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政课 | 刘建飞：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及两制国家关系

世界历史进程中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

及两制国家关系

刘建飞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9年第2期

来源：一带一路百人论坛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被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是中国“新时代对外工作的总目标”。“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这就意味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这一世界使命在新时代的集中体现。但是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因此，实现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更为长远的世界使命。那么，这两个使命之间的关系如何? 而这些问题又直接关系到两种制度国家间的关系，即在当今所处时代，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是竞争对手还是合作伙伴?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内，两种制度的国家( 以下简称“两制国家”) 能否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与实践着眼，弄清楚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方位，并在此基础上明确如何处理两制国家之间的关系。

一、世界历史理论与进程

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国际政治经济以及国际关系而形成的一系列思想观点。其本身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内容包括两方面: 一是世界历史的内涵、形成动力与过程; 二是无产阶级革命同世界历史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19 世纪出现的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在他们看来，首先，“世界历史”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世界通史”，也不同于古代某个区域的所谓世界历史，而是指由大工业所开创的历史。大工业使得世界各个区域变成了一个整体，人类历史由各个民族和文明相互孤立发展的历史升级成为世界历史。其次，世界历史是由大工业开创的。这与全球化进程有所不同。始于 15 世纪末的交通革命及其所引发的地理大发现尽管开启了全球化进程，但那只是为开创世界历史创造了条件。只有发端于 18 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所导致的大工业以及与之相匹配的世界统一大市场，才真正使几乎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并“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再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大工业是由资产阶级推动的，所以，世界历史是与“资产阶级时代”密切相关的。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最后，人类历史进入世界历史阶段乃一大进步，所以“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世界历史理论，并不是要给“资产阶级时代”唱赞歌，虽然他们肯定了其历史地位。提出世界历史理论的目的是要为无产阶级革命寻找理论依据。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由资产阶级推动的大工业所开辟的世界历史，最终要演进到共产主义，“资产阶级时代”将被“无产阶级时代”取代。这就是说，共产主义具有“世界历史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而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共产主义社会乃世界历史的更高级阶段，是消除了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弊端的更先进的社会，不是脱离了世界历史进程的社会，更不是同世界历史发展方向相逆的社会。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批判的那些“反动的社会主义”，比如“封建的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以及“德国的或‘真正的’的社会主义”，都试图使人类社会倒退到前资本主义时代，是同世界历史发展方向相逆的，因此是“反动的”。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中，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应当产生于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之上。他们还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将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而且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国家会消亡。然而，世界历史进程的现实却是: 首先，社会主义社会首先出现在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的国家，先是俄国，后是中国等十多个国家，于是出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种制度长期并存的历史现象，并且一度发生了尖锐对抗。与此同时，随着国际体系的演进，主权国家作为国际政治基本行为主体的地位得到巩固，并且在可预见的时期内不会改变，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主要表现形态之一就是两制国家的关系。而且，随着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发展，国家利益在相当大程度上超越了国家内部以及国际范围的阶级利益。每当民族矛盾尖锐之时，国家内部原来的对抗阶级都趋向于联合起来，共同抵御外敌; 在国际范围，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也会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国。特别是，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一大批原殖民地国家在获得民族解放之后都建立起了自己的主权国家，它们特别珍视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这不仅使主权国家的数量显著增长，而且还强化了国家的地位与作用。在当今世界，国家已经成为不同人群最重要的身份认同，相比之下，阶级认同已经显得非常次要。综上，世界历史的实践轨迹不是截然分成资产阶级时代和无产阶级时代，而是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景象。

综合已有的历史发展进程和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未来前景，世界历史大体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即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资产阶级时代，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到俄国十月革命结束。第二阶段或中级阶段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并存与博弈的阶段，世界历史目前正处在这个阶段中。第三阶段或高级阶段即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无产阶级时代，具体又包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时期。

第二阶段已经持续了 100 多年。从两制国家的关系角度来看，这 100 多年又可以分成两个小阶段。一是从十月革命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两制国家处于对抗状态; 二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直到现在，两制国家不是截然的对抗状态，而是有竞争有合作。在第一个小阶段，社会主义由一国到多国，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除了反法西斯战争期间苏联与美英等结成反法西斯同盟这短暂的几年外，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总体上是对抗的敌人。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两制国家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先是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对国际形势的认识有了本质性的变化，认定时代主题已经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 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两制国家要开展广泛的合作，而不是进行零和博弈。与此同时，苏联及东欧国家也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在对外政策上也趋向于同资本主义国家合作。这时，冷战虽然尚未结束，但是两制国家之间的关系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不再是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冷战结束后，虽然在总体力量对比上资本主义国家占有明显的优势，而且美欧等西方大国一直在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西化”“分化”战略，但是，时代主题并未因此而改变，在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下，两制国家有合作，也有竞争，既是合作伙伴，又是竞争对手。从两制国家实力对比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状况来看，这个阶段有可能会存在相当长的时间。

如果把世界历史视为一个“大时代”，而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贯穿这个大时代始终的大主题的话，那么，在世界历史的第二阶段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阶段，则又存在着不同的“小时代”和与之相适应的主题。从俄国十月革命开始，是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即战争与革命时代。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在这个时代，求和平、谋发展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愿望。虽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但是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主题下开展了广泛且深入的合作，逐渐形成深厚的共同利益。同时，它们共同面临着诸如恐怖主义、核扩散、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等超越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对立的威胁与挑战，需要共同推进全球治理。这样两种情势需要它们确立新的理念，用以指导处理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共同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人类如果不能有效应对各种挑战，很可能走向毁灭，如此，世界历史也就终结了，世界历史的美好愿景也不可能成真。

总而言之，世界历史的现实进程虽然并未背离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大方向，但是却展现出十分复杂的景象，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以及两制国家并存的状态将持续相当长时间。

二、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全球治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世界历史的第二阶段，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都将实现现代化作为重要价值取向，因为“实现现代化是现今世界历史发展的核心问题”。两种制度之间的博弈决定了“实现现代化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一条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资本主义现代化必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所替代”。然而，由于资本主义在实现现代化上是先行者，再加上现有的社会主义制度都是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国家建立起来的，因此在现代化进程中，直到目前为止，资本主义国家仍居于领先地位。苏联等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在现代化道路上付出了不懈的努力，对现代化模式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一度也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就，但最终还是在同资本主义的博弈、竞争中处于劣势并且遭受严重挫折。不过，这并不等于社会主义在实现现代化上就不能超越资本主义，更不意味着社会主义从此退出了世界历史进程。

在现代化进程中，两制国家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上形成了深厚的共同利益。与此同时，现代化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全球化也催生了许多需要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和挑战，需要推进全球治理，两制国家对此担负着共同的责任。

资本主义现代化虽然一定程度上融合了全球治理进程，西方发达国家在推进全球治理上也付出了相当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资本的本性所决定，西方发达国家在推进全球治理时主要是着眼于本国和所在国家集团的利益，而不是全人类的利益。这也正是全球治理所面临的最主要挑战之一。正如资产阶级在国家治理上难以超越阶级的局限性一样，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治理上也很难超越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局限性。全球治理所面临的这种挑战恰恰为社会主义的发展与复兴创造了历史机遇。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一种能够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新型现代化模式，必然要同全球治理更好地结合起来。只有在全球治理上有优异的表现，在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上有超越资本主义的贡献，社会主义及其现代化的优越性才能更充分地发挥出来，进而才能为世界历史由中级阶段过渡到高级阶段即“无产阶级时代”创造条件。

实际上，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人类的整体利益作贡献完全符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宗旨。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作为世界历史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建立“自由人联合体”。这样的宗旨决定了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国家必定将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增进人类福祉作为自己的使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下的中国要“不断把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推向前进”。简言之，积极参与推进全球治理，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事业作贡献，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是无产阶级政党先进性的重要体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全球治理存在的新问题、新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推进全球治理指明了方向，确立了目标模式。目前，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面临的风险日益增多、挑战层出不穷，人类社会的前途命运已经到了重要的历史关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让全人类共赢共享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欢迎，并被多次写入联合国的有关决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党的十九大上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 修正案) 》，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修正案) 》，这些表明这一理念已经成为执政党的纲领和国家的意志。有理由相信，人类命运共同体必将成为引领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共享和平的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最重要的现实基础就是主权国家依然是最基本的国际行为主体，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承认主权国家之间差异和矛盾的前提下突出人类的整体性，是将差异性与整体性有机结合起来。首先是承认差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 “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正是这种差异性，才导致国家之间存在利益分歧与矛盾，才会形成国家之间的竞争关系，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例外。现代国际体系形成以来数百年间发生的难以计数的国家之间的冲突、战争，最终根源之一就在于此。然而，“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就是说，当今世界与以往相比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人类的成员，无论什么国家、什么民族、什么宗教、什么文明、什么阶级、什么社会制度、什么发展阶段，共同利益越来越多，整体性越来越强，特别是在面对那些有可能毁灭人类的威胁面前，更是存亡与共、命运攸关，已经结成命运共同体。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说，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在“无产阶级时代”还没有到来，而且条件尚不具备，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可能需要长期并存，尤其是主权国家不仅继续存在着而且依然作为世界政治基本行为主体的历史条件下，世界历史进程的阶段性目标。这个目标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作为世界历史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社会有着密切联系但又有着明显的区别。

作为世界历史中级阶段的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同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有着明显的区别。其一，基础有显著差异。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在共产主义社会，私有制已被消灭，与之相应，对抗的阶级也不存在了，国家也将消亡。对照之下，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在私有制、对抗的阶级以及主权国家都依然存在的基础上形成并建构着的。其二，主体不同。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未来社会是“自由人联合体”，基本主体是个体的人。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体有多个层次、多种形态，其中最为基本、最为重要的是主权国家，个体的人虽然也是主体，但通常要在国家范围内发挥作用。其三，全人类福祉的实现方式不同。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未来社会是在生产力充分发展、生产关系也与之相适应的前提下实现人的个体自由，是个体得到充分发展的人类联合体、自由人联合体。而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是解决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要促进国与国和平相处、合作共赢，作为个体的人的福祉还依赖于其所在国家的治理状况，因国家治理差异而带来的个人福祉的差异将长期存在着。其四，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不同。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主要是解决两种制度的关系问题，是要通过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来实现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使之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并且让全人类共享生产力发展的成果，实现共同富裕。而人类命运共同体要解决的主要是高度相互依赖的世界如何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实现人类共同生存、共同发展进步的问题。为此，两种制度及两制国家之间虽然有矛盾，但却要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两制矛盾要服从于人类的共同命运。而且，处理两种制度以及两制国家之间的关系尽管非常重要，但只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部分内容。其五，所处历史方位不同。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未来社会是应然的事物，是共产党人的长远目标。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立足于现实的，既是实然的也是应然的事物。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世界历史也有紧密的联系。其一，在宗旨上，作为世界历史进程的不同阶段，两者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都是着眼于全人类的福祉。其二，构建人类命运共体为实现共产主义奠定了基础。任何美好的社会制度都必须以人类及其赖以生存的地球的存在为物质基础和载体。所以，只有在现阶段将地球保护好，让人类能够存续，让人类文明不断取得进步而不是后退，世界历史才能沿着原有的轨道演进，未来的美好社会才有意义，也才有可能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在为世界历史向着高级阶段演进创造条件、奠定基础。其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现实使命与未来使命具有一致性。无产阶级要想推动世界历史向前演进，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必须在现阶段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应对人类共同挑战上发挥积极的作用，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发挥这种积极作用的最佳方式。其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现实利益与长远利益的有机统一。现阶段，两制国家之间确实存在着矛盾、进行着博弈。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在发展生产力和国家治理上有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好的表现，才能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才会更有吸引力，才会使越来越多的人向往社会主义，从而最终使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使世界历史由两制并存阶段过渡到“无产阶级时代”。为此，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集中精力谋发展，推进现代化建设，这就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极大地有利于改善社会主义国家的外部环境。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世界历史双重视域下两制国家间关系

无论是推进世界历史演进，还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无法回避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两种制度以及两制国家之间的关系。就世界历史来说，处理两制关系是推动世界历史由两制并存阶段向“无产阶级时代”演进的基本问题。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说，虽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乃至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很重要，但都不如两制国家关系那样带有全局性、对抗性、复杂性、敏感性。就目前的发展状况和力量对比来看，资本主义国家仍具有明显的优势。许多发展中国家以及非基督教文明国家都采用了西方模式的政治经济制度，有些在现代化上比较成功的国家，比如韩国，在国际事务中基本上都同西方发达国家持相同的立场。不过，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随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社会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会越来越大。与之相应，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会更加突出，西方发达国家内一些政治势力固有的冷战思维会逐渐强化。所以，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必须处理好两制国家关系，避免陷入“冷战陷阱”。特别是，“冷战陷阱”在很大程度上还与“修昔底德陷阱”紧密相连，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与作为守成大国的美国，同时又分别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最强的资本主义国家。两制关系搞不好，中美关系也不可能搞好。

在世界历史理论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他们还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对立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 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他们得出这样的论断是基于这样的逻辑：共产主义革命要在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 这样的革命必定会遭到资本主义国家的一致反对、阻挠、压制；因此，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革命必须“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这里说的“现存制度”主要指向资本主义制度，尽管在《共产党宣言》发表的年代也包括一些国家的封建制度。

后来，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在资本主义相对不发达的俄国首先取得胜利，但是两种制度的对抗性质并未改变。这种对抗既反映在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下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上，也体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和治理中对“资本主义因素”的抵制、排斥上。世界历史演进到和平与发展时代后，特别是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一方面不忘初心，坚持“两个必然”的论断；另一方面又认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将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与此同时，两种制度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尽管对立的一面依然存在，但是相容、合作的一面却越来越突出、强化，用暴力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既无现实条件，也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更不符合时代要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视域下，两制关系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对制度中一些因素的认知、在制度层面的包容和两制国家间的合作这样三个方面。

( 一) 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因素”和“资本主义因素”及其关系

苏联模式经济体制有三个显著特点，即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在这样的体制中，私有制、市场经济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分配制度均被看成是“资本主义因素”。苏联在实施“新经济政策”时期虽然允许一些“资本主义因素”发展，但却只是策略性、临时性的措施，并未从经济体制层面容纳这些因素，尤其是在理论上并未改变对其资本主义性质的认知。列宁曾指出：“当我们国家在经济上还极其薄弱的时候，怎样才能加速经济的发展呢? 那就是要利用资产阶级的资本。”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不仅在实践上使一些原来认定的所谓“资本主义因素”得到长足的发展，而且还将之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特别是从理论上重新对其进行定性。

首先是市场经济。坚持社会主义的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型到市场经济体制经历了一个认知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市场经济被看成是资本主义的事物，改革开放初期也无放弃计划经济的打算，只不过是要将市场作为一种调节手段而已。这种认知状况体现在对经济发展模式表述的变迁中，先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后改为“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再后又变成“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直到党的十四大才明确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支撑这种政策变化的理论基础是关于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重大理论突破。邓小平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可见，将计划与市场分别作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并且使之截然对立是一个理论误区，邓小平将之澄清、纠正，从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对接，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最显著标志。把市场经济纳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使得原本被视为“资本主义因素”的市场经济成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享的经济模式。

伴随着将市场经济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在更能体现社会性质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层面，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也有重大突破。在计划经济年代，私有制或非公有制经济被认定为是“非社会主义因素”或者是“资本主义因素”。在改革开放初期，虽然私营经济、个体经济有了发展空间，但在性质上仍然是“非社会主义”的，只能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这些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私营经济，被明确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之相应，“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被确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样的理论创新带来政策的突破。中国一方面“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另一方面“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地位的变化以及国家的鼓励、支持政策，使得非公有制经济有了空前的发展。“截至 2017 年底，我国民营企业数量超过 2700 万家，个体工商户超过 6500 万户，注册资本超过 165 万亿元。……贡献了 50% 以上的税收，60% 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 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 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 以上的企业数量。”与基本经济制度相对应，分配制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单纯的按劳分配转变成“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可见，无论是经济运行方式，还是所有制及分配制度，原来被认定的所谓“资本主义因素”，都被接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当中，并被赋予了社会主义的属性。

( 二) 通过“一国两制”在制度层面包容资本主义

如果说私有制等非公有制经济在中国大陆被赋予了社会主义属性并且不再属于“资本主义因素”的话，那么“一国两制”框架下的特别行政区即香港和澳门以及未来可能的台湾不仅存在着实实在在的资本主义因素，而且资本主义制度也合法地存在着，并将长期存在。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内设置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行政特区”，实现和平竞争、长期合作、共同发展，可谓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关系的一个创举和奇观。

党的十五大报告将“一国两制”的内涵概括为：“在祖国统一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在台湾、香港、澳门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长期不变。”这里明确了两种制度之间的关系: 作为国家主体的大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 港澳台三地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并且可以长期不变。对两种制度之间的关系，邓小平论述得更为精辟：“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一些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不是搞一段时间，而是搞几十年、成百年。另一方面，也要确定整个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否则怎么能说是‘两制’呢? 那就变成‘一制’了。”

“一国两制”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邓小平指出：“这个新事物不是美国提出来的，不是日本提出来的，不是欧洲提出来的，也不是苏联提出来的，而是中国提出来的，这就叫做中国特色。”邓小平还非常明确地将“一国两制”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联系起来。“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 门、台 湾 问 题 的 处 理，就 是‘一 国 两制’。”“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内容，也就是中国发展模式的重要内容，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一如既往地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并将之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确保‘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不动摇，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变形、不走样”。

总而言之，中国通过“一国两制”实现了“资本主义”在制度层面同“社会主义国家主体”的和平共处，这是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在制度层面的包容。这种包容为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种制度在世界历史中的关系开创了新境界。

( 三) 同资本主义国家一道共同推进全球治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世界历史发展到和平与发展时代后，两制国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部分质的变化。尽管由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差异所导致的两制国家在人权、民主、发展模式等方面的分歧与斗争一直存在，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在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西化、分化战略，挑战、威胁其政治安全，两制国家间的对抗性矛盾依然存在，然而两制国家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特别是推进全球治理上的合作却不断深化。中国同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开展了多领域的深度合作，与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都建立了以合作为主要方面的伙伴关系。导致这种变化的最重要原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中国对外战略的调整。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对社会主义和现代化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认识有了重大变化。中国虽然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个社会主义却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发端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而是处在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向已经成功实现了现代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向它们开放，为此就必须同它们保持良好的关系。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一再强调：“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关起门来，故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那么，谁是先进国家? 如果说在 20 世纪 60年代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心目中的先进国家就是苏联的话，那么到了 70 年代，他们的看法已经有明显变化。在邓小平看来，这时的先进国家，至少 在 经 济、科 技 方 面，不 是 苏 联，而 是 西 方。“所谓现代化水平，就是接近或比较接近现在发达国家的水平”，也就是“通常说的西方的水平”。邓小平还明示：“过去，我们很多方面学苏联，是吃了亏的。”学习先进科技以及与现代化密切相关的市场经济，促使中国产生了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交往、合作的强大动力。也正是在这个开放、交往、学习、合作的过程中，社会主义中国逐渐融入了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再加上全球治理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需要世界各国共同面对，从而导致中国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逐渐增多。同时，中国出于国家根本利益和世界共同利益考虑，在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时一直坚持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的外交理念，并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从而使两制国家之间的矛盾不那么尖锐。

随着时代变迁，世界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许多超越了民族、种族、宗教、文明、阶级、社会制度等的全球性问题不断出现，给人类社会带来许多攸关前途命运的严峻挑战。面对这些挑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可以独自应对。在这些挑战面前，不同的人类群体，特别是国家之间不仅存在着越来越深厚的共同利益，而且需要担负共同的责任，特别是要秉持共同的价值观，结成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当今人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联合国的成员，在努力实现人类的共同价值和联合国的崇高目标上拥有共同的责任。

社会主义中国一直拥有世界情怀。中国在坚持既定发展道路的同时，始终关注世界的前途命运，积极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贡献，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对当今世界来说，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是推进全球治理的必由之路。无论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还是推进全球治理，资本主义国家的参与和合作都是不能缺失的。当然，对资本主义国家要一分为二地看待。尽管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甚至可以说是“部分质变”，其“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结构等方面的社会化程度都更高，国家政权的社会职能更强，社会主义因素在逐步增长”，“世界资本主义已开始从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资本主义的新阶段”，但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没有改变。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被视为资本主义世界领袖的美国，为了维护资本的利益和国家的霸权，不惜损害别国利益和世界整体利益，例如，执意维持超强的军事实力、作出一系列“退群”举动、不顾对世界经济的危害挑起贸易战等。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倾向，中国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总之，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和平与发展时代，尽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不会消失，甚至有时斗争还会相当激烈，但是双方的关系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双方既是竞争对手，又是合作伙伴。双方在推进全球治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上已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新时代，中国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无疑需要进一步加强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合作。与此同时，有理由相信，伴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合作共赢将成为两制国家关系的主要方面，两制国家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也会不断地进化，而这种进化将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壮大以及整个社会主义力量的壮大提供良好的环境，进而为世界历史由两制并存阶段演进到“无产阶级时代”创造更好的条件。

四、结论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社会主义必然要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历史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更先进的社会形态，是世界历史的高级阶段。然而，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却呈现出异常复杂的景象：一方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将长期并存与博弈，与此同时，主权国家也将长期充当国际政治的基本行为主体；另一方面，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作用下，各国各民族之间的差异、矛盾、竞争虽然依然存在，但是人类的整体性越来越突显，作为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广泛，面临的共同挑战也日益明显，这就要求加强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立足于世界历史的现阶段，既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又着眼于人类的前途命运，引导国际社会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而提出的，与共产主义远大目标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中国方案。在世界历史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双重视域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以及两制国家既存在对立、冲突的一面，又有共生共进、和平竞争、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一面。

另外，老编我今晚还意外找到了

刘教授的一篇文章，看后很受益

附在下面，供参考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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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来源：《高放治学评论集》，“温馨国关”公众号

从优托邦到美托邦

——读高放教授《写在〈乌托邦〉问世500周年》

刘建飞

最后，老编我附上高放教授的美文哈

（来源：《同舟共进》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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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乌托邦》问世50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