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成功的女学者和生小孩冲突吗？

芊霓的咖啡馆

三位国内外顶尖研究机构从事人文研究的女性学者，选择在“匿名”访问中谈论了她们由于女性身份而面临的挑战。

01

对能否兼顾学术和母职没底

提问：作为女性，在研究生、青年教师阶段面临着哪些因性别导致的不利？

SH（北美藤校文学博士在读）

我们和所有职场女性面临的问题一样，婚姻和生育的焦虑对女性来说压力更大。尤其是社会对最佳婚育年龄的认知，对“女博士”的污名化，以及对女性为家庭牺牲和付出的苛责，让读书和工作的过程变得更加困难。

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女性会考虑在论文的哪个阶段适合生孩子，才能不影响研究和工作的进度。这些都是讨论得比较多的。

我所认识的女性（包括我在内），特别是亚裔女性，普遍缺乏自信，这是成长过程中社会和家庭塑造的结果。最直观的反映就是，在课堂、会议或者任何公开的社交场合，几乎很少听到一个女性对自己的研究充满自信侃侃而谈。更多的时候我会听到周围的女性对自己在这个领域是否能生存下来都感到焦虑，更别说坚信自己的研究能够改变未来学科的走向。

Dr. Z（北美高校助理教授）

这个问题马上让我想到了两个过往经历，可能分别能代表女性在学术道路上面临的两类不同问题。

一是读博的时候，我和同学之间经常讨论我们知道的女学者。女学者好像“天然地”更有神秘感，更能勾起兴趣，这应该也从侧面说明了女学者并不是这个行业的norm, 所以才是需要分析和解释的。我们会讨论她们的衣着，特别会穿衣服有气质的和看起来不太会穿衣服的都是讨论的焦点。

另一方面的讨论就是围绕着她们的婚姻和生育，有没有小孩。当时我们系上几个接触多的女老师都是没有小孩的，

我记得当时明确讨论过：是不是当一个成功的女学者这件事和生小孩这件事是冲突的？这个问题完全不会针对男学者提出来，因为有太多的男学者背后有照顾他生活起居的太太了，那么他生小孩完全不是个问题。

而对于女学者来说，这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我后来自己生了小孩，接着博士毕业，做博士后，一直到现在在tenure track上做助理教授，我对我能否兼顾学术和母职都是没底的。

所以我每次了解到有年长一点的女教授有两个甚至更多的小孩，我都会有两个反应：一是 “哇！太棒了，学术和养育可兼得！” 但与此同时会立刻开始比较：“她可以做到，我行吗？我好像没有她那么有效率。你看她那么努力，而我每天还在这看连续剧呢，那我这样的是不是不行？” 

当然也有很多男学者会照顾小孩，也有女学者的丈夫是主要的照顾者，但是总体而言，所谓工作与养育的平衡，这个问题还是女性要面临的更多。

我刚刚还跟系里的一位前辈提起这个问题，她很遗憾地说她在刚起步的几年其实都是忽视孩子的，错过了孩子的很多成长。我听了以后非常伤感，因为我每天都能感觉到这种忽视和错过。我对我的小孩充满愧疚，但又无可奈何，只能不断安慰自己：你尽力了。

另外一个经历发生在博士后第一年，我去听了一个中国学者的讲座。他在中国的领域内应该也算领军人物了，讲座开始前房间里只坐了几个人，其中有几个中国来的研究生，都是女孩。

有老师跟这位来访者介绍这些是研究生，他接了一句：“都是美女啊！” 我当时觉得很不舒服。不管他有没有恶意，他说的这句话物化了这些女孩子们是事实，而大家除了继续笑脸盈盈还能做什么？

这件事本身虽然不怎么严重，但是从中看到女性特别是年轻女性想在学界以学术被认知和尊重，免不了要去面对类似的杂音，甚至会遭到性骚扰。

在权力地位悬殊的情况下，女性想要为自己发声，也要面对很大的阻力，其中包括从小受到的各种要乖不要挑事的教育。有次我在开会时唯一一次目睹一个女学者叫另一个男学者不要mansplaining，感觉好痛快！从那以后我一直把这位女学者当成学习的榜样。

Winona（985高校副教授）

我算比较幸运的，父母没有重男轻女，从小就很重视对我的教育，包括后来的读博和选择继续做博士后的工作，他们也很支持。所以在潜意识里，我很少由于女性身份而自我压抑或者降格，也较少有波伏娃提到的那种将自我“他者化”的生存状态。

我在读研和读博时期身处的学术环境也不错，我的能力并没有因为我的性别身份而被轻视。不过即便如此，也不代表我在求职工作中就不会因为性别因素而受到限制或者遭受不公平的对待。

在我博士毕业找工作时，有学院的领导就曾直言不讳地告知我，即使很满意我的学术发表和面试表现，但他们还是更希望聘请男性学者。

在情感关系中，性别身份和从事学术工作起步时年纪已近而立之年的矛盾就更为显见。记得在我做博士后期间，先生家的长辈就曾经在聚会上公然表示对我还未生育感到焦急，甚至直接将“不孝”的帽子扣在我和先生头上。

这些传统的父权观念和言论对我们的生活状态和选择没有造成任何影响，但这是因为我在这么多年已经建立起来了一套完整的内在认知和评价体系，我不会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而活在主流的或者是别人的评价体系内。

再者就是先生的爱和尊重，没有他撑腰，我今天可能也无法这么轻松地来谈论这件事情。

02

女性仅靠自身努力很难对抗不公

Winona

如果让我来举例的话，我可能有千言万语，周边有太多让我担忧的具象的女性问题了。

首先是在意识层面上，近年来看似女性主义更多地被世俗认可，不过这种认可是有层级性、差异性甚至是虚假性的。

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公众号上面的文章和“大女主”的电视剧，对女性独立意识和女性争取权利的赞许和宣传。

但在现实生活中，在很多被爆出来的真人真事和新闻事件中，女性在家庭、教育、职场和社会中所遭遇到的不公和剥削，往往是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在网络空间中，我也经常看到舆论对遭遇不幸的女性进行“荡妇羞辱”和“不完美受害者”的二次伤害，有些人将试图振臂高呼的反抗者们也污名化为“拳师”、“女权婊”。

这些对女性和女性主义充满敌意的人，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在某种身份标签的界定下，也可能随时沦为弱势群体。

他们在某些划分中，恐怕也是“女性”。谁能保证自己在工作性质、年龄、阶层、出身、种族、性取向、有无子嗣、是否健康等维度上，永远都被归为主流阵营呢？！

就像一位混得不怎么样也没什么事业的中年男子，在男权社会中，照样是被歧视和贬损的对象。只能说，这种在意识层面上对自我和他人处境的无知，缺少同理心，挺可悲的。

另一方面，是在制度层面上，中国女性绝对需要更多的支持。作为女性知识分子，我们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有一定的生存和反思能力，可能在性别困境中相对更容易突围而出。

但更多的中国女性由于家庭观念或者从小的环境没有得到应有的投资，不可能仅靠意识层面的启蒙或者自身努力就能够对抗实实在在的性别歧视和不公。

整个社会还是需要建立起更有效和更细化的可实施的制度，还有设立更多的公益组织，来保障女性在各个领域的权益。

学者对性别议题“理中客”可取吗？

提问：学术研究讲求逻辑严密性、尽量客观的立场。相对地，实际的社会运动则往往更优先考虑效果和影响，包括诉诸情绪/情感（sentimentalization）上的努力。作为研究者，看待这些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潜在矛盾？

SH

我担忧，女权理论和实践的割裂，学术思维惯性的理中客，在有些时候会造成双重暴力。

学者擅长分析和批判思考，我们可以很快地对一个事件展开分析，但如何把受害者还原为一个具体的个人，去共情和理解个体所承受的痛苦和伤害，是需要在运动的参与过程中不断学习和自我反思的。

我们受到的训练使得我们对语言文字的敏感度很高，所以很多争论往往纠结在一些文字和理论的细节上。但其实这些争论对具体实践的影响很小，那么争论又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我们必须要学会暂时搁置一些惯性批判思维，意识到自身的局限，从实践的具体问题出发来理解运动，包容和接受运动中会出现的错误，多想想怎么能推动更进一步的改变，才能够更好地参与其中进行对话。

Dr. Z

首先我们可能需要反思，是不是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学术标准本身就是男性中心的。比如客观和理性，这些理念根植于欧洲的启蒙传统。这些传统是谁搞出来的？男人。

他们认为女性也可以具备这些素质吗？并不。

维多利亚时代的两性科学基本预设了女性就是更本能更情绪化的，一直到现在女人更情绪化的观念也还很普遍。我并不是说客观、理性、逻辑严密这些理念一定不对（我自己写文章就很追求逻辑严密），而是我们要对学术观念的形成有个历史意识，意识到这里面是有很多可以思考和改变的余地的。

比如就立场要客观这一点而言，实际上七八十年代以来的critical theory文化理论都已经承认，纯粹客观是不可能的，我们要做的是承认自己立场的局限性。

那么学术是不是一定要和情感分开？学术能不能直接和社会运动挂钩？很多左翼的文化批判已经是非常政治的了。很多读者可能知道近两年活跃的Critical China Scholars这个共同体，他们的出发点在我看来就是学术介入社会批判，是非常“入世”的。这样的尝试其实很多，讨论也很多。

与此同时，也有人选择把学术和自己的activism分开，我自己就是这样的。学术和社会运动毕竟性质不同。我去为社会正义发声，同样的话比如no means no我可以说一百遍，或者变换花样去争取认同，但是学术毕竟要创新，不可能一直重复我已经认同的”真理“。

我也宁愿二者都不要因为彼此受到限制。所以在研究上，我通常不会带入太多自己的政治立场。

教学又不太一样。我现在主要教的是电影方面的课程。虽然来上课的学生很多是来追求放松的，我相信我们是可以通过看电影来培养公民社会所需要的很多技能的。

除了经常被提到的批判性思维、分析能力，我最常强调的一点是共情能力，或者说是去想象和体会他人处境的能力。其实empathy是对将理性/感性做二元区分提出的一个很好的挑战。

因为实现共情要求我们既要对他人的现实有很好的分析和把握，这里面可能涉及到文化、历史等方方面面，同时又要真的从情感层面去尝试体会对方的情感，我们可能还需要常常反思自己的生活经验和价值体系，综合起来这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是不能把所谓的客观和情感割裂开的一个过程。

具体到实践中，我的原则是我不会跟学生回避我的感情，不会刻意地去跟课程内容保持距离，我也不鼓励学生完全排除掉主观因素地去看电影。我会跟学生说，如果你对一部片子很有好感或者很排斥，你要去思考这是为什么。你可以去分析自己作为观众的情感体验，但是你不要假装客观地去做文本分析。

我自己讲课也会讲到流眼泪。可能在一些人看来很情绪化，但是我相信这种情感沟通的价值，是跟学生一起探索世界的过程中自然真诚的反应。

我有一次讲李沧东的《诗》讲到动感情。这部片子讲的是一个老年女性如何面对一个年轻女孩因为遭受性侵而自杀的过程。一个学生事后给我发邮件说，身为女性，她在我的讲述中感受到了同为女性的共鸣。我触动到她了，我很欣慰。

学生毕竟也都是有血有肉的人，情感上的触动也许更有利于他们的成长，再不济也会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假如你的哪个大学教授在课堂上哭鼻子了，你是不是会记得更清楚？当然这不应该是刻意去追求的，真实最重要。

Winona

做学术和教育，本来有一部分责任就是要服务社会。如果我自己做的学问，只是游走在大量的理论和严密逻辑下的“假问题”，那恐怕就是自我的精神意淫和昂贵的文字美学。

真问题永远是有对社会、历史、文化有高度现实指向性和人文关怀的，在不同的领域（学术/实践）中有不同的表达形态而已。

客观理性/情绪情感本身就是合二为一的，只不过在不同领域的表现比例有所不同而已，而它们的底层核心逻辑都应该建立在学术良知、学术生产的意义和价值观之上。

我记得在读博时参加过一场几位重磅的文化研究学者出席的研讨会，其中一位年轻学者向一位资深学者提出的问题都极好，非常具有现实意义和思辨性。但很可惜，对方每次都是引用脑海里的某本书中的内容来应付了事，他的确做到了客观又理性，但却完全回避了真正的思考和敢于发声的社会责任。

我认为一些学者所采取的完全的“理中客”式的立场，恐怕是奢侈又冷漠的。敢于表达价值观和情感联系的声音，能够包容一些非理性的态度，在试图推动社会进步的实践活动中，可能是更难能可贵的。

文章｜船歌Chor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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