时候,就是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而在写作,女权主义者写作的时候,也是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如何让这个世界更加女权。

 

我们当然会思考,为什么这个社会对女性有那么多的偏见和恶意?

 

比如一项对性别刻板印象的研究,她们发现嫉妒一词在80年代就更容易跟女性联系起来,到了今天仍然是这样。


这背后有对女性友谊的严重偏见和低估。


嫉妒两个字,都有女字旁。在英文里面最明显的一个词应该是hysteria,歇斯底里的,词根是子宫。


“它是来自于子宫的,所以才会歇斯底里”,所以女性的形象就常常是张牙舞爪,歇斯底里,嚎啕痛哭,蛮不讲理。



再比如“自信”和“聪明”,女性可以自信,男性也可以自信。听上去是中性的,但我还是会再多想一层,平常在使用的时候的内涵到底是什么?


当我们说一个男性很自信,是不是想的是他的事业?我们说一个女性的自信的时候,是不是想到外貌?


女性的聪明,要把它放在结构下面去理解,比如可能是指她用了一个非常好的方式给别人下了一个台阶。一个权力下位者的聪明很多时候就带着讨好。形容女性的聪明,经常就带有类似的一种特殊的内涵


在社会上,你攻击一个人“最快最好”的方式就是攻击性别气质。特别是我们有社会主义的传统,你很难攻击“阶级属性”。


所以在大部分的社会,我们会攻击一个人的性别:“你怎么这么娘?”“你怎么不男不女?”

 

为什么要把价值判断上比较低的气质跟女性的性别挂钩?这是有问题的。

 

但我也不是站在解构主义立场理解性别问题,因为如果男女所有生理层面的差异都解构完了,又剩下了什么,提供了多少新的想象呢?

 

我是唯物主义女权主义立场。




影响我最深的女权主义者是Stevi Jackson,她说:我们不是去想象一个不承认男女生理差别的社会,而是男女生殖器差异的重要性,跟头发长短的重要性一样大的社会。

 

她不是说,头发长和短是一种文化建构,然后我们就不承认头发有长有短,而是说我可以承认这样的差异,但会不会有另外一种可能?


那就是不管是在阶级上,在工作领域上,在生产领域,还有在日常生活亲密关系的实践上,男女差异这个维度不重要了。

 

这个维度被打破的时候,就进入了一个性别乌托邦。

 

马克思主义女权想象的社会是打破私有制,家庭作为私有制的一个巩固的基础上,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女性一起解放。


Stevi的这种唯物主义女权想象的不是一个没有私有制之后就马上进入到人人平等,人人参与,人人创作的社会。


因为就像西美尔说的“如果人人都有面包以后,我们会不会为了玫瑰而同样进入压迫关系”?




在马克思的理论里有劳动,就有剥削。而就算生产资料都公有了以后,我们就一定进入一个等级完全平等的乌托邦吗?


剥削消失了,但压迫就不在了吗?所以Stevi Jackson没有给一个那么大的乌托邦的假设,它只是一个性别乌托邦。

 

我们把性别差异解构和消解掉以后,剩下的是什么?其实是那种欺软怕硬,欺上瞒下的,总觉得有一部分人可以被另一部分人剥削利用的观念啊。


这是女权主义者要打破的核心逻辑——一部分人注定是弱者,一部分人注定是强者,以及有一部分人就可以唯我独尊,去不断侵犯其他的人属于人的那一部分的尊严权利。

 

整个父权的逻辑就是欺软怕硬媚上欺下,可能每个人都经历过,都有欺软怕硬过。我们也都难免遭遇别人对我们实施暴力,我们谁没有在言语上受到过这样或那样的,让我们认为自己不重要的时刻呢?


你的观点不重要,你的生命没有价值,可能每一个人都经历过这样的时刻。

 

我在深圳读的小学到高中,一直顺遂。但我后面的人生有了比较大的转向——来香港读本硕和去英国读博士。


我在牛津知道了做黑人是什么感觉。在牛津除了诗意以外,挥之不去的是我四年来每一天都在经历的种族主义。


在香港也不得不面对自己是内地人的问题。我知道了做菲佣是什么感觉。这些经历让我更加清楚,做一个弱势群体是什么感觉?

 

我不可能因为一回来,就身份主体置换,变成了那个大多数。


我是什么时候变成一个真正的多数?是我可以去理解别人的悲痛的时候,当我把所有的悲痛都看成是平等的,然后因为悲痛而连接起来的时候,我才能感觉到那种力量。


巴特勒在2020年的新书里试图提供解决方案,如何实质地去让所有能感觉到压抑,曾经被欺凌,曾经感觉到悲痛的人联合起来。她在这本书里提出所有的悲痛都是平等的,所有的悲痛都是类似的。


大部分人长大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身处的社会确实是优胜劣汰的逻辑,我们在工作岗位里面对残酷的制度,它不可能一时真的消失。


酷儿理论里面有一本书也影响我很深,叫做《把失败当成是一种艺术》,而不是可耻的事。




韩炳哲《时间的味道The Scent of Time》说反对现存生活逻辑的方式基本就是看看日落焚香沐浴度过一天。当然学理上很逗,美学上我觉得特别美,实践上我也特别想实践,但是真的可以被允许吗?


女权主义令我们触动,触动之后怎么办?我们还是要面对这么残酷的世界,但不要害怕自己能做的只有一点点。

 

这也是女权主义者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比较大的区别。我们被批评说战场太小了。


但生活就是这么小,在我看来,有一些关头,这么小的生活就是人生的全部。

 

男权社会的核心还有一点就是理性高于一切的,理性被置于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情感被贬低压抑。启蒙运动以后,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核心变成了理性,我们整个现代化运动就是理性推动。


它的核心其实是:在工作场域上要压抑住自己的情感,因为情感是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

 

这也是女权主义者要破除的。


女权主义的道德标准是照顾(ethics of care),是关怀和爱。不仅是照顾那些在制度上不会被照顾的人,而且是照顾我们自己。


每个人都要意识到自己是在“厌女”的环境里面长大的,每个人也是在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逻辑里面长大的,我们难免有巴结权力的一面,或是那样一个时刻。

 

可别忘了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留一点空间给自己,有的时候我们求的就是一种理解,一种真心的关怀,一种共情。


当我们不再用“我还不够强,我还不够厉害”的心态去想问题,去对待自己,这对个体来说也是最解放的一个时刻,是女权主义的美德发光的时刻。

 

 


参考文献:


《Living a Feminist Life》Sara Ahmed


《厌女》上野千鹤子 2015 上海三联书店


《Women and sexuality in China 》 Harriet Evans


《The Queer Art of Failure》Jack Halberstam


《时间的味道》韩炳哲 2017 重庆大学出版社


《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齐美尔


《The Force of Non Violence》朱迪斯 巴特勒




 

(*本文首发澎湃新闻)
王芊霓 黎越可/采写

(明天发我和唐凌博士对谈完整版文字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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