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讲述】1971年，我的女同学在街头中枪，两个凶手至今未抓获……

那是一九七一年七月的一个下午，骄阳似火，玉米已长得有一尺多高了，当我们插完最后一块稻田时，太阳只离地面一柞多高了，噢！该收工了。（那时我们都没有表，连里的贫农代表—简称贫代表的老周教会了我们，太阳离地一柞高就可以收工了。）我伸伸有点酸痛的腰，和排里几个女生一起，向远处的厕所走去。当我们路过二号井时，正在往稻田浇水的四排女生杨桂玲，看到我们立刻向我们走来。她边走边激动地向我们说：“告诉你们一个不好的消息，我们连的杨亚平牺牲了……..”当时我就懵了，怎么可能啊！我中午还和她说话来着。再说我们生长在和平年代，哪里有牺牲啊！

晚饭后，夜色已上来了，全连的同学集合在一号井旁边，大家显得都很惊恐，失去了往日活泼的气氛。指导员脚步沉重，慢慢地走向前去，灯光映在他的脸上，只见他表情严肃地面向我们：“同学们：告诉大家一个不幸的消息，我们的杨亚平同学，在跟抢银行的歹徒搏斗中英勇牺牲了……”直到开会结束，同学们的心情都很沉闷，空气凝固，万籁俱寂。没有一人言语，只有二百人的心跳，二百双脚步在整齐地沙沙作响。事后我们才了解了事发的全过程。

我们是一九七一年元月六日下放到郑州郊区圃田公社五七青年农场五连（全国的工厂、学校全是部队编制的称谓）的知青。当时连队还没有建自己的房子，我们住在离郑州市9公里处的南岗，连队的地在离郑州市14公里处，每天上下工都要步行近10里路。我们连是由六九届、七零届的二百名学生组成。分四个排，年龄大都在十七、八岁。杨亚平就是我们连二排的学生。她长得很漂亮，中等个、梳短辨，尤其是眼睛像两颗黑葡萄，明亮清澈。她性格开朗，爱说爱笑，语言幽默，常常逗的同学们开怀大笑,同学们都比较喜欢她。

七月七号的那天，午饭后的女同学很多聚集在食堂边的屋子里，大家席地而坐，有的靠着墙，有的抱着膝，有的相互支撑依靠在一起做短暂的休息。大约二点钟左右，杨亚平从地里回来了（为了回家她提前赶任务锄玉米），她放下肩上的锄头，擦擦脸上的汗水，然后收拾了一下东西，悄悄地从人群中穿过，我问她干什么去，她小声地告诉我，说她想回家看看。“不是‘军长’要走吗？”“军长不走了让我走！”（“军长”是二排女同学巴淑君的绰号）她推起自行车向通向公路的小道上奔去。

那时，我们大部分的家庭经济条件都不富裕，家里有辆自行车比现在拥有一部汽车还金贵。她骑的那辆绿色的、羊角把的、线闸的26型凤凰牌坤车是二排李青同学家的。回来后，家里没人她进不去门，就从在郑州六中读书的弟弟那儿拿了钥匙，当她走到北大街口（即现在的紫荆山路和东里路的交叉口）时，恰遇乘公交车从农场回来的女同学李×，俩人就在路边聊了起来。

这时在省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大门外的储蓄所里，发生了歹徒的抢劫案件，歹徒开枪打死了储蓄所一名工作人员和一名老人，然后跨过紫荆山公园旁的木桥，慌慌张张地向她们跑来。歹徒一高一矮、一胖一瘦，其中一人上前就抢过了杨亚平手中的自行车，杨亚平死死抓着车不放，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那人迅速地拔出枪来向杨亚平连开两枪，一枪打在了肚子上，一枪打在了左眼上，杨亚平瞬时倒在了血泊中。

此时，同乘公交车回来的男同学潘××奋不顾身地冲了上去，其中的一名歹徒面向后坐在自行车上，朝着潘××脚前的地上连开了两枪，然后俩人骑车向西逃去，在红旗大楼处丢弃了自行车，在西大街黄殿坑处扔掉了墨镜和芭蕉扇（其中扇子还显有“扇子有风，拿在手中，有人来借，待到秋冬”的墨迹），然后消失在茫茫人海中。这就是当时震惊全国的抢银行大案—“七、七案件”。

案件所处的年代，是文革轰轰烈烈的年代！是科技落后的年代！是砸烂“公、检、法”的年代！我们破案的方法落后、破案的手段落后、破案的工具落后，尽管有那么多近距离的目击着，有那么多的物证，但连一张歹徒的画像都没有出现，不知歹徒的指纹是否提取，只传出歹徒是一高一矮、一胖一瘦的信息，于是全国范围内兴起了只要看到这两个特征的人在一起，就立刻引起人们的注意和报告，当时我们连里有符合这两个特征的男同学到洛阳玩，也遭到拘留盘问，然后被公安遣送了回来。前面所提到的两名目击的同学，曾坐着公安的吉普车在市内转了好几天，也未能奏效。

三年后的十一前夕，歹徒又向社会公开挑战，说他们就是七、七案件的作案者，挖地三尺也休想找到他们等等。自此后两名歹徒销声匿迹，“七、七案件”石沉大海，杨亚平也消失在我们的生活里，一切都象未曾发生过。人们都知道“七、七事变”，但却没人知道当时震惊全国的“七、七案件”。

四十一年过去了，如今的我们已年近七旬，歹徒也有七十出头了吧！但杨亚平却永远定格在十八岁！我们期待着能够破案！我们期待着歹徒良心的发现！我们期待着杨亚平重新回归我们中间！我们期待着她在天上灿烂的笑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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